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義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時，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兩個不能否定”這一命題直接涉及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持和發展、黨執政根基的鞏固、全黨全國人民思想的凝聚統一等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問題，必須從政治高度深入認識其重大意義。
一、“兩個不能否定”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加快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唯一正確道路。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的十八大對全黨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實現這一要求，必須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邏輯的結合上深入理解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發展的最重要時期，如何認識二者關系，成為人們深入理解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節性難點。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講話，在全面回顧世界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曲折歷史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鮮明地提出防止割裂二者關系的“兩個否定”傾向，確定了“兩個不能否定”重要原則。“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求我們站在歷史的新高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充分認識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堅守住黨在這一歷史時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成果和成就。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就是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起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止於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十八大報告充分論述和高度評價了這一歷史時期發生的對當代中國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立具有奠基意義的兩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二是在探索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這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其基礎和源頭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
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的傾向和觀點，不僅抽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的基礎，也必然導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否定。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保証的社會主義制度，主要是在這一時期建立的，是這一時期黨領導人民取得的根本成果。否定了這一時期，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就會得出我們壓根不應該搞社會主義，甚至不應該搞革命的結論，那就談不上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和發展。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頁）
“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能用改革開放前那種僵化的觀點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事物。用僵化的觀點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必然像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一樣，這也不順眼、那也不順眼，“一代不如一代”，什麼都是過去的好，甚至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懷疑和否定改革開放。如果沒有1978年我們黨果斷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並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蘇聯、東歐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
總之，“兩個不能否定”直接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在中國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要不要搞改革開放的問題。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否定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中的任何一個時期，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一定意義上說，“兩個不能否定”的要求，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的“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在歷史認識上的表現。
二、“兩個不能否定”進一步明確了維護黨的歷史、鞏固黨執政根基的重點問題
堅持“兩個不能否定”，維護黨的歷史，涉及的問題很多，必須有針對性地抓住重點難點。這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正確認識黨在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出現的失誤和錯誤。黨歷來不回避這一時期發生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失誤和錯誤，也歷來不忌諱批評。但應該看到黨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失誤、錯誤，是歷史長河中的片段和支流，不能把這些錯誤與整個時期等同起來。即使在“大躍進”時期及“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也還做了許多其他事情，取得了巨大成就。習近平同志在談到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原則立場。
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是黨從革命轉向現代化建設承前啟后的過渡。世界很多國家在探索自身道路的過程中，盡管其表現形式不同，但都經歷了這樣一個曲折過程。我們要建立從根本上消滅剝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較之以前的歷次革命都要深刻而艱巨，要求我們黨從一開始就不犯任何錯誤，不經歷失敗和挫折，幾乎是不可能的。經過29年的艱辛探索，黨終於找到了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實現了這樣的歷史轉變和過渡，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
改革開放前黨的全部歷史與毛澤東緊密聯系在一起。正確認識黨在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必須正確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毛澤東作為我們黨、我們國家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締造者、創造者，如果否定毛澤東，必然要否定黨和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也必然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些人否定毛澤東的真實用意。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了在作第二個決議時鄧小平堅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意義，指出，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這朴實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澤東必然造成的嚴重后果。
二是正確認識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是敵對勢力和錯誤思潮借以攻擊黨的重要方向。黨歷來不回避這些矛盾和問題，實際上，在改革和發展進程中，什麼時候問題都不會少。老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出現﹔“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許多問題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與我國工業化、現代化所處的發展階段有著直接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出現是我國發展階段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發展在幾十年走完西方國家二三百年的時間，西方國家在二三百年發展中漸次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在我國幾十年的時間裡可能集中出現。同時，我國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其工業化、現代化的規模是任何西方發達國家無法比擬的，這也是矛盾和問題可能較多的重要原因。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們並沒有出現一些西方國家工業化時期矛盾、問題那麼突出和尖銳的情況，也遠比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矛盾和問題解決得好。這些都說明，我們黨作為社會最先進的力量，是能夠領導並不斷推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我國的制度體制從總體上是與我國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決不能以出現矛盾和問題為由否定改革開放、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上去，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
總之，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評價、對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的評價，不僅是黨的歷史的焦點，也是現實政治的風向標。對其中任何一項的動搖和忽視，都勢必給黨的執政和國家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決不能讓某些敵對勢力在黨和國家的根基上構筑“蟻穴”、打開缺口。
三、“兩個不能否定”是進一步統一對黨的歷史的認知，把全黨全國人民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下、走向未來的重要思想基礎
總結歷史，是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是黨推動事業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兩個不能否定”的提出，對於統一對黨的歷史的認知，把全黨全國人民進一步團結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之下，更好地開辟未來，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的旗幟、奮進的旗幟、勝利的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又是黨90多年特別是黨執政60多年、改革開放30多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沒有對黨的歷史的認同，就不可能達到對黨指明的前進方向的認同﹔沒有對黨的歷史的共識，就不可能建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活生生現實的共識﹔沒有對黨的歷史的自信，也不可能建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兩個不能否定”的根本要求，是把人們的認識統一到黨對歷史問題的基本結論上來。黨對歷史問題的基本結論主要體現在黨的一系列重要文獻中。“兩個不能否定”與黨的這些基本文獻的精神是一致的，是這些文獻精神的簡潔概括，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定繼承黨的事業、保証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勝利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決不能動搖的鮮明態度。從一定意義上說，堅持“兩個不能否定”，就是堅持黨對歷史問題的基本結論﹔把對黨的歷史的認知統一到“兩個不能否定”上來，也就是統一到黨對歷史問題的基本結論上來。“兩個不能否定”實際上提出了黨員干部在重大歷史問題認識上的基本政治紀律要求。
總之，習近平同志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僅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符合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相統一的要求，更是站在政治、現實高度思考解決歷史問題得出的科學論斷。這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