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陝北公學
毛澤東給陝北公學學員講課
陝北公學是我黨在抗日戰爭開始以后創辦的一所革命大學。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八年七月在關中枸邑設立分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延安陝公總校遷到枸邑與分校合並。一九三九年六月，黨中央決定陝北公學、延安魯藝、工人學校、安吳堡青訓班四校合並，成立華北聯合大學，校址遷到晉察冀根據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黨中央決定恢復陝北公學，在延安重新招生，稱為后期陝公。一九四一年八月底，黨中央又決定將陝北公學與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合並，成立延安大學，結束了陝公的歷史。我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到陝公工作，先后擔任過副校長兼黨組書記、分校校長、后期總校校長等職。我和許多同志們在陝公的那些兢兢業業、艱苦奮斗、共同切磋的日日夜夜，雖已過去了四十多年，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不能忘懷。
一、陝公的創立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十二月，黨中央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瓦窯堡會議，批判了長期統治黨中央的王明“左”傾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從此，革命進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全民族抗戰的新時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華北節節逼進，在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由於黨堅持和平解決的方針，經過多方努力，終於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建立國內和平、實現全民族抗戰的方針，事變以最有利於人民根本利益的結局得到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極大地提高了黨的威望。它向全國人民昭示了中國共產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計蔣介石殘殺千百萬革命群眾的血海深仇，從而使全國人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創導者和組織者，抗戰離不開共產黨。因而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們，向往共產黨，向往延安。從西安到延安的幾百裡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男女青年，背著行裝，唱著抗日歌曲，風塵仆仆地奔向延安。青年們是為追求真理、學習抗日救國的本領而來。從我們黨來說，為了開展全民族抗戰，也急需增添新的力量，所以黨把青年視為極可貴的財富。但當時延安隻有中央黨校和紅軍大學，它們的任務是輪訓黨的高級黨政干部和高級軍事指揮員，無法容納來延安的廣大知識青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黨中央決定把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並增設了第四大隊。這是我黨在延安培訓全國抗日青年的第一所熔爐。
“七七”事變后，開始了全民族抗戰。由於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廣大國土相繼淪陷，因而從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淪陷區奔赴延安的青年，與日俱增。為了開展全民抗戰，以最快速度培養他們成為抗戰的人材，黨中央決定，在積極擴大抗大的同時，創辦陝北公學。
本來我們想把陝公取名為“陝北大學”。當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實現，邊區要辦一所大學，不能不事先通報國民黨當局。國民黨以邊區地域小、已有了抗大等為由，不同意再辦“陝大”。這樣，我們便改稱陝北公學。大革命時期，黨在上海辦過上海中國公學，陝公的名稱，一方面是繼承過去的革命傳統﹔另一方面，我們的學生，並非是中學生進大學，實際上留學生、大學生、中小學生都有，叫公學，更符合實際，學生們也都滿意。
一九三七年八月，開始籌建陝北公學。黨中央委派組織部長李富春直接領導此項工作，並任命成仿吾（當時是中央黨校教務長）為陝公校長。成仿吾帶來十幾個干部負責籌建工作，他們是陝公的開拓者。
九月九日，《新中華報》刊載了籌辦陝公的消息。《新中華報》載明，陝公的發起人為林伯渠、吳玉章（當時在國外）、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張雲逸﹔創辦陝公的目的是“為了實施國防教育，培養抗戰人才”，設有政治經濟、師范速成、醫學、國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個系﹔准備招收學員一千人，每系二百名。校址在延安東門外。隨即，我們在三原、西安、延安等地設立了報名處。我黨設在國統區的八路軍辦事處，是介紹、接收陝公學員的重要陣地。
九月十四日，《新中華報》又刊載了陝公的招生簡章。簡章對陝公的辦學宗旨，各系的培養目標、報考資格、考試科目、報名手續、考試日期、地點、學員生活待遇、畢業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簡要介紹。關於報考資格，我們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沒有對學歷、文化水平等作機械的規定，強調隻要有志於抗日救國，年滿十八歲，身體健康，無不良嗜好，不分性別、出身、職業、黨派信仰，均可報考。
黨中央要求我們以最快的速度為抗戰培訓人才，輸送干部。因此，陝公的學員，隨到隨編班，一面招生，一面辦學。最初的學員，從抗大轉來的大約有二百名，延安的一些部門、白區黨的一些單位、愛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沈鈞儒等）也送來一批學員。經過一個月的籌備，到校學員有三百多名。九月一日，正式編班上課。
初創時的陝公，領導機構很簡單，干部也極精干。在校長領導下，設有教務處、生活指導委員會（相當於政治部）、校務處等三個部門。教務處長邵式平，生活指導委員會主任周純全，校務處主任袁福清，秘書長饒志雄。中共陝公總支委，是學校專作黨務工作的組織，第一任總支書記宋璉（女），以后是季凱、申力生等。陝公最高黨的領導機構是黨組，設有黨組書記。
陝公最初開設三門課程：民族統一戰線與民眾運動，游擊戰爭與軍事常識、社會科學概論。此外，還有不定期的時事政策報告。授課教員，除學校的行政領導如邵式平、周純全等兼課外，專職教員有周起應（周揚）、李初梨，聘請的有吳亮平、凱豐，約請的有毛澤東、洛甫、陳雲、李富春、王若飛等中央領導同志。在黨中央的大力協助和學校的努力下，教師的陣營很快得到加強、充實。黨中央將一些名學者、名教授如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呂驥、李凡夫等從白區調到陝北，在陝公任教﹔另外聘請、約請的教員也大大增加，如張如心、李培之、宋侃夫、林俚夫、鄧止戈、何定華、李唯一、賈克、陳昌浩、陳伯達、徐冰、陳唯實、王觀瀾、毛齊華、楊鬆、任白戈、王思華、賈侃、李舜初等，都先后在陝公講過課。
