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談判經過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領導的中央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終於到達了陝甘蘇區根據地。當時蔣介石為了進攻紅軍和陝甘蘇區，在西安成立了所謂“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動東北軍、十七路軍和一部分蔣嫡系部隊對陝甘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大“圍剿”，以東北軍為主力，由南向北瘋狂進攻。中央紅軍一到陝甘蘇區，就同十五軍團一起，參加了反“圍剿”的斗爭。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了這次反“圍剿”斗爭。有名的直羅鎮戰役，便是在毛澤東同志親臨指揮下，取得勝利的。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偉大勝利，給面臨亡國慘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給全國人民爭取抗日與民主的群眾運動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動，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象烈火一樣熊熊燃燒起來。黨的巨大影響，不僅在人民群眾中深入人心，也影響了統治階級的中上層。不但在統治階級政界發生影響，對那些具有愛國思想的國民黨軍人也有很大的震動。特別是在西北地區，對於被蔣介石驅趕到陝甘前線進攻紅軍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對於兩軍的統帥張學良將軍與楊虎城將軍，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這時候，我黨中央分析了東北軍、西北軍的處境和現狀，認為爭取兩軍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從此，黨對張、楊以及東北軍、西北軍（即十七路軍）廣大官兵開始進行耐心細致的爭取工作。

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前，我曾長期負責十七路軍地下黨的工作。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后，由於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把劉志丹等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抓了起來，造成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中央紅軍剛到陝甘蘇區南部鄜縣一帶的時候，我們還被關押在瓦窯堡。黨中央派賈拓夫、王首道同志把我從紅二十五軍政工隊釋放出來。

十一月間的一天，賈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趕到前總駐地——鄜縣西邊的套通塬東村談工作。我由瓦窯堡星夜趕到前線總指揮部。其時，直羅鎮戰役剛結束，全殲了東北軍牛元峰的一○九師，大量物資和俘虜需要處理，前方異常忙碌。前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來這裡是毛主席調的，工作將由毛主席當面指示。

在我到達前總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約我談話。我懷著極其興奮的心情去見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個群眾住的土窯裡。毛主席一見到我先問了陝北許多同志的情況，然后談到了將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紅軍同十七路軍談判，爭取他們同紅軍互不進攻，聯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匯報了我所了解的楊虎城將軍和十七路軍的情況。我說，十七路軍參加過北伐戰爭，受過大革命的洗禮。從大革命以來，有不少知名的共產黨員如魏野疇同志等在這個部隊中做過工作，還有不少黨員至今在十七路軍中做秘密工作，在楊虎城將軍周圍還有一些同情我黨的進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談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長期在陝西省委的軍事委員會作負責工作，對這個部隊的歷史和人物情況比較熟悉，我願意盡力做好這項工作。

在那幾次談話中，毛主席反復分析了全國的政治形勢，闡述了我黨的政策。毛主席說，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妄想獨霸中國，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國內階級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當前，民族矛盾上升，國內階級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關頭，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敵人陣營也會發生變化甚至分裂。在這種形勢下，我黨與民族資產階級重新建立統一戰線是完全可能的。我們不能實行那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政策，我們的國內政策要作適當的調整：要改變消滅富農的政策﹔要團結一切愛國的開明紳士﹔要爭取中產階級和地方勢力﹔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對軍閥，我們要向前看，對他們過去反人民的壞事，不要耿耿於懷，更不要隻看他們生活怎麼腐化，隻要現在有一點民族氣節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幟下團結他們。我們要體諒他們的難處，打共產黨是蔣介石脅迫讓打的，不打他就完了。為了爭取他們，在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暫時讓出一些地方。

