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親歷記
我出生於山東，在東北長大，童年經歷了抗日戰爭那段艱難的歲月。新中國成立后進入大學學日語的時候，遭到父老鄉親的一致反對。他們說日本鬼子那麼壞，你還要學他們的語言？！我說，這是工作的需要，再者從事中日友好交流也是我的志願。正是組織上的這一安排和我的選擇，使我畢業后到外交部工作，有機會得以從事對日工作。但是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中日關系尚處於無邦交的僵冷時期。當時我很羨慕別的司處的同事，可以出國到主管國家地區辦業務、學習和深造，而近在咫尺的中日兩國，卻遙遠而冷漠，僅有非官方的民間交往，還要繞道經香港去。
不過，到了20世紀70年代，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隨著我國的發展壯大，國際聲望、地位日益提高。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一些同我國無邦交的國家裡要求同我國建交、同我國人民友好合作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長期敵視、遏制我國的美國也派基辛格秘密訪華，謀求兩國關系的正常化。當時的日本佐藤內閣卻依然無視現實，在“兩個中國”的死胡同裡掙扎，作著“螳臂當車”的幻夢。然而，日本國內要求中日友好、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呼聲席卷日本，我國長期以來推行的“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對日政策和大量友好工作顯現出明顯的效果。雙方交往日趨頻繁，關系也更為密切。我們這些從事外交工作的人，也以民間的身分，參與多起訪日代表團和接待日本訪華團，親歷了兩國推進邦交正常化的全過程。有趣和巧合的是，我所經歷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幾個重要片斷，幾乎都與“土”字沾邊。
“土密碼”辦大事
1971年3月，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世乒賽組委會委員長、日本乒協主席后藤鉀二向我國發來正式邀請。由於“文化大革命”與世界體壇隔絕多年的我國體育界，就派隊參加與否的問題，請示中央。報告最后送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我隊應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備死幾個，不死更好。”大家得知，競相傳告，欣喜非常。鑒於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國首次派團出國比賽，又值我國調整改善與加強對外關系的關鍵時刻，國家體委與外交部協商會簽並報中央批准，組成由運動員、教練員、外事人員共60多人的大型代表團，由國家體委的趙正洪任團長，多年負責對日外事工作的王曉雲擔任副團長，宋中任秘書長。我們幾個外交部和中日友協的干部，也分別以秘書、翻譯等身分隨團前往。
我代表團在“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和推進中日友好的方針指引下積極進取，努力工作，獲得優異成績。運動員在比賽中敢打敢拼，技術和精神面貌都有很好的表現，取得了女團、女單、男雙三項冠軍，男團、女單、女雙和混雙四項亞軍，並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選手廣交朋友，切磋技藝，增進了了解和友誼。副團長王曉雲等外事工作人員則利用這次參賽的大舞台，積極開展工作，同日本各黨派、團體、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而頻繁的接觸，為中日友好助威加油，為改善兩國關系奔走，拉開了“乒乓外交”的帷幕。日本媒界一致稱在日本刮起了一場強勁的“王旋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日中熱”。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屆世乒賽期間，我代表團正式向美國乒乓球代表團發出了訪華邀請。毛主席高瞻遠矚的戰略決策，以“小球轉動大球”，不僅開啟了長期處於敵對、隔絕狀態的中美兩國交往的大門，也贏得了世界。
本來我代表團所帶的經過中央批准的邀請方案是不包括美國的，“如美國隊要求訪華，可予婉拒。”但是4月6日晚，國內通過密碼電話傳來指示：“為增進中美兩國運動員和人民之間的友誼，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於31屆世乒賽之后訪華。”我從帶來的“土密碼”——一本《中日大辭典》中譯出，趕忙報告代表團領導。
