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考析

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時期，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曾十分流行和有名（具體可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相關內容），這個“綱領”對我們黨的建設產生了消極作用和影響。那麼，這個“綱領”是誰提出的？是什麼時候提出的？在什麼背景下提出的？與“文革”條件下黨的組織的恢復和建設有什麼關系？本文擬對這些問題做一簡要梳理。

“文革”時期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是毛澤東在《對青海省關於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請示報告的批語和中央復電稿的修改》中提出和強調的。正如人們所知，“文革”是1966年5月發動的，到1967年10月已經一年多。在這一年中，經過1967年上半年群眾組織的大聯合和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三結合”，許多地方和單位按照中央的要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但是，各級黨組織都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更是無從談起。然而，革命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與黨的組織是一個什麼關系？這個問題亟須明確。1967年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去《關於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請示報告》的電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給予了答復，毛澤東在請示報告的批語和中共中央復電稿的修改中提出和回答了這個問題。﹝1﹞青海省核心小組在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電報中說：“我省基層單位的革命委員會已陸續建立，但黨的組織均未恢復。工作中經常遇到需要黨組織處理的一些問題，如過去作了組織處理的黨團員，有的要求重新復查處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黨入團等。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1](p.427)毛澤東10月24日在這個電報上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應討論一下，給以答復，同時轉發各地照辦。”﹝1﹞在電報“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下面畫了橫線，並寫了“應當這樣做”的批語。10月27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聯合署名給毛澤東並林彪報送了一個報告，報告是由陳伯達起草的。報告說：“主席批示小組應該討論青海核心小組關於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小組在二十六日討論了，但沒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擬出通報，而竟節外生枝，搞煩瑣主義，向青海通一個電話，又不先向主席請示，完全擅作主張。這個錯誤，完全是由我們負責的。類似這種錯誤，已有好幾次。謹此請主席嚴厲批評或處分。”“附電話原稿。這個電話已經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銷。”這個電話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於10月26日3時打給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組長劉賢權的。張春橋在電話中說：“中央認為，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以照你們來電，過黨的組織生活。但是，這是件大事，涉及許多問題，如怎樣‘恢復’？是否原有黨員都過組織生活？是先整頓領導機關的黨組織再整頓下級組織，還是同時進行？支部同革命委員會的關系怎樣？還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黨員，輸進新的血液，等等。請你們討論一下，根據不同意見，整理出一個簡要的材料，送給中央，並由你或派負責同志到北京同我們一起討論，報中央決定后再正式答復你們。”[1](pp.427∼428)毛澤東當天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林彪、恩來、中央文革各同志：電報改了一下，請你們再開一次會，如能通過，即可發出。”[1](p.426)同時，毛澤東還對陳伯達10月27日送審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復電稿進行了修改。毛澤東在復電稿的“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十月十九日來電請示，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這句話之后，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1](p.426)從毛澤東的批示中我們可以看到，后來在中國共產黨“文革”這段歷史上所講的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就是從這裡來的，這是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的最早來源和出處。

但是，細心人會發現，毛澤東在這裡對整黨建黨講的不是50個字，而是46個字。查找歷史文獻我們發現，后來的4個字是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1968年元旦社論上加上的。“兩報一刊”1968年元旦社論的標題是《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社論中公開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在這個指示中增加了4個字，即在階級之前增加了“無產”兩字，在群眾之前增加了“革命”兩字，這樣整黨建黨綱領的表述就從46個字增加到了50個字。﹝2﹞那麼，這個社論發表前毛澤東看沒看過呢？檔案材料顯示，發表前毛澤東審閱和批准了這個社論。當時負責起草社論的是姚文元，時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員。1967年12月28日，他將社論送審稿呈毛澤東審閱，並在呈送件上寫道：“元旦社論，已經碰頭會討論通過（談了兩次），現送上，是否妥當，請審閱批示！”毛澤東於29日上午4時審閱完后作了批示：“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覺得可用。去掉了幾個浮夸的形容詞，請你們酌定。”[1](p.426)這篇社論在1968年1月1日的“兩報一刊”上同時發表。從此，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就被正式提出和廣泛使用。

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2期發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講到了這50個字，將這50個字作為毛澤東指出的偉大建黨目標來闡述。毛澤東審改了這篇文章，對這個表述給予了肯定。[1](pp.526∼534)到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使用了這段話，並將這50個字寫入報告。報告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毛澤東這50個字的指示，“確定了我們整黨建黨的政治方向”。﹝3﹞而4月14日在中共九大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也將這段話的內容和思想寫入了《黨章》的總綱。寫入《黨章》總綱的這段話是這樣表述的：“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由於行文的需要，《黨章》總綱對原來的50字進行了個別改動，但主要精神和思想則是完全一致的。這裡雖然也是50個字，而“文革”期間在實際工作中所說的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所指的還是“兩報一刊”社論講的那50字。

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的提出，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產生了十分消極的作用和影響。首先，這個“綱領”搞錯了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所要完成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經建立、階級斗爭隻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條件下，把“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斗”作為黨的首要任務，而對領導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隻字不提，這就搞錯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搞錯了我們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其次，這個“綱領”搞錯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對象。“綱領”當時所說的“階級敵人”，主要指所謂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這就搞錯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對象，把黨內的矛盾和斗爭搞成了階級斗爭，人為制造了矛盾和混亂。后來的歷史事實証明了這一點。由於這一整黨建黨“綱領”的錯誤，“文革”期間，一部分符合條件的黨員不能恢復組織生活，或者被錯誤地開除黨籍﹔而接納的新黨員則有一部分不符合黨員條件，許多人是一些參與過打砸搶的幫派分子。在“文革”中嚴重發展起來的個人崇拜、無政府主義、破壞黨的組織紀律、爭權奪利、大鬧派性等惡劣的思想作風，對黨的肌體產生了嚴重的侵蝕和損害。

﹝參引文獻﹞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2﹞《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論》，《人民日報》1968年1月1日，第2版。

﹝3﹞《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第1版。

﹝4﹞《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過）》，《人民日報》1969年4月29日，第2版。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