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航校誕生前后
建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航空事業有了飛速發展。現在不但有了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和海軍航空兵，民航事業也初具規模﹔而且有了自己的航空工業、航空院校、航空科研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航空體系。
我國航空事業的發展，是和我們黨一貫重視航空事業分不開的。我黨第一所航空學校——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簡稱老航校）的建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証。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國民黨大舉向解放區進攻的戰爭環境下，老航校經過不足四個月的籌建，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初，訓練時間不足三年，培養出飛行人員一百多名、領航員二十多名、各種地勤人員三百多名。這些同志后來成為我國航空事業各部門的重要技術、領導骨干。老航校這段歷史，是黨史、軍史的一個片段，是我國近代航空發展史中短暫的一頁，但也是承前啟后不可缺少的一頁。
我所寫的這段歷史，不是老航校經驗的總結。從今天的觀點看，如果把當年的某些表面現象當作經驗借鑒，如牛車拉飛機、酒精代汽油、招收航空學生文化程度偏低等等，那肯定是一無可取的，因為歷史條件已經變了。然而，回顧這段歷史，我總覺得當時同志們那種革命的堅定性、創造性和科學性，使人振奮，催人向上，給人以鼓舞！
革命的堅定性，主要表現是：為了實現人民的期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面對任何艱苦，困難和危險，都不氣餒，總是千方百計去戰勝它，繼續前進。
革命的創造性，主要表現是：旁征博覽前人的有關經驗，當沒有現成的路可走時，必須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創造條件，自己闖出一條路來。
革命的科學性，主要表現是：盡管任務要求急，革命熱情高，也不能任意蠻干，特別是航空事業，稍一不慎，機毀人亡。因而，凡重要決策，必須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進行必要的試驗，按科學規律辦事。否則，欲速則不達，反受損失。
老航校的創業者們總是本著那麼一個思想，一種精神，一股勁頭，那就是：實事求是，奮斗不息！創業者們的這種思想，這種精神，這股勁頭，使我感受極深，長久不忘。
我所寫的老航校的部分歷史，只是親身經歷中印象較深的，與老航校誕生直接有關的一些史實。我力求反映出老航校的真實面貌，但是，時隔三十多年，難免有誤差或遺漏。不妥之處，期待和歡迎熟悉當時情況的同志提出校正、補充。
我黨一貫重視培養航空人才
我黨第一所航校的建立，並不是偶然的、一帆風順的。她是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道路，戰勝了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在斗爭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
為了准備建立人民的航空事業，我黨在大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就十分重視培養航空人才。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我們黨就選送了一些黨員到蘇聯學習航空專業。其中有常乾坤和王弼等同志。他們在蘇聯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工作和研究，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后才回國。回國后，他們在新疆和延安一直從事航空事業的研究和為黨培訓航空人才。他們是我黨培養的第一批航空事業的領導骨干。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仍不斷輸送人去蘇聯學習航空。在剛剛結束長征時，即決定從留蘇學生中選送一些同志去蘇聯航校學習。一九三五年九月，從蘇聯東方大學和列寧學院的留學生中，選送了劉風、王連（朝鮮族）、王春、李凡等七人去蘇聯第三航空學校學習。其中二人中途淘汰，五人畢業。這是我們黨培養的第二批航空骨干。王連、王春、李凡和劉風等四人，於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回國。開始在新疆我們黨組織的航空班工作，一九四○年底，他們和常乾坤、王弼同志一同從新疆回延安。可惜王春、李凡同志在途中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抗日戰爭時期，在一九三七年新疆統一戰線形勢較好時，我黨從西路軍進入新疆的人員和延安抗大、摩托學校中，選調了四十三名同志，利用盛世才航空隊進行培訓。其中學飛行的有方華、呂黎平等二十五人，學航空機械的有嚴振剛、朱火華等十八人。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倒向蔣介石，破壞新疆統戰局面，將我黨在新疆工作的大部分人員以及在航空隊學習的四十三名同志關押囚禁。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經過黨中央、周恩來同志反復交涉，他們才獲釋出獄，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回到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到達東北老航校。這是當時航校和后來我黨航空事業的一批重要骨干。
一九三八年前后，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地下黨還布置了一些青年同志投考國民黨空軍的飛行學校和機械學校，利用國民黨的航校為我們黨培養航空人才，或通過地下黨的工作，爭取國民黨空軍航校和工廠的青年航空技術人員。這些同志，有的經過一段學習或工作，初步掌握了一些航空專業知識和技術，先后脫離國民黨空軍學校、工廠來到延安。其中學飛行的有魏堅、吳凱等同志，學航空機械的有張開帙、楊勁夫等同志。這些同志到延安后，先后在摩托學校、工程學校、工程隊、俄文學校工作或學習，以后轉到老航校學習和工作。
