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建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同黨的其他事業一樣，也是克服了種種困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地發展起來的。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今天我們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已經發展到具有相當規模並正在向著現代化的目標前進。可是對五十多年前創業的艱難情景，如今了解的同志已是不很多了。我曾參加過一些早期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為了使大家了解當時的情況，現在把我所記得的和張沈川等同志提供的一些史實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以后，革命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屠殺，黨被迫轉入地下進行斗爭﹔黨領導的各地武裝起義在一些地方相繼取得了勝利。在黨的“六大”以后，工農紅軍不斷擴大，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據地﹔白區（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也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但我們仍處於被敵人封鎖、分割的狀態。黨中央為了加強對各地黨組織與工農紅軍的領導，為了幫助各地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建立通訊聯系，迫切需要把無線電台建立起來。早在“六大”結束時，周恩來同志開始抓了這項工作，恩來同志在莫斯科時，就鼓勵毛齊華等同志學習無線電通訊業務。回到上海后，他又立即分別約李強、張沈川同志談話，要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學會無線電通訊技術，以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

李強原是學土木工程的，沒有學過無線電。他入黨以后，先是做群眾工作，后來做軍委工作。組織上決定他去學電台機務時，一切需要從頭做起，困難是很多的。李強接受任務之后，即以無線電業余愛好者的身份，同當時在上海經營美國無線電器材的“亞美公司”和“大華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並從他們那裡購買了所需的零件、發動機和其他材料，以及許多有關無線電方面的書刊。他躲在赫德路的一所房子裡，按照刊物上介紹的線路圖，同張沈川一道鑽呀、鋸呀、焊呀，先學著組裝收報機，然后再裝發報機。

張沈川原是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的學生，當時任上海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組織上讓他去學報務，他堅決服從。可是到哪裡去學呢？當時隻能自己想辦法。有一次他在報上看到“上海無線電學校”的招生廣告，就改名張燕銘跑去報了名，經考試后被錄取了。入學后他才知道，這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六軍用電台台長和幾個報務員，為撈取“外快”利用機關的房屋開辦的學校。張沈川在這裡學習了六、七個月，學習期間他非常勤奮刻苦。那些“老師”們看他已能上機工作，便在他們夜間外出游逛時要他代班，他也樂於盡“義務”，因此他們的關系搞得還不錯。學習期滿后，學校允許他留在那裡實習﹔實習期間他不僅不要薪水，而且還非常負責，所以既得到了“信任”，又學到了技術。

一九二九年五月間，張沈川利用幾個深夜代班的機會，抄下了兩本軍用電台的密電碼，把它交給了黨組織。同年夏天的某晚，他在代班時，收到廣西第四軍用電台發來的一份明碼電報，內容是李明瑞師長要財政部長宋子文撥給購運書籍款三千元，交給張沈川（張沈川和李明瑞師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時廣西方面正在醞釀反蔣。張沈川取得現款后立即交給黨中央宣傳部，購買了大批進步社會科學書刊運往廣西。不久，黃埔軍校電訓班畢業的三個學生被派到第六軍用電台實習，他們是受過特務訓練的。當他們在檢查前兩個月的收發報底稿時，發現了這份明碼電報，當即向總司令部密告台長“利用軍用電台，私通商報”，於是台長被撤職。張沈川事前離開了電台，沒有惹到麻煩。

張沈川離開電台后隱蔽了起來，同李強在一起繼續學習。他除抄收公開電報以提高收報技能外，還跟李強學著組裝收發報機。一九二九年冬天，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裡，他們終於組裝成功了第一部電台。他們利用這部電台同其他的業余電台試行通報，效能良好。同時，張沈川還收抄伯力和舊金山等電台的俄文、英文的政治新聞和經濟消息，以此練習抄發報的技能。后來，黨又派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學過電台業務的黃尚英同志來和他們一起工作。同年十二月，中央派李強和黃尚英到香港九龍建立電台，一九三○年一月初首次同上海進行了成功的通報。這就是我黨自己制造的第一對通報電台。可惜黃尚英於一九三○年八月病逝，年僅二十歲。

李強和張沈川是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母機”，他們為黨培訓了很多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第一批培訓是採取學生分散居住，分散教學的辦法，我就是這個時候的學生。當時參加學習的還有王子綱、伍雲甫（吳競生）、曾華倫、劉光慧（女）、趙蔭祥（女）、蒲秋潮（女）等同志。但是除王子綱、伍雲甫外，其他同志我都沒有見過面，是后來才知道的。就是王子綱，也隻見過一次，以后就不來往了。當時在上海，黨的組織紀律是很嚴格的。為了絕對保守地下通訊的秘密，電台的同志終年深居簡出，幾乎斷絕了一切社會關系。

