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庄則棟向科恩贈送禮物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參與重大歷史事件的機會是很少的，能直接參與世界重大歷史事件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的。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到了晚年，“如煙往事俱忘卻”的時候，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現出來。我親身經歷的“乒乓外交”就是當年轟動世界的一件重大歷史事件。作為這件事的直接參與者，我看了一些有關此事的文章，總感到有不盡完善和與歷史有出入之處。為此，我今天盡自己所能，將當年的歷史事件如實寫出，供人評說。
一、戰前受命
1970年，當時的國家體委軍管會召集會議，研究我國是否派隊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我國的乒乓球隊伍受到很大摧殘。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主教練傅其芳被迫害致死，訓練全部停止，體委機關內也是派性甚濃，再加上我國已有兩屆未參加世界乒乓球賽，因此是否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確不好下決心。
在這次會上，當時的軍管會負責同志說：“今年是舉行第31屆兵乓球賽的一年。世界輿論認為中國隊應該參加，要是沒有中國隊參賽，就不能稱之為世界性的比賽。因為中國兵乓球隊水平高，參加比賽才能反映當今世界兵乓球運動的技術水平。”經過研究，軍管會議決定，向中央寫報告，請示毛主席、周總理批准派隊參賽。
這時，外界的推動力越來越大了。1971年1月25日下午，日本兵乓球協會會長后藤鉀二先生一行4人來到北京，邀請中國派兵乓球代表團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后藤先生認為沒有高水平的中國隊參加，就不能算“世界級”比賽，當晚就向我有關方面遞交了一份會談紀要。中日雙方的會談是在周總理親自關懷下進行的，因而比較順利，幾個技術性問題很快解決了。1971年2月1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署了會議紀要。但是最后中國隊是否參賽，仍有待中央拍板。
當時距比賽日期3月28日還有兩個月，距參賽報名截止日期隻剩下10天了。日期緊迫，參賽准備工作必須加速進行。軍管會要我負責乒乓球隊的訓練工作。當時我剛剛被解除“群眾專政”不久，才恢復工作。因此接受這項工作后，我基本上泡在乒乓球訓練館。運動隊多年沒訓練了，抓起來有些吃力。但運動員、教練員熱情很高，練習很刻苦。有時軍管會研究參賽的政治問題也通知我參加。
有一次周總理接見軍管會領導，討論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問題，把我也找去了。周總理主要是了解軍管會的意見和參賽准備情況。他在會議結束時要求把詳細情況准備一個方案，然后上報。
散會后，我乘機找到周總理，提出了想回部隊工作的要求。因為“文革”中我雖然在體委被批斗、關押，但我還一直保留著軍籍，現在被“解放”了，我想回到部隊去。周總理聽完了我的話后，對我說：“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我國要參加的話，准備由你率隊去日本。這種情況下你怎麼能回部隊呢？這是一項重要任務，‘文革’以來第一次派隊出國比賽，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要集中力量，抓好訓練，做好思想工作，技術上要抓緊訓練。”總理的一番話使我深受感動。“文革”前，乒乓球隊就經常受到周總理的關懷。幾次參賽回來，周總理總要設家宴招待參賽隊員、教練員和團長、領隊、體委副主任。總理每次都風趣地事先打招乎：“我請你們到我家吃飯，錢我出，但要自帶糧票。”席間總理和大家談笑風生。有時周總理還拉上我這個技術不怎麼樣的人一起打一盤乒乓球。
二、“我隊應去”