為了培養更多的航空人才，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間，經黨中央批准成立了延安工程學校，有學生近一百人，在這裡學習航空基本原理和航空機械知識。同年七、八月間，延安工程學校並入抗大，改稱抗大工程隊。
以上這一系列事實，充分說明我們黨很早就關心和重視建立自己的航空事業。從大革命起，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盡管在極其艱苦困難的戰爭環境中，仍堅持通過各種途徑為籌建人民自己的航空事業培養人才。這些准備工作為老航校的創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中央決定在東北建立第一所航校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北后，掠我資源，開辦工廠，修建鐵路，客觀上也使東北有了較強的工業基礎。他們還修建了數十個機場，保留著戰略總預備隊“關東軍”及其配屬的空軍部隊，戰敗后在東北留下了大批機場和航空器材。東北又與蘇聯接壤，有利於我溝通國際聯系。因此，奪取東北對我們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東北籌建我軍航校也有一些物質條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日本關東軍迅速潰敗。日本政府八月十四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在這種新的形勢下，黨中央、毛主席當機立斷決定調動軍隊和干部挺進東北，建立東北根據地，造成影響革命全局的新形勢。同時指示：要組織延安航空研究小組的同志和原工程學校（抗大工程隊）的部分同志隨軍進入東北，利用日軍留下來的機場設施、飛機和航空器材等條件，籌建航空學校，為以后建立人民的空軍和航空事業培養骨干力量。
因此，在我軍先機進入東北的同時，所有學過航空的人員也先后陸續調往東北。九月份，常乾坤帶領延安航空研究小組和原工程學校部分同志組成首批建校骨干，從延安出發。我當時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過去並沒有學過航空，但參加了第一批自願報名去東北的干部團。我們是九月三日從延安出發的。臨行前，劉少奇同志在歡送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著重強調進軍東北要做好戰勝各種困難的思想准備。他把當時能夠設想到的困難以及危險一條條地提出來，我記得其中談到，萬一你們去的地方已經被國民黨佔領，就要像孫悟空那樣，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裡去，見機行事，消滅敵人。少奇同志分析了八、九條困難之后，又提出“最后還有一條困難，叫做意想不到的困難”。教育我們對待困難和危險，要多設想，預料到了，有了准備再大的困難和危險也不怕，怕的是沒有想到困難，缺乏戰勝困難和危險的精神准備。我們干部團在十一月初抵達沈陽。不兩天，東北局組織部通知我到沈陽航空隊任政委，著手籌建航校。
蔡雲翔等駕機起義，奉調東北參加建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日本宣布投降剛一個星期，蔡雲翔等在地下黨的組織下駕機起義飛到延安。這架飛機是日式“九九”雙發運輸機，是汪精衛偽政府的一架專機，名叫“建國號”。駕機起義的共六人。他們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受到朱總司令和葉劍英參謀長的熱情接見。在日本帝國主義剛剛失敗，蔣介石又蓄謀已久要打內戰的重要時刻，他們這一行動開創了從敵人陣營中駕機起義，投奔革命的先例。這對瓦解敵軍，建設人民的航空事業，都是很有意義的。為了紀念蔡雲翔等人八月二十日起義飛到延安，當時就把這架飛機編為“820”號。不久，他們先后奉調到東北參加航校建設。
和蔡雲翔等一起參與策劃起義，但未能搭上八月二十日起義飛機的部分人員，何健生、白起、吉翔、陳靜山以及秦傳佳和家屬等共二十余人，十月從江蘇分批出發，經山東解放區，於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也先后到達東北參加了航校建設。
接收林保毅部隊，為我培訓航空人才
林保毅，本名叫林彌一郎，是日本侵華空軍在東北的一個飛行部隊的部隊長。他領導著一支三百多人的部隊，擁有一部分零式戰斗機，駐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機場﹔另一部分是作為訓練使用的教練機，駐在沈陽機場。這個部隊技術裝備齊全，飛行人員的技術也較好，是一支富有飛行訓練經驗和一定作戰能力的飛行部隊。林保毅本人飛行技術好，也能團結部下，在該部隊中有較高的威望。
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后，我們接收了這支部隊。在接收過程中，我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認真貫徹優待俘虜的政策。他們深受感動，一方面表示希望遣返日本﹔另一方面又表示在回國前，願去修公路或者到煤礦做工。幾天后，我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伍修權同志在沈陽接見了林保毅及其部隊的幾個主要軍官。這次接見，對他們是極深刻的教育。伍修權同志指出：你們想在回國前做些工作，這很好。現在我們需要辦一所航校，訓練航空技術人員。你們在這方面有特長，有經驗。歡迎你們在回國之前，幫助我們培訓航空技術人員。林保毅等臨走時，伍修權同志解下腰間佩帶的手槍，送給林保毅，並說“這是長征以來一直隨身攜帶的手槍，送給你作個紀念吧！”這個舉動完全出乎林保毅和其他幾個日本軍官的意料，他們稱這是共產黨人偉大氣魄的范例，十分感激，表示願為我們效力。
林保毅這支部隊，大體有飛行員近二十人，機械師二十多人，機械員七十多人，通訊、氣象等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二百人。這些人員，在我東北航校初創時期，在飛行訓練和維修飛機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技術力量，為我們培養航空人員做出了貢獻。
沈陽航空隊組成，初步確定辦校方針
接收林保毅部隊后，派誰去做他們的工作呢？正好，十一月初劉風帶蔡雲翔等人，由張家口來到沈陽，東北局就決定派他們去做林保毅部隊的工作。首先組織日本機務人員去修理尚能修復的飛機。就這樣，劉風、蔡雲翔等八個中國人加上林保毅部隊的三百多個日本人，組織了沈陽航空隊。十一月九日，東北局組織部分配我到航空隊任政委。
十一月九日，我到航空隊任政委的當天晚上，總部參謀長伍修權同志找我談話﹔：第二天東北局書記彭真同志又找我談話。談話的內容大致相同，他們講了沈陽和整個東北的形勢，講了中央對在東北辦航校的條件的分析和決心。之后，他們著重對航空隊當前的主要任務﹔對起義人員的工作方針﹔對日本技術人員的工作方針﹔對航校招生和訓練工作的方針等，都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
