從延安到哈爾濱——回憶黨中央先遣組派往東北

抗日戰爭勝利至今已50周年了。每每想起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我國人民歡欣鼓舞，以及奉黨中央命令去東北遇到的艱險，工作遇到的嚴重困難及斗爭復雜的情景，總是激動不已。

1944年7月，我由晉察冀邊區分局社會部被調往冀熱遼區黨委任社會部長兼行署公安科長。當年10月中旬我和幾個戰友到冀東楊家鋪活動時，在那裡遭到日寇“掃蕩”隊的包圍，我在戰斗中負了重傷。於1945年3月被轉移到晉察冀邊區治療，6月中旬回到延安。又過了兩個多月，到“八•一五”時，日本帝國主義就投降了。這時黨中央正准備向東北派干部。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去重慶參加國共談判，我也參加了到飛機場為毛主席送行的活動。過了三天，黨中央決定派陳郁、孔原和我三個人先去東北。這是第一批由延安派往東北的干部。因毛主席此時不在延安，由劉少奇同志代理主席。他找我們談話時交給的任務是：到東北后，首先要與蘇聯紅軍取得聯系，提出對他們的希望和要求，看能夠給我們哪些幫助，而后就抓緊建立軍隊和地方政權。為了便於和蘇聯紅軍交往，臨出發前，給我們三人寫了介紹信，說明我們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八路軍總部少將參議。文件是由劉少奇同志和朱德總司令分別簽署的。我們就帶著這封介紹信和有關証件出發了。

稍休整，北上哈爾濱

我們到沈陽后，才知彭真、陳雲同志已先到達了。他們住在原張作霖的“大帥府”，我在那裡住了一星期。彭真、陳雲同志召集我們談了話，並分配了任務，決定把陳郁、孔原同志留沈陽，孔原到撫順市當市委書記，我帶領由張家口來的十幾名干部乘火車去哈爾濱。

哈爾濱，它是我國北方新興的大城市。到本世紀初，它已成為我國東北地區著名的水陸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又是鬆花江上的重要港口。長期以來，日、俄、英、美、德、法等帝國主義列強把哈爾濱當作爭奪和角逐的市場。這裡曾聚集過33個國家的十幾萬僑民，設立過24個國家領事館，以及一些間諜機構。外國資本家在哈市開設的工廠、商店、銀行、學校等數以千計，國外向哈市輸入的資本也多達幾億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涌入東北。日資的商社、銀行、公司、洋行以及會社、組合等經濟組織很快控制了哈市的經濟命脈。他們對全市的私人工商業，按行業性質加以組合，使之為其侵略戰爭的需要而進行加工訂貨﹔並實行統購包銷，低價強購產品的掠奪政策﹔使哈市許多民族工商資本家破產，使那裡的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接收、解放和鞏固哈爾濱，這無論對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和交通運輸上鞏固北滿、西滿、東滿根據地，還是在軍事上運輸物資、調動部隊以及以物質力量支援前線方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而且它還是我軍具有強大力量的標志，對我北滿、西滿、東滿等根據地廣大軍民將起著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見蘇聯紅軍，在“軍管”中開展工作

1945年10月初，也就是我們由延安出發后大約一個月，我們到達哈爾濱。因30年代我曾在這裡做過六年地下工作，這次重回故地，格外高興。我們很快找到了李兆麟同志。當時，哈爾濱有個“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其中的成員有的是過去的地下黨員被捕從獄中放出來的﹔有的是從韓光同志所領導的東北黨組織及其它根據地黨組織派來做地下工作的﹔也有的是從我們的情報系統派來的﹔還有的是由蘇聯情報部門派來的。這個臨時省委是他們在蘇聯紅軍剛進哈爾濱時，在“東光寮”（原日特公寓）組建的。當他們知道彭真、陳雲同志到了沈陽后，便派周維斌、張觀去匯報情況，陳雲同志代表東北局接見了他們，指示他們要在李兆麟同志領導下進行工作。他們回去幾天后，我們就趕到了哈爾濱。由於這個“北滿臨時省委”的成立未經過上級黨委批准，所以，我們到哈市后，就根據東北局的指示把它撤消了，並重新成立了中共濱江地區工作委員會。這個工委管轄的范圍包括濱江省所屬的14個縣和哈爾濱市。工委委員除李兆麟和我以外，還有張觀、張羅、周維斌等原“北滿臨時省委”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工委會由我任書記。和我一起從張家口來的幾位同志則參加了哈爾濱市的工作，其中有王建中等同志。

