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第一所炮兵學校的組建

朱德在延安炮兵學校開學典禮上講話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開始轉入大規模戰略反攻的一年。歐洲戰場，蘇軍給德軍以連續毀滅性打擊﹔太平洋戰場，美軍進逼馬利亞納群島和菲律賓，並轟炸日本本土，日軍在太平洋和中國戰場上連連失利。我國抗日戰爭已度過了最艱難的相持階段，戰略大反攻的階段將要來臨。我軍的第一所炮兵學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大概是11月底的一天，天氣很冷，我接到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部的通知，說賀龍司令員約我去談話。我知道一定是關於創辦炮兵學校的事。因為1個月前賀老總給我打過招呼，說抗日戰爭就要轉入戰略反攻了，我軍已開始進行攻佔大城市和奪取交通要道的正規戰，急切需要加強炮兵力量，必須很快培養一大批炮兵干部，為此想調我去炮兵團工作。當時我軍隻有1個炮兵團，是1937年在紅軍山炮連基礎上成立的，由於游擊作戰用不上，一直呆在南泥灣搞生產。我認為加快培養大批炮兵干部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作法，但靠炮兵團培養干部是很有限的，建議把炮團擴建成一所炮校。

我到了聯防司令部接待室，還沒有坐下來，賀老總就出來了，他握著我的手說：“化若同志，你提的建議軍委批了。炮團改為炮校，由你當校長。”接著徐向前同志也來了，他是聯防副司令。我們一起分析了國內外形勢，認為炮兵干部很快就要派上用場，必須盡快建校，盡快開課。賀老總叼上煙斗，問我半年內開課怎麼樣，我說爭取3個月就開課。接著研究了炮校班子的組成、開辦經費、供應保障等問題。賀老總再三強調一要選好教員，二要選好學員，三要盡快開學，中間有什麼困難，盡管找他。我建議由軍委給各軍區發個通知，籌建炮校要調教員、選學員，請他們支持。

第二天，我帶著滿腦子創辦炮校的問題，打著背包進了南泥灣。我和炮兵團長邱創成進行了一次長談，然后就一面找人談話，了解和熟悉情況，一面鋪開工作。因為在炮團基礎上擴建炮校，除了我這個校長外，其他干部都是炮團的原班人馬。邱創成同志任炮校政委﹔原炮團副團長匡裕民任副校長﹔原參謀長張志毅任訓練部長﹔政治處改政治部，劉何任政治部主任﹔后勤處沒變。成立炮校臨時黨委，進行了首長分工。我抓總，創成同志負責思想政治工作，裕民同志負責開學的物資准備。訓練部負責教學計劃、教材、教具、教學場地的准備﹔政治部負責調干和招生﹔后勤處負責物資保障工作。各個部門還成立了一些臨時組織，如教材編寫組、招生組、接待組等。我要求各部門按分工進行工作，每星期匯報一次進度，校主要領導堅持天天碰頭，有問題及時商量解決。

南泥灣號稱“陝北江南”，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在這裡辦校有很多有利條件，山上可以砍柴，不缺燒的﹔炮團已搞了兩年生產，儲備了大量的糧食、蔬菜，暫時不缺吃的﹔炮團的同志挖了許多窯洞，住的地方也有。只是這裡的水，是從山澗的枯枝敗葉中流出的，吃了容易得一種大關節病。還出現過一個怪現象，有段時間，喂的豬突然死去，因此開始懷疑水有毒。后來我和飼養員仔細觀察，才知道是烏鴉傳染的病毒引起的。當地烏鴉很多，成群結隊，它們在山上啄食了死人后，又飛來豬圈啄食豬食盆。我們每次喂豬，等豬吃飽了就把豬食盆收藏起來，就再也沒有死豬了。