關於航空隊當前的任務，他們提出：主要是發動群眾搜集航空器材﹔組織日本技術人員抓緊修理飛機﹔學過飛行的同志要盡快恢復飛行，熟悉和掌握飛行技術，為航空運輸和建立航校創造條件。
關於對起義人員的工作方針，他們提出：對待起義來歸的人，要始終保持熱情歡迎的態度。有的人歷史、社會關系復雜，最關心對他們是否信任。我們須知起義過來很不容易，要冒很大風險，起義后應該得到信任﹔工作安排要使他們有職有權，敢於大膽工作。要深入了解其思想和經歷，了解不是追究歷史問題，而是為了幫助他們進一步提高革命覺悟。對生活、作風上的問題，要教育啟發提高覺悟，不宜操之過急，也不能聽任自流。
關於對日本留用技術人員的工作方針，他們指出：林保毅的部隊，是侵華空軍，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較深。但他們既答應幫助我們培訓飛行員，我們就不能把他們當俘虜對待。我們的方針是：生活上優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嚴格要求，思想上盡力幫助。這批人究竟能為我們工作多久，能否盡力地為我們工作，一方面要看整個形勢的發展：另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們的工作。他們反復叮囑我們，一定要按照黨的正確方針政策做好教育爭取工作。
關於怎樣辦航校，首先遇到的是招生問題。他們明確指出：東北在日本和偽滿統治下十幾年，目前剛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飛行學生，應考慮從部隊選調。究竟選什麼樣的人，特別是飛行學員需要什麼條件，可征求起義人員和日本飛行人員的意見，和他們研究后提出。后來，我們研究的結果，主要提出了以下幾條：一要出身較好，歷史清楚，有較高的階級覺悟﹔二要體檢合格﹔三要年輕﹔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
關於航校訓練方針問題，他們指出﹔目前我們處在非常時期，不能按正常情況辦學。美國、日本、蘇聯以及國民黨，他們的航校訓練飛行員都要三、四年。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我們需要在最短的時期內培養出自己的飛行員和飛機修理人員。我們要從實際出發，針對學員文化水平不高的情況，主要用師傅帶徒弟的辦法，進行實物教學。
這些指示，是當時航校工作的重要方針。在貫徹這些方針的過程中，有的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在實際工作中也有過反復，甚至走過彎路，但實踐証明，這些方針是適合當時情況的，是正確的。
航空委員會的成立及其首次會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左右，伍修權同志在沈陽召集我們開會，他宣布：東北局決定成立一個航空委員會來加強對航空事業的領導。這個委員會，暫由伍修權、黃乃一、劉風、蔡雲翔、林保毅五人組成，伍兼主任，黃兼秘書長。正在延安赴東北途中的常乾坤、王弼兩位同志也是委員會成員。委員會近期的主要任務是領導籌建航校。根據目前形勢和客觀條件，辦航校不能照搬人家的老辦法，不能等什麼都准備好了再招生進行教育和訓練，應學習和發揚抗大精神，盡快接收學生，教職學員一起動手，邊建校、邊訓練，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時間內，為中國人民早日培養出飛行員和飛機修理人員。
會議決定了當前要抓緊進行的幾項工作：
一、由劉風主要負責，組織人員去各地修理飛機和搜集航材、航油，搜採路線是先南后北。飛機修好一架，飛回（沈陽）一架。
二、由黃乃一負責，征求各方面的意見，提出招收學生的條件、學生來源、訓練方針以及航校機構的設置等方案，交委員會下次會議討論通過后，報總部審批。
三、為了便於開展工作，盡快把現有人員組織起來，正式成立航空隊，按軍隊辦法實施管理。
會后不幾天，由於時局變化，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一直沒能召開。但首次會議的精神，對航校的籌建工作起到了指導作用。
國民黨進攻沈陽，航空隊向通化轉移
航空委員會首次會議后不幾天，由於國民黨發動內戰，向我各個解放區進攻，東北的形勢也日趨緊張。約十一月下旬，東北局和總部撤出沈陽，駐到本溪。總部指示：航空隊派人迅速去通化偵察，准備轉移去通化籌建航校﹔搬到通化后，迅速從部隊中選調學生，可成立一個學生訓練隊，再成立一個飛行隊，准備執行臨時緊急飛行任務﹔兩個隊上面設個總的機構來統一領導﹔到通化后，總部將委托通化地委書記兼后方司令部（也叫軍分區）政委吳溉之和司令員朱瑞管理籌建航校的事情。
部隊做好了准備之后，十一月下旬，我們開始從宮源向通化轉移。先遣部分人員去通化准備機場和駐地，隨即將能飛的飛機分批轉場通化。當時，航空器材十分緊張，暫不能飛的二十多架飛機，也必須轉去通化，但既沒有火車，也沒有汽車，我們隻好把飛機的機翼卸下來，裝在大板車上，機身裝上輪子，把機尾綁在大板車后邊，用牛、馬、毛驢等牲口拉著大板車向通化轉移。一路上經過不少盤旋曲折的山路，老百姓見了，風趣地說：“嘿！牛車拉飛機，真稀奇！”我們也感到好笑。
第一次招生
我們在通化稍事安排后，即著手招收飛行學生。按照總部的要求和我們的原定計劃，飛行學生都要從部隊中選調。當時各部隊都在前線打仗，上哪兒去選調學生？我們正在著急的時候，山東抗大分校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到達通化，他們帶來一千多名學生，都是從戰斗部隊選送培養的青年戰士或在膠東老解放區吸收的青年學生。這正是我們選調飛行學員最好的對象。於是，我們立即請示東北局，決定從山東抗大分校選調學生。原預計選調一百二十名，最后合格的隻有一百零幾名。一九四六年一月份，通化炮校從他們的畢業生中又選送了五名學生到航空隊。隨后又從華東新四軍地區以及解放區的山東大學陸續選調來三、四十名學生。
這批學生的大體情況是：年紀輕，多數在十七、八歲至二十歲左右﹔在部隊或老解放區的農村，經過戰爭環境和艱苦生活的鍛煉，有較高的階級覺悟﹔身體健康﹔他們中有些是在解放區農村上過小學或初中，有的是參軍后在部隊學了點文化，多數的實際語文程度隻相當於正規的高小，僅炮校和山大少數學生有中學程度。在選調學生工作中，當時有過不同的意見，有時爭論還很激烈，但實踐証明，因為這些學員階級覺悟較高，學習目的明確，學習努力，絕大多數人都學得很好。身體好，適於飛行的都飛出來了﹔學機務的也很快掌握了實際維修技術。有的在抗美援朝空戰中，還當了戰斗英雄。
