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1961年北京順義調查

在“調查研究年”中，鄧小平的順義調查，促進了黨的農村政策的調整，體現了他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和一貫實事求是的作風

1961年5月10日，鄧小平和彭真聯名致信毛澤東，匯報順義、懷柔農村調查的情況。

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鄧小平在京郊（主要是順義縣）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從時間上看，緊湊及時﹔從形式上看，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從結果上看，直接促進了黨的農村政策的調整。調查體現了鄧小平同志一貫的實事求是的作風。

順義調查的特點

在1961年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提出希望1961年成為調查年。3月13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寫了一封信，強調各級干部都要重視調查研究，目前要注意了解生產隊之間、人與人之間平均主義的問題，特別提出:“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和彭真在4月上旬開始了京郊的農村調查。

鄧小平這次京郊農村調查，以順義為主要對象。同一時間，由北京市委和各縣(區)委組織的調查也在進行，在京郊農村形成了中央、市委、區縣3個層次的調查網。

鄧小平在北京順義縣調查期間，輕車簡從，為不打擾地方，平時住在火車客車廂中。隨鄧小平參加調查的有中央機關和北京市委的曹幼民、卓琳、常浦、張大中、廖沫沙等同志。雖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但鄧小平在順義時和普通干部一樣，粗茶淡飯，連河裡打上來的水草，煮一煮也擺上了飯桌。惟一的一次改善伙食，還是經請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

為盡快了解農民的疾苦，本著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鄧小平在順義的調查活動安排得十分緊張。鄧小平順義調查有以下鮮明的特點：

一是目的明確，圍繞重點問題調研。調查工作主要圍繞當時調整農村政策中急需解決的問題進行，如基本核算單位的確定、社員工分口糧的分配、三七開供給制的實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農村手工業、家庭副業的開展等。

二是深入群眾，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鄧小平既請縣委領導對全縣自然狀況、合作化、農村各業發展變化以及工作情況作匯報，又分別召開了公社、管理區、大隊和小隊干部座談會，聽取各層次干部對農村工作的意見和看法。為打消基層干部和群眾的顧慮，座談時縣委書記採取了回避的做法。除召開座談會外，他還進行實地調查、入戶訪問，直接聽取群眾的意見。

三是解放思想，鼓勵講真話、講實話。剛到順義時，因為反右擴大化、反“右傾”運動的教訓，大部分干部有顧慮，不敢講真心話，談到糧食減產的原因時，把“勞力外調多”作為首要原因。鄧小平便追問: 1959年、1960年勞力外調比1958年少，為什麼糧食反倒連續減產呢?看來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力問題，是政策的問題，是瞎指揮、“一平二調”搞得群眾沒勁頭了，有了勁頭地就會種好。鄧小平帶頭講真話，使干部和群眾解放了思想，道出了真情實話。

四是不尚空談，邊調查邊解決問題。鄧小平專程對困難的順義蘆正卷村進行實地調查。當看到這個村沙地多，全村吃水僅靠一口井時，便在隨后召開的縣委匯報會上，提出由縣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錢幫助他們打兩眼機井，修上水渠。這樣既可以解決吃水問題，還可以發展水澆地，開辟幾十畝果園。事后，縣委將鄧小平的意見加以實施，迅速改變該村的舊貌。

順義調查的成果

5月10日，鄧小平在京郊順義、密雲縣考察回來，當天便和彭真一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就調整社隊規模、公共食堂、家庭副業等7個方面的問題作出報告，提出了改進意見。不久，調查組又以北京市委的名義向中央及華北局寫了6個專題報告，隨這些報告還附有基層單位的典型材料19件。

鄧小平的信和報告，綜合在京郊農村調查了解到的情況，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使許多制約農業發展的問題很快得到解決。

1.建議縮小社隊的規模。鄧小平來順義時，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定在大隊，每個大隊平均540多戶，最大的有2559戶。由於經營規模過大，社員對基本核算單位內部運行情況不清楚，意見很大。鄧小平提出:是不是可以肯定這樣一條，核算單位劃小，相互熟悉，相互矛盾好解決，產量就上去了。基本是一村一個，小村可以合並。市委常委討論同意了這個建議，再經彭真與鄧小平同意后，立即向各縣(區)委部署，對基本核算單位、包產單位做了調整。經過調整，基本核算單位由1156個調整為3313個，平均每個單位183戶，每個包產小組55戶。

