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

新中國1949年宣告成立后，面臨社會主義建設的繁重任務，急需各方面建設人才。黨和國家領導人自建國之初就考慮派留學生去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學習。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在蘇聯訪問期間，據說曾會晤東歐國家領導人，周總理同他們談到互派留學生學習對方國家語言文字以利發展團結合作關系的問題。1950年5月1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分黨組向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副主席寫了一個請示報告，提出了派遣留學生的計劃。報告稱：

關於派遣留學生，現正接洽者計有三批：（一）派往蘇聯的，前經少奇指示，准備派200名。當即經過文教委與政府各部門接洽，各部門皆已開出要派的人數和所學項目。擬會同外交部與蘇方接洽，再作具體決定。（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互相交換10名留學生（學語言文字、歷史），並願給我國50名獎學金，同時要求我國派50名公費生，我們考慮如果接受50名獎學金，則也須同時另派50名公費生，或者也回報給捷克以50名獎學金，方為得體。（三）波蘭向我國提出互相交換10名（學語言文字、歷史），此事急需決定。因此，提出下列兩個方案：

（一）今年派遣留學生以派往蘇聯為主。如果依照此原則辦理，則除與蘇方接洽派200名留學生外，對捷、波隻互相交換10名，此20名是學捷、波語言文字歷史的。擬分配為外交部保送10名、教育部保送6名、新聞總署保送2名、出版總署保送2名。

（二）與波、捷兩國交換20名，分配如前述。另向捷派80名留學生，其中40名由捷政府提供獎學金，40名由我國給公費，學習重工業。同時向蘇聯派留學生200名。

文教委在報告中請求指示，並表示第一方案較妥。劉少奇5月15日對報告作了如下批示：“與波、捷兩國交換留學生各10名立即可辦。派蘇聯留學生在補貼問題未解決前暫時不辦。”毛主席16日批示：“請周照少奇意見酌辦。”周、朱、陳三位副主席都圈閱了這個報告。黨中央最高領導親自過問派遣留學生問題並審批有關報告，可見對培養人才的重視。

其后，中央進一步決定選派25名大學生去波、捷、匈、羅、保5國，每個國家5名，學習這些兄弟國家的語言文字和歷史，以應外交工作之急需。周總理親自部署，並指派文教委的馮乃超、外交部的伍修權、教育部的黃新民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具體落實。外交部與有關部門會商后照會波、捷、匈、羅4國大使館進行具體協商。我與保加利亞雖已建交，但雙方使節尚未到任，是通過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同保駐蘇使館聯系協商的。中方同時表示歡迎對方派留學生來華。那時，中國同蘇聯、東歐各國的文化合作協定尚未簽署，無章可循。由於雙方關系友好、態度積極，迅速就互換留學生的具體辦法達成協議。

以波蘭為例，中國外交部於1950年7月4日向波蘭駐華大使遞交了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簽署的關於互派留學生的照會。波蘭大使布爾金於7月15日致函周恩來表示波蘭政府同意。信中說：“根據波蘭與友好國家現行慣例，交換留學生是建立在互惠原則上的，友好國家政府派往波蘭的學生，波蘭方面免費供宿，並提供獎學金1萬8千茲羅提，高等學校免付學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派往波蘭的學生，將享受和波蘭政府訂有文化協定的友好國家學生所享受的同樣權利和待遇。”其他4國的做法也大體相似。

文教委遵照中央領導的指示，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遴選學生，后在南開大學、北京師大、復旦大學也選拔了幾名。遴選對象主要是畢業生（專業不限），也包括少數肄業生。1950年7月，我從北大經濟系畢業，接到組織通知，說准備派我和其他一些同學去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留學，並問我有什麼困難，意見如何。當時我對東歐國家幾乎一無所知，對去那裡學習更毫無思想准備，本能地表示了服從組織決定。就這樣，我成為被遴選的學員之一。據說最初選拔的都是男性，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提出了意見，改為每個國家派4男1女。文教委於1950年8月23日向周總理報送了去東歐國家留學生名單。報告稱：“派赴捷、波、匈、保、羅五國留學生，已從本屆大學畢業生37名及市委保送10名共47名中，經審查測驗選拔26名，除1名准備將來派赴朝鮮學習外，計取赴上述五國學習各該國語文歷史者共25名，附呈名單一紙，請予批准。”25日，周總理親批“照准”。由於向蘇聯派留學生的某些具體問題尚未解決，這25名學生就成為新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