濱江地區工委成立后，發表了宣言，頒布了各項方針政策，如：沒收敵人財產，清除敵偽殘余，改善職工生活，恢復生產，保護工商業等。這既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擴大了黨的影響，也安定了民心和社會秩序。這時的哈爾濱為特別市，已有人口近70萬。

蘇聯紅軍進入哈爾濱的初期，曾委派李兆麟同志任濱江省副省長，原濱江省偽民政廳長謝雨琴被留用任省長。蘇聯紅軍熱情地支持我們工作，我們就利用這個時機抓軍隊建設。10月14日，由李兆麟同志出面以濱江省政府的名義宣布成立由我們黨領導的哈爾濱市保安總隊。總隊部設在哈市南崗原第三中學。王建中任總局長，我是哈市市委書記兼政委，劉鐵南任政治部主任。這個保安總隊以原由“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組織的“吉、黑人民秋收自衛隊”為基礎，經過整頓后，對其中的400多名來自舊軍隊的中下級軍官和失業工人進行了集訓。由王建中等同志負責向他們宣講我軍的優良傳統作風、戰術和紀律。然后以他們為骨干，並派出一批干部，深入群眾動員參軍，使保安部隊很快發展到3500多人。這是我們初到哈爾濱時，在既無黨領導的老部隊又缺少干部的特殊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一種建軍辦法。

不久，黨中央為東北調去的10多萬部隊、2萬多名干部和21名（或22名）黨中央委員陸續到達。分配到哈爾濱市的400多名干部多數被派到各縣宣傳群眾，發展武裝。其中有40多名干部派到各縣去宣傳群眾，發展武裝。還有40多名營連級干部充實到市保安總隊，成為我黨在總隊中的骨干力量，這時，劉子奇任保安總隊長，王建中任政委，齊渭川任政治部主任，呂天任參謀長。由於黨政軍民各方面的關心和支援，保安總隊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分設五個大隊，每個大隊約1000人左右，其影響也不斷擴大。

在這段時間內，我們在抓黨的建設、軍隊建設的同時，還抓了人民政權的建設，接收了哈爾濱周圍14個縣的政權，成立了哈東、哈西、哈北、哈南四個專署和黨的地區委員會。

哈北地委、專署和軍分區設在呼蘭。地委書記李建平、專員鐘聲、軍分區司令員譚友林﹔

哈西地委、專署和軍分區設在肇東。地委書記王建中、專員王效明、軍分區司令員汪奎先﹔

哈東地委、專署和軍分區設在阿城。地委書記陳達、專員何延川、王景俠，軍分區司令員溫玉成﹔

哈南地委、專署設在雙城。以后又成立了軍分區。

1945年11月中旬，陳雲同志帶領張秀山等同志從長春來到哈爾濱，撤消了濱江地區工委，重新組建了鬆江省委和鬆江省軍區。張秀山任省委書記兼軍區司令員，我任省委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聶鶴亭任省軍區政治委員。省委的成員中，先后擔任組織部長的是李華生、陳達﹔先后擔任宣傳部長的是李海濤、李建平和於林﹔而由鄒向軒任秘書長。

