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接管上海紡織業
1947年春，我從華中建設大學畢業后，分配在山東解放區的實業廳工作。以后，組織上又把我調到財委生產部，協助生產部秘書長孫以棟同志籌建淄川魯新紗廠。孫以棟同志負責全面工作，我負責工程技術方面的工作。
1949年2月，山東財委來了命令，要我馬上到濟南報到，參加南下干部團，准備參加對上海的接管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
一
1949年春，革命形勢發展很快。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黨中央、毛主席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飲馬長江邊，即將發動渡江戰役，全國解放在即。與此同時，中央考慮到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大意義，要求有關部門全面周到地做好對城市接管的一切准備工作。駐扎在濟南的山東財委隨即向各部門抽調得力干部，准備隨軍南下，參加對上海的接管。當時是1949年2月，我在山東財委生產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馬上到山東財委報到。當時我們的行李都非常簡單，就一條毯子，一條被子，幾件換洗衣服，盥洗用品，背包一打就完了。我們這一組南下干部團由生產部部長陳易同志（解放后曾任輕工部部長）帶隊，幾百來號人，集中后就由濟南火車站乘敞篷火車南下。當時我們隻有二三十歲，朝氣蓬勃，又經過革命戰爭的磨煉，都相當成熟了。中國革命發展到今天，我們從山溝溝裡走出來，馬上就要解放中國最大的城市、被帝國主義分子稱之為“冒險家的樂園”的上海，作為新政權的代表接管這個城市，使它迅速恢復發展，重放異彩，大家都感到非常光榮，同時也感到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
早春的天氣還很寒冷，坐在敞篷車廂裡，上不遮陽擋雨，旁不抵風御寒，稍不留神還可能會被拋下車去。但當時我們能坐上火車，日行幾百裡，畢竟是從“兩條腿行軍”到“鐵輪子行軍”，感到這是一種時代的跨躍，大家都興奮不已。在火車上，大家豪情滿懷，一路風塵一路歌。什麼寒冷，什麼疲勞，統統拋在腦后。大家都沉浸在革命勝利的喜悅中，沉浸在即將迎接新的戰斗的激情中，暢談著自己的理想，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當時的津浦線火車僅通到蚌埠，車到蚌埠后，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行軍，以后又輾轉到揚州，經瓜州過長江到鎮江，然后抵達丹陽。丹陽是滬寧鐵路上的一座小城，北靠鎮江，南連常州。為了做好入城紀律的教育，華東局審時度勢，在丹陽進行了解放上海前的集訓。
從4月下旬到5月25日這段時間，我們在丹陽先后與各路南下干部縱隊會師，他們總共3萬余人。其中有以曾山同志為首的接管財經部門的隊伍，周林同志為首的接管政務部門的隊伍，夏衍同志為首的接管文教部門的隊伍，和唐亮同志為首的接管軍事部門的隊伍。這些同志大都從各解放區調來，也有從香港等地來的﹔有黨員，也有非黨員，大家為了一個目標：接管上海，改造上海。
丹陽集訓大約進行了1個月左右，在華東局和陳毅、曾山等同志直接領導下，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進行了緊張而細致的准備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備。當時領導上要求大家認真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迎接接管上海的艱巨任務。通過學習，大家的認識提高了，特別是對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的“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認識。
思想准備還包括學習中央的各項城市政策，學習一系列具體的接管政策。特別是1949年4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宣布了《約法八章》，這對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個總的政策，影響極大。我們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領會。
