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時我與港督代表的一次談判

香港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同時也是國際關系和政治斗爭中的一個重要籌碼。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國、共、英、美三國四方立即為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及時制定了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方針，並向廣東區黨委發出一系列的工作指示。當時我任廣東東江抗日民主政權東寶行政督導處主任，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廣東區黨委派我為中共代表，到香港與港督代表舉行了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

一、中共中央關於香港問題的戰略決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香港被劃為中國戰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時，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規定：中國戰區受降范圍為北緯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大陸除東北外（東北歸蘇軍受降）的所有地區，香港屬廣州受降區。但當時國民黨軍主力都在大后方，被安排參加廣州受降區的第二集團軍的四個軍都在廣西及粵西的湛江，直到9月15日，張發奎司令才乘飛機到達廣州，參加了16日在中山紀念堂舉行的受降儀式。

8月13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演講，指出蔣介石要下山來摘桃子，要與我們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提出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反對國民黨篡奪抗戰勝利果實。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在香港、九龍、新界地區開展了城市與農村相結合的抗日游擊戰爭，佔領了九龍、新界的部分區域。為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八路軍延安總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續發出了7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裝，並准備收復部分大中城市及進兵東北。8月15日，朱德總司令下令給侵華日軍統帥岡村寧次：“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

在接到延安總部8月10日24時的命令后，東江縱隊於8月11日8時40分發出了《緊急命令》。14日，廣東區黨委又發出了《對目前時局的緊急指示》。據此，廣東各抗日武裝為收復被佔國土，收繳日偽軍武器及物資，迅速開展了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鑒於國民黨軍已向粵北和江北（東江北部）解放區進攻的局勢，東江縱隊決定以江南（東江南部）的惠（陽）東（莞）寶（安）和港九地區作為受降的主要地區。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我們基本上解放了上述廣大地區。在寶安縣，我們於8月20日收復深圳鎮，24日成立了深圳特別市，委任了市長﹔23日收復沙頭角鎮﹔隨后，又迫使縣城南頭鎮的日偽軍投降。在港九新界地區，我們於19日解放了大嶼山全島﹔25日進駐長洲島﹔隨后，收復了大埔、西貢、元朗、粉嶺等地，我們還接收了個別倉庫，並接受零星日偽軍的投降。此時，日偽軍隻能龜縮於香港和九龍市區一隅之地，其周圍的陸地和海島幾乎全部被我抗日人民武裝佔領。

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軍隊迅速光復了大陸各淪陷區和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收復了各大城市租界，並在中國本土和越南舉行了日本受降儀式。與此同時，隨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中國政府收回了東北主權。剎時間，“光復一切被佔國土！”“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全部租界！”的呼聲響徹中國大地。

由於收復租界，光復被佔國土，國民黨撈取了頗大的政治資本。當時，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在西南等大后方，它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急於發動內戰，並妄圖消滅共產黨，因而無力分兵它顧﹔此外，鑒於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雅爾塔會議上簽署了關於蘇聯對日作戰條件及有損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等原因，這就使國民黨在收復香港和澳門的問題上，出現了舉棋不定的局面。即使如此，國民黨仍加緊與英國爭奪香港的步伐，尋機收復香港。

英國為保持在亞洲和中國的利益，不願輕易放棄香港，他們早在1942年就由麥道高組織了一個重佔香港的研究小組。由於抗日戰爭勝利時英軍兵力遠在歐洲，於是隻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艦，在緬甸運載了300名官兵，於1945年8月下旬在港島登陸。然而這點兵力是遠遠不夠接收香港使用的，它需要別人的支持和幫助。當抗戰勝利時，香港總督楊慕琦仍被關在東北的集中營，直到1946年5月，他才由英國重返香港復職。此時的香港實際上處在“半真空”狀態，英國人既懼怕國民黨收復香港，也不願意中共在香港繼續擴大勢力，同時對美國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復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務的野心十分不滿，它苦於要在這三方中權衡利弊。

至於美國，原本同意香港屬於中國受降區，但在英國重新強佔香港的事實面前，又轉而支持英國，並與英國達成了秘密協議。實際上，無論美國支持哪一方，目的都是想染指香港，以此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在華利益，實現它的太平洋總體戰略設想。

面對這一局面，如何保衛中國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為中國共產黨急需解決的一大課題。

中共中央原計劃是：能夠收復的失地盡量收復，故此在1945年8月11日，周恩來為中央擬電致廣東區黨委，要求我們在貫徹延安總部廣播命令的同時，在華南應根據具體情況採取行動，“港九、汕頭、廣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強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裝時，必須取之。”我們在接到中央的各項指示后，力求收復一切失地，包括向港九地區發動攻勢。