4月7日下午，比賽仍在愛知縣體育館大廳緊張進行。觀眾為選手們精湛球藝歡呼、喝彩，掌聲雷動。就在此刻，體育館地下一層會客廳也是“於無聲處聽驚雷”。我代表團秘書長宋中緊急約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負責人哈裡森，向他轉達了對美國乒乓球隊的訪華邀請。哈裡森很是激動，感謝中方的邀請並答應立即報告國內，他表示相信，全美上下都會為之高興。結果，以美國乒協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為團長的代表團4月10日即飛抵北京開始了正式訪問，美國代表團包括哈裡森和蒂姆博根等乒協官員和在名古屋曾同中國運動員有過接觸的乒乓球選手格倫·科恩等人。他們的訪問獲得成功並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會見。周總理說，你們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門。
這件事情對我個人來說尤其難忘。可能不會有人想到，在當時訪日參賽的條件下，包括邀請美國代表團訪華這樣機密非凡的信息都是通過“土密碼”電話傳送的。那時中日兩國關系尚未正常化，我國駐日機構——備忘錄貿易辦事處也未設立密碼通訊。前后方聯系靠托帶信件，緊急時隻有打國際電話，而不宜公開的機密，就隻能靠自己設定“土密碼”。此次赴日前，我們商定，前后方電話窗口的名字為“陳東新”，以20世紀70年代日本最新版的《中日大辭典》作為臨時密碼冊，我帶上一本隨代表團赴日，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留一本。屬於絕密、機密的指示和請示報告一律通過“土密碼”，機要內容的字詞以大辭典頁碼、左右邊以及行、序再加上固定數字，在電話上傳達。因此，我打給“陳東新”的電話和“東新來電”常常夾雜著不少阿拉伯數字，需要“譯”出才能明白，這恐怕是最為原始又最難破譯的密碼通訊了。
佐藤面如土色
1971年8月，88歲高齡的日本自民黨眾議員、反主流派元老鬆村謙三先生與世長辭。鬆村先生為日中友好和恢復邦交奔波勞碌，貢獻極大。他曾四次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晤交談，達成以“漸進積累的方式”改善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的共識，他是中日雙方當時聯系渠道內日本方面的最高負責人。周總理一得知鬆村病逝的消息，直接在當日的大本《參考消息》上批示，要即刻發唁電和派身分較高的人前往日本吊唁，接著又具體交代和指派對外友協會長、中日友協負責人王國權（前駐波蘭大使）偕隨行人員王效賢以及我專程去東京參加葬禮和吊唁活動。這一舉動充分體現了我國領導人和人民對鬆村為改善日中關系獻身精神的贊賞，也是對頑固推行錯誤對華路線的日本佐藤政府的一大打擊。
8月25日，我們一行在經香港到達東京的時候受到了熱烈歡迎。不僅日本各黨派、團體、朝野的新老朋友、華僑、華人與朝僑總聯代表都到機場歡迎，日本內閣也開會決定派官房長官竹下登和官房副長官三原朝雄前往機場迎接。
鬆村的追悼會和葬禮在東京筑地本願寺舉行。葬儀朴素而庄重，大廳布滿花圈、挽聯。有名氣的政治家、經貿界頭面人物、文化藝術、體育衛生各界人士、黨派團體的負責人以及鬆村先生家屬、親朋和生前友好共4000多人到場。由於專程從國外前來吊唁的隻有我國的王國權會長一行，所以我們成了全場為人矚目的貴賓。
追悼大會首先特別宣讀了周恩來總理發來的唁電，電文贊揚這位卓有遠見的政治家把晚年獻給日中友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深為中國人民所欽佩。王會長單獨向鬆村先生遺像鞠躬致哀，並按日本習俗進香。他代表周總理、代表中國各界向鬆村先生家屬表示了慰問。
作為主祭人的自民黨總裁佐藤榮作一進場便主動前來與王國權會長握手並低下頭說：“蒙長途跋涉前來，辛苦了，我深表謝意。”而王會長只是點了點頭，作為禮儀性應對，幾乎未予理睬。佐藤猶如吃了一記悶棍，似乎還想表白什麼，又覺得無趣，不得不悻悻而去。后來他在追悼會結束離場前又專門到王會長面前握別說：“長時間的葬禮辛苦了，回國后請代為問候周恩來總理。”王國權仍未作應答，佐藤再次碰了一鼻子灰。我想“此時無聲勝有聲”，不語更有千鈞力。我站在旁邊看到佐藤當時的表情是：面如土色，難堪至極。其實早在佐藤得知王國權會長要來參加葬禮的時候，就曾多方設法通過自民黨內同中方關系密切的藤山愛一郎、古井喜實、田川誠一等人安排與王國權的會晤，均遭拒絕，今日佐藤之下場，已在我們的意料之中。
王國權會長利用鬆村葬禮前后的各種機會、場合與日本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老朋友自不待言，還結識了不少新朋友。一些順應形勢、轉變想法，試圖在中日關系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尤其希望同王國權會面交談。王會長便因勢利導，做了不少爭取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包括自民黨實力派人物三木武夫、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保利茂等人，王會長都和他們有過直接或間接的接觸。這和后來在醞釀自民黨總裁選舉時，他們以中日關系正常化作為外交政策協議，形成黨內倒佐藤榮作的派系聯合不無關系。