一九三七年十月，陝公學員已編了五個隊，第一到第四隊是男生隊，第五隊是女生隊，共約六百人。十一月一日，陝公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宣告陝北公學的誕生。
我於一九三八年三月調陝公任副校長和黨組書記。在這以前，我任中央黨校校長。一天，洛甫到黨校作報告，報告畢，他通知說中央決定我去陝公任副校長兼黨組書記，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有意見。我問何時去，他答一個禮拜內。我又問他有何指示，他說了兩點：一、搞好領導干部的團結﹔二、發展黨員要放手些，可以發展到學員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我如期到達陝公。
二、黨中央和毛澤東對陝公的親切關懷
陝公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創立的。特別是毛澤東，他在繁重的工作中，還常對學校的任務、辦學方針等關鍵問題，給予及時的指導。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日，陝公舉行隆重的紀念大會，毛澤東親臨講話。他開頭第一句話，就是講陝公的任務，他說“陝北公學的重要任務是培養抗日先鋒隊”，“當這偉大的民族自衛戰爭迅速地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積極分子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煉的先鋒隊來開辟道路。”毛澤東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魯迅的一生，號召陝公學員在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中，要象魯迅一樣，“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的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要象魯迅一樣，決不畏懼敵人的威脅、利誘、殘害，“一點不避鋒芒，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惡的一切。”毛澤東在開學典禮上，還表揚了陝公在艱苦的物質條件下，勤懇學習革命理論的精神。他說，陝公的“一切物質設備都不好，但這裡有真理、講自由，是創造革命先鋒的場所。”
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為陝公寫下了著名的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忠誠的，積極的，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
陝公一創辦，在財政、物資方面就遇到極大的困難。一九三八年三月，當陝公發起向國內外要求支援時，毛澤東在我們出版的《援助陝公》的小冊子上題詞：“陝北公學是屬於中華民族的，因為他為著抗日救亡而設，因為他收納了全國乃至海外華僑的優秀兒女。維持這個學校的責任，我認為也應是全國乃至海外華僑一切愛國人士的，因為這個學校並無任何公私財政基礎。教員學生們都隻吃小米飯，而且不能經常吃。”
在辦學過程中，毛澤東對陝公的關懷是經常的、多方面的。以一九三八年為例，三月三日，他參加了六至十隊的畢業典禮，會上他作了“臨別贈言”，說陝公是統一戰線的縮影，是進步的中國的縮影，有陝公中國就不會亡。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陝公講抗日游擊戰爭的問題。四月一日，他參加陝公第二期的開學典禮，首次講述我黨我軍的“三八作風”問題，對其中的第一、第二條“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作了詳細闡述。四月五日，毛澤東在陝公講國共合作問題。五月七日，他在陝公講張國燾叛逃的問題，勉勵學員要忠於黨，忠於共產主義事業。六月二十七日，他在陝公講抗日戰爭的基本規律和黨的基本戰略持久戰問題，將《論持久戰》著作中的基本觀點，向學員作了介紹。毛澤東還給陝公師生講過哲學課，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
黨中央的其他許多同志也非常關心陝公的成長。周恩來在陝公作過關於大后方的抗戰形勢和平江慘案的報告，朱德作過關於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的報告，董必武作過關於中國法制問題的報告，張聞天作過關於新民主主義文化問題和青年修養的報告，陳雲、李富春作過關於黨的性質、組織原則的報告。此外，任弼時、王若飛等都到陝公作過重要講演。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是陝公能迅速發展和作出重大貢獻的重要原因。
陝北公學學員聽毛澤東作報告
三、陝公的教育方針
黨的教育方針和教育政策，是同一定的歷史條件、斗爭環境密切聯系著的。一九三七年八月，黨的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規定，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須“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六屆六中全會又規定了“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為長期戰爭服務”的方針。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必須改訂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制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積極性，盡快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等等。
我們根據黨中央關於戰時教育的基本方針，根據陝公的性質、學員的特點等等，規定了陝公的教育方針：
第一，使學員獲得革命的宇宙觀、社會觀與人生觀，獲得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與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知識﹔
第二，使學員獲得當前革命運動發展規律的知識，獲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第三，使學員獲得抗日民族戰爭的知識，首先是游擊戰的知識﹔
第四，培養學員成為抗日戰爭中的民眾運動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第五，培養學員敢於斗爭和艱苦奮斗的精神及理論聯系實際與民主作風。
陝公最初的招生簡章曾規定設置五個系，以后的實踐証明，這個設想脫離實際。因為，當時有的系如醫學、國防工程，延安無條件設立。以后陝公不分系，隻分普通隊和高級隊。普通隊培養前線與后方急需的抗戰民運干部，學習期限一般為三到四個月。高級隊培養學校的師資，學習期限為一年。學校的重點是辦好普通隊。
普通隊開設四門課程：
1．社會科學概論，又稱“政治常識”。內容包括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識。學生通過這門課的學習，初步懂得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認識中國革命不僅當前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求得民族解放，而且將來還要謀求社會解放、階級解放。講這門課的有李凡夫、吳亮平、張如心等。