我原來在漢口，沒有職業。一九三○年四月，漢口的黨組織派我到上海學無線電，我非常高興。組織上因為經濟困難，隻給了我十五元錢路費。當時我在一個小旅館裡已經住了很久，積欠了十幾元房錢和飯錢，這十五元錢就是全部交了也不夠，隻好把蚊帳拿出去當了兩元八角錢，又在兩個窮同鄉處擠出了十元錢。和旅館結帳后，剩下的錢還不夠買船票的。由於水手的幫助，用了“看黃魚”的辦法，我才坐上到上海的輪船離開了武昌。到上海時，我身邊隻有一角多錢了。下船后人生地不熟，一家飯店的接客的過來提起我的行李，要我去他們那裡住下。到了飯店一看，每天房錢竟高達二元九角七分，我怎能住得起！隻好拿出一件夾袍子去當了四元錢，第二天就搬到一個小旅館去了。又過了一天，李強（化名張振聲）找到我，給了我五元錢，讓我安心住著休息，等他派人來接我。后來是王子綱來把我接到靜安寺路西摩路口一處小閣樓中，同伍雲甫住在一起。因為這間閣樓住兩個人實在太擠，又搬到赫德路一個稍大的亭子間住下。從此我就安下心來開始學習。

教我們的老師就是張沈川（化名沈哲）。因為伍雲甫比我先來，他也能幫助我。我們的學習用具隻有一個電鍵、一個蜂鳴器和一塊干電池，再加上幾張紙和兩支鉛筆。我們倆輪流著一個發，一個收，“滴滴答”、“答答滴”，天天都是這樣練，真是夠單調的。兩個月以后，買來了兩付耳機和一個礦石收音機，可以收聽徐家匯天文台的氣象資料，才使我們有了更多的興趣。學習了四五個月以后，我們的收抄能力已達到每分鐘110—120字，這時就可以上機工作了。

在我們學習期間，二房東看到我們整天在家裡“滴滴答”、“答滴滴”地忙個不停，感到有些奇怪或是不放心。有一次他問我們這是在干什麼，我們說因為沒有找到事做，想學學無線電這門技術，以后也好找個職業。他又問我們在哪個學校學習，我們說沒上學校，只是請一個朋友來教我們，每月給他一些車錢。當時上海這類情況很多，所以二房東也就相信了。

學習期間，組織上給我們每人每月七、八元錢的生活費（房租不算在內），除了吃飯所剩不多，還要訂一份報紙，買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過得比較艱苦。為了購買生活必需品，我們就擠伙食費，長期都是每天買一把小白菜，一塊豆腐，或者一塊“日本”咸魚充當副食。如果買兩角錢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籃子上面，好讓二房東看到我們也能吃到肉。我還記得過端午節的那天，正好沒有米了，八、九點鐘還未舉火。二房東來到我們屋裡，問我們：“吳先生，今天過節，你們吃什麼好的呀？”這一問把我們都問愣了。伍雲甫很機靈，即很隨便地回答說：“今天我們不做飯，有個朋友約我們到他家裡過節。”我在一旁聽了覺得好笑，又補了一句：“到時候了，我們該走了吧？”這樣就把二房東催走了。我們出門到馬路上轉了一圈，中午回家時送錢的同志還沒有來，隻好找出一件衣服當了一元錢，跑到遠一點的小面館裡每人吃了一碗陽春面和一個燒餅。剩下的錢買了一點米面回家做晚飯。那時生活雖然艱苦，但想到我們是在為革命學技術，就覺得這種生活非常有意義，也不覺得苦了。

在學習期間，我們一般不外出，也很少和別人通信，為了保密，對外寫信總是利用高級飯店或醫院做通信處。因為這些地方在廳門口都設有一個信袋，服務人員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間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廳門口的信袋內，讓收信人自己來取。當時我們常用“東亞大飯店”或“寶隆醫院”做通信地址。因為這種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務們以為是有錢人的來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二房東對我們這些外地的年輕人沒有信件來往，曾經發生過懷疑。因此，我們還常常自己寫信從外面投郵寄回來。

一九三○年九、十月間，黨中央決定從各地抽調一些同志來上海集中辦一個無線電訓練班，在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裡租了一幢樓房，挂出了一塊“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訓練班的實際負責人是李強，張沈川教報務，吳克堅管組織和財務。此時，在蘇聯學習無線電的一些同志已陸續回國，其中一部分同志在這個訓練班中擔任了教學和領導工作。方仲如教電學，兼管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陳保禮（沈侃夫）教機務﹔毛齊華等都是教員。當時各地派了十六個同志來學習。學生對外的名義是工人，教師對外的名義是經理或工程技術人員。但是這個“工廠”沒有隆隆的機器聲，也不進原料，不出產品，進進出出都是些中青年人，於是引起了偵探的注意，他們曾借故來查過兩次。

