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看不見的戰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后不久，國共第二次合作。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由於國民黨關閉了談判大門，我黨代表和辦事機構被迫撤回延安。在此期間，我黨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南京局及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根據中央的指示分別在西安、南京、武漢、桂林、重慶等地，同國民黨打了長達十年之久的交道。雖然環境復雜，斗爭尖銳，但由於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鄧穎超等領導同志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決定，並根據當時當地情況，發揮主觀能動性，採取靈活的策略，領導全體工作人員和地下黨組織，克服重重困難，擴大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了進步力量，爭取了中間力量，孤立、打擊了頑固勢力﹔恢復、發展、鞏固了地下黨的組織﹔團結了一大批朋友和愛國人士﹔鼓舞了廣大群眾的斗志﹔開展了廣泛的外事活動等，勝利地完成了黨中央和全國人民所托付的任務。我黨在南京、上海和重慶的代表及其辦事機構，后來雖然被迫撤回延安，可我們是滿載著勝利的果實，贏得了國統區的人心和國際的友誼，回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的。

在這十年的時間裡，一方面我們黨領導了解放區和游擊區軍民在戰場上同敵人進行了公開的武裝斗爭（在日本佔領區內也有隱蔽的斗爭）﹔另一方面，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我們在同國民黨合作的同時，也存在著復雜的斗爭。在國統區內，我們同國民黨頑固派之間，進行了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各條戰線的斗爭﹔斗爭方式有公開的與秘密的，合法的與非法的等等。我黨代表團和長江局、南方局、南京局是我們黨在國統區的司令部，我們搞機要電台工作的同志，就是這個司令部的通訊兵。我們的工作，有時是公開的，但主要是秘密的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在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黨組織的正確領導下，我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飛機的轟炸和國民黨特務的限制、破壞，維護了黨的核心機密，保証了通信聯絡的暢通，及時地傳送了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和各級組織向黨中央的報告、請示，勝利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於一九三五年十月長征到陝北以后，十二月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批判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不久便與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統戰關系。除了開辟對國統區的秘密交通外，還先后在天津（胡服台）、上海（馮雪峰台）和西安（劉鼎領導）建立了三個秘密電台。“七七”事變后，又在南京（由閻錫山駐京辦事處電台代為聯絡）、太原、武漢、廣州、長沙、桂林、重慶、洛陽、蘭州、迪化（現烏魯木齊）等地相繼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同時建立了無線電台。這樣，我黨就開辟了與國統區公開與秘密的空中通信渠道。

現在把我所經歷的機要通信工作的情況，回憶記述如下。

（一）在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后，黨中央應張學良電邀，派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為我黨代表到西安。我作為隨員也到了西安，搞譯電工作，當時仍使用劉鼎領導的電台。劉鼎是西安事變前黨派到張學良處做聯絡工作的。因為工作很多，逐漸增加了電台和譯電力量。電台工作人員有曾三、涂作潮、彭紹坤、申銘鴻、梁茂成等，譯電員有李金德、朱志良等，由我負責。

一九三七年二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我們從張學良公館搬到七賢庄，成立“紅軍聯絡處”，公開挂的是“十七路軍通訊訓練班”的牌子。我們公開架起天線，和延安及雲陽紅軍總部聯絡。當時搞機要電台工作的同志都是“紅小鬼”，大家都穿黑色學生裝，可以自由地買半票去看電影。周圍群眾都叫我們這裡是“娃娃店”。聯絡處的黨代表是林伯渠，處長是李濤。電台台長是林青，報務員有林英才、吳希聖等。這時成立了機要科，科長是我，譯電員有李金德、劉澄清、朱志良、黃文炳、范希賢等。

我們的電台，是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正式批准的，又值國共合作剛開始，國民黨對我辦事處和電台還沒有什麼限制和破壞。我們除了保証通訊聯絡通暢外，還給軍委三局買了很多通訊器材並設法送回延安，這對加強黨和紅軍的通信聯絡工作起了一些作用。這裡的機要通信工作，一直堅持到西安辦事處撤退。