2．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要講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理論、方針、政策，統一戰線的產生、形成和意義，以及在實踐中如何堅持獨立自主、又斗爭又團結，正確處理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等等。這門課有史有論，有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學員們非常愛聽。講授這門課的有邵式平、何干之等。毛澤東每次到校講演，也總要講這方面的問題。
3．游擊戰爭。主要講游擊戰的理論、戰略戰術、政治工作等。最初講這門課的是周純全，他是從四方面軍來的，是位經過長征、身經百戰的老紅軍，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他講課具體生動，繪聲繪色。邵式平、張然和也講過這門課。
4．民眾運動。這是一門嶄新的課程，主要講群眾運動知識，如怎樣動員和組織群眾、建立政權、建立武裝﹔還講各種政策、法令，如減租減息、擁政愛民、合理負擔、婦女解放﹔以及掃盲、兒童站崗放哨等等。講這門課的有邵式平等。這門課在實踐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從抗戰開始到一九四○年底，是我們軍隊和根據地大發展時期，那時我們派些干部深入敵后，幾個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隊伍，建立根據地。這裡就有我們陝公的功勞，有我們民眾運動課程的功勞。
除了上述四門課外，還有不定期的時事報告，主要是講國內外和邊區形勢，對開闊學員的眼界，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增強勝利信心，都是很重要的。我們常請黨中央的一些負責同志來作這方面的講演。
上述課程的內容、講授的份量、時間的安排都不是死板的。有時，前線特別需要民運干部，我們就加強民眾運動課程的份量。毛澤東《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發表后，我們就重點講授。國民黨搞反共磨擦，統一戰線課程內容也作相應的變化。
陝公課程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啟蒙性。由於前線急需干部，學習時間又短，我們隻能進行馬列主義的啟蒙教育，讓學員短期學習后就立即投身於實際斗爭，在實踐中繼續學習和積累經驗。實踐証明，這種啟蒙性教育是成功的。第二是理論聯系實際。課程的開設，不僅是為了滿足斗爭的需要，而且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也是密切聯系的。在校內，結合游擊戰課程，經常舉行各種軍事演習。但是，這些活動隻起輔助作用，主要還是搞好課堂學習。
陝公的高級隊，專門培養師資。陝公本身的師資需要補充，延安其他許多干部學校也向我們要教員。高級隊學習期限一年，開設的課程也較多。計有中國革命運動史、馬列主義、辯証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運動史、世界政治、中國問題講座（如中國農民問題、土地問題、邊區經濟、工農政權問題等）、三民主義研究、戰區政治工作等。
高級隊各課的內容，比普通隊也深得多。比如馬列主義課程，要講不少原著，《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這都是必學著作。政治經濟學課程，還要學《資本論》。
不論是普通隊或高級隊，我們在教學中，都注意貫徹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由中國到外國、由歷史到理論等項原則。也注意了各課程之間的有機聯系。
有一個時期，在課程的設置和講授上，我們比較強調少而精。陝公是一個短期干訓班性質的學校，搞多而雜當然是不行的。可是，從學習規律來說，人們的知識總是從少到多，從簡到繁，由淺入深的。對學員來說，他們應該盡量多學一點，學好一點。所以，我們不把少而精作為一個普遍的原則，我們強調的是刻苦。
四、陝公的教學組織、教學過程
陝公的主要教學組織是教務處、隊、班。在陝公學習是壓倒一切的任務，“學習第一”、“一切為了學習”，因此教務處成為學校生活的中心，它是全校最高學習領導機關。課程的設置、教員的配備、教材的編定、教法的研究、學員的學習考查等等，均統一由教務處負責。
教務處下面，設有教育科、學習指導科、軍事教育科、各科研究室（即各科教研室）、圖書室、陳列室。學習指導科，是教務處直接領導教學的行政機構。以學習指導科科長為首，吸收各科教員代表、學科指導員、各隊隊長參加，組成學習指導委員會，具體負責教學計劃的制定，並實地指導學員學習，保証教學任務的完成。
學員編為隊，下設班。隊相當於連，是教育單位，又是自治單位，每隊約有學員一百到一百二十人，由隊長、指導員（最初叫隊主任）、助理員、副隊長、隊學生分會主任等組成隊的領導小組，負責全隊的工作。他們的分工是：隊長管學習，副隊長管生活和軍事，隊指導員是隊的支部書記，負責黨的支部和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助理員管黨的組織宣傳，隊學生分會主任管課外活動和社會活動。班是學習單位，每班有八到十二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編班，每班都編進一兩個政治文化較高的學生，以便發揮骨干作用。班長、副班長均由學員選舉產生，是學習較好，能力較強，工作負責，能團結全班的優秀學員。
由於客觀條件困難，上課採取大課堂制，常常是幾個隊、數百人在一起聽課。教學的基本環節為：引言、預習、質疑、講授、復習。各門課一般都沒有講義、教科書，但各課都編印了教學大綱，對課程內容、范圍、研究方向等作扼要說明。陝公教學程序的主要優點，是廢止了注入式，能啟發學生思考，講授有的放矢，它把教員的指導、學員的自習、個人的研究、集體的討論，有機地結合起來，組成一個連續反復、由淺入深的過程，既發揮了教員的指導作用，又調動了學員的學習興趣與積極性。
學校對教員的要求是很高的。教員多是革命的前輩，或由國統區來延安的有威望的革命的教授，這些教員既掌握了革命的理論與方法，又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處處以身作則，言行一致，誨人不倦，既教書又教人。所以他們在學生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學員的學習強調三個原則：
一是自學為主。在時間的分配方面，學校規定自學的時間多於上課的時間﹔在自學時間內，個人自學時間又多於集體自學時間。但同時並不否認集體作用，不否認同學間的互助。相反，當時陝公的課堂討論、先進幫后進等活動，都是組織得很有成效的。
二是循序漸進。學習要靠思考，思考隻能從容前進，“欲速則不達”。
三是發揚民主。陝公是一個統一戰線的學校，學員來自全國各地，有的來自海外，其中有少數國民黨員，他們各自的經歷是不同的。在學習中，我們提倡獨立思考，敢於辯論，反對強制服從，反對隨便給人戴大帽子。課堂討論是體現學習民主的重要環節。除此而外，當時每個隊每周還出版一次《學習導報》，內容有學習評論、學習收獲、學習方法介紹、討論會總結、參考書指導、各班學習反映、問題質疑與解答等。《學習導報》充分貫徹了民主精神，受到學員的普遍歡迎。
陝公也有考試、考查制度，主要是給學員對已學知識有一個溫習、整理、綜合與提高認識的機會，同時也檢查教學計劃是否適合學員的情況，檢查教員的教學方法是否得當等。考試、考查方法，除筆試外，課堂討論、辯論會、問答晚會、學習筆記、學科展覽會、學科集體創作、實習通訊，都是考查學生成績的途徑和方式。
五、陝公的校風
陝公的校風是忠誠、團結、緊張、活潑。這是陝公全體師生員工的共同生活准則、共同作風。
第一，陝公所提倡的忠誠，就是忠於抗戰，忠於革命，對共產黨員來說，還必須忠於共產主義信仰，忠於馬列主義原則。這個精神，具體貫徹在陝公的教育方針、教育制度、教育計劃和教育內容中，使他們畢業后，成為一個先鋒戰士，為民族解放事業獻身。陝公這個革命大熔爐，曾經培養鍛煉了成千上萬的優秀革命戰士，他們無限忠誠於民族革命戰爭，忠誠於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貢獻。有些甚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但是，也有極少數人，經不起考驗成了逃兵，有的甚至成為叛徒和民族敗類。出現幾個壞人，當然無損於陝公的光輝。我們對這些人，在校內和《新中華報》上，進行過公開地揭露和斗爭。