林保毅飛行事故發生之后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部隊剛轉到通化不久，機務人員修好了一架飛機，林保毅親自試飛。不幸飛機起飛后，發生事故摔了下來，林保毅負了重傷。我們要求醫院全力搶救。幾個小時后，當他蘇醒過來，看到我們守護在他的身旁，看到大家都十分關心他，他感動得熱淚盈眶。
林保毅以后常說，這次事故負傷，醒來時看見中國同志關切地守在他身邊，深受感動。使他進一步加深了對共產黨、八路軍的認識，對他以后的思想轉變有很大影響。后來他在工作中一直認真負責，為我們培訓飛行人員作出了貢獻。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日本①。
①一九五六年林保毅回國后，一直把中國當做他的“第二故鄉”和“第二祖國”。為了開展日中友好活動，他親自發起和組織了“航七會”（即原在中國七航校工作過的日本人組成的日中友好組織）。后來又組織“中國歸國者友好會”（即會員不只是原七航校成員，凡從中國解放區回去的都可以參加）。進一步又發展成為“日中和平友好會”（即到過和沒有到過中國的日中友好者都可參加），會員已有八百多人。林保毅自一九七七年起，多次來華
航空總隊正式成立
航空隊接收學生后，人數有很大的增加，全隊人員總數已近六百人。其中，領導干部、飛行人員、警衛人員和學生共有二百余人﹔日本留用人員有三百多人﹔此外，還有二十多名朝鮮人。
由於航空隊人數巨增，為了加強領導和管理，我們提出編制方案，經東北局批准正式成立航空總隊。總隊下設：教導隊（即學生隊）：民航隊（准備承擔一些緊急的飛行運輸任務，由起義飛行員和部分日本飛行員組成）﹔機務隊（負責外場修理）和修理廠（負責內場大修）等。
一九四六年元旦，全體人員舉行了航空總隊成立大會。會上，朱瑞同志受總部委托正式宣布航空總隊成立，並宣布了干部任命：朱瑞（東北民主聯軍后方司令部司令員）兼任總隊長﹔吳溉之（通化地委書記，后方司令部政委）兼任總隊政委﹔常乾坤（尚未到達通化）和白起任副總隊長﹔林保毅任副總隊長兼教導隊隊長，黃乃一、顧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雲翔任民航隊隊長﹔劉風任民航隊政委﹔陳乃康任教導隊政委。
航空總隊正式成立后，我們繼續組織機務人員到各地修理飛機。到一九四六年初，在通化共有二十來架飛機可以飛行，個別教員的恢復飛行訓練已逐步開始。選調來的學生則陸續開始補習文化和學習航空基本理論知識。
為了做好教育爭取日本留用技術人員的工作，黨中央和東北局專門把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組織干事杉本一夫（本名前田光繁）抽調來航校，專做日本留用技術人員的工作。我們在政治部專設一個日本人工作科（對外稱技術人員工作科），任命杉本為科長，並在日本機務人員中經過考核逐步選調了幾個干事。這不僅有利於我們內部開展日本技術人員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且也有利於和當地黨委及駐軍配合開展外部日本人的工作。
為了加強總隊內黨的活動和政治思想工作，按總隊新的編制，我們及時調整了黨的支部，選舉成立了總支。
參加平息“二•三”暴動
通化“二•三”暴動，是國民黨為了配合其正面軍事上的大舉進攻，派遣特務孫耕堯在我后方串通日本反動軍人策動的一起反革命暴亂。孫耕堯是國民黨通化特區書記長和特派專員，他看到小小的通化地區，在日本軍隊潰敗時竟集結了十余萬日本居民和關東軍潰散軍人，便想利用這股力量推翻我政權，策應軍事上的正面進攻。他和日本關東軍一個師團參謀長滕田相勾結，暗地策劃暴動。他們提出煽動日本人的口號是：“推翻中共政權”、“成立中日聯合政府”、“實現中日親善”、“東亞共榮”等。暴動計劃是由滕田擬訂的。滕田負責策動並指揮日本人，孫耕堯負責策動中國人。他們夢想在我歡度春節之夜，二月三日凌晨四點發動暴動，企圖打我們個措手不及。
當時，航空總隊剛成立一個月，修好和待修飛機全部在機場，位置突出，而且機場駐的大部分是日本人，防衛力量薄弱。我們名義上有一個警衛連，實際兵力隻有三個班，而且全是我們到通化后招的新兵。學員雖多數經過一些戰斗鍛煉，但沒有武器，我們擔心，若是機場的日本人參加暴動，形勢將是十分危險的。
二月二日晚上十點左右，司令部電話通知：從暴動計劃中得知，航空總隊一日籍飛行員將於天明后駕駛一架飛機為暴動助威，命令立即將該人逮捕審訊。審訊時，他突然說：“暴動頭子就是林保毅”。這時候，忽然全市電燈關滅，復亮，再滅，再亮，四點整電燈第三次關滅。頓時，外面槍聲大作，日本人暴動開始了。一時間，暴徒沖到航空總隊機關和縣府大院門前。這時，有一種意見主張立即槍斃林保毅。我們感到僅憑個別人一句話說林保毅是暴動頭目，証據不足，遂暫對林保毅採取了監護措施。
暴動在天明后逐漸平息了。不幾天，滕田也被捕獲了。經多方審查，証明林保毅與暴動無關。這時，后方司令員兼航空總隊隊長朱瑞同志和我一起與林保毅談話。一方面明確告訴他，暴動與他無關，我黨對他是信任的﹔另一方面也嚴肅指出他的原部屬中確有人懷有異心，他平時過於自信部屬對他的忠實，險些鑄成大錯。林保毅當即表示：原來認為自己在日本軍人中是個精明的軍官，現在感到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自己還是個小學生﹔這次通化日本人暴動之后，仍讓他任飛行主任教官，讓他的部屬繼續工作，這是對他及其部屬的寬大和信任。對此，他們非常感激，表示今后一定要為建設中國人民空軍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暴動平息后，我們總結了經驗教訓。對來歷不明的日本非技術人員進行了清理。同時，給學員也發了一些武器，增強了航空總隊的防衛力量。為了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復仇主義，后來對幾個學員在這方面犯的錯誤，還給了嚴肅的批評和必要的處分。同時，對全體同志進行了提高政治警惕和加強政策觀念的教育。這些措施，對純潔組織，提高全體人員的政治覺悟、政策觀念，增強團結，搞好工作，特別是對包括林保毅在內的這批日本技術人員從政治思想上的改造，都起了較好的作用。
老航校在戰斗中光榮誕生
在平息日本人暴動后，大約是二月十一、二日，常乾坤同志率領魏堅、吳凱、張開帙、許景煌等十多人，輾轉到達通化。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早年學過航空的老同志，他們的到來，使航空總隊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航空隊懂得航空技術的黨員干部隻有劉風一人，現在有十幾個人了。這樣就有了政治和航空技術兼備的主要領導骨干，加上日本人殘留的飛機、航材和東北已有的機場等，成立黨的第一所航空學校的條件基本具備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在航空總隊全體人員大會上，通化后方司令部司令員朱瑞同志受總部委托，宣布了我黨我軍歷史上第一所航校——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正式成立。航校三月一日誕生，就此向上報了個代號叫“三一部隊”。朱瑞同志在會上還宣讀了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關於航校主要領導干部的任職命令：校長朱瑞（兼）﹔政委吳溉之（兼）：副校長常乾坤、白起﹔副政委黃乃一、顧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教育長蔡雲翔﹔校參議兼飛行主任教官林保毅。