思想准備的另一重要內容是紀律問題。我們的軍隊和干部講不講政策，守不守紀律，關系到進入上海后，黨的威信能否建立，能否得到千百萬群眾的擁護。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在《約法八章》中既講了政策，又多次強調了紀律。
在丹陽進行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做好接管的組織上准備。上海地下黨的同志很早就開始著手調查工作，從政權機構到許多重要企、事業單位，從歷史沿革、基本概況到主要人物，都准備了詳盡的材料，送到了解放區。在青州時，華東局就把這些材料刊印成冊，使組織的配備與材料的准備相結合，做到心中有數。我們聽取了隨行人員中曾經參加過沈陽、天津接管工作的同志介紹的經驗，同時參閱了上海地下黨提供的資料，對要接管的中紡公司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行動計劃，使我們每個人都明確自己要干什麼，應該怎麼干。在丹陽的這段時間裡，我們的工作十分緊張，聽取領導報告，學習有關文件，研究工作，開會討論。但大家的心情卻非常興奮，都想抓緊利用這段時間，多領會一些政策精神，多了解一些情況，以便更好地完成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接管上海的艱巨任務。
5月10日，陳毅同志在直屬機關排以上干部大會上作報告，發表了著名的丹陽演講。陳毅同志開門見山地談到：“同志們！今天主要講入城紀律……但進入丹陽后，紀律並不好，將來進入上海是沒有把握的。”陳軍長舉例說：“八號下午我同饒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戲院門口，裡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幾個穿黃軍服的同志，沒拿票硬要進去，並且有一兩個帶頭，鬧得很厲害，老百姓拿著票反而進不去了……這就是違反紀律……這次南下路上，發生爬汽車，攔汽車，強行坐汽車而有人因此負傷，有時汽車根本無法開動等現象。這主要是我們直屬部門干部帶頭干的事，這是不講道理的流氓習氣。”陳軍長進一步分析到：“現在上海僅有國民黨六個軍的殘兵敗將，我們何時都可以進去，但要看我們的准備如何……今后只是走路問題，走到哪裡就解放到哪裡。因此全黨中心轉到了鞏固勝利，建設新中國。這是經過二三十年的奮斗取得的勝利，不要自己把它破壞了……因此，必須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設城市問題，提出嚴格遵守紀律，這是一個大的思想轉變……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國全世界都很關心，我們搞好，世界民主力量就會為我們高呼，慶祝，干杯﹔搞不好就會使他們失望。”陳軍長最后重申，“必須強調入城紀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紀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會影響政策的推行。”他還反復強調了保障入城紀律的辦法：一切事先請示，事后報告﹔並叮囑大家注意軍風紀。他說，我們主張艱苦朴素，反對腐化墮落，但也要注意整潔，要有禮貌。正是由於黨中央狠抓了紀律教育，才使得部隊進入上海后秋毫無犯，展示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嚴明紀律，給了上海市民一個見面禮，贏得了上海人民的歡迎。
在鮮花盛開的5月，我們從丹陽乘軍車出發，經過無錫、蘇州，26日直達上海郊區嘉定縣的南翔鎮。那時，解放上海的戰役剛剛結束，硝煙還未散盡。我們在南翔住下后，晚上，我在駐地的一條小河邊遙望上海，那裡是一片燈火輝煌。我在1943年因蘇北根據地被日偽軍清鄉掃蕩，曾打埋伏撤退去過上海。那時的上海還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外國殖民統治下，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過著燈紅酒綠的日子，而廣大勞動人民隻能終日為糊口而奔波。時隔6年，我們又回來了，這一次我們是挺直腰杆進上海的。勞動人民推翻了反動政權，將成為新上海的主人。