第二，陝公所提倡的團結，就是團結於抗日，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於革命，把陝公辦成革命的大家庭。陝公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有漢、藏、蒙、回、彝等許多民族，有的來自祖國邊遠的東北、西康、雲南，有的是從朝鮮、暹邏（泰國）回國的華僑。年齡上的差別也較大，有十五、六歲的小弟弟、小妹妹，也有年過半百的老大哥、老大姐。從經歷來說，有紅軍戰士，有白區地下黨員，有陝北貧下中農的兒女，也有國民黨高級人士的子女（如鄧寶珊的女兒）。陝公的干部也有來自部隊和地方的區別。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抗日，抗日是陝公團結的政治基礎。雖然，陝公是共產黨創辦和領導的，但我們在信仰上不強迫他們，我們以馬列主義真理、革命理論來培養教育青年，使他們成為自覺的革命戰士。
為了搞好團結，陝公執行四個原則，這就是平等、民主、五湖四海、用人唯賢。
平等。陝公內部生活，嚴格執行紅軍年代行之有效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則。學校對所有學員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給以親切關懷。一個同學病倒了，他會受到大家的熱情照料。為了幫助一個落后同學，校長也常常親自出馬。陝公的校長、教員、公務員、學員，生活平等，功過賞罰一視同仁。象成仿吾，每天比學員起得還早，學生出操時，他早已在各處巡視了。他對學員十分愛護，學員送給他“媽媽校長”的愛稱。
民主。陝公提倡學校全體成員參加管理學校。學校的一切大政方針，師生員工都參加討論，任何人都有權對學校工作提出批評、建議。學校也不隱瞞自己的問題，誰有缺點、錯誤，都要作自我批評。
五湖四海。陝公不許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先進不許歧視落后，黨員不許歧視非黨同志，某個地區、部門來的，不許歧視另一地區、另一部門來的。這一點，在當時陝公干部之間，尤為重要。陝公有四方面軍來的干部，也有一方面軍來的干部，還有少數陝北地方干部，他們中又有知識分子出身和工農出身的區別。但我們在指導思想上，堅決貫徹黨中央、毛澤東的“搞五湖四海”的方針，對所有干部一視同仁。
用人唯賢。這也是我們搞好團結的重要原則。陝公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發現、識別、培養人材的經驗。比如在認識人材方面，我們注意把干部的學習和生活、思想和行動、過去和現在、長處和短處、一時表現和一貫表現統一起來觀察，防止片面性。對於干部犯錯誤，我們主要著重教育，啟發他作自我批評，作組織結論時，讓本人親自參加，允許有充分發表意見和上訴的權利，對於干部的鑒定，讓本人過目，也允許保留意見。我們注意在實踐中發現、培養、提拔和使用人材。陝公不少教員和學校干部就是我們從學員中提拔的，如柴樹藩，他原是十七隊的學員兼副隊長，以后提拔為分校校務主任。
由於我們在團結方面，注意了上述原則，陝公的確成了一個溫暖、團結、抗日的革命大家庭。學員、師生、干部之間互相友愛，充滿革命情誼。陝公初創時，無力發統一服裝，膳費也要自理，一些家在淪陷區或家境貧寒的學員，生活困難。但由於互助，問題都得到順利解決。師生之間，關系很親熱。教員到學員那裡，學員們都報以熱烈掌聲，對教員很有禮貌。有的學員還用自己每月一元錢的津貼費買香煙慰問老師。教員也虛心向學員學習，教學相長。如有的教員，向一些在白區做群運工作、婦女工作的學員調查，充實自己的教學內容。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學習的青年，深切感到陝公與國統區學校有天壤之別。
第三，陝公所提倡的緊張，就是培養嚴守紀律、迅速果敢、雷厲風行、一絲不苟的精神。陝公生活的軍事化、戰斗化，就是這種作風的具體體現。
清晨六點，軍號把學員從夢中喚醒，二十分鐘內，完成內務整理、洗漱，然后全校集合，點名早操，整隊露天進餐。早餐后，稍稍休息，就開始了緊張的學習。晚飯后文娛活動，唱歌、看節目，也是集體的、有組織的。
結合游擊戰課程，經常進行軍事戰斗演習，如夜間緊急集合、行軍、防空演習、作戰等等。夜間的緊急集合，並不事先通知，且多在深夜或黎明前進行。同學們聽到緊急集合號聲后，不准點燈，要求在十分鐘之內，將每人的衣、物、書籍、被褥等，打成行軍背包背上，然后奔赴指定地點集合。有的學員開始有些手忙腳亂，但以后就都符合要求了。集合后，有時是夜間行軍，月色朦朦，戎步匆匆，走過田間小路，又爬上到處是荊棘的山坡。途中，又往往穿插著“敵機來了”、“發現敵人”、“捉俘虜”等演習。雖然緊張勞累，但同志們精神上無比歡快。因為他們懂得，這是民族革命戰爭的需要。
學員的學習期限，一般隻有三個月，但嚴格的軍事化、戰斗化生活，使他們的思想、作風都很快發生深刻變化。初到陝公時，有的西裝革履，有的長袍短襖，“少爺”、“小姐”的氣息，不能一下拋棄。但到畢業時，都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能吃苦耐勞，養成了集體生活習慣，工作說干就干。陝公就是這樣熏陶、錘煉了祖國千萬個優秀兒女。
第四，陝公所提倡的活潑，是指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目的都是為了調動全體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使學校團結進步、朝氣蓬勃、欣欣向榮。
生活有緊張的一面，也有生動活潑的一面，有張有弛。特別是青年，愛說說唱唱、蹦蹦跳跳，千篇一律的死板生活是不行的。為此，學校在困難條件下，也非常注意開展文體活動，有籃球、排球、乒乓球、足球，還有拔河、擲手榴彈、爬山﹔晚飯后經常組織歌詠會，有時也有晚會。學校集會前，總要熱烈地拉歌，歌聲此起彼伏，高亢雄壯，激發著人們革命的熱情。當時陝公最流行、最受歡迎的歌曲有《陝公校歌》、《大刀進行曲》、《畢業上前線》、《我們在太行山上》、《黃河頌》、《游擊隊員之歌》、《鬆花江上》等等。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常來陝公輔導，呂驥是陝公的教員，鄭律成是陝公學員，因此陝公歌詠的開展，在延安要算首屈一指了。
陝公的集體盛會不少，每期新生開學，要舉行開學典禮，畢業又有畢業典禮，每逢陝公的周年紀念，盛況更為熱烈。在這些會上，總要舉行展覽會（學校行政、教學、學員的學習與生活等）、體育比賽、牆報比賽，還有演出晚會及會餐。記得第二期新生開學典禮時，丁玲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來參加，她在會上作了山西之行的報告，還與幾位女同志合唱了幾支民歌。
為了活躍文化生活及進行社會宣傳，我們成立了自己的劇團。在延安成立的是陝公劇團，在枸邑成立的是陝公流動劇團。后期陝公成立的是陝公文工團，團長是蘇一平。這些文藝社團，先后演過《放下你的鞭子》、《游擊隊長》、《在敵人的牢獄中》、《補缸》等短小精彩的節目，也演出過《蛻變》、《母親》等大型話劇。陝公自己編的《生死關頭》、《送郎上前線》，曾受到社會的好評，胡喬木還請我校劇團到安吳堡演出過。黃天是陝公劇團的很有才能的領導者，他后來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