“土沙盤”傳達指示
1972年7月，內外交困的佐藤榮作內閣為田中角榮內閣所取代，給中日關系帶來了新的轉機。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國上海芭蕾舞劇團按計劃啟程訪日進行公演。演員和舞美班底都來自上海，而團長是我前駐東京備忘錄貿易辦事處一把手的“日本通”孫平化。我們一些來自外交部和對外友協的工作人員也參與其中，全團共208人。我的工作是團長秘書兼外聯，還負責與國內的聯系。
當我們從北京出發，乘車經廣州到香港時，還是佐藤內閣執政，而飛抵日本東京的時候田中內閣已經產生。真是時隔三日，兩屆內閣，變化神速。田中首相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就明確表示，“要以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為急務”。對此周總理也立即回應發表講話說，田中新內閣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兩國政府首腦的呼應表態，預示著中日關系的黎明曙光的到來。孫平化率團抵日本后，立即與我駐東京聯絡處的新首席代表肖向前和代表團以及聯絡處的有關同志，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不久隨我農業代表團來訪問日本的外交部日本處陳抗處長帶來了周總理的重要指示。他把我們都叫到了駐東京聯絡處。為保密起見，他在“土沙盤”上連寫帶說，一字一句如實作了傳達。“土沙盤”就是小孩在幼兒園和學校用的那種簡易文具復寫板，寫過后一拉，字就消失了。周總理指示說，田中要加緊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我們表示歡迎，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戰略部署。毛主席講我們要採取積極態度，對方能來談就好，談得成談不成都行，總之現在已經到了火候。這回不能隻“刮旋風”了，要落地。周總理針對孫平化、肖向前的名字，生動地指出：孫平化就是要“萬丈高樓平地起”﹔肖向前要“繼續向前”。“平地起高樓”和“繼續向前”，就是要在已有民間外交日積月累的基礎上，通過廣泛細致的工作，推動田中下決心採取行動實現訪華，以最終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我們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把要做的事情、工作和要見的人一一排隊，制定了詳細的活動日程表。
上海芭蕾舞劇團的節目《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內容情節動人，演員技術高超，演出獲得好評，廣大觀眾從中增進了對我國的了解和感情。與此同時，孫平化、肖向前等人則利用觀看演出、外出拜訪、宴請會見等機會，廣泛接觸各界新老朋友，分別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做了大量工作。在與日本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輿論媒體各界以及友好團體交流的基礎上，他們先后四次會見了大平正芳外相，就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了充分的交談。隨后，8月15日，田中首相在東京帝國飯店會見了孫平化和肖向前，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首相秘書官木內昭胤、小曾啟一、中國課課長橋本恕等陪同會見。在當時日本和台灣當局還保持著所謂的“外交關系”的情況下，現任首相正式會見我國訪日代表團負責人和駐日機構代表尚屬首次。孫平化、肖向前向田中正式轉達了周恩來總理對他的訪華邀請。田中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並感謝周總理的深情厚意。田中認為，一海之隔的日中兩國解決關系正常化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他表示將在進一步協調黨內意見，做到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前往中國以求“有終之美”。
在這次會見后，中日雙方都向記者發布了有關消息。這實際上等於預發了田中近期將訪華的新聞公報。這就意味著推動田中訪華的工作收到實效，兩國人民期盼已久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即將成為現實。
