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在華日人反戰同盟
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和俘虜政策的影響和教育下，我們許多被俘的日本士兵通過學習和教育，不僅知道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的戰爭是不正義的侵略戰爭，而且明白了為要永遠消滅這樣的戰爭，為要使中日兩國人民從日本法西斯的蹂躪下解放出來，為要使中日兩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就非踏著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道路前進不可。
在抗戰初期，八路軍總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懷的名義發布了優待俘虜六項命令：一、不殺敵軍俘虜，優待俘虜。二、不取俘虜財物，唯軍用品應沒收之。三、醫治敵軍傷兵。四、在可能條件下，將俘虜放回，並給路費。五、願在我部隊服務者，給予適當工作。六、不干涉俘虜的宗教信仰。這六項命令提出了抗日戰爭時期黨的俘虜政策的基本精神。
毛澤東同志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指出：“我們仍然把俘虜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干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願意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又指出：“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
日本民族由於受歷史傳統所形成的狂妄的民族自尊心和武士道精神的影響，日軍士兵大都驕傲蠻橫，剛愎不遜，愛面子。而八路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和毛澤東同志的論述中都強調了對日俘不加侮辱，尊重人格，這正確的對日俘虜的政策，發揮了巨大威力，爭取了日軍一部分士兵，喚起他們的覺醒。
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中央書記處發出的《中央關於瓦解敵軍工作的指示》指出：“凡俘虜願意回去者除給以教育招待令其回隊外，應注意選擇少數進步分子給以較長期的訓練。”
在這個文件中，強調了爭取俘虜為我軍服務的問題，這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又一重大發展和完善。它對於盡一切可能爭取一切可爭取的力量，壯大革命統一戰線，孤立、瓦解敵軍，削弱敵軍戰斗力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戰勝敵人，一要靠強有力的武力打擊，大量消滅其有生力量。二要靠有效的瓦解敵軍的工作，削弱、摧毀其戰斗力和戰斗意志。所以八路軍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優待俘虜，更重要的是從情感上感化俘虜，消除敵對情緒。日軍士兵往往把生命與人格看得同等重要，甚至被俘后寧願速死，也不願人格上受到侮辱。當時，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各種物資非常困難，但對於被俘的日本士兵的供給仍大大優於八路軍一般士兵。同時在政治上，不僅尊重他們的人格，尊重信仰。而且把他們當作階級弟兄對待，給他們學習、娛樂等各種自由，甚至還給已經覺醒的日軍士兵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種優待從感情上溶化了日本士兵的敵對情緒。在華日人覺醒聯盟
在八路軍中的日本士兵通過教育和學習后，不僅知道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的戰爭是不正義的侵略戰爭，而且明白了為要永遠消滅這樣的戰爭，就非和中國人民並肩戰斗不可。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在山西省遼縣（左權）麻田村八路軍總部，由杉本一夫等日本士兵創建了“在華日人覺醒聯盟”本部（一九四二年改為反戰同盟太行支部）。
覺醒聯盟是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支持和幫助下建立的。這是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成立最早的日人反戰團體。它的成立和出現，標志著日本人民的覺醒，說明生活在八路軍中的日本士兵是主持正義的日本人民之一部分。同時也証明中國共產黨始終如一所堅持的中日兩國民族平等、共同反對侵略戰爭的立場是英明正確的。
覺醒聯盟的宗旨：呼吁廣大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覺醒，起來反對不正義的侵略戰爭﹔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壞和平與侵略中國的本質和罪惡﹔學習馬列主義，學習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寶貴革命經驗，研究日本革命問題﹔號召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覺醒聯盟成立后，積極地向日軍開展政治宣傳攻勢，揭露侵略戰爭的本質，宣傳八路軍優待俘虜等政策。因為日本軍閥極力制造狹隘的排外主義與民族隔膜，利用民族間語言不通等因素，對八路軍進行歪曲、顛倒的宣傳，把八路軍污蔑為“窮凶極惡，殘狠無比的野蠻人，對被俘的日軍官兵即一刀兩斷，如此永世也不能投人胎了。”造成日軍對被俘的恐懼心理，以至在戰場上寧願戰死，也不願投降。日軍士兵這種由於被欺騙、被蒙蔽而造成的思想意識和長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自然給八路軍在軍事上戰勝日軍，政治上瓦解日軍，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因素。因此，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摧毀日軍藉以支持戰斗意志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一旦垮了，日軍便會不戰自潰。這首先要從消除日軍士兵對於中華民族的盲目對立情緒入手。覺醒聯盟中的原日本士兵積極進行了這項宣傳工作，起到了八路軍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覺醒聯盟剛成立時，全體盟員的政治水平都不高，也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幫助下，逐漸開展了對日軍的宣傳、瓦解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每次出去宣傳，八路軍或地方部隊都派人護送，這就保障了盟員的安全。盟員們對此深為感動，在戰場上都更加積極地向日軍進行宣傳。如在康家垴戰斗中，杉本一夫用日語向日軍士兵高呼反戰口號，竟使日本士兵停止射擊。對此，日軍軍官大驚失色，指揮混亂。