陝公是統一戰線的學校，因此它所提倡的活潑，最重要的還是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使所有成員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的心情舒暢。要形成這種局面，關鍵是民主，是民主集中制。這是陝公治校的根本指導思想之一，也是陝公區別於國統區學校的根本標志之一。為此，在實踐中我們遵循下列原則：學校成員，不論有無黨派關系，一律平等﹔凡屬於政治與理論方面的原則問題，遇有意見分歧，採取辯論、講道理的辦法解決﹔凡教學和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採用大家商量、討論、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決定﹔學校教育計劃與工作計劃的討論、決定、檢查，由學員派代表參加，並在實施過程中監督﹔凡學校成員，對學校全部工作有杈隨時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副隊長以下各級干部，由學員選舉﹔各隊設立意見箱和救亡室，任何人都有權越級上告，每星期三為救亡日，救亡室的壁報是各隊的喉舌。
在實踐民主生活的過程中，我們對學生中出現的某些問題，如不關心政治、極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都採取疏導的方針，利用他們的實踐來教育他們，使之對民主有正確的認識。
陝公的民主、自治，還突出地表現在學生會的工作和活動中。學生會是全體學生的自治機關，全校有學生總會，各隊有分會，它的職責是：
（一）領導全體同學恪守學校的制度、規則、紀律﹔
（二）協助組織學習和開展課外研究（學生會設有各種研究會）﹔
（三）領導和組織學員的課外活動，如文娛體育、參觀訪問、參加社會實習等。
（四）組織和開展各種互助活動，如募捐支前、同學間的互助等﹔
（五）積極領導學生參加改良行政設施、改善生活和物質條件的活動，如籌募學校基金等。
學生會在完成上述任務時，學校給予必要的指導。在組織上，學校尊重學生會的獨立性，經常傾聽學生會的意見和呼聲，吸收學生會干部參加學校行政的各種會議，對學生會的活動時間予以充分保証。
學生會的干部，由學員民主選舉，迅雷、劉春、齊語、王敬、李琦、顧明等都曾是陝公學生會的骨干。
六、艱苦奮斗是陝公的光榮傳統
陝公的創建是白手起家的。校址最初設在延安東門外清涼山下機場旁邊，校舍是一個汽車訓練班的幾間舊營房，開辦費很少。工作人員隻有成仿吾從中央黨校帶來的十多名干部。這就是陝公創建時人、財、物全部家當。但延安是全國抗日模范根據地，黨中央指示我們必須把陝公辦成全國聞名的革命大學。怎麼辦？我們的方針是因陋就簡、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學員入校，第一課就是解決棲身之所挖窯洞。窯洞並不寬敞，一般七八個人共睡一個土炕，下面鋪的是茅草，晚上翻身都感困難。至於上課、吃飯、開會等等，就都在室外。同學們說陝公的室內活動就是睡覺，確是如此。冬天，空中飄著雪花，教員頭頂雪花上課﹔雨天，泥濘滿地，教員赤腳上課。數九寒天吃飯，飯涼菜凍，若遇上狂風，飯菜裡還要摻雜點沙塵、草芥。學員的被子一物兩用，白天捆起來當坐凳，晚上打開睡覺。以后在露天廣場用石頭、泥塊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一九三八年夏秋，大部分師生到了枸邑分校，留在延安的總校遷到北門外，師生自己動手蓋了一個能容七八百人的禮堂，當時在延安算是一個宏偉建筑了。這個禮堂以后交給了黨中央使用，人們稱為“中央大禮堂”。
教材教具，都極缺乏。基本上沒有教科書，圖書資料也很少。因此，記好課堂筆記，是學生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延安當時文具紙張很少，加上我們經費困難，故一學期每人隻發一支鉛筆，墨水用蘭靛泡，每人發兩張油光紙釘筆記本，夜晚照明用小油燈，也是幾個人共一盞，因此夜晚多用來舉行討論會。煤氣燈也有，隻在盛會或演出時才使用。
陝公初創時，我們在招生簡章上寫明：免收學費，衣服用具自理，膳費每月收六元。后來經黨中央批准，學生一律免交膳費，還發統一的土布灰軍裝。生活津貼：校長五元，科長二元，科員一元五角，勤務、炊事員、學員均為一元。
主食是小米飯，土豆是主要蔬菜。以后我們到關中枸邑辦分校，那裡較富裕，經常能吃上白面饅頭，同志們就很滿意了。
為了克服困難，學校採取的辦法是：第一，自己動手。就是自己挖窯洞、修操場、筑路、挖廁所、開荒種菜、打柴等等。第二，精打細算，節約開支。學校不用或少用勤務員，值班、清潔衛生以至印刷、搬運等工作，大部由學員自己干。延安醫生少，學員懂一點醫學的，既當學生又當醫生。第三，開展互助活動。這個工作由學生會負責進行，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物出物。”一些家庭經濟較好的學員，根據自願原則，將自己多余的錢、衣物，交到學生會，由學生會統一分配給困難的學員。第四，開展社會募捐。《新中華報》、《新華日報》都刊登陝公向社會募捐基金的啟事，學校還專門編了一本《援助陝公》的書，出版發行。學校還給每個學生一個募捐冊，由他們向熟悉的親戚朋友開展募捐。陝公的募捐活動，擴大了陝公的社會影響，國內外都知道陝公這樣一所堅持抗日教育的革命大學，因此以各種方式積極援助陝公。我們也每隔一個時期，在《新中華報》、《新華日報》上載明募捐人的姓名、款數，刊登“鳴謝”啟事。
陝公接受全國人民的熱情支援，同時也在物質上對全國抗戰盡力所能及的援助。一九三八年冬，朱總司令發出了慰勞八路軍的號召，陝公立刻響應。師生員工把自己身邊最珍貴的東西統統拿出來，很快匯集了約五千元的物款，慰問前線八路軍將士。
七、陝公分校的創辦與后期陝公
陝公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創辦，到一九三八年五月，辦了兩期，共建立二十七個隊，先后接收和培訓了約三千名學員。這個成績當然是很大的，但仍不能滿足形勢發展的需要。一方面，全國要求來延安進陝公學習的青年，與日俱增﹔另一方面，邊區各部門、各個抗日根據地、各部隊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要求增添更多的干部。這時又有兩個新的情況，一是由於延安的人口膨脹，糧食及各種日用品日趨緊張﹔其次是國民黨加緊反共磨擦，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設立許多關卡、檢查站，沿途堵截、逮捕去延安的青年。根據上述情況，中央書記處和組織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底相繼開會，作出了在枸邑創辦陝公分校的決定。枸邑地處關中，土地肥沃，糧食供給等較延安容易籌辦﹔這裡離西安近，青年較容易進入邊區。中央決定成仿吾留在延安主持總校工作，著重辦好研究班，為分校培養師資﹔由我任分校校長，率領一部分骨干去枸邑看花宮創立分校。我從學員中挑選了一批干部同往，其中有柴樹藩、何定華、孫力余、呂光、席柳溪、趙志萱、華子揚、陳琅環等。從此陝公的主力即移到分校。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開始了我們的行程。
我們是分兩批走的。第一批約一百多人，出發的那天正好有一隊汽車從延安到西安去，他們首先坐汽車到耀縣，然后步行去枸邑。我去分校是第二批，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袁福清、申力生、陳伯村、季凱、何定華、邱春甫、華子揚、吳景直、朱改、張煜、倪淑英、繆文等。我們從延安出發，一路步行，經過甘家、鄜縣、直羅鎮、店頭、關門子、羊坡頭、織田鎮，最后到達看花宮，全由解放區通過。每日行軍近百裡，一個叫陳彤的女學員打著一面旗子走在前面，使隊伍顯得更為生氣勃勃。七月初，去分校的人員均安全抵達看花宮。
看花宮據說是唐代楊貴妃看花的地方。這裡過去牡丹花很多，也有些古跡。我們分校的校舍，全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屋，除校部和女生區隊設在看花宮外，其余各區隊分布在看花宮附近的平坊、門家、趙庄等村庄。教學用的桌椅、板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老百姓借給我們的。七月七日，在抗戰一周年紀念日，陝公分校正式開學。
分校的領導班子、工作人員有以下這些同志：
校長：李維漢
教務部長：邵式平
政治部主任：周純全﹔副主任：張然和
校務部長：袁福清﹔副部長：柴樹藩