（二）在南京

“七七”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軍相繼佔領了北平、天津。七月十五日，我黨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了國民黨中央。這個宣言以團結抗日、實行民主政治為主旨，提出了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等具體建議。十七日，我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張沖、邵力子等在廬山舉行會談。八月中旬，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了國防會議，邀請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同志參加。八月九日我作為隨員一同搭龍雲的專機到南京。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同時轟炸南京，蔣介石才被迫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於八月二十五日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九月改為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個師。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同意我黨在南京設八路軍辦事處。不久，周恩來同志又到太原與閻錫山談判，博古、葉劍英同志留在南京。當時，閻與我黨關系較好，經周恩來同志同閻商量好，由閻駐南京辦事處的電台為我們發報，所以我們就未設電台，譯電員是我和康一民兩人。報務員李白在南京住了幾天，就到上海建立秘密電台去了。李克農是辦事處處長。為了對外聯絡需要，李克農買了塊少將牌子，是少將處長。我買了塊少校牌子，當了少校科長，穿上軍衣常到閻錫山的辦事處去聯系工作。當時通報的地點是延安黨中央、八路軍總部和太原辦事處。

蔣介石實行的是一條由政府和軍隊包辦，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片面抗戰路線，他的軍隊在戰場上總打敗仗，遇敵即慌忙逃竄。而我們八路軍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出師晉北平型關，首戰告捷，殲滅日軍一千多人。平型關大捷，威震中外，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風，激勵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贏得了全國人民對八路軍的同情、支持。當時雖然國共合作了，但國民黨內的一些反動分子，總搞小動作，破壞合作。有一次，南京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個攻擊我八路軍的消息，說什麼“八路軍游而不擊。”李克農同志看到后，非常氣憤，立即打電話把該報的總編輯找來。總編輯來到之后，李克農同志指著報紙責問他：“你說我們‘游而不擊’，有什麼根據？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消滅了多少日軍，全世界都知道，你難道不知道！你這樣做想干什麼？對其后果你負得起責任嗎？”幾句話把那位總編輯問得頭上直冒汗，連忙點頭哈腰，賠禮道歉，並表示明天一定登報更正。

當時，共產黨和八路軍在上海、南京一帶是有威信的。上海“八一三”事變后，日機轟炸很厲害，用火車搶運軍需物資是很困難的，但是拿著八路軍的護照就能得到了優先照顧。管運輸的王超北就從上海用火車搶運了一大批物資到西安。十一月底，我們從南京經安徽向南昌、長沙撤退，葉劍英、李克農、廖承志、袁超俊、吳志堅和我，還有汽車司機王應絮，分乘兩輛小汽車離開南京。在過一條河時，要用船將汽車擺渡過去，碼頭前排隊等船的汽車很多。我們的車子開到以后，一看排這麼長的隊，好長時間不見車子挪動，真急死人！我們走到前面，見一輛汽車卡在碼頭上，別的車無法上船，所以壓了很多車。這時袁超俊、吳志堅同志（他們挂著斜皮帶，戴上八路軍的臂章）就問：“誰的車卡在這裡？”有人回答是何部長（即何應欽）的。因為何自己已經過了河，留下空車就不管了。他是國民黨的軍政部長，誰都不敢說話。袁超俊同志不管那一套，就大聲說：“不管誰的，卡在這裡，阻礙交通，壓這麼多車，日本飛機來轟炸怎麼辦！”說著，和一些司機一起動手，把它推到河裡去了。交通頓時暢通起來，周圍的司機都感到痛快。