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這個訓練班終於被敵人破壞，張沈川、方仲如、陳坦、石光、蘇剛達等二十人被抓走了。那時我和另外幾個人已先后分配工作，所以沒有被捕。伍雲甫走到弄堂門口，看到二樓窗帘已打開（暗號），就沒有進屋。涂作潮當時提著一個油漆桶，走到“工廠”門口，法國巡捕以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滾開”，所以也沒有被捕。被捕的二十人雖經上海市公安局、南京軍事法庭幾次嚴刑拷打，但沒有一人承認是共產黨員，沒有一人泄漏黨的任何機密，可還是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根據《危害民國治罪法》第六條“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規定判了刑。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十個月的十七人，六年六個月的三人。其中陳保禮、麥建屏、謝小康、張慶福四同志都因患惡性痢疾，得不到治療，兩年內先后在獄中病逝。陳保禮同志臨終前不斷地說：“要聽‘媽媽’的話！”就是要大家聽黨的話。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這四位經受了嚴峻考驗的好同志仍然使我們深深地懷念。

從兩次辦訓練班的實踐証明，在國民黨統治區集中辦訓練班是很困難的，還是採取分散訓練的辦法比較好。

我是在一九三○年十月結束了學習生活，被分配到電台工作的。電台設在慕爾鳴路，由毛齊華夫婦兼作掩護人。房間布置得比較“闊氣”，有大衣櫃、梳妝台、烤火用的電爐，以及花瓶、古書、麻將牌等等。收發報機放在大衣櫃內，電瓶藏在樓板底下，電爐是用來掩飾通訊用電的。為了避免發報時鄰家的電燈閃跳，引起人們的驚慌和敵人的注意，我們總是等到深夜一點到三點才工作。

讀者都看過《永不消逝的電波》這部電影吧，那是一部反映了真實情況的影片，我們看后感到很親切。當時，我們每天晚上都是那樣緊張地工作，非常仔細和准確地把每一個字發出去或收下來。記得在我調到電台以前，張沈川在這個電台工作。一九三○年八月間，他得了傷寒病，發高燒，醫生讓他休息。可是這部電台隻有他一個報務員，怎能休息呢？因此每個深夜他都由別人扶著上機工作。結果病情日重，吃了藥也不見效，以致引起了醫生的懷疑。他的這種苦干精神，使我十分感動，並下決心向他學習。

我們的任務是負責與香港的電台聯系。我們和香港電台的同志雖然相隔幾千裡，而且從未見過面，但通過工作建立了一種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感情。彼此都非常關切，非常熟悉，連彼此發報的手法都能辨認出來。后來香港電台的同志被捕了，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最近才知道這個同志名叫邱德。

三十年代初，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黨中央急需和各根據地直接聯系。一九三一年一月，組織上決定要我籌建新的電台，准備直接同江西的紅軍通報。與此同時，黨中央派涂作潮等同志進江西根據地。涂等原准備和敵軍師長張輝瓚的家屬一起進江西根據地，因為張輝瓚在國民黨對我第一次“圍剿”時，任前敵總指揮被我活捉，他的家屬願意為我們護送無線電器材和人員到江西根據地，以換取張輝瓚的生命。但行至南昌得知張輝瓚已被蘇區人民處決，於是涂等便冒著極大的危險趕回上海。他們回到上海一星期以后，中央又決定派涂作潮、伍雲甫和我三人到江西根據地去。在這之后不久，中央還派王子綱、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到鄂豫皖根據地，派喻杰生等同志到湘鄂西根據地，去開展無線電通訊工作。

我和涂作潮、伍雲甫三人是由黨內交通護送，繞道香港、汕頭、福建，到達江西中央蘇區的。在我們之后，中央還先后派來了幾批從事無線電通訊工作的同志，現在記得的有王逸群、岳夏和楊蘭史等同志。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伍雲甫、涂作潮和我到達江西寧都清塘。這時，紅軍已經建立了第一個無線電台和第一個無線電人員訓練班。