接著，毛主席對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情況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說，東北軍和西北軍都是地方勢力，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是受蔣介石排斥打擊的。蔣介石讓他們打紅軍，以達到兩敗俱傷的目的。由於蔣介石排斥和削弱雜牌軍，他們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東北軍要求“打回老家去”的願望很強烈。西北軍是典型的地方勢力，他們要擴大實力，控制地盤，對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楊虎城和中下級軍官都有反蔣抗日思想。我們的方針是保存東北軍、西北軍，在抗日的旗幟下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壯大抗日力量。在他們不覺悟的時候，還是要打他們一下，直羅戰役就是這樣。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於促使他們覺悟，使他們認識到“剿共”是沒有出路的。毛主席說，目前政治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我們提出“西北大聯合”，爭取同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搞好關系，然后才有全國的大聯合。

最后，毛主席談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務。毛主席說：談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談判一定不要決裂，要談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這次出去，當力爭談判成功，如果談不好，有危險，也不懼怕。主席說，你說得很對，現在的時機是好的，我們連續打勝仗，他們一定很動搖，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難和危險是有的﹔我們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備，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還具體指示，對楊虎城部隊要有個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后的……

聽了毛主席對形勢的分析和對我黨政策的深刻闡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實行狹隘的關門主義策略﹔四處樹敵，“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動，損失很大。現在，毛主席來了，端正了黨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開闊了，工作好開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艱巨任務。

毛主席同我談話結束，我在前總又住了幾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給我不少指示和辦法。等毛主席寫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三人的親筆信交給我以后，就從前總出發，經過張村驛趕到關中特委所在地九頭塬藍衣村。

關中特委許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見了的老戰友，為了保密，沒有一一見面。我隻同有關同志積極地進行准備，找化裝衣物，証件，研究選擇外出路線。關中特委特從邊境調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況，參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張經赤水（蘇區新建縣，地在旬邑縣西部）出蘇區，有的主張經正寧縣由慶陽出蘇區。這些主張都有缺點。后來，我同邠縣北后區工作的地方干部趙洪同志談話之后，決定從邠縣與長武縣之間出蘇區。這個地區沒有正規部隊駐守，雖有民團，但晚上不敢出來騷擾。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個帶路的同志。路線決定以后，便起身，當晚到達趙洪家中。由趙洪找到了一個在鄉蘇維埃政府工作的人為我帶路。我們研究了邊界情況，便和帶路的同志向長武出發。天明前已出了蘇區到達涇河東岸。

從離開關中蘇區，一氣走了大約一百五十華裡，雖然有些疲倦，但卻是一帆風順的。在距長武縣二十五華裡的地方，碰到了兩個便衣特務，對我進行了仔細的盤問和搜查，縫在我的皮衣裡邊的毛主席寫給楊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來。幸好這倆是“土特務”，當看到信是寫給綏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結舌，不知如何發落。我就裝出一副國民黨大官的神氣，大聲問他們是誰派出來的，並嚇唬他們說：你們這樣亂搞，楊主任知道了，對你們和你們的上司都是不利的。這兩個家伙更加發慌，說他們是長武縣政府派出來的。我知道長武縣縣長是黨伯弧，乃十七路軍中的老人，是忠於楊虎城的。這時，我比較放心，對兩個便衣說：我是十七路軍的高級特情人員，是楊先生派到蘇區邊界做工作的，現在回西安去報告工作，同你們的黨縣長也是老朋友。他們相信了，請我們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飯，並把他們搜出的信件還給我。