二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簡稱中紡公司），1945年12月5日在重慶成立，隸屬於國民政府經濟部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負責抗日戰爭勝利后接收和經營日偽在淪陷區的紡織工廠及其事業單位，為官僚資本企業。1946年1月，公司遷滬辦公。此外還設東北、天津、青島3個分公司。1949年5月29日，上海市軍管會接管中紡公司及其在上海的所屬各廠：棉紡廠18家（有紗錠90.01萬枚，布機17535台），毛紡織廠5家，印染廠6家，絹紡廠1家，針織、機械、線帶等廠5家。當時中紡公司在中國紡織工業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內部組織的特點是，各地一切工廠、分公司、辦事處均歸總公司直轄，分公司僅負營業上的責任。總之，產、供、銷、人、財、物大權，統一集中在總公司，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官僚資本的紡織工業托拉斯。接管這樣一個比較現代化的企業，對我們大多數長期在農村工作、打游擊的同志來說，確實困難不少。
怎樣接管中紡公司，根據黨中央接管上海的總方針，“穩步前進，量力而行，實事求是”的政策，既不採取性急的辦法，也不採取遷就的辦法。整個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驟進行。這是一種革命現實主義的方針，使接管工作能掌握極其復雜的情況，能有余裕的時間去處理各種日常事變。這就使得敵人方面以“左”的刺激或右的引誘的方法，逼迫我們改變方針的企圖歸於失敗。解放后第一個月有許多朋友嫌我們太寬大，而特務匪徒則誤認為我們軟弱無能。但是事情的發展証明了前者的過慮和后者的錯覺都不合乎事實。我們堅持執行原定方針，達到了預期目的。
由於我們採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各部門的同志忠誠地執行了黨的政策，將這一個規模龐大的官僚資本企業順利地接收變為人民的企業，不但沒有受到大的損失，而且在兩三天內全部復工，滬西各廠甚至一直沒有停工，這是過江以前接收許多城市中所沒有的。被完整接管下來的中紡公司，還立了兩功。當時中紡手裡有400萬美元，而上海各銀行總共隻有外匯儲備200萬美元。我們進城后，中紡的經濟實力對穩定市場起了一定作用。另外，解放前夕，中紡通過種種渠道，輾轉曲折，進口了425萬噸岱字棉籽，為我國棉種改良創造了有利條件。
接管中紡公司由上海市軍管會輕工業處負責，處長是劉少文同志（后曾任中央軍委第二部部長），副處長是陳易同志。接管的頭一件大事是召集中紡公司原有工作人員開見面會。先由軍管會輕工業處主任秘書孫以棟同志到中紡公司交發接管命令，然后軍事總代表劉少文同志召見中紡原總經理顧毓瑔等，安排接管儀式。儀式分兩次進行，一次是接管中紡公司及所屬各廠，一次是專門接管中紡公司本部。第一次儀式於1949年5月29日在中紡公司會議室舉行，出席對象是各廠廠長、軍代表、聯絡員和公司的處長等高級職員，由軍管會輕工業處處長、軍事總代表劉少文同志主持，講了接管政策，要求全體技職人員恪盡職守，安心工作，為人民服務，並介紹軍代表與大家見面。會議結束后，各廠廠長把軍代表和聯絡員迎接進廠。第二次在河南路橋北蘇州路470號上海工商聯合會舉行，出席對象是公司全體職員，由軍事代表張錫昌同志主持，宣布了接管公司各處室的軍代表名單，講了接管政策。這次會議，不僅是軍代表與廣大職員見面的儀式，也是發動全體職工的群眾大會。從此，全體接管干部與地下黨員、積極分子結合在一起，依靠群眾，團結廣大中下級技職人員開展各項工作。
當時接管中紡公司軍代表室下設稽核組、業務組、工務組、秘書組、研究組等，我分在工務組，負責接管原工務處。茅琮任組長，我任副組長。我在中紡公司第三辦事處（后改為上海市紡織局江寧路辦事處），和牟玉昆兩人代表軍管會負責對三辦進行接管工作。三辦大多為中紡公司的一些技術部門，如技術促進組、技術督導團、試驗化驗室、機械設計室、技術訓練班等。員工大多為有關方面的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是一支不可多得的人才隊伍。如何對待這些人，團結他們開展工作，陳毅市長曾有過精辟的指示，“在學識上要採取老實態度，不要充假裝象，怕失面子，結果大失面子。不能以戰勝者自居，如對舊人員認為他們低我一等，無資格與我講話。不知道他們也是窮苦工薪階層的勞動者，要主動團結他們。總之，入城接管，對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對舊人員，都要結合這種新精神合作共事。”