1972年金秋，組閣剛剛兩個多月的日本內閣田中角榮首相，接受我國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等52名高官成員，乘道格拉斯DC-8型日航專機於9月25日11時30分直達北京，開始對我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隨行的還有80多名媒體記者和近百名先期抵京的電視轉播和衛星地面站的技術人員。
早在中日民間來往頻繁的20世紀50年代，毛主席、周總理就說過，兩國恢復邦交這樣的大事還得靠當政的領導人，但日本隻有下了台的首相才來中國，不過我們可以等待，北京的機場隨時准備為之開放。實際上，我國政府也一直准備採取行動，實現中日關系的正常化。50年代中期，周總理向當時的鳩山一郎首相發出了正式的邀請，兩國駐日內瓦的總領事還就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過直接接觸。但囿於美國壓力，日本無法實施獨立自主外交而作出響應，致使我國的中日兩國官方關系正常化設想與計劃未果而擱淺。
轉眼近20年過去，以“決斷和行動力”著稱的田中首相終於來到了北京。周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以及外交部姬鵬飛部長、外交部顧問廖承志（時任中日友協會長）等都親臨機場迎接。當周總理與田中首相握手的那一歷史瞬間，作為為中日友好事業獻身的普通一員，我的內心深深為祖國的強大昌盛、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而充滿感慨。我相信田中首相也是感觸滿懷，他對於日本曾經加害過的中國人民所給予的熱情歡迎和款待不會無動於衷。田中在釣魚台寫下的詩句“鄰人目暖吾人迎”，他表示要在日本離宮改造為迎賓館的時候請周總理作為第一位客人訪問日本，如此等等均可資証明。
歡迎儀式結束后，周總理從機場親自陪同田中首相等日本貴賓，驅車到釣魚台國賓館，國賓館18號樓迎來了第一位訪華的日本首相。
稍事休息后，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會見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以及代表團隨行的主要成員。賓主在圍成蹄形沙發上就座，呈現出親近的家庭氣氛。記者們搶著拍下這珍貴的鏡頭並從中領略到了熱情又親切的濃厚氛圍。
田中首相對周總理說：“剛剛喝了一點茅台，略有醉意，感覺很好，但是酒興未盡，會談完了還要喝點。”周總理會意，馬上說：“願意喝，可以再送些給你，把你的‘威士忌’換成茅台。”田中點頭致謝並說：“確實是好酒，比‘伏特加’更好，‘威士忌’也比不上。”周總理指著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說：“茅台酒產在他的家鄉貴州省，是紅軍長征時候發現的。‘威士忌’喝多了會上頭，而‘伏特加’不如茅台柔和。”田中連連點頭稱是。后來記者對此曾多有報道和引申評論。
“添了麻煩”掀起波瀾
田中首相一行抵京當日下午，中日雙方就邦交正常化的談判立即正式展開。談判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中日兩國總理與首相的小范圍限制性會談﹔二是兩國外長的會談﹔三是雙方主管官員級別的工作會談。兩位總理和首相主要就重大的原則問題進行陳述並交換意見，外長根據首腦會談的精神和指示，商討起草聯合聲明，由主管負責官員具體落實文字。日方參加上述后兩個層面會談的成員分別有大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吉田健三、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中國課課長橋本恕等。中方參加會談的有外交部姬鵬飛部長，韓念龍副部長，外交部顧問廖承志、張香山，亞洲司司長陸維劍、副司長王曉雲，日本處處長陳抗等。
在整個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過程中，中日兩國總理和首相先后舉行了四次會談，兩國外長舉行了三次正式會談，一次非正式會談。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姬外長與大平外相的會談以及修改確定《中日聯合聲明》文字的一些具體工作。
我方關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場與見解以及《中日聯合聲明（草案）》，是1972年7月由周總理全面闡述，通過訪華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帶回日本轉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日方關於談判的議題是由小坂善太郎率自民黨各派議員團訪華時帶來的。就在田中首相訪華前夕，日方托資深議員、大平外相的親信古井喜實帶來了日方在研究我《中日聯合聲明（草案）》后擬出的《聯合聲明大綱》。中日雙方對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以及有關問題處理意見大體一致，但在對我方所提復交三原則、台灣問題以及對第三國關系的認定與文字表述上還存在分歧，有待商榷。因而整個談判的過程，歷經艱辛，充滿了斗爭。可以說《中日聯合聲明》的每一段文字，乃至每個用詞的敲定都費盡了心思，凝結著血汗。