與此同時，又組建了中共北滿分局和哈爾濱市委。北滿分局的書記是陳雲，委員有張秀山、李兆麟，劉達任秘書。

蘇聯紅軍把政權交給國民黨

就在我們的各項工作全面展開和進行很順利之時，駐哈地區蘇聯紅軍的領導突然提出：讓我們的軍隊和公開的黨、軍領導機關馬上退出哈爾濱市，准備把政權交給國民黨接收。

當時蘇聯紅軍駐在哈爾濱的部隊是遠東紅旗第一軍。他們有個軍事委員會，其中的有一位專職的軍事委員叫斯莫林科夫，少將軍銜（相當政治委員），負責政治工作和軍事委員會的全面工作，因他們實行了軍管，所以我們所有的工作，特別是一些重大決策都要通過斯莫林科夫的同意。比如，我們要到哪個地方接收政權、怎樣建軍、設什麼機構等都要事先與他們商量好。請他們通知所在地區的紅軍部隊。在我們剛進哈市時，一無所有，從住房、燒柴到吃飯，就是安部電話機這樣的事，也都得依靠他們幫助才能解決。

當蘇聯紅軍叫我們退出哈爾濱時，斯莫林科夫說：你們要准備好，盡快把哈爾濱交給國民黨政府。哈爾濱市要出哈爾濱日報，你們的黨群干部可以留下。工會、青年團、婦女會地方群眾工作也仍由你們負責。只是把你們穿軍裝的部隊和大的黨、軍機關撤出到外縣去剿匪、鋤奸、做群眾工作、建立革命根據地。我們暫在這裡保護和幫助你們做群眾工作。我向陳雲、張秀山等同志如實轉達了蘇軍的要求。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說什麼也不願退出哈爾濱。我們為不退出哈市的問題曾連續多次去找斯莫林科夫，他因沒辦法答復，也就不再出面接待我們了。因為很多干部想不通，不願撤離哈爾濱，於是就請陳雲同志出面找紅軍領導商談這個問題。最后決定由我陪陳雲同志去找蘇聯紅軍領導。我們去紅旗一軍找斯莫林科夫，他沒接見，隻叫衛戍區司令官卡扎科夫中將來接待我們。陳雲同志說：我們是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來的，不能退出這個城市。圍繞這個問題講了很長時間。開始時，卡扎科夫還比較客氣。談著談著，他態度嚴肅強硬起來說：這個地方的政權是我們蘇聯紅軍的。你們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這是我們上級的命令，必須在11月23日退出哈爾濱市。從此以后，我們再不堅持說不退了。

回來后，我們根據蘇軍的要求，立即研究退出哈爾濱市的部署。決定北滿分局、鬆江省委、省軍區撤到哈市東面約五十華裡的賓縣。哈爾濱市的保安總隊大部撤到哈市西約百公裡的“三肇”即肇東、肇州和肇源。其司令部住在肇東縣昌五鎮的一座道德會院內。在當年11月22日晚上，我們的各個機關和部隊全部撤出哈爾濱。這時保安部隊中雖有一些是從老八路來的骨干，如劉子奇等，但部隊的基礎比較弱，成員較復雜，有些人是散兵游勇，也有混進來的國民黨的地下軍。為了避免在撤退中發生問題，在撤退的前一天晚上，臨時召開了營連以上干部的緊急會議，共約有200人參加。在會場上對不可靠的分子採取了果斷措施，並說明願去者歡迎，不願去者不勉強。經過做動員說明工作，絕大多數人都表示願意跟我們部隊一起撤走，少數不去的即被清洗了。由於11月22日晚上組織得很好，部隊撤離的很順利也很快。

保安總隊部和三個大隊撤到“三肇”后，“三肇”軍分區、地委和專員公署也很快分別成立起來。隨后，陳雲同志同北滿分局、鬆江省委、省軍區及一個保安大隊和朝鮮人大隊隨北滿分局和鬆江省委也撤離了哈爾濱。我暫時留在哈爾濱市繼續工作，因城裡還剩下一批干部，便又重新組織了哈爾濱市委。因為國民黨還未派人來接收哈爾濱，所以，我們的公安局長也留下來和蘇聯紅軍一起維持城市的社會秩序，我們的工會、青年、婦聯等群眾組織也留下來繼續做群眾工作。

在這一時局變動中，在一些干部和地方部隊中發生了思想動蕩，各地方的保安隊中也有一些人相繼叛變。我們不久前派往各縣的少數干部，有些被叛軍打傷，有的犧牲了。在葦河當縣委書記的張林同志就被打瞎了眼睛。