我們初來乍到，業務不熟，情況生疏，高級工程技術人員熟悉業務，學有專長，如何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人民服務，這一問題是值得深思的。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靠三大法寶取勝。在建設新中國時，也要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搞好統一戰線工作，團結知識分子，這樣，力量無疑會更壯大。我們分頭下去，和大家一起學習黨和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一起參加討論。並且抽時間隨各個組分別下廠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很快就和技術人員熟悉了，並取得了他們的信任。
技術促進組主要負責對各廠機械設備保全保養、運轉情況的檢查，成員大多為機械設備專家。這些人下到車間后聽聽聲音就知道機器有沒有毛病。發現機械狀態不正常，他們可以拿起工具，親自動手拆卸修理，而且手到病除，使下面廠裡的人看了心服口服。
試驗室、化驗室的人員也定期下去。試驗室主要對棉紗條干、棉結什雜、各支紗單紗強力、棉布經緯密度及原棉成分進行抽樣檢查。化驗室對各布廠漿料成份、印染廠顏色原料及全公司鍋爐房燃煤質量進行定期抽樣檢查。試驗和化驗的結果通過報表形式分送各有關部門，包括總經理室。廠長經理坐在辦公室根據報表就能掌握車間生產的質量情況。
技術督導團的任務不隻局限於技術方面，還要代表公司經理室負責對企業管理、經營決策工作進行監督檢查，發現問題直接向總經理匯報。一次我和督導團一起到國棉十八廠的廢紡車間調查，看到廢紡車間用的原料都是下腳料，機器都是些老掉牙的，有的甚至是七拼八湊的。型號有日式的、歐式的，五花八門。破陋的車間裡光線昏暗，絮塵飛揚，生產效率低下，產品不能適應需要，就向總經理匯報，提出進行設備更新的報告。方案經批准后，督導團及促進組全體成員全部開到國棉十八廠，對清花、鋼絲、棉條、粗紗、細紗各道工序進行全面改造。技改工作鋪開后，我就卷了鋪蓋住到廠裡，和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師傅沒日沒夜地干。沒多久，就改造成紡細紗產品了，產品的檔次和利潤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后來該廠為適應市場需要調整產品結構，又改為生產毛毯，那是后話了。
技訓班前后共辦了兩期，是中紡公司為培訓紡織專業技術力量而辦的。在社會上公開招生，學員為高中、大學畢業生。公司免費提供食宿，定期發放服裝津貼，畢業后統一由公司安排工作，實際上是中紡公司招攬人才和培訓干部的基地。學員畢業后，分布在全國各地，大多成為技術骨干。我們進去接管時正逢第二期培訓班開學，我還為這批學員上過政治輔導課。如今偶然相見，他們仍然親切稱呼我“管老師”，令我感到十分親切。
三
當時上海的紡織工業按其資本的構成，分為三個系統：官僚資本企業，即中紡公司所屬各廠﹔民族資本企業，其中也形成若干資本雄厚、實力強大的集團，如榮氏的申新、郭氏的永安、劉清基的安達、劉鴻生的章華和蔡聲白的美亞等公司﹔外國資本主要是英商的紡織企業，所佔比重極小。
解放初期，全國擁有紗錠515.7萬錠，上海有243.54萬錠。其中上海的私營紡織業擁有139萬紗錠，佔全國總數的27%，上海總數的57%，是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對紡織行業的私營企業改造，面廣量大，任務十分艱巨。
華東紡織工業部（后改名為上海市紡織局）為加強對私營企業的管理，專門設立了私企處，方克強同志任處長。1950年春天組織上點名將我調到私企處輔導科工作。
當時我們對私營企業的輔導工作主要通過棉紡織業同業公會進行協商和協調。剛解放時，私營企業的主要困難是原料匱乏，資金枯竭，銷售呆滯，開工不足，虧損嚴重等。這不僅影響到私營企業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很多工人失業，沒飯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在市委領導下，由紡織局出面向全國產棉區緊急調運原棉進來﹔組織統一收購私營企業的成品，后來又發展為政府向私營企業加工定貨﹔同時協助調整勞資關系、產銷關系，使私營企業逐步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進而又有了很大的發展。1950年12月，全市私營企業棉紗月產量達到1.15萬噸，為年初1月份棉紗產量的208.9%，並創造了抗戰勝利以來的最高紀錄。由於民族資本紡織企業生產迅速改觀，使民族資本家消除了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疑慮，大大增強了發展生產的信心。