當時我考慮，把這些信秘密地從長武縣帶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時，這兩個便衣也難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計黨伯弧還不至於破壞我們的事，因為這件事暴露出去，對於十七路軍是很不利的。於是，我決定設法和黨伯弧見面，爭取他的同情，以免泄露秘密，順利到達西安。長武縣的城門是由“中央軍”守衛的，這一關如何通過，就是一個問題。為了避開進城的檢查，我給黨伯弧寫了個信，詐說奉楊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會。此信由一個便衣先送去。大約下午六時，我們到達長武縣北門外，黨伯弧果然在路邊等我。黨命令便衣離開以后，我對黨從實說明了來意，簡略地講了紅軍主力到達西北后的形勢，蔣介石不信任並削弱十七路軍的事實和楊先生同我們已有多次來往，此事關系國家大局，也關系到十七路軍的前途，要他加以協助。我談完以后，黨伯弧縣長表示幫助，並說他同十七路軍是利害相聯的，一定想辦法平安地送我到達西安。黨所顧慮的是兩個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長武到西安三百多裡，萬一出了岔，不好辦。我告訴黨可以按我告訴便衣的說法，對付便衣。至於護送方法，可以選擇可靠人員用押解的辦法，可以保証安全，萬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連累他。他同意了，同我一塊進城。第二天清早，黨伯弧選派他的親信——保安隊隊長帶了四個兵，用大卡車“押送”我往西安，汽車一直開到西安新城綏靖公署。楊虎城先生見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讓十七路軍軍法處長張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參加革命，渭華暴動時，我們曾經認識，后來，他消極了，但還認識我，表現特別親熱。他們把我安置在西華門軍法處看守所。張依中向所長吳懷仁介紹，我系十七路軍的特情人員，是被紅軍俘虜后逃回來的，需要審查以后才能復職。看守所長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獄吏，習慣於奉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長官平出平入，便盡量向我獻殷勤，安置我住在一個較好的房間裡，每天單獨開飯，極表關懷。我名義上雖然是“犯人”，實際上卻是比較自由的，可以到張依中、吳懷仁的辦公室裡去閑話，了解情況。談話中張依中一再表明他所以脫離革命，只是同某些人有不同意見，沒有做過壞事，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盡量幫忙。一次，談起渭華暴動，張說他對劉景桂（劉志丹）同志印象極深，詳細問了劉的情況。

大約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張依中來說，楊先生約我談話。並開來一輛小車，送我到新城。楊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樓門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廳談話，沒有別人參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楊先生問好，說明了來意，談了形勢，和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沒有等我說完，楊先生就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十七路軍認為紅軍不講信用。他說：我部孫蔚如駐防漢中一度和紅四方面軍有過來往。但是紅四方面軍，無故地攻擊漢中地區，我部許多人至今還有不滿情緒。

第二個問題：十七路軍警三旅旅長張漢民，中央（指國民黨）一再指責我，說張是共產黨員，陳立夫對我也親自談過。我認為張有魄力、能干，沒有理他們的指責。但是紅二十五軍徐海東部在柞水九間房設伏擊，並把張漢民殺害了，這是我們很不滿的。

第三個問題：你們紅軍主力北上抗日，主張聯合一切抗日部隊，這個主張很好，但是如何幫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呢？

我對這些問題作了詳細的回答。我說，貴部孫蔚如先生同我紅四方面軍有來往，我們是知道的。貴部派的張含輝，到過通、南、巴蘇區，我紅軍四方面軍，保証了安全，雙方並取得了諒解，因而貴我兩軍在兩年中，沒有大的磨擦，孫部得以安駐漢中，兵員有了很大的發展，說明紅四方面軍是信守了協議的。后來中央軍第一師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區，積極向南擴展，勢力伸張到四川西部，不僅我軍側面受到威脅，同時孫部也受到威脅，而孫部對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發展。特別是中央紅軍到達川西時，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帶，阻礙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會師。紅四方面軍為了順利地同中央紅軍在川西會師，必須安全地渡過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須設法調離沿江駐守的胡宗南軍隊。所以才決定採取聲東擊西的辦法，明攻漢中，威脅天水（胡軍后方），調動胡軍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為我軍攻打漢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隊，集中天水防我進攻，給了我紅四方面軍回師西進的良好機會，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紅軍會師的任務。這種軍事行動，說清楚了，先生是會諒解的。楊先生知道，漢中是個盆地，紅四方面軍如果決心消滅孫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蘇區，三路出擊，東路依萬源、城口進攻鎮巴、西鄉﹔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進攻南鄭﹔西路依廣元進攻寧強、沔縣。東、南、西合圍南鄭，漢中地區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嗎？何必單從西路一線進攻漢中呢？這點也正充分說明了我軍攻擊漢中地區，只是調動胡軍之手段，並不是以殲滅孫部為目的。

