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與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這是繼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30年來的歷史証明，《歷史決議》的起草原則和基本論斷都是正確的，為統一全黨全國的思想，齊心協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今天也沒有過時。正如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高度評價的：對於歷史經驗教訓，“我們黨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系統總結，我們必須牢牢記取”[1]。
《歷史決議》雖然是中共中央的決議，但是其起草過程也是黨的最高層研究建國以來歷史的過程，對中國當代史研究乃至整個歷史研究，都有著理論上和方法上的重要貢獻。這裡，提出四個方面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研究歷史特別是研究中國當代史要有大局觀
1980年10月，在討論《歷史決議》第三稿時，多數人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成就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但也有少數人從所謂“客觀”地評價歷史的立場出發，提出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尤其是毛澤東的錯誤“寫深寫夠”，“不要有任何框框”。還有個別人認為，毛澤東“功大、過大、罪大”，“過大於功”，有嚴重的個人品質問題﹔毛澤東思想裡有很多錯誤，不應當再提。這些人雖然是少數，但言詞激烈，慷慨激昂。受其影響，第四稿加重了寫錯誤的分量，調子比較低沉。
對此，鄧小平在起草《歷史決議》一開始就強調說，如何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2]他看了第四稿后，於1981年3月9日尖銳地指出：千萬注意不要把三十多年的歷史寫成漆黑一團，如果這樣，就會使人們痛恨我們的黨、痛恨我們的決議、痛恨我們寫決議的人。他再次重申：現在稿子的調門不對頭，好像錯誤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別人都對。總的說來，我們犯錯誤還是沒有經驗，大家都有責任。他強調，中心問題還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1981年3月9日鄧小平關於《歷史決議》修改稿的談話意見。】。3月18日，他再次堅定地指出：這個問題寫不好，決議寧肯不寫。這是中心，是關鍵。
這時，陳雲提出了把中國共產黨60年歷史聯系起來寫的意見，使鄧小平長久思考的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經過幾次起草修改，終於寫出了比較成熟的第七稿，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定稿。
《歷史決議》定稿交付中央全會通過前的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總結說：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我們原來設想，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起到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作用。我想，現在的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鄧小平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這個態度，在他有生之年始終沒有改變。
實際上，在如何認識歷史問題上，從來就不存在脫離人們認識和利益的純粹的客觀反映。西方比較客觀的史學家早有著清楚的認識。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過：“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3]法國年鑒學派在1929年的開卷宗旨中認為，真實理應是歷史的最高准則。但每個人對於歷史真實性的理解卻各不相同，個人總是不可避免地要站在今天功利的立場上，去評古論今或者借古諷今。即使就當事人而言，所謂的歷史也隻不過是他們心目中的歷史。
所以，作為上層建筑的歷史，從來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任何歷史著述都是時代的產物，每個歷史學家隻能自覺不自覺地從自己當時的認識程度和立場，依據當代的現實理解過去。那種純“客觀”認識恰恰反映了一些人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主流的主觀錯誤認識。今天回顧起來，如果不是當時鄧小平等老同志一再堅持，如果片面夸大歷史錯誤，不僅會產生一個不符合事實的決議，而且將導致懷疑、否定黨和國家，嚴重干擾中國改革開放大好前程的后果。
必須指出，鄧小平的這個政治大局觀並不是實用主義政治需要，而是建立在歷史事實基礎上的。鄧小平不是歷史學家，但在中國革命建設幾十年歷史中的豐富實踐和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准確把握，使他對當代歷史能有比同時代人高得多的洞察力。鄧小平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30年給予充分肯定。他說：30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他列舉舊中國分裂貧弱的例子說：“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2](p．299)“文化大革命”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但是這十年中間也有健康的方面，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承認的。根據他反復講的這些意見，起草組糾正了原來過多反映錯誤的傾向，牢牢把握住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的主流，起到了鼓舞人民前進的作用。
《歷史決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2年作出的基本估計是：“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4]並且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巨大成就列為十個方面。這十個方面，也就是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高度提煉濃縮的“第二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創造性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使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我們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1]
第二，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地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分析判斷
“實事求是”一詞，最初出現於東漢史學家班固撰寫的《漢書》，講的是西漢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原本指一種嚴謹的治史態度和方法，后來成為學者客觀治學的座右銘。這個“實事”不僅包括歷史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基本要素，而且也包括歷史背景、條件和內外聯系等。但是，后來的一些史學家乃至要“實事求是”的史學家，卻往往孤立地機械地隻見歷史要素本身，而忽略了對“實事”的綜合考察分析，以至得到的“是”也往往是片面的。