（三）在武漢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守，國民黨政府事先已遷往重慶，國民黨中央及軍事委員會遷到武漢。九月，中央已派董必武同志先去武漢開展統戰工作，建立辦事處，后來處長錢之光也從南京到了武漢，住在安仁裡。這裡對外叫“董公館”，電台就架設在此。十二月，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到武漢后，成立了長江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越來越多，安仁裡住不下，經國民黨同意於一九三八年一月遷到原日租界大石洋行。李克農為長江局秘書長，吳克堅和我為秘書，我兼機要科長。二月，周恩來同志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廳廳長。不久，凱豐、鄧穎超、羅炳輝、李濤、聶鶴亭、張愛萍、張經武、邊章伍等都到了武漢。這期間，雖然有王明的投降路線的干擾，但由於周恩來、董老、葉劍英和其他同志的抵制，使黨中央關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抗戰的方針得以貫徹，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和反動政策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統戰工作和國際的宣傳工作都有很大開展﹔南方各省黨組織也相繼恢復和發展。辦事處為延安和前方運送干部和物資的工作也特別忙。

由於形勢的發展，電台通報量越來越多，除了設在大石洋行的電台外，在湖北省委機關又設一部半公開電台，以后又在二耀小路設一電台。聯絡地點有延安、重慶、長沙、南昌新四軍、竹溝彭雪楓辦事處，鄂東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處，前方總部等。這時機要電台人員也增多了，電台方面有申光、肖賢法、柳仁甫、劉澄清、王清生（王老五）、劉成義等，由申光負責，主要搞機務。由於工作開展得快，人員培養一時跟不上，有的報務員水平比較低。有一次派一報務員經徐州到山東建電台，出發前申光教給他如何使用波長表，但他到了徐州就忘了，隻好又回到武漢重新學習。機要科有李金德、彭健、朱軒、張海清等。

當時來往的電報很多，我是長江局的秘書兼機要科長，所以整天在四層樓內上下跑送電報，大家叫我“機要科長”，有些同志聽成“雞鴨科長”，慢慢就叫開了。后來就把“雞”當成機要，“鴨”當成電台的代名詞。所謂“雞鴨行”，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當時正值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力量英勇地抵抗著敵人。在國內外都有很好的影響。國民黨這時期還不敢公開對我們進行破壞，因此我們的活動比較自由，有時可以看看電影，飯后無事就租自行車沿江跑跑。遇到日本飛機轟炸時，除值班員外，可以坐卡車到法租界躲避。

長江局時期，機要工作是在周恩來、李克農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他們特別重視保密工作和對機要人員進行保密教育。李克農的主要工作，一是抓情報，由張唯一、陳家康專搞此事﹔二是抓機要。機要工作都在四樓，一頭是機要科，一頭是電台，不准別人隨便上去。情報、電報看完就燒掉，不存檔。遇到日本飛機轟炸時，值班的機要員隻能提著密碼箱在底層的樓梯下躲避，不准出大門。有一次朱軒值班，警報響了，他違反規定提著密碼箱也隨大家躲到法租界去了，回來后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以后就再未出現此類事情。

李克農同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們架了一個電台在湖北省委的住處，李有時到那裡去檢查工作。陶鑄當時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裡去，但他兩人不認識。一天晚上，李克農正在電台那裡，陶鑄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李一見有生人進來，立即警惕起來，不讓陶進去。陶鑄看到一個戴眼鏡的生人擋著他，也很驚奇，他偏要進去，李就偏不讓他進。結果兩人互相懷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來，把李克農的眼鏡也打掉了。后來別的同志趕到，對他們作了介紹，才消除了誤會。大家都說，克農和陶鑄演了一場“三叉口”。還有一次，黃埔軍校的一些同事和同學如張治中、康澤等，請原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吃飯，李克農親自去做保衛工作。吃飯時，他們輪流向周恩來同志敬酒，有些人企圖把他灌醉。李克農同志為保護周恩來同志的健康，便起身搶過酒杯代飲。飯后，還有人請來攝影師，給大家照相。第二天，李克農同志到照相館去，裝著看看底片的情況，他拿到底版后（當時底版都是玻璃的），看了一下，“嘩啦”一聲掉在地上摔碎了。嘴裡說真可惜，實際上是他假裝失手摔碎的，是防止特務利用這張照片去宣傳。以上這兩件事，都說明李克農同志過去在敵人內部進行斗智斗勇，養成了良好的保密習慣和高超的斗爭藝術。他的言傳身教，給我們機要人員進行了很好的教育。

