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論文論點摘編（2）

抗戰時期蘇聯援助中共武器問題初探

孫艷玲

抗戰時期蘇聯對中共的武器援助問題是蘇聯與中共關系史上的一個懸案，一般認為中共沒有從蘇聯直接得到武器援助。但根據現有檔案和有關史料，抗戰時期蘇聯確曾根據中共要求，秘密援助過機關槍、步槍、炮彈、手榴彈、子彈等武器和軍事裝備。援助主要集中在1940年以前，蘇德戰爭爆發后這一問題更多地與蘇聯請求中共採取軍事行動配合作戰糾結在一起。與蘇聯給國民黨的大量軍援相比，蘇聯向中共提供的武器援助在數量上很少。同時，與抗戰期間蘇聯向中共提供的上百萬美元的資金援助相比，武器援助所發揮的作用也很有限。之所以如此，除蘇聯和共產國際自身存在一定困難等客觀因素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蘇聯的對華基本戰略及其對國共兩黨的不同認識，導致中共不是蘇聯援助的主要對象﹔二是國民黨堅決反對蘇聯向中共提供援助，致使交通運輸極其困難。對於蘇聯在武器援助問題上的態度和表現，許多中共同志都感到失望、不解甚至不滿，對蘇聯與中共關系的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由於檔案文獻的缺失和模糊，目前還無法對援助數量和種類等做准確統計，也不清楚中共如何分配和使用這些武器。因此，這一問題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吳志軍摘自《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4期，全文約17000字）

從“人物”到“問題”：

深化毛澤東研究的新視點

張明

現階段可以接觸到的大部分毛澤東研究著述都基於一種“人物研究”范式。所謂“人物研究”是指以毛澤東這一主體性人物為所有敘事邏輯的切入點與主線，依據人物的思想、生平活動的發展邏輯與歷史性次序加以揭示和解讀，以敘述性話語和描述性層面為主要敘事策略，以展現人物客觀歷史性活動軌跡（包括理論與實踐雙重維度）為最終目的的研究范式。它構成毛澤東研究的基礎性內容，是深化與拓展毛澤東研究的前提工作。但這一研究范式在理解歷史現象背后的本質、闡釋人物思想的當代意義以及拓展和接受更廣闊的理論視閾等方面存在著一定局限性。而“問題研究”不僅關注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發展提出的各種問題或思考，而且更注重時代和社會向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因而具有廣闊的理論思考和闡釋空間以及鮮明的問題意識﹔“問題研究”著眼於“問題”而非單純的“人物”，而“問題”本身就具有特定的開放性特征，這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多地關注和思考與毛澤東相關的歷史問題的關聯性內容與多元性要素﹔“問題研究”還特別關注與現實具有緊密聯系的“毛澤東問題”，這些問題往往超越單純的時間性限制，而對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具有持久性影響。因此，從“人物研究”向“問題研究”的視閾轉換成為當前深化毛澤東研究的一個新視點。當然，要推進這一學術轉換，必須要確立“問題研究”的基本規范，加強這一研究范式的科學方法的建構。“問題研究”需要以“人物研究”為前提，以“認知性研究”為依托，否則有可能陷入“擴張式”閱讀或“象征性”解讀的理論誤區﹔科學鑒別毛澤東研究的“真問題”與“偽問題”則是推進“問題研究”范式深入發展的重要環節。（吳志軍摘自《湘潭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全文約11000字）

蘇聯專家與中國人民大學學科地位的形成

吳惠凡 劉向兵

新中國成立后，借鑒蘇聯經驗被視為中國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途徑。從1950年到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先后聘請了98名蘇聯專家，是全國聘請蘇聯專家人數最多的高校。從學科分布看，這98名蘇聯專家除4名校長顧問，其他人根據專業被分配到各個系科，其中哲學5人、政治經濟學7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10人、計劃統計5人、工業經濟5人、農業經濟3人、財政貿易15人、法律10人、外交5人、新聞2人、檔案1人、俄語26人。在蘇聯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中國人民大學在專業設置、人才培養、師資培訓、教材編寫到科學研究等諸多方面，探索出一套蘇聯模式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型學科體系和辦學模式。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系科，成為中國人民大學乃至整個中國高等院校學科建設的最初模型，許多專業逐步成長為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術強項，成為國內其他高校建立相應學科的范本。因此，蘇聯專家有效地推動了中國人民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諸多領域學科地位的形成，為新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在1954年召開的“中國人民大學教學經驗討論會”上，高等教育部肯定了中國人民大學在學習蘇聯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經驗，明確了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高校教學科研和學科建設中的示范與引領作用，號召全國其他高校向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中國人民大學在財經、政法、馬列主義哲學等領域的學科地位由此確立。（吳志軍摘自《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全文約17000字）

“文革”時期知青運動中的安置經費問題研究

林升寶

安置經費作為國家提供給知青解決下鄉所遇到的生產和生活困難的一條措施，目的是希望知青盡快在農村穩定下來，減少其思想波動，不失為一項權宜之策。但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持續和深入，知青在住房和吃飯等方面的困難逐漸加重。以1973年毛澤東給李慶霖回信為契機，中央相應提高了知青安置經費的標准。如上海將原來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提高到南方每人480元、北方每人500元﹔把到內蒙古和新疆等牧區插隊的青年安置經費單獨定為700元﹔還給予在邊遠地區上山下鄉的知青一年兩次的探親路費補助。知青安置經費作為政治運動的一項經濟手段，相較於思想宣傳，其效果更為直接和有效，對於穩定知青隊伍、改善知青生活狀況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國家對安置經費的調整是一種被動性反映，僅在表面上緩解了知青運動中存在的部分問題。一些地區對安置經費的管理和使用還存在著挪用、克扣、貪污和私分等情況，削弱了經費的使用效率。這都反映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作為政治運動的不合理性和不可持續性。（吳志軍摘自《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全文約8000字）

關於三農概念與三農問題提法的考察

賈俊民 葛文光

長期以來，農業、農村和農民被人們普遍地作為一維性的分列概念和局部問題加以看待和處理。而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法，則將其轉變為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三維性合成概念，其形成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萌芽階段。1985年至1991年10月，國家農村政策研究部門在調查和討論中開始初步區別農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村問題，並將其置於國家體制的宏觀背景下加以思考。第二階段是將三農並列相提和提出三農概念內涵的階段。1991年11月至1994年，有關部門在對農村的大規模調查中，將農業、農民、農村三方面問題聯系並列，並將其置於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背景下綜合分析和研究，其成果為中共中央接受﹔1993年10月，江澤民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明確把“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特定提法正式使用。第三階段則進行凝練概括，明確提出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提法。1995年至1996年，溫鐵軍等人發表的文章和報告明確提出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法，並在學術研究、政府文件和社會生活中得到廣泛使用。第四階段是中央正式公開使用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法階段。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通過的《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開使用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法。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法，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重要理論成果，是中共和學術界的獨特理論創造。（吳志軍摘自《中國農村觀察》2013年第5期，全文約1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