紅軍二十五軍，從鄂、豫、皖蘇區突圍后，長期行動，得不到補充和休整，有困難。該部到達陝豫邊地區后，是准備休整的。可是貴部柳彥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紅二十五軍不得不自衛，山陽一戰該旅潰敗，而貴部警三旅張漢民部又接踵而至，並且張部尾隨比柳旅更為接近。紅二十五軍誤認該部再尋機攻擊，遂於柞水之九間房接火戰斗。在戰斗中，張旅長被俘。由於紅二十五軍自從突圍以后，和上級失掉了聯絡，不了解張漢民同志的情況，所以被誤殺了。這首先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沉痛損失，因為張漢民確是我黨黨員，現在我黨中央已追認張漢民同志為革命烈士。這個事件，對於十七路軍說，當然也是一個沉痛的損失，但卻可以用來作為同國民黨進行斗爭的有力材料，以張漢民同志被殺來反擊國民黨陳立夫等的指責，說明十七路軍並沒有什麼共產黨，打掉蔣介石削弱十七路軍的借口。

至於紅軍的態度，我黨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確說明，毛主席給楊先生也寫了信，想必楊先生也是清楚的。今后貴我雙方如果不相互攻擊，就會互不傷亡，這對十七路軍之發展壯大和對抗日救國事業都是極為有利的。我們認為西北軍和東北軍都是要求抗日的，這些軍隊的擴大，就是抗日救國力量之發展，也就是蔣介石賣國勢力的削弱，所以我們隻有幫助成長，防止損失，這就是我們對西北軍和東北軍的明確態度。

楊虎城先生在談話中多次暗示十七路軍上下官兵都是齊心的，能夠聽他的話。但對談判的具體內容沒有明確態度。從語氣和神態看來，他對聯合抗日，互不進攻是贊成的，對這次談話也是滿意的。楊先生最后向我說，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談，指定王菊人先生（當時任楊的機要秘書）和張依中先生繼續同我接談。並說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帶往蘇區。此后楊先生還接談過兩次，是禮節性的。一次是（王菊人先生在坐）同意王先生同我談話的內容和所定的聯絡辦法。一次是我要返回蘇區時的寒喧，表示代問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好。

同楊談話以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約我到中柳巷他的家裡談話。王在大革命時期參加過革命組織，我們是相互知道的，但這次見面，王卻表示很疏遠。他一開口就說紅軍經過長期行動，到達陝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紅軍聯合他們是出於不得已。我說：紅軍主力已順利到達目的地陝甘邊區了，初進蘇區便打了幾個勝仗，吳旗一戰殲滅馬步芳的野騾子旅大部分﹔直羅鎮戰役，東北軍牛元峰一○九師全部殲滅，王先生大概聽到了吧！因我這樣回答，王就轉換話題說：貴部到西北后，對馬回回軍如何對待？馬家軍以強悍著稱，搞不好，很麻煩。我說：馬家部隊也不是蔣的嫡系，如果他不積極騷擾，我軍亦願意互不攻擊。同時，馬家部隊也和紅軍較量了一下，並未佔到便宜，看起來也不象傳說的那樣勇猛。接著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紅軍建立關系，但極力宣稱十七路軍是有革命傳統的，這次和紅軍建立關系，是為了革命，望雙方都能抱定互相諒解、互相尊重的原則。我說：我們都是西北人，十七路軍的情況，我還知道若干。為了國家的利益，兩軍的利益，為了西北人民的利益，我們都應為兩軍的聯合盡一份力量，促成兩軍的合作。