由於形勢的變化，周恩來同志未開完六中全會就趕回武漢，進行了各項工作。在武漢危急時，他親自同肖賢法、張元談話，布置他們留在武漢搞地下電台。后來因條件困難，肖、張於一九三九年撤到重慶。

在武漢期間，做機要通信工作的同志們，都忠誠可靠地戰斗在自己的崗位上，保住了機密，完成了任務，受到了鍛煉。

（四）在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前，機要人員分兩路撤出：一路到重慶﹔一路經長沙、衡陽到桂林。到重慶的一些同志是乘“新升隆”輪船去的，船開到嘉魚附近被敵人飛機轟炸，譯電員張海清和新華日報的二十多位同志英勇犧牲了，其他同志因上岸躲避，幸免於難。我是八月下旬隨王明、周恩來、博古、徐老去延安的，十月中旬帶了一批機要人員到西安時，平漢路已不通，不得不從西安坐自己卡車經過陝南、豫西到湖北的襄樊、沙市。過長江到長沙時碰到長沙大火，便經衡陽到桂林。長沙辦事處原來有電台，長沙大火后即撤退到衡陽，最后到桂林。

周恩來、葉劍英同志在大火中走出長沙，后趕到南岳，參加了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國民黨的軍隊老打敗仗，蔣介石想學習我們的游擊戰爭，便決定在南岳辦一個游擊干部訓練班，要求中共派人去教課。經中央批准，葉劍英當了訓練班的副主任，李濤、邊章伍、薛子正、吳奚如等當教官。因此在南岳訓練班也設了一個電台。

桂林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聯絡粵、黔、湘、贛的交通樞紐。由於事先周恩來已同李濟深、白崇禧打了招呼，經他們同意，李克農到桂林設立了桂林辦事處，工作也開展得比較順利。但是經常受到日本飛機轟炸，城裡晚上電燈不亮，電台隻能搬到郊區鄉下﹔鄉下沒有電，隻得用手搖馬達（15瓦），因此要專門派人搖馬達。

桂林電台是我們設在華南的中心台，負責人是申光，台長劉建輝，報務員劉成義、劉澄清、王立生、馬錦帆，機務員王清生等，人很多。聯絡地點也很多，有延安、重慶、新四軍、南委、廣東、江西、南岳、海南島等。機要科有李金德、朱軒、彭健、張德碧、張健虹等。桂林是當時由延安到華南各地及香港、越南的必經之地，來往人員要經過這裡，海外華僑集資支援抗戰，大批物資也由香港先送到這裡，再轉運延安及抗日前方。胡志明同志從延安回國時就路過桂林。他住桂林時，當過辦事處的黨支部書記和俱樂部主任。后來他回越南搞游擊戰爭，我們還幫助他們建立了電台，編制了密碼。可以說他們的機要通信工作是我們幫助搞起來的。

一九四○年底到一九四一年初，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間，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桂林辦事處被迫撤退，工作人員都回到了重慶和延安。

（五）在重慶

武漢撤退前，長江局即派周怡到重慶建立了十八集團軍通訊處，以后改為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十月二十五日在武漢出最后一張，十月二十六日就在重慶出第一張，由於准備工作做得好，出報的時間銜接得很好，一天也沒有中斷。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會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錯誤，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成立之前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並建立了電台。從此開始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四川省委撤退為止，前后近十年的時間內，重慶都有我們公開的或秘密的電台。當時環境復雜，條件困難，任務繁重，斗爭尖銳。我們不僅完成了南方局本身的機要通信任務，而且在西南和華南國統區以及香港都布置了機要通訊網，在政治、軍事、情報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

初期，辦事處設在城內機房街，電台也架設在那裡，機要科在棉花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日機大轟炸，當晚辦事處即遷到了紅岩。第二天，機房街被炸毀。當時紅岩辦事處還未修好，我們就在一間破房子裡繼續工作。房子修好后搬到三樓。南方局設秘書處，由我負責，下設第一科（機要），第二科（電台），第三科（抄寫），后來就分散了。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們經歷了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南方局領導全體同志進行了英勇的斗爭，並取得勝利。在我們這條戰線上的斗爭也是很激烈的。主要是國民黨頑固派千方百計限制以至取消我們的電台，其中最根本的是想破譯我黨的密碼，截取我黨的核心機密。我們在周恩來、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針鋒相對，用合法與非法，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了勝利的斗爭，保証了機要通信聯絡的暢通，保証了黨的核心機密的安全。