但是，形勢很快就發生了重大變化。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緊急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與國民黨舉行談判，力爭一個有利於人民的和平建設時期。面對這一重大方針的確定，中央向各地黨委發出了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決定放棄收復大城市的原定目標，但卻要求各地黨委立即派出強有力的人員，進入大中城市開展各項工作。

當時，黨中央獲悉國民黨和英國都力爭收復香港，而中國共產黨在華南尚無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這樣的大城市。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初步形成了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設想。為此，中央就我黨在香港工作問題向廣東區黨委發出了一系列指示，並要求派出代表與港英當局舉行談判。

中央分析指出：收復香港是英國的既定目標，但它將面臨與國共兩黨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它必須有所取舍。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但是隻要我們能在香港站穩腳跟，就可以對其長期打算，長期利用。因此，中央指示我們，應利用國民黨、英、美之間的矛盾，利用我黨於抗戰期間在香港打下的基礎，迫使港英當局同意共產黨在港合法地位，大力開展共產黨在港公開工作局面，促使港英當局實現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動之條件，並將其建設成為華南民主運動的基地。中央同意港九獨立大隊撤回內地，以便於我們與港英當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

廣東區黨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委派我為中共代表，黃作梅為英文翻譯，到香港本島與港督代表舉行談判。以后，由於英方已派出翻譯，黃作梅不再繼續參加。我是在8月下旬到達香港的，9月初開始談判，內容是准備收復香港﹔但緊接著我們就收到中央關於不收復香港的電報指示，談判內容也改變為保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港利益。全部談判直到10月中旬才結束。

二、與港督代表初次交鋒

在與港督代表的初次談判中，我主要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立場，指出：香港、九龍、新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英國是靠發動侵略戰爭及當時腐敗的中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而攫取的，我們總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鑒於目前局勢和種種原因，我們暫時同意英國重佔香港，但必須保護中國人民在港利益。

為使談判向有利於我方的既定目標轉換，我將話題轉到了抗戰內容。

首先，我提到雙方的一次失敗合作。我指出，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我們曾派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及夏衍、喬冠華與港督楊慕琦派出的代表布政司詹臣及澳大利亞籍英國記者貝特蘭舉行了秘密會談，商議共同保衛香港事宜。由於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輕信日本特使在華盛頓的游說，以為香港能保太平，坐失與我方合作的良機。

其次，我概述了秘密大營救。香港淪陷后，我們在營救中國文化精英和愛國人士的同時，積極營救了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國際友人。可惜的是，當時被關在集中營中的香港警察總監依雲士目光短淺，以為戰爭很快結束，擔心越獄有危險，下令不准任何人參加我們組織的越獄行動，致使大多數人不敢出逃。否則，我們的營救工作將取得更大的成績。接著我又指出，僅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香港淪陷后的一年中，我們就營救了英國人19人，印度人26人，其中有港府和匯豐銀行的高級職員、軍官、義勇軍及其他各類人員。在此一年中，我們僅為營救英國人和印度人就耗費了5萬余元港幣。我同時指責港英當局不守信譽，原來曾答應我們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營救費用外，另給2000元港幣獎勵金，但至今都未兌現。以后，我們與英軍服務團合作，英方才提供了1000元港幣慰勞金和3萬元國幣，但這只是杯水車薪，這些款項還不夠其工作人員的生活費開支。1943年8月，英軍服務團單方斷絕與我方聯系。即使這樣，我們仍繼續營救英方人員，並給英軍服務團以工作上的援助。在香港淪陷后的3年中，我們共營救英國人42人，印度人54人，以及美國、丹麥、挪威、俄國、菲律賓等國人員上百人。我們所作的這一切都是在自己經濟狀況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在秘密大營救工作中，我們的人員出生入死來往於港九與東江游擊區之間，有的人還為此獻出了生命。

再次，我提到了軍事情報合作。我指出，在香港淪陷期間，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我們利用自己200余人的情報網與盟軍開展了情報工作，向他們提供了許多極為重要的情報，為國際反法西斯斗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東江縱隊的上述工作，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及英軍服務團最高負責人賴特上校都曾給以高度評價，並多次誠摯地向我們表示感謝。

最后，我又略述了港九抗日游擊戰。我特別提醒他們注意，當日軍進攻香港后，港督楊慕琦率部投降，而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卻在港九地區開展了抗日游擊戰爭。我們炸機場，斷橋梁，襲艦艇，打日寇，除漢奸，攪得敵人不得安寧，並解放了港九大部農村和海島。