日本侵略軍對覺醒聯盟瓦解日本士氣的活動，非常恐慌，妄圖用卑鄙手段阻撓其宣傳活動。如日軍第三十六師團曾經派出一名叫齊藤的士兵“自動投降”八路軍。齊藤帶著一瓶毒藥，是要毒死覺醒聯盟的同志們。但是他來到八路軍后，被八路軍和覺醒聯盟的正義行為所感化，自動供出了他的“使命”，交出了毒藥而轉變過來了。
覺醒聯盟成立以后，組織機構發展很快，陸續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支部。
一九四〇年六月廿三日，在八路軍一二九師，由鬆井英男等同志建立了覺醒聯盟第一支部（一九四二年改為反戰同盟太岳支部）。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在八路軍冀南軍區，由秋山良照等同志建立了覺醒聯盟冀南支部（一九四二年改為反戰同盟冀南支部）。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在八路軍冀魯豫軍區。由水野靖夫等同志建立了覺醒聯盟冀魯豫支部（一九四二年改為反戰同盟冀魯豫支部）。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在八路軍一一五師，由本橋朝治等同志建立了覺醒聯盟山東支部（一九四二年八月與反戰同盟山東支部合並）。
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正值抗日戰爭爆發三周年時，在延安的日本士兵森健、高山進等同志在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的直接幫助和支持下，創建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
他們在這之前得知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和妻子池田幸子化裝成演員從上海到達重慶，組織建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他們覺得有必要聯合在一起搞反戰運動，於是就給在重慶的鹿地亙發去信件聯系，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阻撓，始終沒有聯系上（鹿地亙領導的重慶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不支持，一直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
沒有和重慶方面聯系上，他們決心自己起來組織反戰同盟。當然岡野進同志也作了許多工作。岡野進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從莫斯科經新疆秘密來到延安的。由於岡野進來延安時，身份是不公開的，幾乎誰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和真名實姓。他使用的中國名字叫林哲，直到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時，他才以日本共產黨代表的公開身份露面。那時才知道他就是日本共產黨書記野坂參三。
反戰同盟延安支部主要是搞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方法向日軍廣大士兵開展反對侵略戰爭的宣傳，編寫、印刷了百余種宣傳品，還發行以宣傳反戰為主要內容的日文月刊《士兵之友》。這個刊物對日本士兵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教育和爭取了許多日本士兵，使他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欺騙宣傳中覺醒過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又增設了無線電廣播，每周兩次，以在日軍中的廣大士兵為對象。廣播的內容主要有：解說時事戰況，介紹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的情況，用大量事實闡明戰爭的性質等等。對分化日軍，動搖日軍士兵的軍心，具有極大的影響。
日本工農學校
一九四〇年十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創辦“日本工農學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在延安八路軍大禮堂，正式舉行了開學典禮。朱德總司令、傅鐘、馮文彬等同志出席了開學典禮。朱總司令作了講話。此后，學校的教學便走向正規，各種規章制度也日趨完善。
日本工農學校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學校。辦學的教育宗旨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貫徹黨的俘虜政策精神，通過在政治上物質上的優待和思想上的教育轉化工作，使學員的立場、世界觀得到根本改變。培養對日軍進行宣傳、瓦解工作的干部，培養反對日本法西斯戰爭和為中日民族解放而奮斗的戰士。
學員大部分來源於八路軍、新四軍在戰場上俘虜的日本士兵和下級軍官，也有少數受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宣傳影響而自動投誠過來的日本士兵。他們大部分是被壓迫被奴役的勞動人民，文化程度都不很高。
日本工農學校校長是岡野進，副校長是總政治部的趙安博同志（一九四三年四月后，由李初梨同志兼任）。
