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

毛澤東與朱德在六屆六中全會上

為了總結全國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解決黨內一度出現的右傾錯誤，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領導干部30余人。這是自黨的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王稼祥、周恩來、王明、朱德、項英、張聞天、陳雲、劉少奇分別作了報告和發言。彭德懷、秦邦憲、賀龍、楊尚昆、關向應、鄧小平、彭真、羅榮桓、林伯渠、吳玉章等圍繞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作了發言。最后，毛澤東作會議總結，著重講了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爭和戰略問題。全會通過《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全會完全贊同毛澤東對15個月來抗戰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抗戰形勢的科學分析。毛澤東指出，目前的抗戰正處在由防御轉入敵我相持的過渡時期。日軍佔領武漢、廣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點將更形暴露，其在國際和國內的種種矛盾(如北防蘇聯，東防美國，南對英、法，財政困難，人民反戰等等)也會隨之加深，敵人的戰略進攻不可避免地將達到一個頂點。對中國軍民來說，不要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喪失所震驚，要有計劃地部署正面戰場的防御抵抗和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抓住敵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點，給敵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戰爭轉入敵我相持的新階段。這是全國當前的緊急任務。敵后戰場要准備敵人用很大力量來進攻，准備進行艱苦的戰斗。

全會重申全黨應把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由於八路軍已經在華北敵后廣大地區開展了游擊戰爭，並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而新四軍在華中的游擊戰爭尚未充分發展，為了准備對付日軍的進攻，爭取主動，全會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在總結中再一次從許多方面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針對王明在發言中表現出的對革命的鄉村能否戰勝敵佔城市的懷疑態度，毛澤東說明中國的情況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抗戰時期，黨以主要力量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實際上是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繼續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澤東號召每個黨員都要時刻准備武裝上戰場，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他指出：“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①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和人民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

全會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針對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錯誤主張，並鑒於戰局轉變的緊急關頭，國民黨上層中親日派妥協投降傾向愈益嚴重，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破壞抗日陣營的團結和挑撥國共關系的陰謀，全會強調國共長期合作抗日，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全會批判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的偏向，著重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毛澤東在總結中指出，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統制民眾運動，限制共產黨的發展，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不願制定共同的政治綱領，不允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閻錫山，成為單方面的服從，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既統一，又獨立。統一戰線中的合作和讓步都是以承認對方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統一而抹殺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及其籃要的權利。否則合作就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所以，沒有獨立就沒有統一，統一和獨立是可以而且也是應當一致起來的。為了進一步從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戰爭時期，民族敵人深入國土，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降到次要的服從的地位，但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並沒有減少或消滅。所以，抗日的民族斗爭是第一位的、最緊迫的任務，但是，沒有民主、民生問題的適當解決(屬於階級斗爭范疇)，就不能實行廣泛的人民的動員，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抗日同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不能分離，互為條件。黨正是根據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領導抗日戰爭的基本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

關於國共關系問題，全會提出，為完成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順利進行持久抗戰，必須堅持國共兩黨的長期合作。“中國共產黨認為國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並將加入國民黨與青年團的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國民黨領導機關，並且不在國民黨及青年團中進行征收共產黨員的活動。第二種形式則是由兩黨組織各級的共同委員會來進行兩黨合作的事宜。”

因時局危急，周恩來不待會議結束，即離開延安赴武漢會見蔣介石，說明中共對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的意見。12月6日，蔣介石向周恩來表示不贊成“跨黨”，並提出：中共既實行三民主義，最好合作成一個組織。周恩來答復：“(一)中共實行三民主義，不僅因為這是抗戰的出路，而且因為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則不都如此想，所以國共終究是兩個黨。(二)跨黨，我們不強求，如認為時機未到，可採用他法。(三)加入國民黨，退出共產黨，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數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不僅失節失信仰，而且於國家有害無益。”這樣，中共正式拒絕了國民黨取消共產黨，另組一個大黨的主張。

全會號召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進一步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以便領導抗日戰爭達到勝利。為了使全黨同志明確並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問題。他指出：共產黨員應在各方面起先鋒和模范作用。在八路軍、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在和友軍發生關系時，應該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范，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或官僚主義的政客。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不論何時何地都不應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在長期戰爭和艱難環境中，隻有共產黨員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毛澤東提出，黨還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向著真誠革命、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願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和青年積極分子開門，使黨成為一個偉大舯群眾性的黨。他強調：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是發展黨員的正確方針。張聞天在講話中也指出：發展黨員，要保証工農手工業者，開始時多吸收革命知識分子，以便依靠他們的幫助，使黨深入到下層群眾中去。

全會強調學習的重要性，號召全黨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對於當前運動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必須不斷地進行認真的過細的研究，否則就不能擔負起指導責任。

全會強調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統一，擴大黨內民主，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要意義。鑒於黨處在抗日戰爭的新的環境，以及黨內犯有右傾錯誤的人違反組織紀律，張國燾由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發展到叛黨投降國民黨等情況，會議還通過了幾個組織建設方面的文件。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重申了黨的紀律，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同時，指出要擴大黨內民主。毛澤東全面地論述了黨的干部政策，批評了過去干部政策問題上的自由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他指出：“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准，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全會對過去反傾向斗爭中給干部亂加“機會主義”罪名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經驗証明，兩條路線的思想斗爭必須切合於具體的情況，決不應主觀地看問題，“亂戴帽子”，制造“傾向”，隨意懲辦同志。在反傾向斗爭中，要警惕兩面派行為和小組織活動，嚴格維護黨的紀律。毛澤東強調全黨團結的重要性，指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的條件。”

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周恩來為書記)和中原局(劉少奇為書記)，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項英仍為書記)﹔決定充實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組成北方局常務委員會，楊尚昆任書記。全會還補選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