馬克思主義歷來主張在評價一個事件、一個人物時，必須把事件、人物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下去認識、評價。鄧小平在起草《歷史決議》的談話中明確地指出：在評價黨的歷史和黨的領袖時，“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2](p．172)有些問題，離開了對復雜的歷史背景的分析，難免評價不公。如果放到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分析，就能夠恰如其分地找准原因，分清責任，這不僅可以提高評價的准確度，而且可以有的放矢地正確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比如，對1958年到1960年進行的“大躍進”中的一些做法，今天看來是違背常識和常理的，卻為什麼會出現？考察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就會發現，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很好，社會秩序穩定，生產發展快，這時大家頭腦發熱起來，於是出現了“大躍進”。由於缺乏經驗，未做試點，加上黨內民主作風得不到充分發揚，出現那些今天看來十分可笑的做法也是難免的。但其初衷是好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又如，對20世紀60∼70年代的國際環境，當時判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確實過於嚴重，提出了過快過大的戰備要求，沒有把工作重點堅持放在經濟建設上。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和當時的國際環境，就可以理解出現這種失誤的心態。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110年間，中國先后遭受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和欺辱。新中國成立以后，兩次帶世界性的局部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發生在中國的鄰國，把中國卷入進去。這樣的歷史和國際環境，不能不讓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抵御外部侵略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對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不重視，那就是對國家對民族的不負責任。即使估計過於嚴重，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如，發生“文化大革命”，有毛澤東領導上錯誤這個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但是，我們在評價黨的歷史、黨的領袖時，必須把“文化大革命”這個復雜的社會現象看做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而不能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干人，更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
在過去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對待，對歷史的認識往往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甚至陷入個人恩怨的糾纏。因此，在四千人【中央國家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干部3000人。加上中央黨校1548名學員，實際共5600人。】討論《歷史決議》稿時，不少人提出這樣那樣的過激發言，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為客觀的歷史評價者，必須跳出個人的喜怒哀樂，客觀地分析評價歷史。這也是一種大局觀。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曾提出史學三才：“史才、史學、史識”。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認為更重要的是“史德”，也就是史家之“心術”。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做到思想正派，客觀，公正，敢於堅持真理，不為個人利益左右。
鄧小平給我們作出了典范。“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兩次被打倒，長子致殘。但是，他主持起草《歷史決議》，並沒有以個人的得失來評價這段歷史和人物，而是從全黨全國的大局出發，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來全面考察。他對待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這種態度，是完全符合“史德”的。時光過去30多年，當我們已經能夠更冷靜地借鑒歷史，從制度上進行各項改革，根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之時，除了折服於鄧小平鞭辟人裡的分析方法外，更為他的坦蕩胸襟而感動。
再如，陳雲1981年3月和鄧力群談起草《歷史決議》，談到蘇聯時，他指出，要寫共產國際對我們的幫助。蘇聯還是援助了中國，出兵打垮關東軍，還有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156項重點工程，那確實是援助，表現了蘇聯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情誼。這樣一些問題，《歷史決議》應該如實地按照事情本來面貌寫上去。“要通過對這些歷史問題的論斷，再一次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公正的”[5]。當時，中蘇關系仍然處在敵視狀態。壓境大兵尚未撤離，宣傳輿論互相抨擊。陳雲提出這樣的意見，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第三，研究歷史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考察全貌，不能片面孤立地下結論
這一思想，集中表現在陳雲對起草《歷史決議》的重要貢獻上。
當時的難點是，《歷史決議》既要否定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又要充分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在一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時間和空間裡，似乎很難取得平衡，畢竟毛澤東直到逝世，還在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主持起草《歷史決議》的胡喬木為此陷入了冥思苦想中。
陳雲堅決支持鄧小平關於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三條原則。他先后多次與起草小組負責人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談話，談對起草《歷史決議》的重要意見，其中主要的談話有8次。他首先提出，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一定要作出評價，不能回避。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要回避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必須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1980年7月3日，胡喬木轉達了陳雲的看法：“陳雲同志講，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一錘子敲定，一點一點講清楚。這樣，黨的思想才會統一，人民的思想才會統一。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須對這個問題講得很透徹。”[6]