炮團的干部在我傳達了上級關於創建炮校的指示精神后，對辦好炮校的決心是很大的。但我去之前，有的干部對建立炮校不大理解，因為那時八路軍、新四軍的裝備很簡單，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槍，說要發展炮兵，簡直有點“天方夜譚”。當時炮兵干部沒處安排，炮團教導營有近200名知識青年干部分不出去，再辦炮校，干部不是積得更多嗎？更大的問題是大部分干部在康生搞的“搶救運動”中受到沖擊，90%的人被劃為“兩條心”干部，其中有個模范連的干部竟100%被打成了“特務分子”，有的干部還挨了打，相當多的干部不安心工作，有的打報告要求調動。針對這些情況，臨時黨委認真進行了分析研究，決定一是根據中央書記處5月13日關於糾正反奸斗爭“左”的錯誤的指示，處理好整風中的遺留問題﹔二是加強形勢教育，認清發展炮兵的戰略意義。我在個別談話的基礎上，召開了干部大會，宣布了兩條：一是凡屬運動中搞錯了的，一律予以平反﹔二是暫時還未完全查清的（實際隻有2名干部），也不影響使用。我還給大家講了國際形勢和全國抗日戰爭形勢，說明發展炮兵的必然性、重要性和培訓炮兵干部的迫切性。炮團的干部思想基礎都很好，文化素質也相對高一些，有不少在蘇聯學習過。大家工作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只是長期工作在基層，對全國的情況了解較少，中央的指示傳達到這裡也慢一些。道理講清了，思想很容易打通。他們對我這個從總部派來的人很信任，我講的話也能起作用。創成同志反映，說我講話的第二天，有的人簡直是換了個人，工作姿態、情緒都變了。有個參謀，叫徐昭，因父親在國民黨的煤窯上管財務，被打成了特務，整天愁眉不展。我就對他講，一個人要經得起委屈，我也曾被錯誤地打成托派。他說：“你是總部來的，政策清楚，我相信你的話，包袱已經放下了。”這個干部以后一直表現不錯。另外，這個炮團成立后，黨中央、中央軍委是很重視、很關心的，朱德、劉少奇同志來這裡參觀、視察過﹔周恩來同志親自從武漢帶來了炮隊鏡﹔毛澤東同志在炮團成立1周年時還送了錦旗，寫了指示信，鼓勵炮團全體官兵要努力學習政治軍事，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有力兵團，達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之目的，“為民族爭光榮，為八路軍爭模范。”回顧炮團的歷史，大家都很激動，他們說，黨中央、中央軍委這樣重視炮兵建設，現在炮兵要發展，怎麼不叫人高興呢？為了盡快培養大批炮兵干部，拼上命也要把炮校辦起來。有的同志還說：“我要干一輩子炮兵，調我走也不走了。”

不久，中央軍委下達了炮校班子和任職命令，炮校的牌子也就正式挂起來了。12月6日，中央軍委專門為創辦炮校一事給各軍區並轉各分區發了電報指示：“軍委為了准備反攻，准備加強我軍裝備，俾能由游擊戰轉到運動戰，由鄉村打進城市，決定創辦炮兵學校，立即訓練大批炮兵干部，並決定在邊區全黨全軍動員黨員與干部去學習炮兵。望你們即在前方搜集炮兵人才、器材、書籍等送延安參謀部。這是政治任務與戰略任務，望各軍區負責人認真執行為要。”電報強調“立即訓練大批炮兵干部”，“這是政治任務和戰略任務”，可見把創辦炮校擺的位置很高，時間要求很急。軍委電報對我們是支持，是鼓舞，更是鞭策，籌備工作要求更快地進行。

隆冬的“陝北江南”，到處冰封雪蓋，但炮校園內卻顯得春意盎然，開學准備工作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著。教員問題，由炮團教導營選出了10多名，“抗大”三分校及后來軍事學院的教員情況我熟悉，能任炮兵教員的人選我很清楚，要過來一部分。每個教員我都談話，提出要求，生活方面請后勤的同志盡量給予照顧，有的教員放下包袱就投入了工作。教材問題，當時收集到一些零散的日軍的、蘇軍的、還有閻錫山的晉軍的，但都殘缺不全，隻能依靠自編。於是分別召開了兵器、基礎理論、戰役戰術教研組會議，我和他們一起研究好提綱，分頭著手編寫，最后由我定稿。開學前總算編出了一套教材，在印刷上也下了功夫，搞得比較精美。教學器材很缺乏，隻有10多門山炮，有幾門是閻錫山仿造的“41”式，有幾門是日本“13”式，都是老掉牙的。我要訓練部的同志抓緊搶修，並做好實彈射擊的准備。教學場地、黑板、桌椅板凳問題，由后勤的同志負責解決。校園內許多窯洞的燈光通宵不滅，我有空就到處走走，請大家注意勞逸結合。可是一些干部總是說，想到炮兵要發展，越干越有勁。有的還說：“校長，你勸我們休息，你自己也不要累壞了。我們見你也一天天瘦了。”那時候的干部都很單純，互相關心，互相體貼，一個心眼干革命。邱創成同志帶著政治部的同志也很忙，他們派出一些同志到各軍區去選干、選學員，一部分同志清查運動中的遺留問題。另外，原炮團幾百名戰士，一部分選為炮校學員，一部分繼續為炮校做飯、喂豬、站崗放哨，有許多思想工作要做。當時一些基層干部都擔心戰士想當學員不願當炊事員，會鬧矛盾。但是經過動員教育，全團戰士帶上背包緊急集合，當場宣布名單，由各單位帶走，沒有一個不服從命令，沒有一個鬧情緒的，表現出非常高的覺悟。