當時，全軍黨委制尚未恢復，總部指示：由於朱瑞、吳溉之同志沒有精力承擔航校的實際領導工作，決定由在航校的領導干部組成軍政委員會、黨務委員會和除奸委員會實施具體領導。軍政委員會由兩個副校長、兩個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組成﹔黨務委員會由常乾坤、黃乃一、顧磊、白平和組織科長組成﹔除奸委員會由黃、顧、白和當時的組織科長、保衛科長組成。並指定由黃乃一兼三個委員會書記。
航校誕生后，飛行訓練剛剛開始，國民黨空軍就連續轟炸掃射通化機場，妄圖炸毀飛機，破壞機場，阻止我們的飛行訓練，把我們初生的航校扼殺在搖籃裡。大家沒有被敵人的空襲所嚇倒，我們邊疏散邊防范，堅持進行飛行訓練。
國民黨進攻南滿，航校奉命北遷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總部通知在通化地區的四所軍事學校的領導同志一同去匯報。我同軍大校長何長工、兼炮校和航校校長朱瑞、炮校政委邱創成一起到了撫順總部（工兵學校因故未到）。由於國民黨向南滿發動進攻，通化地區的形勢也日趨吃緊，總部領導隻簡單問了幾個學校的一些情況，還沒等我們詳細匯報，就明確告訴我們：總部決定四所學校，立即到北滿選址，准備轉移。
回到通化后，按照總部指示，我們立即派人去北滿的齊齊哈爾、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了解機場情況。在當地黨委的協助下，經總部批准，最后航校選定去牡丹江。
牡丹江機場的房屋全被炸毀，但跑道完好。牡丹江省委大力支持，將偽滿時的市公署辦公大樓和附近一些小樓房劃給航校作校部。不遠處另有一棟較好的樓房，我們劃給了學生隊。
為了順利北遷，航校軍政委員會研究決定，將暫不能修復的飛機、大部航材、航油等，先裝一列車運走，到牡丹[后，迅速整理機場和房屋，為飛機轉場做好准備。留通化的同志繼續組織飛行訓練，然后把能飛的飛機分批轉場飛牡丹江。
我們第一列車行車十分困難，沿途各站均為蘇聯紅軍控制，幾乎站站都要費力交涉。特別是列車過老爺嶺時，車頭拉不動，全車所有的人都下來在列車兩邊推車，大家用力推著一步一步地移動，好不容易才推過了高坡。我們這第一列車，停停走走，過了好幾天才到達牡丹江。
航校轉移到牡丹江后，由於朱瑞、吳溉之同志沒來牡丹江，不便再兼任航校的領導職務。我們去總部請示，總部任命常乾坤同志為校長，王弼同志為航校政委，並將王弼所帶的干部全部調航校工作。
王弼同志到校任政委后，他提出，三月一日是朝鮮的一個慘案紀念日，航校代號叫“三一部隊”不好，為紀念航校六月一日正式開飛，經校軍政委員會討論，並報總部同意，從六月一日起，航校代號改稱“六一部隊”。
敵人越破壞，我們越堅定
航校、炮校相繼轉移到牡丹江，尚未安頓就緒，就遇到國民黨殘存的大股土匪從多路進襲牡丹江市。航校立足未穩，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脅。但這時我們已經接受了通化日本人暴動事件的教訓，擴大了警衛部隊，加強了對機場和飛機的警衛，學生隊也裝備了一些武器，增強了自衛能力。我們遵照牡丹江軍區的布置，配合全市軍政機關、部隊及炮校一起發起反擊，將土匪全部打退。這次戰斗，給了我們又一次深刻的教育，也使部隊受到了一次鍛煉。
國民黨為了消滅人民航空事業這個剛剛萌芽的嫩苗，對通化、牡丹江機場以及后來的東安、千振、佳木斯機場，經常派空軍轟炸掃射，妄圖把人民的航空事業扼殺在搖籃裡。為了對付敵人的空襲，保護人民航空事業茁壯成長，我們採取了許多對策：敵機從沈陽起飛來轟炸掃射，一般在上午十點和下午四點這段時間內，我們摸准了這條規律，后來就盡量把訓練時間安排在早晚進行﹔為了防止萬一，每次飛行后，都將飛機疏散，並偽裝隱蔽起來，且把汽油全部放掉，以免敵機掃射擊中起火﹔同時，為了迷惑敵人，我們還把一些報廢的破飛機有意整整齊齊的停放在停機坪上，以轉移敵機的空襲目標。有一次敵機果然上了當，他們來空襲時，一個勁向那些破飛機扔炸彈和掃射，自以為取得了很大戰果，實際上我們並沒有什麼大的損失。與敵人的願望相反，他們的瘋狂轟炸和掃射，更加激發和堅定了我們每個學員盡快掌握飛行技術和修理技術的決心，以便早日和敵人較量。
吸取血的教訓，確保飛行安全
老航校初期共發生四起嚴重飛行事故。第一次是林保毅試飛，飛機墜毀。第二次是從通化轉場牡丹江途中，大塚等四個日本人飛的一架運輸機撞山，機毀人亡。后兩次是中國同志。
一九四六年六月，飛行科長吉翔同志，在一次帶許景煌飛行時發生了嚴重事故。飛機起飛后，在第一轉彎前，飛行高度還不到一百米，發動機發生故障，失去馬力，吉翔同志為了保全飛機（當時航材困難，初、中級教練機隻剩下一兩架了），企圖做180°轉彎回場著陸，在轉彎過程中，飛機失速墜地，吉翔同志當即犧牲，許景煌同志負重傷。
吉翔發生事故后大約一個星期，總部指示航校派飛機去通化往北滿運東北幣。校領導研究決定並報總部同意，派飛行技術最好的蔡雲翔同志執行這次重要任務。蔡駕雙發運輸機從牡丹江起飛。中途在敦化著陸加油時，敦化軍分區司令部有幾個干部南調，順便搭機去通化，人和行李較多，飛機超載。從敦化起飛后飛機升高很困難，蔡雲翔便選擇在一片原是森林，失火燒光，從空中看似乎是較平坦的地方迫降，不幸撞在一棵樹樁上，飛機爆炸起火，全機人員遇難。
蔡雲翔、吉翔同志連續發生事故后，我們認真總結了教訓。蔡、吉兩同志當飛機發生故障時，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不顧個人安危，千方百計想保住飛機，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的。但是，兩次事故確有沉痛的教訓：一是違反規定超載飛行。二是沒有嚴格按科學辦事。吉翔同志上午給學生講課，還專門講到飛行高度在一百米以內，飛機若發生故障，隻能作直線迫降，不許作轉彎飛行，否則飛機有失速的危險，但是下午他帶飛就違反了這一規則。雖然主觀動機是好的，但不尊重科學規則，結果造成了嚴重事故。三是機務維修工作檢查不嚴，發動機發生故障。
通過這幾次事故，我們對部隊加強了安全教育。在以后的訓練中，大家牢記這幾次事故的教訓，嚴格機務維修檢查，嚴格按科學規章制度辦事，一直較好地保持了飛行安全。
實踐檢驗了學生隊的教學方針
在飛行訓練逐步展開的同時，機械學生隊（包括當時尚未開飛、還在進行地面教育的飛行學員在內）由於教學方針的改變，在學校引起了一場風波。
