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反共妥協傾向和
共產黨的抗戰團結進步方針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集團，表現出很大的妥協倒退傾向。由於日本的誘降和英、美對日本的侵略採取綏靖主義政策，也由於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的程懼，蔣介石集團的反共傾向明顯增長。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雖然仍聲言要“堅持抗戰到底”，但卻把對付共產黨問題作為重要議題，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蔣介石在會上說：“對中共是要斗爭的，不好怕它。”對中共“應採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它，現在對它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這次全會的決議表明，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對外轉向對內，對抗日的態度日趨消極，而對人民抗日運動的限制則日益加強。其后，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國民黨黨政軍各系統轉發飭令各地“加緊努力，切實執行”。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內，大肆進行反共宣傳，加強“中統”、“軍統”等特務機構的活動，在一些地區設立集中營，囚禁和殺害共產黨員、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
1938年冬，國民黨軍隊在敵后成立魯蘇和冀察兩個戰區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隊和游擊武裝到敵后，名為抗日，實際上經常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周圍制造磨擦事件，襲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在陝甘寧邊區，從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國民黨軍隊先后制造磨擦事件150多起。在華北，山東國民黨軍秦啟榮部於1939年4月在博山襲擊八路軍部隊，捕殺團以下干部戰士200余人。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軍山東縱隊遭到國民黨軍隊90多次進攻，被殺1350人，被扣812人。1939年6月11日，國民黨軍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部襲擊冀中根據地深縣八路軍后方機關，捕殺干部、戰士400多人。在華中，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軍楊森部包圍新四軍設在湖南平江的通訊處，殺害新四軍參議涂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人，掠走槍支財物。9月，國民黨軍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懷部在鄂東新集圍攻新四軍后方機關，殘殺共產黨員和群眾200余人。11月11日，國民黨河南確山縣縣長率軍警特務襲擊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第八團留守處，殘殺醫院傷病員、軍屬和當地群眾200多人。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新的危機。
相持階段到來后，國民黨當局雖然逐步失去抗戰初期的抗日積極性，但還在繼續抗戰。1939年2月，日軍經過周密准備一舉攻佔海南島后，於3月發動攻佔南昌和截斷浙贛路的作戰﹔5月，發動襄(陽)東作戰(隨棗戰役)﹔9月，發動湘贛作戰(第一次長沙戰役)和攻取南寧的作戰(桂南戰役)。日本在軍事戰略方面的目標，主要是切斷中國華南沿海補給線路和鞏固武漢外圍據點，以進一步向蔣介石集團施加壓力。南昌戰役開始，國民政府統帥部調集部隊，企圖固守南昌，沒有成功，南昌迅速落入日軍手中﹔后組織反攻，欲奪回南昌，再次受挫。隨(縣)棗(陽)戰役和第一次長沙戰役，經過激烈戰斗，擊退日軍的進攻，恢復原來的防線。在桂南戰役的反擊作戰中，國民黨軍隊取得昆侖關作戰的重大勝利，但未能奪回南寧。1940年3月，傅作義指揮的綏西戰役取得重大勝利。1939年至1940年，衛立煌指揮的第三集團軍等在中條山西部多次粉碎日軍的進攻，守住了中條山防線。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發動冬季攻勢，全國各戰區幾乎都參加了作戰，參戰兵力佔全軍一半以上。正面戰場這次較大規模的攻勢作戰，給予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在1940年5月開始的棗(陽)宜(昌)會戰中，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在與日軍的激戰中，率部沖殺，身負重傷，最后壯烈殉國。
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雖然沒有放棄抗戰，但同時卻開始暗中與日本軍方進行“和平”談判。進入1940年后，日本加緊策劃建立以汪精衛為首的偽中央政權，並再次對重慶國民政府進行誘降，實施所謂“桐工作”計劃。在日本軍部的導演下，由汪精衛同華北、華中地區的漢奸傀儡的政權頭目商談，於1940年3月在南京拼湊成立偽中央政權，汪精衛白任行政院院長、代理政府主席，而把重慶國民政府的林森列為主席。這實際上是“虛位以待”蔣介石和重慶方面入伙。為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妥協，日本軍部於5月發動宜昌作戰，並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6月，日軍攻佔宜昌，控制了入川門戶。在上述政治誘降和武力進攻的背景下，日本軍方代表同重慶政府代表秘密磋商停戰條件。1940年3月上旬和6月初，雙方代表各三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門兩次舉行正式談判。談判中，重慶方面的代表雖然在承認“滿洲國”、日本在中國駐兵以及“汪蔣合作”等問題上不接受日方意見，但表示希望溝通中日兩國之間的理解，縮小距離，並同意停戰后可考慮“締結共同防共協定”。雙方談判雖未獲實質性進展，但都不願完全關閉和談大門。雙方商定由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坂垣征四郎同蔣介石在長沙舉行會談。后來由於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的簽訂和日本內閣的變動(東條英機出任陸相)，日方態度更趨強硬﹔再加上國內外反日形勢繼續發展，特別是八路軍在華北敵后戰場展開百團大戰造成巨大影響，蔣介石集團才中斷了這次和談。
中國共產黨正確分析相持階段到來后國際國內的復雜形勢，提出了堅持團結抗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鑒於1939年后國民黨動搖妥協和反共傾向的加強，中共中央指出：中國抗戰出現了中途妥協和內部分裂兩大危險，但由於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時存在著團結抗戰和分裂投降兩種可能。黨的任務是要清醒地認識時局的嚴重性，從思想上、組織上有所准備，准備輿論，准備群眾，隨時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同時要竭盡一切可能，團結一切抗日力量，進行堅決的斗爭，維護團結抗戰的局面，爭取時局的好轉。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為紀念全國抗戰兩周年發表對時局宣言，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
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三大方針，領導根據地軍民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堅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軍事進攻﹔開展強有力的反投降斗爭，聲討汪精衛集團的賣國投敵行徑。同時，針對蔣介石集團既動搖妥協又不敢公開放棄抗日，既積極反共又不敢徹底破裂國共合作的兩面態度，共產黨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即一方面堅持團結合作，幫助和推動國民黨進步，使局勢向好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對其妥協動搖和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斗爭，以斗爭求團結。對於國民黨軍隊向根據地的進攻，共產黨及人民軍隊依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站在嚴正自衛的立場上予以反擊，決不輕言讓步。中共中央認為，隻有進行堅定而恰當的斗爭，才能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爭取時局的好轉。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