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決議為什麼被稱為中國共產黨
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1929年12月在福建省古田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針對中國革命轉入農村后所面臨的嚴重任務和復雜形勢，在總結黨和軍隊建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制定和通過了從思想上建黨和在政治上建軍的《古田會議決議》。它正確地應對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創造和鞏固紅色政權斗爭中所面臨的新的挑戰。

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方面，大革命失敗后，黨被迫轉入農村，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必須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斗爭，建設紅色政權，又要反對反動軍閥的進攻和“圍剿”，因此必須密切地領導軍事運動。毛澤東說：“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地斗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那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刻被敵人佔去了。這種斗爭，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也就非常地繁復和嚴重。”但是，要將農民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必須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教育和鍛煉過程。因而革命力量長期處於弱小的困境。這就要求把黨建設成既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適應各種復雜形勢，制定和執行正確政策﹔又能在惡劣環境中領導人民群眾堅持戰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那麼如何才能既保護廣大黨員的革命積極性，又能克服黨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錯誤傾向，革命形勢的發展給邊界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課題。

古田會議決議正是針對黨的這一基本情況才確立了從思想上加強黨的建設的方針，並從各級黨組織的實際出發，全面指出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的方法。

為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增強黨組織抵制來自各方面的機會主義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侵襲，決議強調要注重調查研究，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為了有效地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決議提出要加強黨內教育特別是黨的正確路線的教育，即通過工農武裝割據所總結的井岡山道路的教育，以認識各種機會主義的錯誤﹔要開展黨內的正確批評，反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侵襲，但要堅持思想教育和說服的方法，而不能搞過火的斗爭。同時，決議也強調要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從此，古田會議決議把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引向了正確的方向。

在軍隊建設方面,黨所遇到的問題更加具有挑戰性。自三灣改編以后，軍隊在建設上取得了很大成績。可是，在邊界的斗爭中也暴露了在軍隊中存在著脫離黨的領導的嚴重軍閥主義傾向。毛澤東在1926年6月14日所寫的一封信中說：“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黨在這個時期中不能有絕對的指揮權，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支上的嘗試”。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就曾影響到軍隊內部領導機關的不團結，為黨內機會主義的傳播提供了溫床，從而產生軍事指揮上的不統一，並且在邊界的實際斗爭中已經造成了重大的損失。

古田會議決議正是針對了紅軍內部特別是領導機關中的嚴重軍閥主義傾向，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服務於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這個規定，擺正了革命軍隊在整個中國革命中的位置，它是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一個方面的工作，是服從和服務於整個革命需要和要求的。這就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

由於這個決議以軍隊的政治建設為中心，全面系統地提出和規定了人民軍隊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紀律建設和制度建設的基本要求，規范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內容和發展方向。因此我們說它具有綱領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