當我們的軍隊和主要機關撤出哈爾濱后，蘇聯紅軍把這一情況通告了國民黨中央政府，要求他們派人來接收。因為當時的津浦鐵路，以及從北平、天津到沈陽的鐵路不通，由沈陽到長春至哈爾濱鐵路沿線又都駐有大批八路軍，所以，國民黨的軍隊通過鐵路運輸來不了。他們便要求蘇軍緩期撤退（蘇軍應允緩期三個月），同時要求蘇軍協助他們從空中運送兩個旅的兵力來接收鬆江省和哈爾濱市，對此，蘇軍未答應。后來，國民黨方面再三要求能否少運一些，蘇軍決定允許他們空運100名“接收大員”和300人的警衛武裝。

1945年12月下旬，國民黨從關內空運來100名“接收大員”和300名保安隊員后，蘇軍就把省、市政權交給了他們。這時，哈爾濱市市長張庭閣、市公安局長周維斌都辭職了﹔謝雨琴和李兆麟也辭去了省長和副省長的職務，把政權交給了國民黨。國民黨派來的保安隊駐扎在哈爾濱市道裡區原第一中學裡。因他們來的人很少，怕出事，整天龜縮在“一中”裡面不敢出來。那些國民黨“接收大員”一旦有外出活動，都得通過蘇聯紅軍安排，並保護他們的安全。他們雖然也有烏七八糟的“地下組織”、“地下軍”等，如國民黨市黨部、三青團及公開半公開的軍統和CC等特務組織，但蘇聯紅軍早已明文規定不允許他們公開活動。如國民黨軍統局駐哈特派少將組長張勃生等即是由趙純同志帶領紅軍去逮捕的。這樣一來，他們在市內或外圍沒有實際的勢力，手中又缺少武裝，所以不敢大膽妄為。

老八路來到局面大改觀，從此走上新階段

1945年11月23日以后，在各地臨時組織的保安隊，雖然有些人叛變了，但由於關內的老八路部隊陸續趕到北滿，在蘇聯紅軍的協助下，又及時地發動了廣大農民群眾清算分田等，很快把那些叛變武裝鎮壓下去，扭轉了混亂局面，恢復了革命新秩序。從此，我們就全力以赴地組建自己的軍隊，發動群眾進行反清算、土地改革、清剿土匪等項斗爭建立和鞏固革命根據地。這時，便以關內來的部隊為基礎進行擴編，原來的一個班排老兵，擴編為一個連或營。為更快地發展武裝，壯大全省革命武裝力量，我們也按原來的營團編制，成建制的將骨干調給各軍分區，然后擴編成幾個營團，形成一個軍分區強有力的整體武裝力量。我們全省的部隊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有了自己的軍隊，各項工作就好開展了。

我們的領導機關和軍隊一直駐守在哈爾濱周圍，管理著鬆江省的14個縣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紅軍仍對我們很支持。不但供應生活用品，還提供武器彈藥。把過去日寇的軍火倉庫打開，利用晚上派各種車輛把槍支彈藥源源不斷地送給我們。使我們軍隊的裝備得到了很大改善。當我今天回憶這些情況時，對蘇聯紅軍的國際主義援助，仍充滿感激和懷念的心情。從1945年底國民黨派人接收鬆江省和哈爾濱市，到1946年4月27日蘇聯紅軍全部撤走，在四個多月裡，國民黨只是接收了政府機關裡的一套虛設機構，和一座省政府辦公大樓。外縣的各級政權機構，他們一個也沒能接收，一直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在蘇聯紅軍撤走時，那些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和近300人的武裝也呆不下去了，他們都卷起鋪蓋卷隨紅軍繞道蘇聯而返回了國民黨統治區，而我們的主要黨政機關同志和部隊的同志卻於4月28日浩浩蕩蕩、興高彩烈地返回了哈爾濱。從此，鬆江省和哈爾濱市的革命和建設又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