日本工農學校開設的課程有：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中國問題，日本問題，聯共（布）黨史，時事問題，中國語言等。這些課程分別由岡野進和精通日語的趙安博、王學文、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任教。在教學中，學校注意聯系日本國內的具體事物和戰爭中的事實，啟發學員的階級覺悟，使他們明確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性質與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礎上，進行革命理論的教育，轉化思想，加深對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的理解，爭取他們為反法西斯戰爭而奮斗。
日本工農學校，這個在世界戰爭史上也絕無僅有的戰俘學校，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共培養和教育了數百名日本士兵，使他們從蒙昧中得到了真正的覺醒，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六日，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上，日本工農學校就有三十五名學員在會上集體宣誓參加了八路軍。
由於日軍俘虜的不斷增多，日本工農學校也不斷發展。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八路軍一二〇師設立了日本工農學校晉西北分校。一九四四年十月在八路軍山東軍區設立了日本工農學校山東分校。同年在新四軍中設立了日本工農學校華中分校。后來日本工農學校山東總分校又創辦了魯中、魯南、渤海分校。
日本工農學校畢業的學員，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據地的抗日前線，推動和發展了各抗日根據地的反戰工作以及對日軍的政治宣傳攻勢。反戰同盟支部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在敵后抗日根據地。
蓬勃發展的反戰同盟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三日，在八路軍冀中軍區，由田中、東忠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冀中支部。
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由宮川哲治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
一九四一年七月廿一日，在八路軍山東縱隊，由大西正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山東支部（一九四二年八月與覺醒聯盟山東支部合並）。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在新四軍第一師（蘇中軍區）由香河正男、濱中政志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蘇中支部。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在新四軍第三師（蘇北軍區），由古賀初美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蘇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八路軍膠東軍區，由渡邊三郎、小林清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膠東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八路軍一二〇師，成立了反戰同盟晉西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在八路軍清河軍區，由田村、鈴木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清河支部（后隨軍區一起改為反戰同盟渤海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新四軍第四師（淮北軍區），由后藤勇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淮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八路軍濱海軍區成立了反戰同盟濱海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新四軍第二師（淮南軍區），由高峰紅志、加藤肇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淮南支部。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八路軍魯南軍區，由小島、田中等同志建立了反戰同盟魯南支部。
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在八路軍冀東軍區成立了在華日人解放聯盟冀東支部。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和反戰運動的蓬勃發展，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三日，在延安的日本同志創立了“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是在反戰同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以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先鋒隊組織。同盟成立后，就在各抗日根據地發展了支部。《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立，對反戰運動中的日本士兵和中國抗日軍民影響很大，延安的《解放日報》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五日還發表了社論。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日在延安召開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華北日人反戰團體大會。