黨委書記：申力生
黨委組織委員：陳伯村
黨委宣傳委員：申力生兼
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呂光
俱樂部主任：劉春
合作社主任、總務科長：席柳溪
分校黨組由李維漢、邵式平、周純全、張然和、袁福清、申力生、陳伯村七人組成。
有了總校的辦學經驗，分校各方面的工作都進展很快。我們接總校編隊，從第二十八隊開始，編到五十四隊。分校在組織上新建了區隊一級機構，每四至五個隊組成一個區隊，相當於部隊的營。區隊有區隊長、軍事副區隊長、協助員（相當於總支書記）。分校共有四個區隊：
一區隊，地點在坪房，區隊長何定華，副區隊長季凱，協理員廖作華。
二區隊，地點在門家，區隊長朱改，協理員李言。
三區隊，地點在看花宮，區隊長申力生兼，副區隊長趙志萱，協理員吳景直。這個區隊全部是女學員。
四區隊，地點在趙庄，區隊長孫力余，協理員方波。
分校的教學方針、教學制度、教學組織、課程設置等等，都與原來的總校差不多。總校不少有名的教員如何干之、李凡夫、李培之等也來分校任教。但由於學生增加快，教員總是不夠，因此，除一些區隊長同時兼任教員外，學校還成立高級隊和幾個研究室培訓師資，充實教員隊伍。高級隊的學員是從普通班選拔的優秀生，學習期限一年，所學的課程較多較深。我們前后共辦了五個高級隊，廖蓋隆、田家英、霍遇吾、張騰霄、胡華等就是分校高級隊的學員。校部所設立的研究室，有中國問題研究室，由何干之領導，成員有季凱、劉春、陳琅環等﹔政治經濟教研室，由李凡夫領導，成員有尹達、溫濟澤、李唯一﹔哲學研究室由陳唯實領導。研究室也有教員上課，以老帶新，一邊研究、一邊教學。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黨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及大會的結論，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放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國人民的領袖是毛澤東。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我在開完六中全會后回到分校，從十二月三日起，用了一個星期傳達和討論會議的精神。全校師生員工對會議表示極大的關注，一致擁護會議的決議。根據會議的精神，我們的課程作了調整，集中講授六中全會的文件，清除了過去講授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觀點。
分校的勞動任務比延安時增加了，這是因為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加緊了對邊區的軍事蠶食和經濟封鎖，學員除白天上課、晚上站崗放哨外，還要開荒生產，保証生活的需要。陝甘邊界處有個何家山，離我們分校約七十裡地，我們在那裡開荒兩千一百多畝，種了土豆、谷子、糜子、麻子、蔬菜。學校在那裡建立了一個“陝公新村”，師生輪流到那裡邊勞動、邊學習、邊作群眾工作。另外學校的合作社還試驗自造肥皂，生產草鞋。
一九三九年初，黨中央為加強對干部教育的領導，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任命洛甫為干部教育部部長，我為副部長。我即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離開陝公分校，到干部教育部工作。我走前，曾召集校部、各區隊、總支的干部匯報和總結陝公辦學的經驗，開了幾天會。在此基礎上，我寫了一篇總結性的文章《戰時干部學校教育》，發表在《中國文化》雜志上。
這時，我黨已在敵后建立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邊、山東等廣大根據地，亟需大批干部。中央為了更快、更好地發展干部教育，決定在晉察冀和晉東南兩地建立抗大分校，並指令從陝公總校、陝公分校抽調干部前往辦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周純全、邵式平各率一千多名師生，相繼離校。周純全等在晉東南的長治一帶建立了抗大一分校，校長何長工，副校長周純全。邵式平等在晉察冀的靈壽一帶建立了抗大二分校，校長陳伯鈞，副校長邵式平。陝公因此僅剩下四、五百高級班學員。
為了節約人力、物力和有利於集中領導，中央決定延安的陝公總校也遷到看花宮，與分校合並，由成仿吾任校長。一九三九年一月，總校到達枸邑。新的領導班子是這樣：
校長：成仿吾
教務部部長：江隆基
政治部主任：張然和
總務處處長：鮑建章
黨委書記：申力生
合並后的陝公，其主要任務是辦大學部，培養行政、民運及文化方面的高級干部。學習期限一年，課程有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運動史、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三民主義研究、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世界政治、戰區政治工作等。為了進一步培養專門學者，還計劃在大學部上面籌辦研究部，學生為大學部的畢業生和有相當程度的外來學生、研究人員，學習期限亦為一年。這個計劃后來未能實現。除此而外，學校附設了訓練班，專門培訓不能進大學部的學員，學習期限為四個月。課程有中國問題、社會科學概論、三民主義、游擊戰爭與政治工作、民眾運動。這個訓練班就相當於最初陝公的普通班。
一九三九年夏，由於形勢的變化和斗爭需要，黨中央決定將陝公、延安魯藝（院長周揚）、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由胡喬木、馮文彬主持）、延安工人學校（校長張浩）合並，成立華北聯合大學，由成仿吾任校長兼黨團書記，全部開赴晉東南前線。六月下旬，陝公由枸邑先遷回延安。七月初，四校完成整編任務，在離開延安前，我送他們到橋兒溝，黨中央書記處的幾位負責同志：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在橋兒溝先后接見了他們，並作了報告。去前線的學員送給毛澤東一面錦旗，毛澤東在報告中回贈他們“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游擊戰爭、革命的團結。指出，隻要好好掌握和運用這“三個法寶”，就什麼敵人也不怕，什麼困難也能戰勝。七月十一日，在陝公大禮堂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晚會。七月十二日，他們踏上新的征途，向晉東南進軍了。
一九三九年冬，黨中央為了培養更多的抗戰干部，又決定復辦陝公，在延安重新招生，校址在北門外，人們稱為“后期陝公”。由我兼任校長和黨組書記。教務處長胡鬆，干部處長武光，總務處長劉漢興，秘書長楊石人，總支委書記石硯之，副書記吳景直。學員編隊與以前的總校、分校相銜接，從五十九隊起編隊，共有學員數百人。十二月初即開始上課。
一九四○年九月，陝公改變學制，成立師范部和社會科學部。師范部主任孫力余，培養師資及教育行政干部，分本科與預科，本科修業期限兩年，預科修業期限一年。社會科學部主任張仲實，培訓抗戰民運干部，也分本科與預科，本科修業期限為一年半，預科修業期限為半年。兩個部的課程，除一般的政治課外，都還有各自的專修課程。一九四○年，后期陝公還有計劃地組織學員參加邊區的民主建政工作（如參議會選舉）、辦冬學掃盲、演出宣傳、下鄉搞社會調查，參加鎮壓漢奸、反革命分子的公審宣判大會等等。
后期陝公，在領導體制上成立了校董會，成員有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李富春、高崗、張仲實和我。校董會通過了新的陝公簡章、教育方針及施教計劃。