在雙方談判中最先遇到的難題是日方對侵華戰爭的道歉的表態。這個問題是由田中首相在周總理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話引起的。本來在互換草案中，中日雙方同意在前言中簡述一段歷史的回顧和日方表示道歉，但是未落實文字。田中首相在周總理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辭中，輕描淡寫地提到日本在戰爭中給中國“添了麻煩”，出席宴會的中方人士聽了都感到吃驚、很別扭，當場就議論開來，表示不滿。田中的這一表態公開報道后更是引起了廣大公眾的強烈反感與憤慨。
周總理在第二天與田中首相會談一開始就坦率而嚴肅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蒙受深重災難，其結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日本政府應當牢牢記住。而“添了麻煩”意思太輕，許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說那些有殺父傷親之仇的人了。田中首相向周總理作了些表白和解釋，說他首先是要反省、道歉，向中國人民謝罪，承認講得不夠，要設法改。
我方談判和接待班子中有不少是山東和東北人，對日本侵華都有親身經歷和體會，幾乎每個人都能說出日本軍國主義罄竹難書的種種罪行。無論是撫順的“萬人坑”，還是哈爾濱的“731”細菌殺人工廠，一樁樁、一件件都是日寇屠殺中國人民駭人聽聞、令人發指的血証。千百萬人生命財產的巨大傷亡與損害豈能用一句“添了麻煩”了結？！我私下對橋本恕說，連我上大學學日文，家鄉父老都反對。他們痛恨“日本鬼子”，正因為他們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呀！日方不考慮中國人民的感情，怎麼能行得通呢？
針對日方對“添了麻煩”詞義的解釋，我方還搬出了日本出版的辭書、辭典，一一查出“添了麻煩”、“反省”、“道歉”、“謝罪”等字詞的含義以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煩”來道歉的不足、不當。橋本等人連連稱“厲害”、“折服”！
后來在兩國外長會談中，日方表示願意照中方的意見修改，准備拿出一個方案來商量。9月27日晚，毛主席會見田中首相時一上來就問起“那個‘添了麻煩’的問題吵得怎麼樣了？”田中稱，已經基本解決，可以按中方的習慣改。毛主席高瞻遠矚地說：“吵出結果就好，天下總沒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識啊！”在當天夜間，姬外長與大平外相第三次會談中，大平提出並親自口述對戰爭加害反省的措辭，為中方所接受。最后寫進《中日聯合聲明》的就是大平口述的文字：“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方的嚴正立場和日方的反省、謝罪之意，寫進了庄嚴的歷史性文件，為我們經常所說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留下了依據。
“心似巨岩碎大濤”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灣保持著“外交”關系，日台之間還簽定過所謂“和平條約”，而日本要實現同中國邦交正常化，它自然就要與台灣“斷交、廢約”。中方早就提出了恢復邦交三原則，即日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
田中上台后，他甘冒政治與生命的危險，優先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他派自民黨老資格議員小坂善太郎率各派議員訪華，以最終協調統一黨內意見﹔同時派執政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去台灣安撫、摸底。然后自己來華談判，最后解決問題。田中首相承認，謀求復交，就隻能取消同台灣的官方關系，可是不願造成混亂，不願視與台灣“建交、締約”並宣布雙方“戰爭狀態的結束”從一開始即為非法。田中還要求中方體諒他面臨的現實困難，並予以照顧。大平外相也表明對復交三原則並無任何異議，但日本政府是“日台條約”的當事國，負有責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見解，等於多年來一直欺騙國會和國民。日方希望找到符合其立場的表達以維護日本在台利益與人身安全（當時日台年度貿易額有12億多美元，日赴台每年18萬人次，台赴日每年5萬人次，在台日本公民共3800人）。隨后，在兩國外長談判時，代表日方作主旨發言的外務省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還從法律的角度講述了所謂“日台條約”以及“戰爭狀態結束”、“賠款已經處理完畢”的“合法性”。