各軍區、軍分區接到中央軍委的電報后，都很重視，很快從“抗大”總校、七分校，延屬分區各機關和陝甘寧邊區各旅，選拔了許多優秀學生和干部來炮校學習和工作。到1945年2月中旬，正好3個月，調來的干部和學員陸續到齊了。於是召開全校軍人大會，我做了第一次編隊動員。全校編為3個炮兵大隊：第一大隊隊長張志毅（兼），副大隊長邵明銀﹔第二大隊隊長宋承志（兼），政委張英，副隊長江共﹔第三大隊隊長張量，政委文擊。3個大隊下設9個炮兵隊。除了3個炮兵大隊外，還有1個工兵科，主任是唐哲民，副主任韓連生﹔1個迫擊炮隊，隊長是趙章成。另外，還有1個秘書室，1個警衛連，全校共1300余人。

一切准備就緒后，我向賀老總作了匯報。他非常高興，笑得胡子都不停地抖動。他說：“這樣快就辦起來了，真漂亮，真痛快。”我說這和中央軍委及聯司首長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我這句話一點也不是恭維，是實話。因為當時前線戰事很緊，誰能把辦炮校的事看得那麼重？沒有中央軍委的重視和支持，光調干、調學員都不知要拖到猴年馬月呢。賀老總說：“還有啥子事要我做的，盡管說吧。”我請示舉行開學典禮，賀老總說，這是件大事，要報告，我馬上辦。他給朱總司令通了電話，朱德同志在電話裡也高興地說，沒想到這麼快就可以開學了。現在黨中央正在准備開七大，都抽不開身，炮校可以先開課，開學典禮等七大后再補。我又向賀老總匯報了學校下一步的工作打算。臨行時，賀老總笑呵呵地說：“你是我軍大大的功臣。不過，我看你的氣色不太好，可能是這一陣累的，一定要注意休息。”

為了提高學員的學習積極性，帶著敵情練兵，2月底進行了一次實彈射擊。選擇一個山頭做為假設陣地，並做了一些草人作為假設的日本鬼子。射擊時，由神炮手趙章成進行了迫擊炮射擊表演。山炮射擊，由我指揮，原炮團的干部戰士操作，由於當時炮彈很緊張，隻打了兩個齊射，打的是間接射擊，從校正射到齊射都打得不錯，命中率、覆蓋率都很正常。射擊后組織學員參觀，使他們增加了炮兵的感性知識，有的學員說：“一定要好好學習，讓日本鬼子好好嘗嘗中國的鐵拳頭。”

3月14日，再次召開了全校軍人大會，我做了第二次編隊動員，傳達了全期8個月的訓練計劃。要求大家克服困難，為革命而學習炮兵知識，要學習革命最需要的東西。會后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學習熱潮，出現許多好人好事。到這個時候，我確實感到有點累了，常常感到頭暈，腰酸背脹，四肢無力。但我看到大家學習勁頭那麼足，又得到莫大的安慰。我雖然為籌建炮校跑了幾個月，但做的工作畢竟是有限的，原炮團的同志創造了很好的條件，這些同志在創辦過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沒有這個集體的努力，炮校的創辦是不會這麼順利的，他們才是“大大的功臣”。

4月中旬，我帶著炮校排以上干部到延安參加“七大”，毛主席還抽空單獨接見了炮校的干部，勉勵大家要認清形勢，為了展開抗日戰略反攻，努力學習炮兵專業知識，將來象種籽一樣到各個部隊去生根開花結果。不幸的是“七大”沒有開完，我就病倒住進了醫院，一連18天昏迷不醒。以后醫生告訴我，得的是全身衰弱症。我身在醫院，心在炮校，非常思念炮校。炮校的同志也很關心我，他們常來醫院談炮校的情況，談工作。6月中旬，中央軍委調朱瑞同志任代理校長，他也常來醫院商討工作。11月底，炮校奉命遷往沈陽，我仍住在醫院。直到1946年3月22日，朱瑞、創成、裕民、繼鋼、登濤同志還從東北給我發來電報：“極盼你快點回來主持校政，你的病情如何？我們在念。”但我的病仍然未好。可愛的炮校，留給我的是美好的記憶，但以后再也沒能回炮校工作了。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