向周總理匯報后，軍管會根據總理接見時的指示精神，組成了出席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中國代表團。經上級批准，代表團領導班子由我、符志行、魯挺、王曉雲和宋中組成。我任團長，符志行、魯挺、王曉雲任副團長，宋中代乒協主席。符志行實際上是代表團政委。我仍分工抓訓練。經過一段突擊訓練，運動員基本恢復了原來的技術水平。當時我國年輕一代選手中有幾名后起之秀，外國人不摸底。這也是我們的優勢。
但是，當時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中蘇對峙，蘇聯大兵壓境。美國雖然開始與我國進行某種接觸，但中美關系在當時仍是嚴峻的。中日並無外交關系。我國參賽的消息傳出后，蔣介石集團的特務、日本右翼勢力紛紛活動。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國家體委領導班子對是否派隊參加又有些猶豫。3月14日晚，召開了有體委領導、代表團成員參加的會議，研究去不去的問題。我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展開了爭論，基本上分成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我們應該去。理由是我們已經報了名，如果不去，有損我國信譽。另一種意見是，在國際上有幾股敵對勢力千方百計想破壞我隊參賽，我隊不應該去。有的同志說：“我國乒乓球隊在世界上很有名望。我們花那麼大本錢培養出的這支隊伍，把家底都端出去如果出了問題，那損失可太大了。”會上不同意去的佔多數。我雖然認為我隊應該去，但自己剛出來工作，無職無權不宜表態。
大家討論完，已經是下半夜了。周總理打電話要聽匯報。韓念龍、王新亭、劉春、曹誠、宋中和我去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聽完匯報，沉思片刻說：“不去怎麼能行？我們怎麼能不守信用呢？”他耐心地闡明了我隊要去的理由，最后果斷地說：“我們信守諾言，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理邊說邊抽出鉛筆親自給毛主席寫報告。寫完后馬上由秘書送給毛主席。當天早上，毛主席批示傳到體委。毛主席批示：“照辦”。還批道：“我隊應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塵埃落定，我隊決定出征日本。
三、出征之前
毛主席的批示下來后，准備工作更加緊張地進行了。由於是停賽多年后第一次參賽，不少同志心情緊張。我也是如此。當時軍管會的一些同志對我說：“七個冠軍都要拿回來，一個也不能丟！”有的甚至說：“這次比賽一定要打好，打不好，不僅是個檢討的問題。”有的老同志和我開玩笑說：“老趙啊，這可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出去啊，要不拿幾個冠軍回來，你就在飛機上跳海吧，別回來了。”雖然是玩笑話，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當時周總理常強調，體育比賽中要“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有關領導卻強調“七個冠軍都要”。當時我隊雖然經過訓練，水平有所恢復，但如何強調把友誼和拿冠軍的關系處理好，我心中沒底。為了不辜負毛主席、黨中央的希望，不辜負周總理的信任，我決心扎扎實實做好工作。
我認為千條萬條，抓好運動員的工作是基礎。我先后找了教練員徐寅生，運動員庄則棟、李景光、梁戈亮、鄭敏之、林慧卿等個別談心、摸底。庄則棟說：“拼，沒事。”李富榮說：“這次比賽男女各拿一兩個冠軍問題不大，都拿不可能。”一些新隊員表示：“我們沒有參加國際比賽的經驗，但我們拚命去干。”運動員斗志高昂，刻苦准備，我心裡感到踏實了些。
代表團黨委開展了強有力的思想工作。主要是針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比賽中可能遇上的情況，加強教育。要求大家在國際斗爭中既要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又要貫徹“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廣交朋友，擴大影響。新運動員則加強心理素質訓練。在技術上組織教練員、運動員逐一檢查，針對弱點加強訓練，研究制服主要對手的方法和策略。全體隊員決心爭取勝利。我也增強了信心。
