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論文論點摘編（1）

中國革命的思想史意義

孫歌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批判與中國的“雙百”思想運動，形成具有內在關聯的結構性事件。這一事件推動了對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探討，打開了由於冷戰而在意識形態上被絕對化的思想對立格局，為進一步在世界范圍內深度理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條件。在這一討論中，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裡亞蒂對斯大林的錯誤和斯大林批判的性質作出了獨特思考，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矛盾、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將問題歸結為個人品質容易阻止制度的內部調整，反對從斯大林批判直接跳躍到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否定。與此同時，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也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陶裡亞蒂思想作出思考，積極反思馬克思主義國家論所忽略的制度層面問題，尤其關注到中國革命和蘇維埃革命的區別。他們認為，中國革命的思想並不能簡單視為馬列主義的發展，它是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實行革命，最終到達某種馬克思主義或人道主義的普遍性理念，但並非體現了某種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模式﹔這也不能視為中國傳統文化某些要素的自然傳承，因為這一傳承顯然是斷裂式的，作為一個現代事件，它不僅融入了更多的國際政治要素，並通過這些要素使傳統發生了變形﹔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並不體現為它可以還原或類推為既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它在否定不平等的剝削制度、解放人民大眾的意義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念，而不是按照馬克思或列寧的思路安排政治實踐，尤其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后擺脫蘇聯控制的復雜課題，都使中國革命帶有鮮明的“亞洲特性”。（吳志軍摘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5期，全文約23000字）

毛澤東研究中的文本學分類方法與意義

張明

文本是作者思想得以呈現的客觀載體，也是后世解釋者言說歷史的現實依據，任何思想研究的基始性工作就是大量佔有事實——文本。因此，重視文本研究是深化毛澤東研究的基礎，從文本學的意義上對毛澤東研究的“文本資源群”進行必要的細化分類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毛澤東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加以研究的毛澤東本人“一手文獻”，根據其文本結構，又可細分為“正式文本”（指具有完整理論形態與話語結構的文本，主要包括毛澤東在各個時期的完整性論著）、“生成性文本”（指初步具備文本邏輯結構框架與基本話語系統的信函、講話、報告、電報和政策文告等）和“擬文本”（指缺乏一般文本所具有的基本邏輯結構和完整話語系統的資料，如毛澤東在閱讀過程中所做的讀書批注等）﹔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以間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澤東傳記、年譜以及以中共黨史和同時期黨內重要領導人物回憶錄等為代表的黨史類文獻，它為毛澤東研究的深入推進提供重要參考和線索。在毛澤東研究領域，文本具有的多元化與復雜化特征，決定了必須有選擇、有區別地對待毛澤東研究中的“文本資源群”並實現兩類文本的綜合利用，這樣才能完整、准確地揭示毛澤東真實而豐滿的思想情境和思想實質。（吳志軍摘自《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全文約12000字）

試析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反封建斗爭

葉劍鋒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表明制度形態的封建主義在中國大陸走向終結。前七年的新中國繼續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推翻了封建地主和軍閥的統治，建立起人民民主的政權和政治制度，取得了政治學意義上反封建的勝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取得了經濟學意義上反封建的勝利﹔在公民的私有財產問題上，給予了過渡性、程序性的法律保護﹔在社會生活領域則廢除了壓迫人民的各種封建舊制度、舊習俗，掃除了各種封建的社會丑惡現象，樹立起社會主義新風尚，完成了社會學意義上反封建的勝利。但是，由於新中國脫胎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封建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異常深厚，農民又是革命主力軍，這種勝利只是初步的、大體的，還不是完全、徹底、最后的勝利。這一時期的反封建斗爭實踐在取得輝煌戰果的同時，也多少留下了反封建不徹底、讓封建主義以殘余形態潛伏下來的缺失，如將社會形態意義上反封建任務的完成等同於思想政治領域反封建任務的徹底終結，等同於反封建主義的任務已“畢其功於一役”﹔在反對封建主義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上主次失調，將批判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忽視了清除封建殘余影響的戰略任務﹔側重於政治、經濟層面的反封建主義斗爭，而對文化、思想和政治問題的關注不足﹔在民主革命的內容上，認為打倒了封建軍閥和封建地主的統治就鏟除了封建統治的根源，將民主革命的內容簡單化﹔等等。這些認識和實踐上的偏差與失誤，與后來黨內的“左”傾錯誤交織在一起，成為我們未能認識到肅清封建殘余戰略任務艱巨性的重要原因。（吳志軍摘自《社會主義研究》2013年第5期，全文約11000字）

建國初期“黨支部下鄉”與農村政治整合

呂連仁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中共開展了大規模的黨支部下鄉運動，不僅基本實現了在鄉鎮一級的全覆蓋，而且在絕大多數行政村（高級社）普遍建立起黨支部，從組織化和制度化方面打通了黨與農民的直接聯系，黨對農村的領導由此直接而高效，實現了對鄉村的實質性政治滲透。鄉村基層黨組織普遍建立和黨員數量大發展，為鄉村整合提供了組織條件﹔黨支部與基層政權建設相結合，使鄉鎮實現了實質性的行政化﹔黨支部發動鄉村經濟改造運動，使農民成為單位制的集體一分子﹔以黨組織為核心重建鄉村社會組織，農村居民被納入各類群眾組織。因此，黨支部下鄉這一組織建設舉措及形成的組織體系，不僅構成中共執政的重要基礎，而且作為社會動員和政治整合的基本組織資源，對農村政治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改變了鄉村政治秩序，基層黨組織及其黨員成為鄉村政治權威的中心﹔鄉村社會組織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出現政治空間擴大和社會空間壓縮的趨勢﹔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鄉村治理模式，為黨和國家在農村推行各種政治運動以及向農村社會抽取工業化發展所必需的資源創造了條件﹔原有的鄉村價值體系也受到嚴重沖擊，逐步形成以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導向的新觀念。當然，這種政治整合對中國農村的發展造成一些消極影響，這也是改革開放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吳志軍摘自《山東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全文約12000字）

社會主義烏托邦戲劇評析

申燕

社會主義烏托邦戲劇是“大躍進”運動催生的特殊戲劇形態，它以大膽的想象和亢奮的樂觀主義精神，在戲劇場域構建出物質生產的狂歡盛會和國家未來發展的藍圖，涌現出《十三陵水庫暢想曲》《烈火紅心》《紅大院》《敢想敢做的人》等一大批作品。社會主義烏托邦戲劇所表現的內容、主題和創作方法與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相關，傳達了發展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培養了人民強烈的獻身精神和實現目標的信念，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以科學態度捍衛人的創造力和高昂的信心，極大地忽視了人自身的真實願望和情感需求。烏托邦戲劇還放大了女性作為“建設主體”的地位，鼓動女性放棄家庭勞動和感情羈絆，克服自身的“女性”和“母性”特征，成為沒有性別特征的勞動者，並將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會（政治）角色對立起來，不斷暗示女性應以社會角色和政治榮譽為本。這種戲劇創作具有很強的烏托邦性，它所描繪的國家前景顯然缺乏強大的文化根基。真正的國家進步和社會轉型必須以文化進步為核心，戲劇更應當關注人的發展，傳達以人為中心的理性價值觀念。（吳志軍摘自《文藝研究》2013年第8期，全文約13000字）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