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理論

毛澤東在延安作《論持久戰》的報告

中國抗戰是持久戰，隻有實行持久戰，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持久戰是中國抗戰唯一正確的戰略方針。

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抗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通過持久抗戰爭取勝利的方針。1937年7月，朱德在《實行對日抗戰》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關於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在8月11日舉行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軍政部談話會上，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指出：全國抗戰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防御，在戰術上應取攻勢，即實行積極防御的方針﹔華北戰區須培養獨立持久的作戰能力，並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同時在敵人側翼和后方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在政治上，要動員全國軍民，方能取得最后勝利。洛川會議后，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相繼發表文章，論述抗日戰爭的持久性，以及實行持久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方法等問題。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也確立以“持久戰”作為全國抗戰的基本戰略方針。8月20日，國民政府以大本營名義頒發的《國軍作戰指導計劃》提出：全國抗戰“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指導之基礎主旨”。蔣介石等人還先后提出“持久消耗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等口號。然而，抗日戰爭究竟將如何發展？如何實行持久抗戰？中國能否取得勝利？這些問題，在許多人中還沒有得到明確解決。“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觀點，都還有著相當大的市場。

抗戰前，在國民黨營壘中一直存在著“亡國論”的思潮。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全國抗戰開始后，又有所謂“再戰必亡”的論調。國民黨親日派汪精衛集團是“亡國論”的突出代表。親英美派的蔣介石集團雖然已進行抗戰，但仍表現出某些動搖。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的嚴重失利，也給某些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勞動人民帶來一些悲觀失望情緒。另一種錯誤思潮是“速勝論”。淞滬會戰時，蔣介石集團指望英、法、美等國直接出面干涉，並要求蘇聯出兵。因此，有人武斷地認為，中日戰爭隻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以解決。這代表了一種希望依賴外力的援助迅速結束戰爭的思想。台兒庄戰役取得勝利時，有些人認為徐州會戰應是“准決戰”，“是敵人的最后掙扎”。在共產黨內，“亡國論”一般是沒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種盲目輕敵的思想。他們過於看重國民黨有200萬正規軍的力量，因而以為抗戰能夠速勝。

與持“亡國論”和“速勝論”的人相比較，在全國抗日陣營中，認識到抗戰將持久地進行的人是很多的，並且相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但是，在相信持久戰的人中對於持久戰的理解卻大相徑庭。蔣介石的“持久戰”基本上限定為一種軍事上的指導方針，是單純的軍隊和政府的行為，缺乏廣泛的政治動員和全民抗戰的群眾基礎。同時，一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擁護持久戰，但對於抗日戰爭的客觀規律和中日兩國的實際情況、戰爭能力等，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科學的分析，因而對戰爭的發展趨勢和結局缺乏冷靜的思考。正確回答持久戰理論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

1938年5月，毛澤東集中全黨的智慧，寫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重要的軍事理論著作，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批評了關於抗戰的錯誤思想，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戰的戰略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全面地考察和論証了中國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客觀根據。他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具體地說，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具有很強大的戰爭力量，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這一特點決定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而中國不能速勝，中國的抗戰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退步的，它所進行的瘋狂的戰爭冒險，隻會加劇其本身的內外矛盾，使它走向滅亡。而且日本是小國，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長期戰爭。日本雖然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支持，但由於它推行侵略擴張政策，威脅和損害著其他國家的利益，這就必然會使它受到國際反對力量的遏制。這些都是日本的短處，這些短處是日本自己無法克服的。中國則相反，正處於向前進步的歷史時期。中國“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中國在進步的歷史時期所進行的抗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因而能夠喚起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同仇敵愾，利用中國地大、人多的有利條件來支持長期的戰爭，並將得到國際上的廣大援助。所以“亡國論”者和對抗戰前途悲觀的人是錯誤的，他們隻看到敵人軍事力量強大的一面，而沒有看到敵人的根本弱點和中國的優勢。“速勝論”者也是錯誤的，他們不承認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不了解敵方的短處需要一個長時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來，而我方的長處也需要經過長時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

毛澤東指出，持久的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在論述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時，他著重分析相持階段到來的條件，指明相持階段中，在犬牙交錯的戰爭態勢下敵我優劣形勢轉換的各種因素，論述了相持階段是持久抗戰轉到最后勝利的“樞紐”。這是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要點。在相持階段，游擊戰將成為我方主要的作戰形式，而運動戰和陣地戰是輔助形式。相持階段是最艱苦的，時間也最長，中國抗戰力量的生長主要是在這個時候。經過相持階段中的努力，中國的力量將轉弱為強，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那時，抗日戰爭就能夠進入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了。在戰略反攻階段，運動戰將成為作戰的主要形式。毛澤東在全國抗戰開始不到一年時間所描繪的這個戰爭過程的輪廓，是對於戰爭發展趨勢的科學的預測。他對持久戰特別是對相持階段的種種特點的論述，起到了戰略指導的重要作用。

毛澤東指出，持久戰是抗日戰爭的總的戰略方針，為了實現總的戰略方針，還必須有一套具體的戰略方針，這就是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這是包括正規戰爭和游擊戰爭在內的整個抗日戰爭所應採取的戰略方針。由於敵強我弱，敵在戰略上採取進攻的、速戰速決的和進行外線作戰的方針，我則採取防御的、持久的和進行內線作戰的方針。但是，由於敵小我大，敵以少兵臨大國，隻能佔領中國一部分領土，我們有對敵進行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極其廣大的地盤。這樣，在戰役戰斗中，對於部分敵人，我可能集中優勢兵力，主動地進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結果，在具體戰斗中，敵可由強者變為弱者，由優勢變為劣勢﹔我則相反，可以弱者變為強者，由劣勢變為優勢，取得戰役戰斗的勝利。這些勝利的積累，將逐漸改變總的敵我形勢，我日益壯大，敵日益削弱直至走向完全失敗。在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都需要實行這一套方針，這是以弱勝強所必須採取的方針。除《論持久戰》外，毛澤東還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這一套方針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這些論述既是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總結，也是對全國抗戰10個月來新鮮經驗的總結，包括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初期實行單純防御戰略方針的教訓的總結。

持久戰的基礎在於廣大民眾。毛澤東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為了動員民眾，就要把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就要在廣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動員，就職調動全軍全民的最大積極性以支持戰爭。針對在共產黨內和黨外都有輕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的傾向，毛澤東在上述兩篇著作中強調了在抗日戰爭全過程中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特別要負起發動廣大的游擊戰爭的任務。游擊戰爭是人民戰爭的一種最生動的形式。不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廣大的游擊戰爭。從傳統的戰爭學理論看來，游擊戰爭是個戰術問題。毛澤東所以把抗日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考察，是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中，特別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游擊戰爭有充分的活動地盤和極為廣大的群眾基礎，能夠大規模地進行。抗日游擊戰爭主要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進攻的戰略戰術。抗日戰爭的長期性，又使得在廣泛發動游擊戰爭中，要解決創建根據地和建立人民政權的戰略任務。在長期的不斷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的斗爭中，游擊軍和游擊戰必將向正規軍和運動戰發展，形成為最后戰勝敵人的強大戰斗力量。“於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科學地論証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以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闡明了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批判了對於抗日戰爭的各種錯誤認識，因而從思想上武裝了全黨、全軍和廣大人民，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廣大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這兩篇著作是指導全國抗戰的軍事理論綱領，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具體情況出發解決戰爭問題的光輝典范。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