機械學生隊，原按照彭真、伍修權同志的指示精神和航校的教學計劃，以實物教學為主，要求學生先知其然，暫不求知其所以然，盡量爭取早日學會修理飛機的技術，待以后有機會再進行理論補課和提高。這是針對當時戰爭形勢和日本技術人員隨時都有可能撤走的特殊情況，從學生文化水平低的實際出發制定的正確方針和計劃。在學習中，學生本來是安心的、積極的，學得也很有興趣。但這時有另一種意見上升起來，認為現在培養學生，是培養“母雞”，以后是要他們“下蛋孵小雞”的，沒有理論基礎，以后怎麼教人？因此，極力主張先學理論，再學實際修理。於是改變了原來決定的方針和教學計劃，暫不搞實物教學，集中精力學原理。學了不久，由於學生文化低，原理學不懂，又一次改變教學計劃，先補習文化。大部分學生本來數學基礎就差，離開實物教學，成天啃代數、幾何公式，啃不動。許多學生眼看著前方戰爭激烈，加之學飛行的由於飛機少，有的暫時又飛不上，因而不安心學習。有的學生提出：“槍炮一響，手就痒痒。學不懂，憋得慌﹔飛不上，等得慌﹔還不如讓我們打起背包上前線去打仗！”這些意見反映到了校軍政委員會，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並直接召開學生代表座談會，當面聽取學生的意見。這樣才決定恢復原教學計劃，學生又普遍安心學習了。
經過不長的時間，在教員和日本技術人員的指導和幫助下，學生較快的掌握了修理技術，機務人員迅速成長。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航校培養的機務人員大部分都能實際維護飛機了。五、六十名機務學員相繼畢業，機務人員隊伍逐步壯大。與此同時，修復的飛機也多了，學生實習修理的飛機也試飛成功了。這就為一九四七年航校較大規模開展飛行訓練（幾個班相繼在牡丹江、東安、千振和佳木斯開飛）打下了物質基礎，也為保証飛行安全進一步創造了條件。實踐証明，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當時條件下，以實物教學為主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正確處理日本人的“回國風”
一九四六年夏、秋，國民黨軍隊向我各解放區大舉進攻，來勢甚猛。解放區某些大城市相繼丟失，飛機、器材和汽油日益缺乏，眼看航校似乎難以為繼，不少人深為憂慮，個別人喪失信心。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政府連續大批遣送日本人回國，航校日本人發生了一次較大的思想波動，刮起了一陣“回國風”。個別日本人甚至對我們提出要挾，揚言不干了，要求立即遣送回國。當時，我們分析了他們鬧“回國風”的原因：主要是對當時的形勢和困難缺乏認識﹔對通化“二•三暴動”后撤銷了他們的領導職務有不滿情緒﹔另外在我們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盡管我們對他們物質生活給予優待，比我們多吃一些大米、白面，但還是比較艱苦的。直接的起因是，我們有的學生看不慣日本個別教官舊的管教方式，甚至發生“頂撞”，有的日本人按照舊的習慣認為這是不可容忍的，因而趁遣送日本僑民之機，刮起了“回國風”。
那時，航校正開始搞飛行訓練和機務訓練，使用的又全是日本飛機，我們的同志無論是搞飛行的還是搞修理的，都是過去多年以前的事，技術已經荒疏，對這些日本飛機更不熟悉，很需要爭取這批日本技術人員同我們合作。於是，根據黨的政策和工作需要，我們對他們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同時，也適當地開展了一些批評斗爭。我們首先做技工科（即日工科）日本同志的工作，要求他們正確對待這股“回國風”，然后通過他們去做日本技術人員的工作。
同時，我們和林保毅等原來的主管教官進行談話，個別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要求他們起好作用，不要帶頭鬧“回國風”。
然后，考慮到這次鬧“回國風”的波及面較大，決定召開一次大會，對全校日本人公開進行教育。我們明確提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對中國人民負有血債，作為日本侵華空軍，同樣也是有罪的（林保毅本人就曾擊落過中國飛機）。要求他們以戴罪立功之心，做好當前工作﹔並應從日本民族前途著想，加強對自己的改造。應將在我軍工作視為改造自己的最好時機，把眼光放得長遠些，為了解救日本民族，抓住在我軍工作的便利條件，努力學習，提高覺悟。由於我們在事先個別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加之我們平時對他們的態度友好，這次大會雖然對他們進行了公開的嚴肅的批評，批評中我們又有所節制，注意不傷害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使他們受到了教育和感動，“回國風”很快平息。
克服兩大“意想不到的困難”
日本人在東北留下的初、中級教練機本來就少，經大力收集，總共不過八、九架，而且都是破爛不堪、設備極不健全的。兩次嚴重飛行事故和幾個月的訓練消耗，到一九四六年七、八月份，再沒有可以繼續供飛行訓練用的初、中級教練機了，飛行訓練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
沒有初、中級教練機，怎麼搞飛行訓練？校內引起了一場很大的爭論。有人主張向蘇聯要﹔個別新來的同志主張向英法買。但是，在我們黨還沒有掌握國家政權的狀況下，這些主張顯然都是不現實的。這時，有的同志提出干脆直上“九九高練”（即超越初級教練機和中級教練機，直接上九九式高級教練機）。有的同志說，這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直上“高練”，一步登天，那是冒險！我們反復研究，如果不直接上“九九高練”，飛行訓練就要中斷。客觀情況把我們“逼上梁山”，要繼續搞飛行訓練，就不得不設法“一步登天”。
能不能做到比較有把握地直上“九九高練”，確保安全，不冒大的風險呢？我們發動群眾認真分析直上“九九高練”的不利條件和有利條件。不利條件主要是：一，飛行速度大，比初、中級教練機快得多﹔二，設備差，機上沒有無線電設備，剎車系統陳舊，三，飛機方向不好保持。有利條件主要是：一，飛行教員都飛過“九九高練”，帶飛較有把握﹔二，學員要求飛行的積極性高，有戰勝困難的勇氣和毅力﹔三，大家重視按科學規律辦事。經過領導與群眾的充分醞釀討論，直上“九九高練”的意見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思想統一后，我們在尊重科學、認真准備的基礎上，大膽實踐。在訓練實施過程中，又反復強調：教員要加強責任心，嚴格要求，一絲不苟﹔學員要虛心學習，細心體會，勤學苦練。沒有把握的不放單飛。第一批直上“九九高練”的是一期甲班。學員吳元仁，經過教員悉心指導和他的刻苦鑽研，勤學苦練，教員隻帶飛了十二個小時，就第一個順利地放了單飛（那時平均帶飛是十五、六個小時才能單飛）。吳元仁直上“九九高練”成功，給大家很大鼓舞，使后放單飛的同志增強了信心。后來在整個訓練中也未發生過嚴重事故。沒有初、中級教練機，直止高級教練機，這是我們在艱苦的環境中迫不得已走出的一條路。在這條前人沒走過的路上，我們靠領導與群眾相結合，靠革命堅定性、創造性、科學性緊密結合嬴得了勝利。