在恢復生產的基礎上，開始了對私營企業的改造，方式就是公私合營。公私合營的工作是分批進行的，先通過試點取得經驗，然后在自願的基礎上分期分批進行。
1951年春，私企處組成了工作組，對首批提出申請要求公私合營的新豐印染廠進行接管工作，我也是工作組中的一員。
上海新豐印染廠前身為鼎豐染織廠，1933年由徐炳啟創建於昆明路853號。初創時，隻有2排棚屋、8隻染缸、2隻煮布鍋和1座小型供汽鍋爐，職工20人，生產舞蝶牌安安藍布。開工2年，企業虧損。后請滬江大學化學系畢業的舒昭聖及其摯友石翼卿、羅開煜等，集資4萬元，合股經營，易名為鼎豐盛記染織廠，羅開煜任廠長。並添置絲光機等染煉設備，職工增至50人，生產桃花女牌士林布。
1937年日軍入侵上海，該廠毀損嚴重。1939年6月改名為新豐印染廠股份有限公司。以后在動蕩的舊社會又幾經沉浮，到上海解放初，該廠面臨資金困難，生產不正常的狀況。
我們進駐印染廠后，發現資方雖然肯花大錢雇用技術專家，但這些工程技術人員互相不買賬，工作中相互不配合，一旦產品在質量上出了毛病，印染工程師、花筒雕刻師及運轉工藝師之間則相互扯皮，推諉責任，老板束手無策。工作組去后就不同了，我們深入到班組，找工人了解情況，建立規章制度和崗位責任制，產品質量出現問題，馬上進行調查研究，查清原因。然后召集各部門負責人開會，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進行分析，找出症結，分清責任。哪個部門出了問題就由哪個部門去解決。一次，印的一批花布上有疵點，負責運轉的工程師推是花筒的問題，花筒雕刻師說是運轉的事。我們通過調查，查明原因是印花時有拖紗，這是運轉不當造成的，責成運轉工程師馬上採取措施，問題很快就解決了。由於我們能注意做好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中搞好了團結，又加強了管理，使產品的產量和質量都有很大提高。
新豐第一、第二織布廠原為印染廠的附屬部門。我們進駐后，改變了隸屬關系，使其獨立經營。印染廠需要的坯布由花紗布公司提供，布廠接受花紗布公司的加工訂貨任務，自負盈虧。1951年7月1日，新豐印染廠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
四
解放初期，上海紡織廠隻能生產一般的布料，特殊用途的布料，如軍事上用的降落傘布、飛機螺旋槳包布、炮衣布等都織不出來，全靠進口。抗美援朝期間，軍需用品日增，加上帝國主義的封鎖，國內供應十分困難。1953年春，組織上調我到國棉十一廠任生產廠長，抓特品布的試制工作。
特品布的質量要求十分嚴格，但是十一棉當時的生產設備卻非常落后。雖然號稱有4萬多紗錠，卻是好幾個紗廠的機器設備並過來的，五花八門，什麼牌子都有。有歐洲的、日本的，也有美國的。一台清花機竟是幾種牌子的零部件拼湊起來的。更有甚者，廠裡還有6台細紗機是被大火燒過的，本來早該報廢了，現在也拿來維修一下湊合著用。當時前紡車間的鋼絲車還用天軸做傳動裝置，一根根皮帶從天軸的大皮帶輪上拖下來，帶動機器飛速轉動，整個車間就像森林一樣，工作環境很差，又非常不安全，稍不留神，人就會被皮帶卷進去。有人開玩笑說，十一棉的機器可以開一個博覽會。
解放初，我們的經濟基礎還很薄弱，不可能花大量外匯去購買先進的設備。但是社會需求又需要我們生產大批高質量的產品，惟一的辦法就是自力更生，搞技術改造和技術革新。我們廠保全科的陳紫東、生產科的丁元欽同志提出對瑞士產的立達式細紗機的心臟部位牽伸結構進行技術改造，以提高細紗機的效率和質量。廠黨委對他們的設想給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並專門弄了部短車放在車間裡供試驗用。以后，中國紡織研究院、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和蘇聯專家都來參戰，這項革新吸收了當時的各種先進的紡紗技術，其中包括雷炳林先生的科技發明，設計出樣機，在十一棉進行試運轉。再從單機試驗到擴大試驗，辟出一個車間，搞2萬錠進行試生產，結果大獲成功。採用綜合式大牽伸裝置后，在立達式機器上紡21支紗，牽伸從12倍增至36倍，且質量穩定，粗細均勻。最終由中國紡織工業部邀請全國紡機專家會同蘇聯專家在滬進行評估鑒定，一致肯定了這項科技發明成果。196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對這項綜合式大牽伸裝置的發明頒發了發明証書和獎金。証書中對這項發明給予很高的評價：“精紡機上採用這種牽伸裝置后，比普通精紡機具有較高的牽伸能力，可以省去二道粗紡工序，直接使用較粗的頭道粗紗紡制細紗……”