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中全會，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以后先后制造了湖南“平江慘案”、河南“竹溝慘案”和在華北搞軍事磨擦，於十二月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與此同時，國民黨對我們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的活動也加強了限制，工作人員和家屬都要搞“身份証”，對我通信聯絡工作也多方限制，要登記報務員及譯電員和電台的波長、呼號、聯絡對象等。重慶衛戍司令部大約一個月來檢查一次。每次檢查，我都以辦事處機要科長的公開身份，在傳達室與他們應付。當時我們報了電台台長和一、二名報務員、譯電員，其余都報家屬。每人都准備好一套假口供，預先安排好相互間的“家屬關系”，如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侄女等等，以應付國民黨的突襲、檢查。后來他們提出要到電台上看看，我們就把電台從三樓搬到一樓，讓他們看。另外，我們在三樓還架設了一個小秘台，以大掩小，以公蓋秘，准備在大電台被他們破壞后，我們仍能同延安等地聯絡。從這時起，我們的保密教育和保密制度更加嚴格了，譯電員各管各台，不准通氣﹔無必要不外出，外出時實行二人同行等。

國民黨特務為了破譯我黨的密碼電報，在辦事處附近參政會樓內架設了偵收台，抄收我密電碼，並成立了專門的破譯機構。為此，我們採取了真假結合，以假報（亂密）掩護真報，以外圍（戰報）掩護核心的辦法。遇到長報，就由幾名譯電員同時分譯。總之，大家千方百計力保核心機密的安全。

為加緊對我們的封鎖和限制，國民黨對市場上的無線電器材實行嚴格控制，不經衛戍司令部通訊部門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購買此類器材。我們就通過地下黨員或進步朋友，進行秘密購買，不僅夠自用（自己裝電台），還能不斷供應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線、矽鋼片、變壓器等，隻要有去延安的汽車或飛機，必定帶一些去。為防不測，我們在辦事處外面逐漸設立了幾個秘台，錢鬆甫和江紅，劉澄清和康瑛，都在外面建立了秘台。另外，周恩來同志派王少春同志到劉文輝處進行統戰工作並建立電台，譯電員是王的愛人秦惠芳，報務員是楊作愛、石勵。這個台從一九四二年起直到一九四九年四川解放，都同中央保持聯絡。

在抗戰兩周年時，我黨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打退國民黨的投降活動和反共逆流。為了欺騙國內外輿論，國民黨表面上又搞什麼國共談判，對我們的公開破壞活動，有時緊有時鬆，但是對我們的機要通信工作，卻一直沒有絲毫放鬆，而是日益加緊破壞的。