3月16日晚9點30分，周總理接見即將在第二天啟程的全體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成員，包括運動員、教練員、工作人員和代表團領導共60余人。
周總理首先強調了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重要意義，同時對參賽的政治、技術情況及有利條件講得一清二楚。總理把大道理講得通俗易懂，對乒乓技術也講到了點子上。他很懂乒乓球。最后，他又再三強調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我們原打算由庄則棟代表全團同志講話，庄則棟也作了准備。但當庄則棟要講的時候，周總理制止他說：“讓趙團長講。”我說：“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周總理的指示辦，組織好參賽。貫徹‘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廣交朋友，提高警惕，保証安全，力爭政治、技術雙豐收，為國爭光。請總理並轉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我講完后，總理點了點頭。
接見結束時，大家都走了之后，周總理又對我說：“這次參加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派運動隊出去參加世界比賽，它的意義是很大的，責任重大，情況極端復雜。你是打仗出身的，也可以說是身經百戰的人。西路軍打得很殘酷，你跟李先念同志打到新疆，是很艱難，很不容易的。這次去，與真槍實彈面對敵人打仗是大不一樣的。這是一場特殊的戰斗。你要很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我向總理保証，主席的指示，已經字字句句記在心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堅決完成任務。”總理說：“好！這是主席批給我的，你不僅要記住，還要認真貫徹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方針。在復雜的情況下，遇事要十分慎重，要多與黨委同志們研究。要提高警惕，保証大家的安全。”我表示一定要按總理的指示辦，堅決執行主席和總理的命令。總理緊緊地握了我的手，我更加感到肩上的擔子沉重。
四、初到日本
總理接見后第二天，代表團乘飛機到廣州，再由廣州乘火車抵達香港。為了保証代表團全體同志的安全，到香港時沒有住旅館，全團住進了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室。
在香港等飛機時，周總理非常關心運動員的健康，派專人給我們送來了當時國內很緊張的球蛋白針劑。總理在電話中親自對我交待：“球蛋白是預防感冒的，你要親自過問這項工作，讓每個人都打一針。代表團全體同志都要打，特別是運動員一定要打。你要一個人一個人落實。”周總理還讓人送來一份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紀念文章，讓我們組織學習。
為了代表團的安全，周總理親自安排代表團搭乘兩架西德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日本。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總經理為了表示重視，親自乘坐我所乘的那架飛機一同前往。另一架飛機也有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高級經理人員陪乘。
3月21日，飛機准時從香港起飛。飛機飛臨台灣上空時，西德那位總經理向我介紹：“下面是台灣海峽。”我特別向下著了看。想到當年在空軍率部隊到福建參戰，把蔣介石的飛機趕出福建省上空，不禁感慨萬千。又想到眼下這場國際舞台上的斗爭，想到周總理的關懷、指示，更加感到任務的艱巨。