日本士兵代表大會，聚集了在華北與八路軍作戰的十九個日軍部隊的士兵。他們代表日軍中所有的兵種，而且包括從二等兵起到少尉為止的軍級。這些代表從日本士兵的立場出發，商討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大會一致通過了章程、宣言和《日本士兵要求書》。《日本士兵要求書》共有二百二十八條，反映了日本士兵切身的利益和權利，如：向日本軍部抗議，不服從非人道的命令，讓士兵吃飽飯，不許打耳光等項內容。
這次大會是七十年來日本軍隊從未有過的事情。《日本士兵要求書》也在日軍中引起強大反應，其影響和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另一個大會是華北日人反戰團體大會，是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八個反戰單位聯合召開的。大會統一了華北日本反戰力量，成立了反戰同盟統一機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為了華北反戰團體名稱之統一，把覺醒聯盟改為反戰同盟。選舉彬本一夫為華北聯合會會長，森健、鬆井敏夫為副會長。
這次大會，統一了華北日本反戰組織，從此使反戰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通過大會，進一步地具體地了解了日軍的情況，這對今后向日軍進行宣傳、瓦解的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大會還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黑暗與殘暴，向全世界進行正義的呼吁。
為了迎接抗日戰爭的勝利，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到二月十五日，在延安召開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擴大執委會，延安本部和各地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
由於國際反法西斯力量有了很大發展，日本國內的形勢起了很大變化。所以反戰同盟的奮斗目標不僅局限於反對不正義的侵略戰爭，而且要爭取中國和日本人民的民族解放，推翻日本法西斯政權。於是大會通過將反戰同盟改組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這是反戰同盟一次重大的歷史轉變。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反戰同盟各支部均改名為解放聯盟支部。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日人解放聯盟共有華北、華中兩個地方協會，晉冀魯豫、冀魯豫、山東三個地區協會和十八個支部，一千多名盟員。
這次大會總結了反戰運動的經驗，指出無論是擴大反戰聯盟組織，還是開展反戰工作都有顯著的成績。這些成績是經過許多中國、日本同志共同奮斗流血犧牲所換來的。數年來，在戰場上進行反戰工作而犧牲的日本同志，有姓有名就有二十五人。由於這些有英勇獻身精神的同志們的努力工作和作戰，反戰同盟在日軍中影響越來越大，以致使日軍認為在八路軍、新四軍中有日本部隊。
反戰同盟雖然在數量上比八路軍、新四軍少得多，但是在瓦解日軍、戰勝日軍上卻是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它熟悉日軍的內部情況，了解日軍士兵的思想、語言、風俗習慣。他們利用日軍中的同鄉、朋友等關系，通過向日軍據點喊話、通信、通電話、送慰問袋等方法，直接和日軍士兵接近，收到很大效果。使日軍士兵產生的思鄉厭戰情緒日益加劇﹔逃亡、自殺和自動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的事件不斷增加﹔士兵反抗長官，不聽命令的事件也不斷發生，致使日軍戰斗力不斷減退。日軍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反戰同盟的宣傳、瓦解工作無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反戰同盟冀魯豫支部與清豐縣日軍一個大隊的士兵經常通信、宣傳八路軍俘虜政策，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本質和罪惡。這個大隊與八路軍作戰時，有些士兵大膽拋去武器，逃到八路軍中來（《日本戰友在這樣斗爭著》）。
反戰同盟不但在瓦解日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它的正義行動也極大地鼓舞了中國抗日軍民斗爭的勇氣和爭取最后勝利的信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人解放聯盟在延安發出通電，號召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並命令各地支部盟員到前線，協助八路軍、新四軍接收日軍武裝。但是日軍接到國民黨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后，拒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解放聯盟在爭取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問題上，作了很多的努力和工作，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八月三十日，在延安舉行盛大的歡送日人解放聯盟歸國大會。葉劍英總參謀長出席了大會，並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一九四五年底，解放聯盟各地支部到達東北。在岡野進的帶領下，途經朝鮮，陸續回到日本。至此，反戰同盟完成了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爭取中日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
反戰同盟在抗日戰爭中，和中國人民一起齊心合力、浴血奮戰，煥發出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並為之流血犧牲，涌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為中國人民雄偉壯麗的抗日戰爭史詩譜寫了光榮的一頁。為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