一九四○年十月，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電”，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皖南事變，使反共高潮達到了最高峰。在一月十一日晚上，周恩來同志正在參加《新華日報》創刊三周年紀念會，機要科收到關於皖南事變的特急電報，立即送到他的手裡。當晚，南方局馬上開會，布置了各種應急措施。面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南方局領導全體同志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揭露了敵人的陰謀，贏得了國內外人民和朋友的支持、同情。同時，我們也作好了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准備。國民黨特務對我們整個機關進行封鎖包圍，並制定了襲擊我們，包括監禁、逮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領導同志的計劃，形勢很緊張，斗爭特別激烈。為了減少敵人突然襲擊時的損失，許多同志都向延安或外地疏散。留下堅持工作的同志都作好了坐牢、犧牲的准備。我們機要部門也有計劃地實行了隱蔽精干、疏散人員、支援外地的辦法。少數堅持工作的同志，更加提高警惕，從傳達室到三樓，層層設防，保密措施更加嚴格，人人都有分工，遇有緊急警報（傳達室電鈴），各負其責，各守崗位。平時准備了火爐、火盆和鹽酸，遇緊急情況，可迅速銷毀密碼。本來周恩來同志已批准我回延安進黨校學習，由劉三源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因發生了皖南事變，形勢急劇惡化，我就不能去學習了，留下來堅持斗爭﹔劉三源轉到香港工作。不久，我又得了副傷寒，住院治療。隻留下譯電員邱鬆、紫非、郭慶標和電台的肖賢法等兩三位同志，工作任務繁重，來往電報增多，但他們不怕困難，夜以繼日地工作，保証了通訊聯絡的暢通。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發動對蘇聯的進攻。南方局事先得到這個情報，立即報告黨中央，中央又立即轉給斯大林。開始蘇聯還將信將疑，但還是根據這個情報作了准備，避免了不少損失。事實証明了我們的情報是准確的。后來斯大林對我們的同志說，中共的情報工作稱得上是第一。最先得到這個情報的是被“四人幫”迫害死的閻寶航同志。他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廣交朋友，是在同一個國民黨的官員談話中，得知這一消息，馬上向南方局報告的。

一九四三年，南方局對干部進行了審查，並用密碼將審干結論及時發往延安。這就使曾在國統區工作的許多同志到延安后免遭“搶救”，否則，將有更多的同志被康生等人殘酷斗爭。

同年，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由於我黨及時揭穿了他們的陰謀，並准備堅決回擊，這次反共高潮被迫停止了。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周恩來同志已回延安），何應欽的軍政部以各軍辦事處都不設電台為借口，把我們的電台封閉了，隻讓我們通過軍政部的總台同延安和前總聯絡。這是對我們明目張膽的封鎖、限制。雖經周恩來同志致電蔣介石，要求將電台轉交董必武作為黨台使用，但遭到蔣的拒絕。一九四四年四月，軍政部又要來檢查我們的密碼本，對此，我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經董必武同志與何應欽交涉，何答應暫緩檢查。不過，我們還是准備他們隨時來突襲的，在保險櫃裡放著假密碼本，以應付突然檢查，我們使用和備用的密碼本則另外妥善保存。在通過他們軍政部電台發報時，我們仍採用真假結合，以假亂真的辦法。給他們發的主要是事務性的和報紙摘要﹔延安和前總來的主要是戰報，用較簡單的密碼，這是准備讓他們破譯的。有時胡亂寫許多“電報”讓他們發去，這是真正的“無字天書”，事先約了記號，我們自己明白，收到后扔到一邊就完了。可國民黨的破譯機關則大費腦筋，猜來破去，隻能是一無所獲。與此同時，我們還另外設有兩部機密小台，一部使用，一部備用，這是絕對保密的，隻有極機密的電報，才經它收發。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同志應蔣介石電邀到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我們趁此機會要求國民黨啟封電台，但它仍不同意。在整個談判期間的機密電報，全靠我們的機密小台收發。為了掩護，我們往軍政部電台送更多的“無字天書”讓他們發，有時也讓他們發一些內容屬半公開或公開的電報。蔣介石在重慶談判的同時，命令閻錫山向我上黨解放區大舉進攻。毛主席就是通過我們的這部5瓦小電台，指揮劉鄧部隊進行英勇反擊的。毛主席在發給他們的電報中說：有敢來犯者，你們狠狠地打，你們打得越好，消滅敵人越多，我們就越安全。劉鄧指揮部隊取得了上黨戰役殲敵三萬五千多人的偉大勝利，保証了毛主席安全地回到延安。毛主席還用這個小台發報給中央，督促用一切辦法向東北派干部和部隊，建立東北根據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同志率我黨代表團到達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根據上次的經驗，我們這次不向國民黨交涉恢復電台，而是直接向馬歇爾交涉。美軍司令部派人給我們架設了一部400瓦電台。長期封閉我們電台的國民黨當局無話可講，也不敢來檢查了。周恩來同志述親自請來架台的美軍技術人員吃飯和照相留念。這是我們斗爭的勝利。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們從重慶遷往南京時，這部電台也一起搬遷，一直用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回延安，才交還給美軍。