兩個多小時后，飛機到達日本上空。先到的一架飛機在空中逗留，等我們的飛機先著陸。飛機停穩后，我從飛機的窗口往下一看，羽田機場停機坪到處是人。我們還未下飛機，日本方面幾位負責接待的人上來接我們。日本警察也登機了，對我表示要盡力保護代表團的安全。剛下飛機，記者和來歡迎的人就圍得水泄不通。我被人群前呼后擁地推上了汽車，連我們自己的記者都來不及拍照了。機場警備森嚴，警察出動了大約三四千人。機場人群中有拿五星紅旗的，也有手持台灣旗的。
乘車去住處的沿途，道路兩邊到處是歡迎代表團的人群，有人舉著五星紅旗，喊著歡迎代表團的口號。當然也有少數人拿著青天白日旗，拿著擴音器吱啦吱啦到處亂竄。這也早在我們的意料之中。
日本警察還是很負責任的。代表團統一住在東京一家大旅館。日方到處都派有警察站崗。愛國華僑也自發地組織起來，在旅館輪流站崗。我在日本期間有8個人形影不離地跟著，4位日本警察，4位華僑。氣氛相當緊張。
到東京第二天，我們代表團就到一所學校開始訓練，后來和日本學生一起訓練，隨便參觀。這一下哄動了。東京各報紛紛發表文章說：“中國變了。其它國家訓練時保密，不允許別人看，而中國隊卻是公開訓練，不論是運動員、學生、市民都可以看。”還贊揚我們：“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的友好態度，出乎預料之外。”公開訓練擴大了我國與日本廣大人民群眾的接觸，廣泛影響了日本各界人士，各國記者也廣為報道，擴大了我國民間體育外交的影響面。
五、在名古屋
代表團在東京短暫停留后，移師名古屋，包下了一家滕久觀光旅館。愛知縣警察總部布置了大批警察，日本警視廳特地派專員到名古屋坐鎮指揮。就是這樣，每天仍有七八起國民黨的特務和反動分子到中國代表團住處游行、罵街、燒毛主席像、燒中國國旗。他們一來，我們就向日方提出抗議。當局就派警察驅趕。有時還有壞人乘我們到訓練和比賽場時，向我們扔隻燃燒不爆炸的火藥包。我們有充分的思想准備，有強大的祖國做后盾，根本不怕這些人搗亂，照樣去訓練，去接觸群眾。但是為了完成周總理交給我的任務，我的工作是十分緊張的。除了和運動員一起去訓練、比賽場地外，在旅館時就讓翻譯給我讀當天的各種報紙，注意分析日本各界輿論。當時日本新聞界和有關方面拼命挖新聞，有時到了很讓人擔心的程度。甚至有時代表團領導人之間的開會談話，第二天就見報了！
代表團領導人根據總理“友誼第一”的指示，開展了體育外交活動。在東京我先后會見了中島健藏先生、后藤鉀二先生、西原寺公一先生，王曉雲會見日本朋友就更多了。我們參觀了名古屋的大學和豐田汽車廠。所到之處，我們感到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是很友好的。日本各界有識之士對代表團的生活、安全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名古屋電視台請我和庄則棟由后藤先生陪同到電視台，向日本人民講話。我們還拜訪了朝鮮僑民協會會長，大家一起開了聯歡會，共唱《金日成之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乒乓球代表團也參加了，氣氛頗為熱烈。
正式比賽開始了。我每天在看台上觀戰，有時下來到比賽休息廳和運動員們談談，鼓鼓勁。在團體比賽中，氣氛很緊張，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兒，雙手握拳，手心都濕了，比過去打仗還緊張。如果那時有心臟病，早就發作了。尤其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下，剛出來工作的我，心理壓力實在是大！為了保証運動員的安全，每次帶隊外出，我都等在車門口，運動員上齊后，我才上車。為此有些日方官員好心地向我提出勸告，怕我這個團長遭到槍擊不好交待。可為了運動員的安全，我仍堅持這樣做。
我隊在男子團體比賽中奪得了冠軍。新秀梁戈亮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很高興。接著是女子團體決賽，我隊由林慧卿、鄭敏之參加與日本隊的決賽。結果我隊輸給了日本隊。下場后，林、鄭失聲痛哭，氣得連飯都不想吃。我就對她們說：“勝敗是兵家常事嘛！我看你們本領就是比日本隊員強，誰個不說中國這對橫拍女將技術高強，本領好。這次就是輸了幾個球嘛！是偶然的失手嘛，還有兩場比賽，把女單、女雙都奪過來，依我看你們完全有這個本領。我過去打仗，一次仗沒打好，也很生氣，下決心第二仗一定要打好。你們痛哭流涕，不想吃飯，這種心情我很理解，很同情。你們再比賽，我在台上用心給你們使勁。打球我不會，也上不了台。打仗我保險要沖在你們前面。打球我是無能的人，全看你們的了。”