后期陝公加強了民族干部的培訓工作。一九四○年八月，成立少數民族工作隊，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有少數民族學員三十多人。他們自己選舉隊長、副隊長，每十人編一個班，隊指導員由學校委派，天寶即是這個民族工作隊的學員。他們學習的課程有政治課、少數民族問題研究，還有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學習期限一年。一九四一年夏，進一步成立民族部，六月三十日在陝公大禮堂舉行民族部開學典禮。民族部有學員一百八十五人，包括蒙、回、藏、彝、苗、滿、漢七個民族。民族部主任賈拓夫，楊靜仁、汪鋒分別任回、蒙班主任。以后又在民族部的基礎上發展成為獨立的民族學院，這在中國是一個創舉。陝公為黨的民族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礎，為加強民族團結作出了貢獻。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黨中央為了精簡機構，以及在延安辦一所正規大學，使高等教育正規化，積累高等教育的經驗，決定將陝公、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合並，成立延安大學。中央任命吳玉章為校長，趙毅敏為副校長，校址即原女大校址。延安大學設有師范學院、社會科學院（院長艾思奇）、法學院三個院及俄文系、體育系兩個專修科。另外還附設了中學部，分高中、初中兩個分部。九月中旬即籌備就緒上課，九月二十二日正式舉行開學典禮，有學生五百余名。延大的成立，結束了陝公前后約四年的光榮歷史。
八、陝公的共產黨組織和黨員
陝公的每個隊都設有黨支部，支部由指導員、隊長和政治助理員組成，支部以上是總支（在分校期間，總支設在區隊），這是學校專做黨務工作的機構。總支上面是學校的黨組，總支書記也參加黨組的工作。在分校總支上面設黨委，黨委書記參加黨組。
陝公的共產黨員和黨的活動，有下列特點：
（一）黨員的大多數是正在過著學習生活的新黨員，即學生黨員﹔學校工作人員中的黨員，隻佔黨員比例的少數。
（二）黨支部的周圍，是一大批非黨青年，他們有極高的革命熱情和學習熱情，迫切要求學習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迫切要求加入共產黨的組織，把參加共產黨當著自己崇高的理想。
（三）由於當時共產黨在全國還沒有公開獲得完全合法的地位，陝公黨的組織生活，也未完全公開。
（四）學員在校學習的時間很短，黨的思想教育工作、組織發展工作，必須特別抓緊。
根據這些特點，陝公共產黨支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團結全體黨員和非黨員，保証完成學校全部教學計劃、工作計劃和學習任務。“學習第一”，是對學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求學校工作、黨支部工作也要貫徹“學習第一”的方針。黨支部對組織好學生的學習，起保証作用。
陝公共產黨支部的第二個任務，是接收新黨員及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這個工作，是陝公支部最重要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黨中央在《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中指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為大量發展黨員提供了客觀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是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黨，另一方面是許多重要的地區尚無黨的組織，或非常狹小。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克服關門主義，大量地發展黨員，強調要勇敢地在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下級官兵中吸收黨員。
在延安時，中央組織部直接抓陝公的組織發展工作。組織部長陳雲、副部長李富春經常親自找陝公的總支書記匯報，指導工作，還親自給學員上黨課及參加新黨員的宣誓儀式。陝公第一期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就是在中央組織部舉行的。
陝公發展新黨員的方針是既慎重、又大膽放手。我們根據中央精神，強調不要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不要怕社會關系復雜，隻要表現好、思想進步、歷史清楚，就可以發展。當時從國統區來的大批青年學生，從他們本人的情況看，多數是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先進分子，不少是“民先”隊員。他們的家庭和社會關系雖比較復雜，但他們到延安來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覺悟高的表現。對他們搞“唯成分論”，是完全錯誤的。
陝公學員在校學習期限很短，一般隻有三、四個月，因此發展工作必須抓的很緊。學員一入校，支書、助理員就同他們談心，積極了解他們的情況。當時共產黨在學員心目中的威信是很高的，所以他們一到陝公，立即找黨組織談思想，寫自傳。支部經過仔細研究，確定重點考察培養對象，一二十天之后，就找他們談話，進行黨的教育，端正入黨態度。由於要求入黨的學員很多，一些候補黨員也要參加談話的工作。
關於發展新黨員的比例，中央組織部開始要求我們發展三分之一，以后提出發展二分之一多。一九三八年洛甫對我說，陝公學員中要求發展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黨員。可見當時發展組織任務之迫切、繁重。
新黨員要填寫入黨志願書，並有兩個正式黨員介紹。介紹人要對被介紹人的優缺點寫出報告，說明介紹的理由。黨支部審查通過后，還要寫出支部討論的意見和評語。經總支批准后，新黨員履行宣誓儀式，最后編入支部，過黨的組織生活。當時我們所發展的新黨員，有的是很年輕的，一個叫徐光的，入黨時才十五歲，田家英入黨時才十六歲。
為了使黨員繼承和發揚黨的光榮斗爭傳統，保持優良作風，我們嚴格黨的組織生活，抓緊思想教育，強調黨員在學習中必須比非黨同志學得更刻苦努力，在職的黨員必須比非黨同志承擔更多的工作，並積極完成在職干部的學習任務。
陝公要求共產黨員必須樹立為民族解放、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決心，必須模范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堅持民主、團結等原則，必須在任何環境中不怕困難、不怕犧牲，作一個先鋒戰士。
陝公的黨的組織發展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是很有成績的。陝公創辦不到兩年，我們培養訓練的六千多名抗戰干部中，發展的新黨員就有三千多人，他們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九、成績、經驗和教訓
陝公創辦后的近四年中，共培訓了約一萬一千多名學員。他們在校學習的時間雖有長有短，但都有共同的收獲：第一，提高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堅定了抗戰意志與必勝信念，獲得了抗戰的理論與知識﹔第二，領悟了建立統一戰線的必要，以及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的方法﹔第三，培養了民主精神與習慣，樹立了為解放全中國而奮斗的決心﹔第四，初步懂得了社會發展規律，懂得了改造舊社會舊中國的必要﹔第五，養成了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作風。