隨即，我讓黃作梅出具了事先准備好的有關材料，其中包括東江縱隊與英軍服務團合作的報告、東江縱隊營救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國際友人的統計材料等。我同時還要英方代表注意：中國也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中共的董必武等人現在正以中國政府代表的身分出席美國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我正告英方談判代表：歷史証明，在中國的領土上，合作，對雙方有利，不合作，最終吃虧的還是你們。

港督代表聽了我的這一番議論后，態度變得明顯和緩，他對我所談及的各項事實均表贊同。

三、確立中共在港合法地位

有了上述的交鋒后，我們即轉入了談判的實質性內容，這就是中共在港地位及中國人民在港利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們應通過談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允許我黨以半公開形式在港從事各項活動，即不論是秘密和公開活動均不以共產黨名義出現，我們的活動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

為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我們曾在本世紀20年代發動過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沉重打擊了港英統治當局。但在此后的二十幾年中，共產黨在香港的幾乎所有活動均屬非法性質。僅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駐港的南方局、廣東省委、兩廣省委、香港工委等機關就迭遭破壞，其中省級領導干部被捕的就有蔡和森、章漢夫、陸更夫、鄭懷昌等十余名，其中絕大多數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本人在此前的香港地下工作中，就曾3次被捕，兩次入獄。在抗日戰爭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堅持了港九地區的抗日斗爭，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現在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我們理所當然地應該在香港佔有一席之地。

為此，我在以后的談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條件：①承認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工作機構﹔②允許我方人員在港九居住、往來、從業自由及募捐﹔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報及刊物﹔④同意並幫助我方在港設立秘密電台﹔⑤在我武裝撤出后，英方應保護我非武裝人員和傷病員的安全﹔⑥我在大鵬灣的海面部隊，因要保護商旅安全，應准予延緩撤出時間﹔⑦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裝自己和維持社會治安的權利﹔⑧組織戰后救濟會，賑濟災民﹔⑨非經我方同意，英軍不得進入我控制地區等。

港督代表當時從心裡很不想接受上述條件，但礙於當時的歷史狀況和各方力量格局，最終還是全部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一些具體細節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見。

至此，我們與港英當局談判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於是我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諾，中共今后不在港九地區從事非法活動，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將在近期內全部撤出。

這次會談后，由廣東區黨委宣傳部部長饒彰風，以港九獨立大隊大隊長和大隊政委的名義起草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布該部將在一周內全部撤出香港地區，並油印成傳單於9月28日在港九各地散發。

當時香港治安紊亂，百廢待舉，駐港英軍兵力嚴重不足，而港英當局又不敢請國民黨軍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以恐引狼入室。港英當局為了維持香港的社會秩序，從戰亂中恢復和發展經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我們的力量。鑒於東江縱隊駐港部隊在廣大群眾中有良好的聲譽，港督代表提出請求，希望港九獨立大隊暫緩撤出，幫助維持社會治安，組織港九民眾建立自衛武裝和籌建警察后備力量等。我經請示，同意港府請求，答應港九大隊在港繼續駐扎5個月，經費由港方負責。

為協調工作，並表示友好，駐港英軍最高負責人菲士廷將軍曾提出會見東江縱隊曾生司令員和王作堯副司令。在此期間，應駐港英軍的邀請，東江縱隊司令部還派出袁庚和黃作梅到九龍半島酒店與駐港英軍夏愨海軍少將商談港九獨立大隊推遲撤退及雙方軍隊的具體合作事宜。

10月間，廣東區黨委將這些談判的結果陸續電報中央，告知：對我方提出的條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並對我數年來堅持斗爭之精神及成績，深表欽佩感謝”。隨后，中央批准了華南黨組織在港活動方案。

1945年9月，東江縱隊300余名傷病員分別住進大埔康樂村等數間英軍醫院。根據談判協議，我方傷病員在醫院治療期間的一切費用及人身安全均由英軍負責。10月，國民黨新一軍到香港時曾想劫走這批傷病員，被英軍以應“遵守紅十字會精神”而加以阻止。以后在軍調談判期間，國民黨又想來“接收”這些傷病員，均未得逞。

當國民黨在廣州接受日軍投降后，廣大民眾和社會輿論強烈要求收復港澳，廣東省參議會還發表了收復港澳宣言。10月下旬，國民黨在廣州地區受降主官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派參謀處處長李漢沖為代表、上校參議駱來添為譯員到香港，與菲士廷陸軍司令舉行談判，以圖尋求機會收復香港。但他們達成的協議，內容僅為過路香港的國民黨軍隊應遵守的規則等。此時，國民黨軍紀敗壞，駐港國軍在香港大肆違法亂紀，他們強用國幣，並發生搶劫商店、汽車撞死人、毆傷警察致死等重大案件，但港英方面都不敢處理。在此歷史重要關頭，蔣介石仍視共產黨為大敵，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斷然發動全面內戰。隨著國民黨軍隊大批北運，他們高喊的“收復香港”終成泡影。