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次反“圍剿”戰爭中的龍崗一戰，我軍俘虜了張輝瓚師一萬余人，繳獲了這個師的無線電台。當時由於群眾對敵人的刻骨仇恨和對無線電器材的用途不了解，把很多器材都砸毀了。毛澤東同志知道后馬上下了命令：以后必須妥善地保護無線電技術人員和電訊器材。在打譚道源的戰斗中，便完好地繳獲了他們的電台。一九三一年一月，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就以這些器材和參加我軍的國民黨部隊的無線電技術人員，建立了我軍第一個無線電隊。開始時只是抄收新聞，接著就辦起了我軍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無線電隊的隊長是王諍同志，政治委員是馮文彬同志，教員有劉寅同志和吳如生、韋文宮等人。王諍同志和從國民黨部隊被俘后參加我軍的其他一些技術人員，成了我軍訓練無線電技術人員的主要老師。在以后的工作中，王諍同志為黨的無線電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國民黨十七路軍寧都起義時，劉光甫、海風閣、荊振昌、聞述堯、陳士吾等一大批起義的無線電技術人員帶來了很多電訊器材。從此，我們的無線電通訊隊伍，就由黨中央從白區輸送來的同志、在戰爭中參加我軍的和國民黨軍隊起義的無線電技術人員，以及我軍自己培養訓練的工農出身的青年戰士三部分人組成。並且成立了一個由王諍為局長、伍雲甫為政委的通訊聯絡局，統一領導這一工作。

訓練我軍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訓練班，很快就由一個發展成為幾個，后來又發展成為一個通訊學校。一九三三年，在瑞金通訊學校的學員已擴大到一千多人﹔分設無線電通信、電話通信、旗語通信和司號通信等專業。還辦了一個機務人員訓練班，由涂作潮領導。此外，成立了一個專門保管、修理和購置器材並裝配收發報機的材料廠。

歷次調來訓練的學員，不論是學報務的或機務的，大都是政治機關的青年干事、指導員、黨或團的支部書記、宣傳員和司令部的通信員、偵察員、司號員等，他們都是部隊的優秀青年。雖然他們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才有高小程度，有的隻上過初級小學，有的只是在參軍以后才學了一點文化，但是他們來到訓練班以后，對學習都非常刻苦，因此進步很快。他們還發揚了我黨我軍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對各種器材和文具都非常愛惜，一支鉛筆用到隻有二、三厘米長還舍不得扔掉，用兩塊竹片夾起來再用。什麼勤務他們都搶著干。每當遇到敵情，他們總是以沖鋒在前、退卻在后的精神，主動幫助教員和技術人員，勇敢地承擔起最艱苦的任務。在行軍中，他們發揚團結、互助精神，自覺地擔負起保護機器安全的責任。他們就是這樣一些純朴、勇敢、既平凡而又偉大的戰士，使我非常佩服和感動。這些小英雄通過勤奮學習，很快就掌握了無線電通訊這一專門技術，還學了英文、算術和政治常識等，成了無線電通訊這一行的內行和骨干。有的離開學校就擔任了隊長、政委或指導員。直到今天，他們中還有很多同志在電訊戰線或其他戰線上擔任著重要的領導工作，發揮著老干部的傳幫帶作用！

（三）

我們剛到江西時，由於原來繳獲的發報機功率太小，沒能與上海黨中央溝通聯系。第二次反“圍剿”的前夕，逼近我軍的國民黨二十八師有一部功率較大的電台，它的呼號是“XN5”，聲音很響亮。我軍司令部的同志和我們都在議論：第二次反“圍剿”戰爭開始后，一定要把這部電台首先奪過來，好盡快和黨中央溝通聯系。五月間戰斗開始后，我們在機上特別注意監聽敵人這部電台的聲音。果然，在戰斗打響幾個鐘頭之后，他們就呼叫“救命”，不久也就“啞”了。我們知道敵二十八師正在被消滅，這部電台一定會被我軍繳獲，便全都高興地鼓起掌來。后來我們就是用這部電台同上海黨中央聯系上的。

在第三次反“圍剿”的繁忙行軍轉移中，我們始終爭取和堅持了每天的架線工作。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的一個夜晚，黨中央的電台和我們第一次叫通了。首先聽到上海信號的值班員是劉寅。他高興地立即把這消息告訴我，我馬上發了一個密碼電報去。這是江西根據地同上海黨中央的第一次無線電通報。這晚是我們全台同志最快活的一個夜晚，大家互相祝賀，忘記了一切疲勞。記得當時有同志問我，和我們通報的上海台的報務員是誰？為了保密，我自然隻能以微笑作答。從此我們和黨中央便用密碼經常聯系了。

不久，我們中央根據地又同鄂豫皖根據地和湘鄂西根據地的電台溝通了聯系。一九三二年以后，我們就可以從瑞金派出電台到湘鄂贛和閩浙贛根據地去，並且把中央根據地培養的學生派到上海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其他城市去。自從黨中央建立的第一部電台，於一九三○年一月同香港電台溝通起，到一九三二年同全國各大根據地溝通，僅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從此，我黨我軍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新的面目出現，而且隨著革命的不斷勝利，逐漸發展和壯大起來了。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