政府有關部門及當時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青年組織對新中國派出第一批留學生都很重視。7月底，教育部在北京西城某地開始舉辦為期1個多月的培訓班，著重提高學員對出國學習意義和任務的認識、進行政策教育、對學員進行考試並最后決定人選，同時也解決一些思想問題。測試科目為政治、英語、歷史地理。說起思想問題，記得最初通知我去東歐國家學習時，我思想上的第一個反應是東歐國家那麼遙遠，什麼時候能回來？會不會長期回不來？現在想起來，有些幼稚可笑了。在培訓期間，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外交部蘇聯東歐司長伍修權、美洲大洋洲司長柯柏年給我們作了形勢、政策報告，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介紹了外國習俗和吃西餐的規矩。教育部長馬敘倫、文化部長沈雁冰分別接見學員，講了許多期望和囑咐的話。團中央書記馮文彬、副書記廖承志、蔣南翔同我們親切會見交談，並請我們吃了一頓西餐，作為一種國外生活的預習。全國婦聯負責人之一廖夢醒也出席了這次聚會。通過一個多月的培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學習任務之重要及黨和國家企望之殷切，熱情高漲，確有任重道遠之感。剛集中培訓時，每個學員具體去哪個國家尚未定，培訓結束后由學員自報志願、領導統盤考慮決定。我被分配到去波蘭的一組。

臨出國前，國家為我們25人統一發了服裝。記得有兩套中山裝（女同學是西服上衣，長褲），一套是黑呢料的，一套是卡嘰布的﹔一件黑色粗呢料大衣，羊皮內襯。這些在當時已算很高級的了。此外，還發了點錢供購皮鞋、內衣之用。后來對個別家庭經濟困難的同學，教育部還給了些安家費。國家對我們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1950年9月中旬，25名留學生滿懷革命激情乘火車離北京去莫斯科然后分赴5國。教育部、外交部官員、團中央及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領導人以及5國駐華使館外交官員到車站歡送，大家深受鼓舞。

九月下旬，分為5個小組的留學生分別到達5國首都。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都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們的政府和人民都把來自新中國的留學生看成是中國青年代表和人民的使者。留學生到達5國邊境時，各國都派政府官員和青年組織的負責人到邊境迎接，羅馬尼亞甚至安排火車專列自邊界送到首都。至今我仍記得那熱情洋溢的場面。

對我們這批留學生的學業如何安排進行，5國政府和中國有關部門都沒有經驗，雙方經歷了一段相互了解的過程。周總理對我們的學習關心備至，8月初，他在外交部關於派遣留學生問題的一份報告中批示：去波蘭學工礦的，可以入他們的採礦大學（當時有關部門醞釀派5名學生去波蘭學採煤，5名去捷克學兵工），去學語文的最好特設一班，不分別入各系。中國教育部及駐5國大使館即本此精神與對方國家研究磋商。先后與5國政府商定由他們的教育部門調派懂英語的語文教師單獨給中國學生開課，第2年增加歷史課，也是單獨開。到了第3年，有的國家還專門為中國學生開了地理課、文學史課。這種特殊的做法，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在共同理想、目標基礎上的緊密團結和友好合作的特殊關系。