直上“九九高練”的難題剛解決，我們又遇到了一個困難。隨著飛行訓練的不斷展開，汽油缺少的困難越來越突出。日本人在東北殘留下來的汽油，我們能夠收集到的可以說已搜尋殆盡，航校儲存的汽油即將用完。汽油哪裡來？解放區暫時還不能自己生產，外國進口也毫無指望。沒有航油，飛行訓練又將被迫中斷。客觀形勢又要求我們象直上“九九高練”那樣，必須大膽去實踐、去創造。
開始，我們先逐步以汽油和酒精7︰3.5︰5.3︰7的比例混燒進行地面試車，然后進行空中試飛，都取得了成功。后來我們又用擴大汽化器噴咀的辦法，終於以百分之百的酒精代替了汽油。
為了保証純度高的酒精能大量供應，我們把日本人丟下的哈爾濱兩家最大的酒精廠迅速復工。直到建國前，這兩個工廠不僅保証了航校的需要，而且使前方汽車運輸所需的燃料也得到了解決。
劉亞樓到校檢查工作，紀念蔡雲翔起義一周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總部參謀長劉亞樓同志第一次來航校檢查工作，他率領總部工作組對航校各方面的工作進行了檢查，並接見了航校全體黨員領導干部。他充分肯定航校工作取得的成績，表揚了航校同志不畏困難，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同時，也批評了我們領導上存在的某些主觀、片面、不深入的現象，要求我們進一步做好起義人員和日本留用技術人員的團結、教育、改造工作。
八月二十日，他在牡丹江當時最好的會英樓飯店，以總部的名義，為蔡雲翔等同志起義一周年舉行慶祝宴會。除蔡雲翔、吉翔兩同志因公犧牲外，全部起義人員及其家屬都參加了這次慶祝宴會。會上，對這次起義——敵營中第一次駕機起義及參加起義的全體人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贊揚。對蔡雲翔、吉翔兩同志在航校工作中，積極執行空運和訓練任務，危急時還一心挽救飛機，以至光榮犧牲，表示高度的敬重。並勉勵航校新老同志，為辦好我黨第一所航空學校，群策群力，共同奮斗。這次慶祝活動，不僅給起義人員以很大的鼓勵，對航校全體同志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和政策的教育，對進一步搞好航校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
航校再次東遷
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間，國民黨佔領了沈陽、長春，我哈爾濱、牡丹江等地受到威脅。根據戰局的變化，總部命令航校再次東遷，向東安（密山）轉移。為了使飛行訓練不間斷，我們採取了邊訓邊遷的辦法。部隊轉移到東安后，馬上繼續組織飛行訓練。
然而，航校遷東安不久，國民黨空軍又追到東安機場來進行轟炸、掃射。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我們除在東安抓緊早晚時間進行飛行訓練外，又將部分飛行部隊遷到更僻遠的地方——千振，繼續堅持飛行訓練。
在東安、千振，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春，這是我們生活和工作最艱苦的時期。
當時雖然進入了飛行訓練，由於戰爭條件的限制，我們並沒有什麼“空勤灶”、“地勤灶”。飛行員也和大家一樣，吃的是玉米碴兒和高粱米，經常吃的蔬菜就是土豆、蘿卜、豆腐、白菜和咸菜。有時星期天包一頓餃子吃，那就很不錯了。
那時，在千振飛行的一期乙班，不管教員、學員還是地面機務人員，全部住在一個破舊的榨油房樓上，睡的是通鋪，鋪的是谷草。冬天氣溫降到零下三、四十度，窗戶結冰一寸多厚。許多同志沒有棉工作服、棉手套。為了御寒，上天飛行時隻好多穿幾件舊軍裝。機務人員更困難，冬天修理飛機，手一觸及金屬就會被粘住。
為了防止敵機轟炸，我們堅持在早上八點前、下午四點后進行飛行訓練。這樣，無論空地勤人員，早上都得提前兩二個小時起床到機場做准備。在冬天，大家要冒著刺骨的寒風把疏散的飛機推到停機坪，燒木柴給飛機發動機加溫，同時要把滑油加溫到六十多度才能倒進油箱。此外，當時沒有加油車，為了防止空襲，每次飛完后飛機上的汽油必須放光，下次飛行之前空地勤人員又隻好一桶一桶地向飛機上加汽油。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季節，頂風冒雪做這些事情，其艱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盡管當時生活、工作如此艱苦，大家工作卻十分積極，所有這些困難，都一一被同志們戰勝了！
校領導班子第一次調整，開展整頓思想與學習、立功運動
一九四六年九月底，總部決定馬文同志來航校任政委，同時對航校領導班子作了相應的調整：王弼改任第二政委，黃乃一改任政治部主任，顧磊改任校務處長，原政治部主任白平同志調總部另行分配。軍政委員會書記由馬文兼任，黨務委員會書記和除奸委員會書記仍由黃乃一兼任。
新的領導班子分析了航校的情況后認為：航校從籌備到建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戰勝了許多困難，到現在已初具規模，應該說成績是很大的。但也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思想問題，很有必要認真進行一次整頓和總結。
從航校前身——沈陽航空隊算起，到一九四六年冬，歷時不過一年，由於戰局變化的影響，我們卻經歷了五次大搬家（沈陽—遼陽—宮原—通化—牡丹江—東安），客觀環境很不安定。加之航校人員來自四面八方，成份復雜，除中國同志外還有日本人、朝鮮人。我們的同志又是從各個解放區來的，還有起義來的，思想作風大不一樣。許多人一到航校就被派出去收集器材，執行任務，一去就是兩三個月，在校過集體生活不多，相互之間、上下之間往往都不很了解。有的干部來后就投入緊張的臨時工作任務，思想上產生的一些問題沒能得到解決﹔由於戰局不穩，環境艱苦，有的人思想動搖，個別人甚至企圖叛逃：有的干部和學生，對辦航校所遇到的重重困難，缺乏足夠的思想准備，感到航校難以為繼，要求調動工作﹔有的日本留用人員也不安心，要求回國等等。
針對以上情況，經校政治部和黨務委員會研究並提請校軍政委員會討論決定，在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開展了一次思想整頓運動。
這次整頓，按照延安整風的經驗，首先組織全校人員認真選學有關整風的文件，在提高思想認識和政治覺悟的基礎上，自覺總結和清理自己來航校后的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互相幫助，並對新來的同志進行必要的審查。日本留用技術人員，在校政治部技工科（日工科）的組織領導下，也進行了學習和對照檢查。