四、全面開展中共在港半公開工作

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開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和談判決定，廣東區黨委於1945年9月起陸續派出大批干部進入香港，並劃分為秘密和半公開兩大工作系統，分別由區黨委委員梁廣、黃康及連貫、饒彰風負責。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廣東區黨委和東江縱隊領導機關分別遷入香港。6月，設立了半公開工作機構中共港粵工作委員會，由廣東區黨委書記尹林平兼書記。根據中央及南方局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之間，黨的大批專業干部章漢夫、潘漢年、夏衍、許滌新、喬冠華、廖沫沙、龔澎、馮乃超、邵荃麟等人陸續由內地轉移至香港，我黨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廣泛開展了統戰、文化、宣傳、財經、外事、僑運、情報等工作。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稱華南分局），方方為書記，尹林平為副書記，章漢夫、梁廣、潘漢年、夏衍、連貫為委員﹔隨即港粵工委改稱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章漢夫為書記﹔廣東區黨委城委改稱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梁廣為書記。香港成為華南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

1945年11月13日，廣東區黨委機關報《正報》在香港創刊﹔同年年底，建立了新華南通訊社﹔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復刊了《華商報》﹔隨后，成立了新華社華南分社（后改稱香港分社）﹔出版了《群眾》周刊、《今日中國》英文半月刊、《經濟導報》等。

1946年9月1日，我們創辦的香港勞工子弟學校開學，該校得到了香港政府勞工司、教育司及社會的廣泛支持﹔以后這間學校不斷發展，並延續至今。1946年10月10日，廣東區黨委與民主人士共同創辦的達德學院開學。與此同時，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相繼開學。1949年2月，香港工委財經委創辦的建中工商專科學校開學。這些學校為解放戰爭時期的游擊區及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訓了大批干部。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區舉辦了二十幾期各種類型的學習班，為華南和西南地區培訓了省、地、縣級干部數百人。在此期間，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將許多期學習班轉移到香港舉辦，劉曉、方方、劉長勝、錢瑛、許滌新等領導親自授課。

1947年，香港爆發了自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遵照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改稱統戰部）的指示，採取了正確的斗爭策略，領導廣大工人群眾取得了大罷工的勝利。通過這次大罷工，共產黨取代了國民黨在香港工會中的主導地位，爭取了廣大工人群眾。

在我們的發動下，進步港商沖破國民黨的阻力，開展與北方解放區的易貨貿易，大量的藥品、膠鞋等急需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被運往解放區，解放區生產的物品也有了海外銷路。我們在香港和南洋等地募集的捐款、衣被等也不斷被輸送到華南游擊區。

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內地的許多重大起義，也是在香港策動和完成的。在此期間，我們還發動滯留在港的原國民黨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資委會、招商局、九龍關等25個經濟機構起義，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以后，我們接收了這些機構的大量資產，其中絕大部分員工也成為建設新中國的骨干人才。

參加這次中英談判后，我被黨組織留在香港從事上層統戰工作，任中共港粵工委（后改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會委員，港英政府則任命我為漁政司官員，以便於我在港從事漁民和華僑工作。在解放戰爭中，我們與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彭澤民、鄧初民、陳其尤、李章達、蔡廷鍇等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向他們宣傳中共中央統一戰線思想，批判“第三條道路”主張。1948年秋開始，我協助潘漢年、連貫、夏衍等人，將雲聚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輸送至解放區，籌備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1948年12月11日上午，我到香港工委副書記連貫家開會（此時連貫已到河北省西柏坡向中央匯報工作），正好碰上港英政治部的警察來搜查，他們將我當嫌疑犯逮捕。我被捕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指示香港工委外事委書記喬冠華向港英當局提出抗議，黨組織還派人向香港基督教會督何明華及港大校長交涉。當審問我的港英警察知道我的真實姓名后，立即向我“賠禮”“道歉”，責怪我為何不早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隨即，他們拿出牛奶和面包請我吃。13日，他們“禮送”我出獄。這次港英當局的行動，實際上是想獲取我們輸送民主人士的証據和有關資料，打擊我們在香港開展的新政協運動，破壞我們輸送民主人士的工作，但他們沒有達到目的。

我與港督代表的這次談判已經過去50多年，實踐証明，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關於對香港長期打算、長期利用的方針是非常英明、正確的。我們將香港作為戰略基地，使其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的各項工作開展及今天的香港回歸，打下了堅實基礎。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