“這種牽伸結構是前人所沒有的。1956年輕紡織工業部組織鑒定后，已在生產上推廣應用。幾年來國營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和國營渝次經緯紡織機械廠所制造的1293型精紡機，都是採用綜合式大牽伸，前后裝備國內新廠和出口援外的數量，不下200萬錠，好多舊機器也改裝這種形式。”
“精紡機綜合式大牽伸裝置，由於省去前紡的二粗工序，對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較為顯著，有一定的經濟效果。據紡織工業部鑒定報告計算，老廠改造，綜合式精紡機每件紗的成本降低0.93%，勞動生產率提高4.83%，二年多即可全部回收﹔新建廠採用綜合式大牽伸單位面積產量可提高10.21%，每100000錠投資，減少50萬元，佔地面積減少1700平方公尺。”這項科技發明成果產生的效益是巨大的，1957年，十一棉被紡織工業部評為全國紡織系統先進單位，1964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在北京舉辦的展覽會上紡織工業15年成就展第一個項目就是介紹十一棉發明的綜合式大牽伸裝置。
由於有了新型精紡機，高質量的細紗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十一棉解決了生產特品布的原料問題，織出了大批的國家急需的軍用品布，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的外匯，也使我們的產品提高了一個檔次。
以后，我又被調到公私合營安達一廠（1966年10月改名為上海第二十八棉紡廠），仍為生產廠長，協助該廠試制粘膠纖維新產品。中國雖然是個產棉大國，但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就要不斷開發新產品。當時化纖工業在中國還剛剛起步。粘膠纖維是用木材、竹子、稻草等原料制成漿粕，經過一系列加工制成的。它和氯綸、腈綸、錦綸不同，后者都是石油化工產品。安達一廠用老母雞孵小雞的方式，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沒要國家一分錢，自行設計、制造、安裝日產10余噸粘膠短纖維工程，於1961年9月建成化纖分廠（后改為上海第十二化學纖維廠）。用自己制造的設備生產粘膠纖維，在中國我們是第一家。1968年，化纖分廠又研制成功1.5旦×38毫米棉型粘膠短纖維（俗稱人造棉），開創了國產人造棉的生產歷史。
1965年，我具體負責了該廠紡部的技術改造工程，將全廠108台細紗機（45000余錠）全部改成33倍簡易大牽伸。1971年，在前紡車間進行短流程、重定量的工藝改革，並調整設備排列，共減少設備25—33%，騰出廠房增加精梳，為以后開發新產品創造了條件。
1959年春天，為了在全國紡織系統中進一步掀起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中國紡織部在青島召開了上千人參加的紡織系統先進表彰大會。中紡部錢之光部長出席並主持會議，上海也派出了龐大的代表團參加。我應邀出席了會議，並在大會上就技術創新實踐問題作了專題發言。當時紡織工業是利潤很高的行業，是上海的支柱產業，利稅大戶，在國民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要紡出一流的紗，織出一流的布，支援國家建設，滿足全國人民的需要，這是紡織戰線廣大職工的共同心聲。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每當我回憶起自己在紡織戰線上走過來的路，仍然禁不住心潮澎湃：從山東解放區建設淄川魯新紗廠，到南下接管官僚資本企業中紡公司，接著又參加了對私改造，后來在十一棉和二十八棉重點抓了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我以親身實踐，經歷了新中國的紡織事業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的歷史軌跡。作為紡織界的一名老戰士，有幸參加了這一偉大歷史變革時期的工作，現在回想起來，不禁感慨萬千。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