我們去波蘭的一組5人，除我外還有劉鐵生、蕭惠敏、李嘉訓（女）、謝孟綱4位。到華沙后被安排在市內“大學生之家”一幢大樓內居住，兩人一間。后來為便於學口語，經我們要求，改為和波蘭同學同住。這幾位波蘭同學是由波蘭高教部通過黨、團組織選派的，都是統一工人黨黨員、青年聯盟中央（相當於我團中央）干部，政治上較強，大家相處很融洽。波高教部把我們的學習管理挂靠在華沙大學東方語系。系主任是波蘭著名的漢學家雅布翁斯基，對中國感情很深，后來兩次來中國參觀訪問，病逝在中國。除高教部派的語文教師每天到我們宿舍教課外，東方語系還安排了兩名助教幫我們學習。第2年華沙大學派教師到宿舍講授波蘭歷史，第3年在地理系為我們增開了波蘭地理課。這些老師教我們都很認真負責，是我們的恩師和益友，我一直保存著他們的照片，至今不忘。那時波蘭建國不久，經過二戰嚴重破壞，經濟還比較困難，黃油等實行配給制。我們在學生食堂吃飯，生活方面不提要求，饞了就到使館去吃頓中國飯。波蘭政府所發獎學金，按當地匯價約合45美元，不足以添置衣服，我國教育部得知后，撥款給我們添置了兩套西服，一件夾大衣。在生活方面，5國做法不盡相同。例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除發獎學金外，還專為中國學生制做了衣服。

在5國，每逢雙方國家重大節日如國慶、五一節舉行慶祝活動和青年學生有什麼大的集會，中國留學生都被邀請參加。在青年學生的集會上，中國留學生的代表經常被邀坐在主席台，所到之處都受到歡迎。這倒不是因為我們這批學生有什麼長處，而是因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當時在東歐各國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時這些國家的人民受著執政的共產黨、工人黨的國際主義教育，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到了寒暑假，這些國家的教育部門或青年團就組織中國留學生去山上或海濱度假，我們與這些國家的學生朝夕相處，感情相通，無任何隔閡。這裡順便提一下，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東歐5國先后選派了留學生來華學習。中國政府對他們也作了良好的安排和照顧。

中國駐5國大使館對留學生的學習、思想抓得很緊，管得較嚴﹔同時也盡量照顧留學生的生活。同學們學習都很努力，並自覺地尊重使館的領導，非常聽話，定期向使館匯報自己的思想和學習情況。后來我國教育部專門制定了委托使館代管留學生的規定。那時有一個精神，即留學期間不要談戀愛。大家都遵命實行，在國內有戀愛對象的就主動斷了關系，這在現在看來可能是不可思議的事了。

中國首批留學生在5國政府和本國政府的關心照料下，在國際主義的氣氛和友誼的海洋中學習了3年，初步掌握了這幾個社會主義友好國家的語言文字和歷史知識，1953年夏結束學業回國（赴匈牙利留學生學習期限延長1年）。那時的留學生都盼望早日回到祖國懷抱，無一人有滯留國外的念頭。這也許是由於時代不同，想法不同吧。25名留學生回國后都按原計劃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來由於北京大學開設東歐國家語言課、外國語學院成立東歐語系，一部分同志被調任教師，還有兩位同志因工作需要調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一名調入工業部門工作。這25名留學生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勤懇工作，為增進中國人民同東歐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為加強和發展中國同這些國家的友好合作竭盡努力，他們不計名利、不講待遇，無私奉獻，沒有辜負國家的培養和期望。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干部“四化”方針后，這批留學生開始擔任較重要職位，后來在外交戰線工作的有5位同志擔任了國家駐外大使，1位擔任大使銜總領事，3位同志擔任了駐外使館參贊﹔在學校和研究機構工作的同志擔任了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員。這些人現多已年近花甲。在40多年中，他們在政治生活和職業生涯中也經歷過挫折、逆境和各種風浪特別是反右派斗爭和“文化大革命”的沖擊甚至傷害，但他們忠於共產主義理想、忠於國家和人民，矢志不渝，反映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堅貞品格。如今，有些同志已經作古，其他人也都離休退休，安貧樂道，不失晚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