從王菊人家裡出來，回到軍法處，張依中早在他的辦公室等我。他一見面，就對我說，王菊人不夠朋友，愛弄小聰明，要我多加注意。張說這話的用意何在，我一時弄不清楚，隻好隨口應答幾句。從張后來的談話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極力表示要重新參加革命工作。由於張依中的幫助，我能夠自由外出訪朋探友了。於是我就設法會見杜斌丞先生，從朋友那裡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廟街。在一個晚上，張依中先生約我到他家談話，張住在正學街。由張依中家中出來，我就去杜先生家中，杜先生親自出門迎接。我告訴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給他，都在楊先生那裡，不知收到否？杜說沒有接到。他估計可能是被楊先生扣押了。杜先生表現很熱情，問了陝北許多熟人的情況，繼而分析了楊先生的態度。他說楊敢干，直爽，對蔣介石統治不滿，也有一些進步思想，但有些簡單，抱有統治陝、甘的“雄心”。楊先生對紅軍有些害怕，宜多作解釋，以打消他的顧慮。隨后杜先生也提到張漢民的問題，並說朋友們都很關心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老實實地告訴了張遇害的經過，說明這個誤會是大家的不幸，黨中央已追認張為革命烈士。杜先生聽了以后表示說黨處理的很適當。對於爭取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問題，杜先生說，他是不准備離開十七路軍的，今后當極力促成兩軍合作抗日。我辭出時請求杜先生代我約鄧寶珊軍長，他慨然答應了。以后也還多次設法去杜先生公館，了解西北各方面的情況。有天晚上同杜先生談完話回到住處，天已很晚了，張依中派人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張對我說，你近來活動的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楊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麼人出的主張，楊先生已令我處龐志杰隊長監視你的行動，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邊被中央發覺，立即設法把你搶回來﹔假如不可能，要先開槍傷害你，千萬不能讓國民黨把你活捉了去。我很耽心，所以才秘密告訴你。楊先生這樣布置，是為了十七路軍的利益。張這樣告訴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不幾天龐志杰也把楊決定的內容秘密告我。但是說明了我的行動是被十七路軍方面大為注意了，必須小心一些。過了幾天，王菊人又約我到他家談話，這次王的態度比較客氣。他說你可以返回蘇區了。楊先生認為紅軍和十七路軍都是抗日部隊，雙方力量都不應削弱，要互相諒解，雙方都應當避免沖突，行動盡量告訴對方﹔如果遭遇，雙方都不要採取包圍追擊。你需要什麼東西，可以買點，前次楊先生告訴的××先生和你一塊去，請你多加照應。

在西安住了約一月，到此告一段落。臨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裡辭別，傳達說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約會的鄧寶珊先生也沒有可能見到了。

過了一天，張依中通知行期和路線。他說，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門外會齊。坐馬車經三原去淳化，淳化駐軍是特務二團，團長閻揆要。我聽后內心確實高興，因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見面了，我們分別已有一年多了。張還說，楊有電話給閻團長，說你們是中央派去陝北談判的大員，要閻親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馬腳。送我們的又是龐志杰。真湊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產黨員和與共產黨有關系的人，那有不放心的呢。早七時在北關集合了，楊先生要我帶往蘇區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倆住在一間房子內，才知道這位“代表”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的名字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四點左右，到達淳化縣，閻揆要團長在城南門外等候，龐和閻是老同事，先由龐介紹了王世英同志是楊部高參﹔介紹我是“中央大員”趙仲遠先生。閻團長摸不清頭腦，只是點頭。回到團部后，閻說，原來“中央大員”就是你。在閻揆要同志的團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們到蘇區邊界，雷當時任連長，也是一位陝西軍委領導的老共產黨員。

我們進入蘇區走不到二裡路，就被一支武裝包圍了。他們是當地的游擊隊，看我們穿著長袍，帶著禮帽，不由我們分說，硬要捆我們到隊部去，我們怎樣解釋也不聽，隊員叫我們“反對派”（陝北蘇區群眾把國民黨叫反對派）。到了隊部，見到隊長，他笑著說：“我的汪政委，幾乎把你當反對派了”。隊長姓杜，是紅軍二十六軍的班長，他是認得我的。休息吃飯以后，由杜隊長派人送我們去關中特委所在地藍衣村。

附記：這份材料是一九四二年在關中邊區馬欄鎮寫成的，這次僅在文字上略作了修改。

一九五八年六月於青島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