通過整頓，全校人員的思想認識和政治覺悟普遍有所提高，對形勢、前途等方面的糊涂認識和錯誤觀念得到了澄清和糾正，增強了辦好航校的信心，不安心航校工作的現象大為減少﹔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增強了上下之間、相互之間的了解，增進了團結﹔初步弄清了一些 來同志的歷史情況，被審查的同志為弄清了自己的問題也感到高興。總之，通過整頓，為進一步辦好航校，打下了思想基礎。
為了鞏固思想整頓成果，不久，校軍政委員會又決定，在抓飛行訓練的同時，開展政治學習運動和立功創模運動。目的是引導大家重視政治學習，自覺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這次運動，調動了大家的政治積極性，連日本人也逐步重視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積極參加了立功創模運動。一九四七年“三八節”，為了推動立功運動的開展，全校召開了第一次慶功大會，表彰了建校以來成績突出的人員，促進了部隊建設。
各級領導力量進一步加強
一九四七年三月，劉善本同志和新疆航空隊的同志們一同到達航校（東安）。他們的到來，使航校增強了領導力量和骨干，對航校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劉善本同志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利用國民黨從昆明經成都運送軍火的機會駕機起義的。在同機組人員張守益、唐世躍、湯玉文等的配合下，安全飛到延安。在延安，他們受到了黨和人民的熱情歡迎，毛主席、朱總司令親臨歡迎大會，周恩來同志曾表彰“劉善本同志是國民黨空軍起義的帶頭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劉善本同志及其機組成員和新疆航空隊的同志們一道，從延安出發，經過近半年的艱苦跋涉，於一九四七年三月，輾轉來到東北老航校。到航校后，劉善本同志被任命為副校長，其他同志在訓練處參加教學工作。
關於新疆航空隊的同志，早在他們到來之前，校領導就認真作了研究。認為這批同志既經過長征或戰爭的鍛煉，又經過監獄斗爭的考驗，而且學習過航空專業技術，是黨的寶貴財富。原學機務工程的同志，由於工作急需，少數人很快分配到機務工程單位擔任了領導工作，其余多數同志（包括學飛行的同志）經過一段時間恢復健康和恢復技術學習之后，先后到各級領導崗位，分別擔任了處長、大隊長、教導員、協理員、科長、股長和飛行教員、機械教員，成了各級領導和教學的骨干。
大規模開展飛行訓練，航校工作逐步走上軌道
由於直上“九九高練”和以酒精代替汽油解決了兩大難題，由於機務人員的增多，修復的飛機也增多了，這就為一九四七年較大規模地開展飛行訓練創造了條件。是年開春后，除教員訓練班和一期甲班繼續進行飛行訓練外，五月份，一期乙班學生在千振機場正式開飛，這班學生共有三十三人。后來又從機械班學生中挑選了一批人學飛行，他們稱為一期丙班（也有稱他們為二期學員的）。
新疆航空隊來的同志，經過一段恢復健康和地面學習后，也於一九四七年八月正式編隊，開始了恢復飛行的訓練。
為了將來機組配套的需要，一九四七年三月，航校還從機械隊學生中挑選了一部分同志組成第一期領航班。經過四、五個月的理論學習后，於一九四七年八月正式進行飛行領航訓練。
一九四七年秋，我軍已由戰略防御逐步轉入戰略反攻，前方戰爭形勢開始根本好轉，后方局勢比較穩定。航校工作經過一年多的實踐，終於逐步摸索出一些頭緒和路子。人員逐步增多，組織也逐步健全。特別是通過思想整頓，全校同志增強了辦好航校的信心，航校各項工作，逐步走上軌道。當然困難和問題仍然很多，尚需在實踐中逐步解決。
一九四七年十月，軍大政委吳溉之同志奉令到航校兼任政委，馬文同志和我調出航校。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清楚地看到，老航校正是在當時那些難以想象的困難條件下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一九四八年冬，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我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蔣管區進軍。老航校大批同志奉調隨軍進關、南下，到各新解放區接收國民黨的機場、裝備和工廠，為建設和發展人民的航空事業，迎接新的戰斗任務。
根據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一九四九年九月，黨中央決定同時在全國新建六所航校。老航校為六所新建航校抽調了領導干部和技術骨干，留下的底子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編為第七航校。
一九五○年黨中央決定在華東地區正式組建我軍第一支空軍作戰部隊——“混成旅”，下轄三個團：一個噴氣戰斗機團﹔一個螺旋槳戰斗機團﹔一個轟炸機團。老航校為這支部隊抽調配備了部分旅團領導干部和大部分戰斗員。
在抗美援朝大規模空戰中，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首戰部隊的團隊指揮員和戰斗員，大部分是老航校的學生。正是這些文化水平不高，飛行時間不長的年輕的空中勇士，擊落了飛過幾千小時的所謂美國“王牌飛行員”，打擊了美帝的“空中優勢”。當時最著名的志願軍空軍英雄，絕大多數是經老航校培養出來的飛行員。
試航拉薩，飛越西藏天險，突破“空中禁區”的，也有老航校的學生。
今天，我們已經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航空體系。喜看今日人民航空事業飛速發展的大好形勢，我們不能不懷念那些早年曾為黨的航空事業、為創辦老航校、為抗美援朝空戰勝利、為發展人民航空事業作出貢獻而光榮犧牲了的同志們。
老航校的歷史貢獻，不僅在於她為人民航空事業的發展培養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更重要的是她繼承發揚了我黨我軍艱苦創業的革命精神。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現代化的航空事業，同樣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隻要我們象當年籌建老航校那樣，繼承黨的光榮傳統，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發揚革命的堅定性、創造性、科學性﹔堅定不移地依靠黨﹔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眾﹔團結各方面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千方百計地培養人才，我國航空事業的現代化，一定能夠更快地實現！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