在重慶期間，由於南方局的正確領導，我們做機要通訊工作的全體同志對黨忠誠、埋頭苦干、嚴守機密，較好地完成了機要通信工作。國民黨的破譯機關，雖然把我們的電碼都抄收下來，並且請了許多“破譯專家”、“數學專家”進行破譯，但根據各方面的可靠消息，這期間我們的密碼除了准備讓他們破譯的戰報密碼外，核心密碼沒有被破開過。

我們機要通信隊伍總的來說是可靠的，但也出現了少數敗類。一九四一年河南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叛變投敵，有兩名譯電員帶了密碼跟他跑了。袁到重慶，當了特務，為特務機關出謀劃策，起草了一個報告，要向王梓木、龔澎和我突擊策反。這些情況，我們當時雖不知道，但大家都作好了一切准備，即使遇到了這種情況，寧可犧牲，決不叛黨！

除了對付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搗亂之外，在工作上、生活上也碰到許多困難。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四兩日，日本飛機大轟炸，我們連夜搬家，紅岩村的房子還未蓋好，就在一間破瓦房裡打地鋪，男女各一邊。在“露天飯堂”吃飯。敵機來了，就鑽到防空洞裡譯電報。由於大巴山、秦嶺的阻隔和經常下雨，空中聯絡干擾很大，我們又缺少大功率電台，遇到不好的天氣，聯絡很困難。為了使聯絡暢通，電台的同志們，積極想辦法，利用下半夜干擾少的有利條件突擊工作。電燈不明、電壓不穩，我們自買器材安裝變壓器升高電壓，還准備了手搖馬達，以應急需。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較好地完成了任務。

重慶是有名的大“火爐”。原來建房的設計是二層樓，蓋到二樓時發現不夠住，又加上一層，所以三樓的房間很矮、又小，臨時在屋頂上開了個天窗，活象個“雞鴨籠”。我們在三樓辦公，夏天一到，炎熱得很，男同志打著赤膊工作也常常汗流浹背。一九四三年以前，經費很困難，大家動手種牛皮菜吃，還買些榨菜、臭豆腐乳。一九四三年以后開始規定伙食標准，生活有些改善。結婚生孩子后，爸爸媽媽就更加辛苦。

由於來往電報多，同志們經常夜間工作。盡管工作繁重，生活艱苦，但同志們情緒飽滿，積極負責。秘書處黨的生活、政治學習和文化娛樂等方面，都是比較活躍的。大家不僅沒有被困難嚇倒，反而在完成任務過程中鍛煉了革命精神，增長了工作才干。

（六）又回到南京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五月份我黨代表團也遷到南京，駐在梅園新邨。在此期間，代表團通過機要通信傳送了許多重要情報。如郝鵬舉的預謀叛變，代表團得到情報后及時用電報通知了陳毅同志，爭取時間，採取有效對策，減少了損失﹔在萊蕪戰役中，韓練成將軍率國民黨四十六軍起義，事先他在南京和周恩來、董必武同志聯系好了，我們用密報通知山東我軍和他聯系，后來起義成功，對戰役起了重大作用。陳毅同志說，由於這支部隊的起義，使我軍減少許多損失。

代表團在南京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被迫撤回延安。這時，美帝國主義積極支持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我黨代表團為維護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同蔣介石和馬歇爾進行了緊張的談判斗爭。斗爭中團結和爭取了廣大的中間勢力和國際的同情。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公開使用的電台，仍是馬歇爾在重慶時支援的，國民黨不敢干涉和檢查。但是斗爭更加尖銳，形勢也更加復雜了。國民黨特務對我們的監視、封鎖更嚴了。我們除了公開的電台以外，還有秘密小台。另外有新華分社的新聞台，專門收抄新華社的電訊稿並向中外記者發稿。為防備特務突然襲擊，以及公開機關撤退后保持同地下黨組織的秘密通訊聯絡，我們除支援上海地下黨組織一些機要人員外，在南京還布置了三個秘密電台，撤退前都交給了地下情報系統的何以端同志（吳克堅系統）。這些電台，在解放戰爭傳遞情報中起了作用。