學員畢業后，響應學校提出的“到抗戰前線去！到民眾中去！到困難的地方去！”的號召，愉快地奔赴戰斗崗位。他們有的分到各敵后根據地，有的分到國統區或敵佔區，也有一部分留在邊區工作，少數轉到抗大、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或通訊學校、衛生學校等繼續學習。陝公學員分配的面是很廣的。以第一隊到第十隊畢業的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學員分配為例：江蘇三十七名，湖北七十九名，安徽七名，湖南十八名，江西十五名，四川十四名，福建二名，上海十六名，廣東十四名，浙江三十名，廣西一名，寧夏十二名，貴州四名，山東十七名，山西一百二十九名，河南三十一名，華北五十四名，綏遠九名，甘肅六名，邊區六百一十三名，陝西七十八名。從這個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了東北、新疆、西藏外，差不多每個省都有陝公的畢業生去工作。這十個隊的一千一百多學員中，留在邊區的佔一半多，這是較特殊的情況，因當時邊區太缺知識分子干部，我們不得不首先滿足延安、邊區的需要。但以后陝公的畢業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分到前線去了。一九三八年冬，分校第一批畢業生，分到晉東南前線去的就有一千多人，“畢業上前線！”這是當時的光榮口號。
每期學員畢業，我們都舉行隆重的畢業典禮，黨中央負責同志也來參加。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第二期學生舉行畢業典禮時，毛澤東還給畢業生送來了“勇敢向前，犧牲一切，為著驅逐日寇、解放中國而斗爭！”的題詞。
畢業生離校，有的行程是很遠、很辛苦的。分到太行山遼縣前線的學生，從延安到臨汾、再到遼縣，行程一千四百多裡，沿途要經過國民黨頑軍的不少關卡，要穿過敵人的封鎖線，還會遇到敵機的轟炸，而太行山又是“四月仍結冰，八月即飛雪”的氣候。但我們的學員依靠自己堅強的革命意志，在沿途八路軍辦事處的協助下，戰勝一個個困難，勝利到達。許多學員始終保持著與母校的聯系，經常向學校匯報自己工作中的收獲、體會和問題，並提出對學校工作的意見，在經濟上還為母校的建設開展社會募捐。
從學校來說，也密切保持與畢業同學的聯系。學校設有同學會的組織，編有同學錄，設有通訊聯絡部，出版通訊集和紀念冊。通訊集交流畢業生的工作情況，介紹母校各方面的狀況，還刊載學校給畢業生的工作、思想指導方面的文章。每逢陝公創辦的周年紀念，學校都要舉行展覽會、報告會，編輯紀念特刊，全面介紹學校各方面的情況、經驗和成績，並歡迎校友們返校參加盛會。
陝公學員奔赴各地，許多人一走上工作崗位，就擔任游擊隊長、縣長、科長等職，工作中勤勤懇懇、英勇戰斗、歷盡艱辛，為黨為人民創建了光輝業績。其中不少同志在戰爭年代就貢獻了自己的寶貴生命。建國以后，當年的陝公學員、干部中不少人已成為黨和國家各方面的重要骨干。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中，他們再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今天，他們雖大都已過花甲或古稀之年，仍精神煥發，老當益壯，為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辛勤工作。陝公桃李遍神州，陝公的光榮傳統將永遠哺育我們的后代。
回顧陝公的全部工作，最重要的一點經驗，是我們較好地貫徹執行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九三九年底黨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強調在長期的和嚴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團結知識分子的極端重要性。決議批評當時一些干部恐懼、懷疑、排斥知識分子的種種錯誤思想，號召大膽地吸收和使用知識分子，條件成熟的要堅決吸收他們入黨。陝公在辦學過程中，切切實實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的這一政策。我們為一切要求抗日的知識分子敞開大門，廣泛招收他們前來學習。我們在思想上、生活上親切關懷他們，政治上充分信任他們，使他們深感黨的溫暖。知識分子在國統區常常因失學、失業、政治上沒有出路而苦悶，但他們一進陝公就朝氣蓬勃，不僅是有用之材，而且有用武之地，刻苦地為祖國學習、為革命獻身。
陝公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教育是啟蒙性的，課程不多，教學時間也不長，但貫徹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因而他們學得快，興趣高，生動活潑，效果也好。
陝公對知識分子的使用，是大膽放手的。有的同志把陝公的成就集中概括為“識別人材，培養人材，使用人材”，是有一定道理的。抗戰開始后，我們邊區和前線可說是什麼都缺，但最缺的是干部、人材。當時各地方請求黨中央支援的主要不是錢和物，而是干部。長征結束到達陝北時，剩下的紅軍和干部總共才三萬多人，這同抗戰初期的大發展形勢極不相適應。因此，能不能在短期內培養大批干部，的確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大問題。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陝公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都是以有利於干部的成長、使用為出發點，任人唯賢，量才使用，大膽提拔。學員一進陝公，兩三個月就入黨，三五個月就提干。黨把他們放在重要崗位上，讓他們肩負重任，在炮火中、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延安培養了中國一個時代的革命骨干，陝公為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當然陝公的工作也是一分為二的，我在工作中也有不少缺點和錯誤。有兩件事，我至今深感不安。
陝公創辦之初，幾個從國統區來的青年學生組織了一個“卡爾學會”，其目的和主要活動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但陝公有些干部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當時的青年團、“民先”等組織都已解散，為什麼在延安還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為什麼不名正言順的叫馬克思主義學會，而要叫“卡爾學會”？這個組織的青年學生作了辯解，我們一些干部仍然不理解。加上這些青年在一起，有時也難免發表一些批評性的言論，於是斷言“卡爾學會”是一個近似托派性質的反動組織。那時王明、康生剛回國，他們把蘇聯的反托派斗爭搬到延安，也影響了陝公。結果學校找“卡爾學會”成員一個個談話，最后將為首的七八個學員開除出校，受牽連的其他幾十個學員畢業時，也不給分配工作。后來的事實証明，“卡爾學會”並非反動組織，那些被打擊的學員，並無不良企圖，他們是好學的青年。他們中的一些人雖遭受錯誤打擊，但仍不忘革命，有的還返回延安找黨。此案發生時，我尚未到校，但最后處理時我在，我當時是學校黨組書記。我聽了匯報，未深入調查研究就處理此事，損害了同志，也不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以為疚。
還有一件事是在后期陝公發生的。學校結束時，總務處還保存一些布匹，校務主任兼秘書長楊石人反映有些干部缺衣服，提議給他們每人做一件，我同意了，並由總務處長劉漢興執行。后來中央組織部一位領導同志追查此事，認為這是違反財經紀律的行為，找我們談話，我表示事情是我同意的，應由我負責。但后來給了劉漢興同志警告處分，調往前方工作。臨走時，我深感不安，送他到中央黨校前面的河邊，一邊走一邊談心，安慰他，鼓勵他努力工作。他走后，我經常打聽他的情況，得不到消息。“文化大革命”后有同志告訴我，曾經聽說劉漢興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英勇犧牲了。劉漢興是一個為人忠實、工作勤懇的好同志，追憶至此，以志懷念。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