那麼，如何在否定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時，又充分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呢？陳雲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突破口——跳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局限，在歷史的長河中，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生。
1981年3月，陳雲在約見鄧力群時，建議增加回顧新中國成立以前28年歷史的段落。他指出：“《決議》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六十年中間毛澤東同志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問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5](p．284)3月24日，陳雲與鄧小平談話，又提出了這一意見。鄧小平高度評價說：“這個意見很好。六十年一寫，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2](p．303)
陳雲這一意見使《歷史決議》的難題得到了豁然開朗的解決：毛澤東晚年確實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他一生為革命為人民為中華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勛，這個功績是主要的，無論怎樣評價也不過分。如果沒有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建立的新中國，那麼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繼續探索也就沒有了基礎。何況，即使在他犯錯誤的時期，也帶領黨和人民取得了不少成績。《歷史決議》的這一形式，也給我們歷史研究以重要的啟示：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全面評價，不能孤立、割裂地看。這不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也是歷史學家的一個共識。法國史學家勃羅代爾很早就提出了研究歷史要從三種歷史時段(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考察的觀點，成為年鑒派在歷史認識論上的重要貢獻。
第四，提出了認識、研究歷史的科學方法
一是“宜粗不宜細” 鄧小平多次強調這個方法說：《歷史決議》“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大概我們的黨史就要根據這個調子來寫了，太細恐怕也不妥當。”[2](p．244)鄧小平所強調的這個方法十分符合當代史研究的特點。
朱佳木在《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經驗應當注意的幾個方法問題》中引用了宋代大儒朱熹的一段話：“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意思也是講，研究歷史不要糾纏一些瑣碎事件，而應關注重大事件，重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但是，在清中期，由於文字獄興起，乾嘉考據學派隻能陷入脫離實際的繁瑣復雜的文字訓詁考據學，在史學史理論發展上是一個倒退。那麼，起草《歷史決議》時，為什麼又要強調特別要注意“宜粗不宜細”呢？這是因為：
(1)由於當代史與現實緊密相連，涉及仍然健在的許多當事人和仍然在執行的許多重要方針政策，對其作出的評價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當前的大局，因此必須慎重，寧可粗一些，一些分歧較大和尚待實踐檢驗的評價，不妨留待后人總結。
(2)從認識論角度看，當代的許多歷史事實過去還不久，有待於進一步弄清史實真相，不斷完善認識。因此，對於一些還缺乏研究或缺乏史料公布的問題，不要急於下結論，以免匆忙斷言后再出現反復。
(3)作為黨的決議，其功效不等同於個人歷史研究著作，是從總體上總結經驗和把握規律，追求事物本質上的真實性。如果太細了，就會“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從而損害、妨礙整入和展開，是以政治決議代替學術。在這個意義上，“宜粗不宜細”並不是排斥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恰恰是給后人的學術研究留下空間。
二是既“博採眾議”又“力排眾議”，用民主集中方法認識、研究歷史 中央組織四千名高級干部對《歷史決議》第三稿分組在全國各地進行大討論，每天的討論都寫出簡報進行交流。用這種方式研究敏感的當代歷史，不僅在中共黨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中國悠久的修史傳統上也是沒有先例的。第三稿提交黨內四千名高級干部討論時，大家充分發揚民主，暢所欲言，出現了熱烈的議論和爭論，也有個別人甚至擔任過黨內重要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提出了完全否定毛澤東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的激烈錯誤意見，影響到《歷史決議》的繼續撰寫。
鄧小平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傾向。還在四千人大討論中的1980年10月25日，他看了簡報，就立即找胡喬木等談話，首先“博採眾議”(這個“眾”是“大眾”)，肯定了討論中好的意見，然后“力排眾議”(這個“眾”是“小眾”)，反駁一些人的觀點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2](p．298)
1981年4月，按照陳雲建議修改的第七稿送黨內幾十位老同志審閱，大家普遍肯定了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認為比較恰當。但是仍有個別同志上書，堅持自己在四千人討論時提的不正確意見。鄧小平聽了匯報后不為所動，他說：有的同志不高興，想不通，對這樣一些意見我們就是要硬著頭皮頂住，堅定不移地按原來的設想改好決議。鄧小平的決心使《歷史決議》的起草最后圓滿地解決了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關鍵問題，從面貌一新的第七稿開始，進入具體修改的最后階段。
四千人民主大討論，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高度民主的作風，說明了黨所具有的強大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研究歷史與現實結合的功用，大討論實際上就是一個思想教育的過程，通過討論、集中、再討論、再集中，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認識，真正做到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種既博採眾議又力排眾議的方法值得以后修史時借鑒。
[參引文獻]
[1]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7月2日。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頁。
[3][意]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
[4]《(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5]《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6頁。
[6]《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頁。
（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