由於國民黨向解放區全面進攻，關閉了談判的大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同志撤離南京回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董老和我們全部撤回延安。從此，結束了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架設電台十年的歷史。

抗戰時期，我黨在國民黨統治的南方、西南廣大地區（包括香港）和東南亞華僑黨組織中（解放后已取消）和日本佔領下的上海等地，布置了一整套無線電秘密通信網。據初步統計，在武漢、湖南、桂林、昆明、重慶、雅安、江西、廣東（包括韶關、東江縱隊、瓊崖縱隊）、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區先后建立了近六十個電台，其中公開設在辦事處的十四個，半公開的六個，其余都是秘密電台（由於主客觀條件不成熟，有四個台未溝通使用）。這些電台除保持經常聯絡外，還准備了應付各種突然事變，和公開機構撤退后隱蔽下來繼續工作的力量。

在此期間，鍛煉、培養了一批對黨忠誠可靠，又有業務專長的機要通信戰士。在蔣管區搞機要電台工作的人員，是不斷增加又常有調動的，前后參加電台工作的人員約一百二十人，譯電人員約八十人。這些人員主要是延安三局和中央機要處派來的，在思想上，紀律觀念上和業務上都有很好的基礎。但要適應蔣管區斗爭的需要，還必須經過實際斗爭的鍛煉。此外，我們還就地培養了一些同志。

周恩來同志對機要通信人員是非常關心和認真培養的，他和董老、劍英、若飛、穎超等領導同志，經常對機要電台人員進行政治教育，革命氣節教育，組織紀律和鑽研技術的教育。同志們一面工作，一面學習，受到了鍛煉，政治、文化、業務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全國解放后，這些同志大都擔負了重要工作，這和那時候的鍛煉、培養是分不開的。在我們這個隊伍中，絕大多數同志是表現好的，為黨的機要通信事業做出了貢獻。

（七）斗爭沒有停止

我們的公開機關和電台從國統區撤退了，但我們的地下工作者，依然在“第二條戰線”為黨的事業艱苦地戰斗著。

在解放戰爭中，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城工部，周恩來同志為部長，李維漢同志為副部長。通過一個個秘密電台，繼續領導國統區黨的工作，統戰工作，學生、工人運動及武裝斗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撤出延安前，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城工部成立秘書處，我任處長，羅青長為副處長。中央機要處撥出了一個科共十余人，軍委三局專門聯系蔣管區的密台，它們都由秘書處統一管理。在撤出延安遷移到山西的行動中，通過這些機要電台，及時將中央指示發到國統區去，並收譯上海、香港及其他密台發來的報告，在解放戰爭中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一九四八年中央機關遷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后，城工部仍保留機要科。城工部后改為統戰部，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進北京，住在中南海，還有機要科和專用電台，直到全國解放。原來的地下的機要人員大部分歸社會部，少數留統戰部。一九五一年底，統戰部分出去一部分成立了中聯部，機要人員也一分為二。后來統戰部機要科除留下少數人外，其他人員或回中央機要局或到國務院機要處。電台就回通信兵部了。

至此，我的機要工作任務就結束了。我前后一共做了約十五年的機要工作，其中在國統區先后工作了十年零八個月。

一九四七年七月，周恩來同志在陝北召集的機要會議上，總結我們的機要通信工作時曾經說過：我們在技術上是落后於美蔣的，但我們可以學習、可以進步，總有一天能趕上他們﹔但在政治上我們是先進的，我們的人員有高度的政治覺悟，這是他們永遠趕不上的。他們雖然有技術，但漏洞很多，我們可以利用。隻要我們不斷加強政治，又注意技術進步，就一定能戰勝他們。這是對我們機要通信工作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科學總結。幾十年來，我們在這條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斗爭實踐，完全証明了周恩來同志上述論點的正確，它必將指引我黨的機要通信事業，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勝利！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