有鑒於此，如何處理台灣問題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的表達方式、內容，就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最大難點，談判的氣氛也一度趨於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密切關注談判進程的周總理，把握大局，有剛有柔，表現出了原則的無比的堅定和具體方式上的靈活性，推動著談判朝達成協議的方向前進。針對談判面臨的最大問題和困難，周總理在與田中首相會談中首先肯定、稱贊田中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決心與勇氣，對田中表示理解我復交三原則以及一旦和中國建交即與台灣“斷交”，“日台條約”也隨之失效的說法表示贊賞，認為“這是對我們的友好態度”，也隻有在這一前提下才可能對日方面臨的困難予以照顧，而不是相反。周總理並且指出，一定要從政治的高度而不是拘泥於法律條文來處理問題才是正確的。
接著周總理極為嚴肅地批駁了日方外務省條約局局長在發言中死摳條文不放，把舊金山條約、“日台條約”都拿出來作為依據的錯誤說法，“顯然是無視事實的，本末倒置，也不符合田中、大平對復交的意願和精神。”
聯系到日本對華賠償問題，周總理說，遭受日本侵略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大陸。我們是從友好大局出發，也不想使日本人民負擔賠償之苦才主動放棄賠款要求，而已經被中國人民推翻逃到台灣的蔣介石，當時就已無任何資格代表全中國，他所謂的“放棄”只是慷他人之慨。日方如今還死抱著“蔣介石已經處理完畢”，因而認為不必再提、也不領情的態度，“實在是令人驚詫和憤慨，完全不可容忍”。
周總理的發言，義正詞嚴，有據有利，日方無言以對，也讓我們這些參與談判工作的人深受教育。
聽了周總理的話，田中首相當場表示，中國把恩怨置之度外，從大處著眼，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處理問題，日方坦率地評價中國的立場，並再次表示深深的謝意。田中表示願意繼續考慮中方的意見並同意由外長繼續開動腦筋，磋商寫入《中日聯合聲明》的合適措辭。
針對周總理的嚴肅批評，在雙方會談結束后，一回到釣魚台賓館，田中便把外務省官員叫到自己的房間，對他們嚴肅地講道：你們受過高等教育，都是很有學問的，不要鑽牛角尖，靠你們提出解決問題的見解和辦法，責任由我來負。
眾所周知，田中首相曾經多次對人講過對周總理的深刻印象和欽佩之情。此次來華，在與周總理直接對話、接觸以后，他曾在賓館白紙上寫出了如下評價周總理的詩句：“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岩碎大濤。”對周總理發自內心的由衷敬佩躍然紙上。
在中日最后一輪首腦會談時，田中告訴周總理，他已經明確指示大平：《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后立即對外宣布中止同台灣的“外交關系”，“日台條約”也隨之廢棄。他還向周總理保証：日本不支持“台獨”，對台灣無領土野心，日后如對台有什麼舉動，願向中方打招呼。雙方還同意暫時擱置釣魚島的爭議。
周總理稱贊田中為實現中日復交所作的貢獻。他說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此次田中首相來華已經體現了中國古語“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周總理特地把《論語》的這六個大字題贈田中，以示中日新關系從“言必信”開始，日方要汲取過去半個世紀的教訓，在新的基礎上繼續開拓兩國關系。田中深為感動，也以東方人特有的方式作了回贈，揮筆題寫了“信為萬事之本”六個大字。這是出自日本飛鳥時代當政者聖德太子之口、曾經載入日本舊憲法的一句話，田中以此表達他恪守信義、履行承諾的心願。
絞盡腦汁“苦汗泉”
9月27日上午，田中首相在姬外長陪同下游覽長城，大平外相隨行。兩位外長在往返長城的路上也沒有停下手上的工作，一直在就《中日聯合聲明》的內容表述等進行商談。大平談了在前言中加入理解復交三原則和關於“結束戰爭狀態”以及兩國“盡快”交換大使等問題，並表示當晚提交日方最后對案。此次長城途中兩國外長的對話成為日程之外追加的外長非正式會談。
大平外相一覽長城的雄偉壯觀，感慨無限。為了寄托滿腔的情懷，也為了紀念此次訪華，他寫下了一首七言詩：“長城蜿蜒六千裡，汲進蒼生苦汗泉。始皇堅信城內泰，不知抵抗在居心。山容城壁默不語，榮枯盛衰幾如夢。”詩中寫出了對中國老百姓修建長城付出艱辛勞動甚至流血、流汗的感觸。我想，作為輔佐田中的外相，作為日方復交談判的主將，為達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協議，寫就《中日聯合聲明》，大平也是絞盡腦汁、苦汗如泉涌！想到周總理對人講過的“大平內秀而博學，輔佐田中很得力，有大平才有田中，才有日中復交”的話，深感果然如是。