2.強調社員之間分配上要有差別。貫徹多收多得多分的原則，口糧分配無論如何不能拉平，社員之間要有差別，這樣社員才能放心，才會拼命干。他重申按勞分配的方法可以多種多樣。對於征購后的余糧，他提出應絕大部分按勞動工分分給社員。他贊同順義縣上輦大隊的余糧分配方法，這個辦法是:40%交國家，把余下來的60%作為100%，其中50%按工分分配，20%作大隊機動，10%作小隊機動，10%按人口分配，10%作為獎勵。

3.建議廢除一般的普遍的供給制。鄧小平了解到當時農民的工分值很低，干一天分值隻有0.30元。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地方還在搞“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生產、生活資料由集體包干的比例很大。鄧小平指出:這樣不行，要想辦法提高工分值，現在條件不夠的可以縮小供給制，或暫時實行隻包五保戶和補助困難戶。在聽取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在京郊其他地區的調查匯報也有相似意見后，鄧小平果斷指示:今后農村供給制隻補助五保戶、困難戶。彭真亦表示贊成，並馬上布置落實。

4.辦不辦公共食堂應該根據社員自願。順義調查開始時，不僅干部們談起停辦公共食堂有顧慮，怕被打成右傾，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也拿不准。當他了解到食堂佔的勞動力多，消耗燃料，加工糧食又有損耗，還給社員生活帶來許多不便時，便在座談會上明確表態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要根據群眾的意願，決定食堂的去留。在5月4日聽取調查匯報后，他又講:吃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據自願﹔吃不吃食堂都好、都光榮﹔吃不吃食堂都給予便利。5月18日，市委貫徹中央的精神，按照鄧小平和彭真的指示，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給農村黨員發了一封信，說明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堅持完全自願的原則，要求各生產隊要將此信向所有社員逐字逐句地宣讀，由社員自己解決食堂問題。這個政策一公布，農村公共食堂在自願的原則下全部散伙，群眾皆大歡喜。

5.建議耕畜由歸生產大隊所有改為歸生產隊所有。這種改變可以加強社員對牲畜的愛護，也利於牲畜的繁殖。即使仍歸生產大隊所有，也應固定給生產隊使用，同時建立飼養者、使役者和生產隊共同負責的責任制。

6.建議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的工作，支持手工業、家庭副業的生產。鄧小平大膽地提出:社員種自留地有積極性，應予保護。他反問道:自留地種糧食，可以解決口糧問題，還可以養豬和家禽，就不會有浮腫病了，有什麼不好?他還肯定了社員種“十邊地”（“十邊地”指村邊、路邊、河邊、溝邊等10種零散的荒地）的做法，提出種地的社員因此能吃飽飯，國家不用再供應糧食，實際上就是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在密雲調查如何加快荒山綠化時，鄧小平提出:可以把荒山劃一塊給社員去經營，搞縣、大隊、生產隊、社員戶四級所有。他還補充說，劃給社員經營的那塊兒要長期保持不變。

7.分析糧食減產的原因，大膽地指出主要是黨的政策問題，是干部的領導問題。在調查順義糧食減產問題后，鄧小平明確指出：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力問題，而是群眾生產積極性問題，是干勁問題，也就是政策問題。瞎指揮、“一平二調”，搞得群眾沒勁頭了。他直接點出政策出了問題，要調整政策。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才是解決當前農村問題的關鍵。這樣，他說出了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為農業政策的調整指出了明確的思路。

順義調查的影響

由於鄧小平在順義調查時問題抓得准，分析得客觀深入，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1961年5月13日就鄧小平和彭真5月10日的來信批示：“此信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鄧小平順義調研，對中央農村政策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61年5月21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一文件吸收了各地的調研成果，取消和糾正了一些明顯的錯誤，受到了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

1962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黨和國家領導人作了自我批評。經過調整，1963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全面好轉，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5.7%，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17.9%。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航船終於渡過了一個極其艱難的險灘。

（作者為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