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過程中的審干工作

整風運動中，1942年春毛澤東在軍事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

審查干部，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保持組織的鞏固和隊伍的純潔而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早在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鞏固黨的決定即提出：為鞏固黨，必須詳細審查黨員成分，清刷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敵探奸細。首先是審查各級干部，保証干部的忠實可靠。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關於審查干部問題的指示》中強調指出，干部的品質是否純潔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當，對於保障黨的路線的執行具有決定意義。特別是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對於干部的審查、考察與教育，更成為鞏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

在全黨普遍整風運動期間，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機關、學校開展了審查干部工作。一般說來，這在黨的隊伍迅速擴大，國民黨頑固派加緊特務活動的情況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審查干部中對敵情作出過分的估計，把審干工作主要視為鋤奸、反特斗爭，並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或歷史上尚未弄清楚的問題，輕易地懷疑為政治問題以致反革命問題，並採取“逼、供、信”的錯誤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以“搶救運動”為代表的反特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

1942年11月，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產黨內有國民黨特務活動。同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上宣布：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斗爭。從12月開始，審干工作主要是進行反特斗爭。不過，這時的反特斗爭還是秘密進行的，並且局限在少數機關和少數人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對敵情作了夸大的估計。決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的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決定要求在審查干部和反特斗爭中，“應開始著手選擇確有証據的內奸分子，開展群眾斗爭”。這個決定發布后，中共中央直屬單位和中央軍委直屬單位在延安召開有兩萬多人參加的工作人員大會，由已經“悔過自新”的“特務”在大會上坦白交代。這表明，延安的審查干部和反特斗爭由秘密轉到公開進行，由少數機關、少數人轉變成群眾性的運動。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肅清內奸問題。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以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劉少奇為主任。7月15日，專門負責審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會上作深入審干的動員報告，提出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此后，混淆敵我界限，嚴重逼、供、信的錯誤進一步擴大，造成大批冤、假、錯案，使不少同志無端地受到懷疑、傷害或關押審訊。“在延安，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許多干部惶惶不可終日”。

在這之前，中共中央曾發現審干工作中有“左”的錯誤發生，已通過制定工作條例和講明正確路線，試圖予以糾正。在發現錯誤仍在擴大后，7月30日，毛澤東強調防奸工作的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並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8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審查干部的決定》，重申審查干部必須堅持“首長負責”等九條方針。10月9日，毛澤東又指示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經過許多努力，審干工作中的錯誤得到制止。

1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反特務斗爭問題，認為“搶救運動”應予否定。此后，開始甄別工作。1944年春，中共中央領導有關部門開始對錯案進行甄別平反，並對受到冤屈的人員賠禮道歉。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多次在公開場合賠禮道歉。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搶救運動’那時候，空氣緊張得很，‘搶救’了好些人，許多是搞錯了的，非則非，今天要行脫帽禮，脫去給人戴錯的帽子。”同月，毛澤東在對即將赴前線的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講話中，又向在“搶救運動”中受到傷害的同志敬禮賠不是。

“搶救運動”的教訓是深刻的。它証明：審干肅反工作，必須實事求是地從具體情況出發，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准確地判斷敵情，要重証據，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信，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而這一切，又必須在嚴格的法制基礎上，按法律程序加以審慎的處理，並且，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絕不能搞突擊式的群眾運動。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報告中指出：“‘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和缺乏分別對待這兩點。”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