9月27日夜，中日兩國外長舉行第三次正式會議，在兩國首腦會談達成基本一致的基礎上，敲定符合雙方立場的聯合聲明。雙方談判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兩位外長就“結束戰爭狀態”、復交三原則和台灣問題的表述進行最后的商定。
對於幾個關鍵問題，經過對雙方所提方案、對案的討論和比較，中日雙方基本達成協議：“我方同意在日方表述理解與接受復交三原則的前提下，聯合聲明中可不提及‘日台條約’、避開‘確認戰爭狀態結束’字樣。”
鑒於此，關於“結束戰爭狀態”問題，雙方同意在正文中以“聲明公布之日起，兩國之間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取代“確認戰爭狀態結束”的表述。而在前言裡寫明“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系史上新的一頁”。原來我方方案正文裡“不正常狀態”前還有一個“極”字，大平認為“極不正常狀態結束，容易造成尚有某種程度上不正常的誤解，莫如換成‘迄今為止’”。我方接受了這一提議。
關於台灣問題，日方認為：日本是《波茨坦公告》的當事國，在台灣問題上接受和簽署的是這一公告。對於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日方認為自己並不是當事國。最后經過協商，雙方在台灣問題的表述上達成妥協：首先在《中日聯合聲明》的前言中寫明：“日方在充分理解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求實現邦交正常化。”然后在正文裡寫道：“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與尊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該公告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款，必須完全實施”，而開羅宣言宣布，“台灣應歸屬中國”。日方就這樣以間接的方式，接受了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立場。
關於我方原來所提的有關台灣問題的三項默契（即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中日聯合聲明》公布后，日本自台灣撤銷使館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自日本撤館﹔解放台灣時，對戰后在台日本團體和個人投資與企業予以適當照顧）。日方認為，實質性內容已寫入《中日聯合聲明》，因此雙方沒必要再搞默契與口頭諒解，也免得日本國會審查，懷疑其中有什麼秘密協議，反而造成日本內閣被動。
兩國外長午夜會談還在緊張地繼續，而周總理也一直等在辦公室，隨時聽取進展情況和最后信息。所以會談中間，姬外長兩次要我出去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同意會談最后商定的內容和文字，並指示立即把它打印成文件呈毛主席。至此，經過兩國外長和有關官員的徹夜奮戰，雙方已經就所有的重大問題取得一致，並字斟句酌地敲定了《中日聯合聲明》的措辭。
我為周總理把簽
《中日聯合聲明》全部達成協議后，姬外長又當面向周總理作了扼要的匯報，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敘接著報告了簽字儀式的安排。當時我們談判班子也在場，當談到何人出任我方把簽人時，周總理環視大家說：找一個年輕人嘛！而在談判和接待班子裡，我算是最年輕的了，於是這無比榮幸的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中日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舉行儀式的三樓大廳紅氈鋪地，綠絨罩桌。四周布滿了五彩繽紛的鮮花，透出沁人肺腑的芬芳。周總理和田中首相在插著兩國國旗的簽字長桌前並排而坐，姬外長和大平外相分別坐在周總理左側和田中首相的右側。身后站立著的有葉劍英、李先念、郭沫若、廖承志等中方領導人以及有關人士和二階堂進等日方高官和隨行人員。
在庄嚴、神聖的歷史性時刻，我榮幸地站在周總理身旁，身著赴日訪問時候新做的深藍色中山裝，履行光榮的使命。當我看到周總理在茶色燙金文本上寫下周恩來三個大字后就拿給姬外長簽字，隨后交換給日方把簽人，再把田中、大平簽過字的文本送給姬外長簽名后擺在周總理面前。周總理寫畢，起立與田中首相有力地握手交換文本，並共飲香檳互致祝賀。此時場內掌聲、笑聲、碰杯聲、歡呼聲響成一片，全場變成了歡樂的海洋，大家一起目睹、見証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的歷史性瞬間，共同慶賀兩國關系新時代的開始。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