女子單打、雙打，中國隊雙雙奪魁，她們高興得哭起來了。我就跟她們開玩笑：“我是孔明，估計正確吧。我給你們編個順口溜：林鄭輸也哭，贏也哭，林鄭的眼淚是珍珠，先流的是銀珍珠，后流的是黃珍珠。”她們又打又鬧，非常高興。經過全體運動員的努力，又奪得男女混合雙打冠軍，我才鬆了一口氣。但另有一件事讓我緊張起來了。
六、乒乓外交
有一天，我隊從比賽館乘汽車回旅館。開車之前，一個長頭發的美國運動員科恩向大轎車連連招手，跳上車時，他才發現上錯了車。大轎車內的中國運動員倒都認出他是美國運動員科恩。庄則棟這時站在科恩身邊。他親切地對科恩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到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上車。為了表達這種感情，我送給你一件禮物。”出訪前，曾有過規定：不和美國隊員手拉手﹔不與美國人主動交談﹔比賽場上不與美國隊交換國旗。看到庄則棟這些舉動，我心裡頗為緊張，拉了他一下。庄則棟笑著對我說：“你當團長顧慮多，我是運動員沒關系，你放心吧。”庄則棟送給科恩一幅杭州織錦，織錦上是黃山風景畫。科恩非常高興地說：“你們邀請了好多國家運動員訪問中國，我們美國運動員能不能去？”這一消息在當地馬上傳開了。有的記者問科恩是否願意訪華，科恩回答的很干脆：“中國人非常好，我當然想去。”
團體賽結束后，組織觀光，中國運動員又一次與美國運動員有所接觸。他們問：“聽說你們邀請了加拿大和英國乒乓球隊去你們國家訪問，是真的嗎？”我們說：“有此事。”他們又問：“什麼時候能輪到我們美國隊去呢？”我們當時不好回答，只是一笑了之。
實際上在科恩與庄則棟接觸后，我們就及時報告了北京。北京第二天回答：“告訴美國朋友，將來訪華總是有機會的。”美國隊再度提出訪華后，我們又打電話請示北京，答復還是那句話。當時代表團天天與北京通話兩次。毛主席看到有關中美隊員接觸的簡報后，提出一天要通話4次。代表團由外交部一個同志專門負責此事，在北京外交部也有專人負責，雙方聽到熟悉的聲音后才通報情況。北京幾次回電都是那句話。我們就根據北京的指示，把這個意思向日本朋友和有關方面發布了。后藤鉀二先生多次詢問，我們也以此相告。
4月7日上午，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在滕久觀光旅館的花園裡舉行游園會，我們興致勃勃地跟亞非拉各國運動員、教練員和領隊在歡樂的樂曲聲中互相交談、唱歌、跳舞時，一位工作人員匆匆走到我跟前，急促地說：“趙團長，北京來電話，叫你立即回房去。”我回到房間后，工作人員把電話記錄本遞給我，電話記錄上寫著：“關於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華一事，考慮到該隊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現熱情友好，現在決定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包括負責人在內來我國訪問。可在香港辦理入境手續，旅費不足可補助。請將辦理情況，該隊來華人數，動身時間等情況及時報回。”看完電話記錄后，我既高興又緊張，馬上派人把宋中叫回。宋中看了電話記錄后，我馬上叫他去找美國乒乓球隊，向他們正式發出邀請。當時比賽已結束，去晚了可能美國隊就回國了。與此同時又派人去請日本文化交流協會的村崗久平先生來，請他把邀請美國隊訪華一事迅速轉告后藤鉀二先生。由於事情突然，我們來不及事先和后藤先打招呼，請村崗久平向后藤先生轉達我們的歉意。
安排完畢后，由我向外界宣布，以代表團團長的身份，邀請美國隊訪華。這一下哄動了，記者裡三層，外三層，紛紛詢問我是不是真的發出邀請了。其中日本記者最多。我一再回答：“我們確實發出邀請了。”
村崗久平乘車到后藤鉀二先生家中時，很多記者正圍著后藤先生問：“據美國代表團的消息，中國代表團已邀請美國代表團訪問中國，是否有此事？”后藤先生再三說：“沒有這回事。中國代表團不會邀請美國代表團訪華的。”正在大家扯著嗓子大喊大叫時，村崗久平到了后藤面前，對他說：“中國代表團趙團長要我轉告您，他們剛剛向美國代表團發出邀請，請他們去中國……。”沒等村崗說完，后藤大發脾氣：“這麼大的事也不打個招呼，太不夠朋友了！我剛剛答復了新聞界，中國決不會邀請美國隊訪問中國。這下子讓我說什麼好呢？”村崗說：“趙團長說事情突然決定了，來不及先通報，請您原諒。”過了一會，后藤親自找到我們，問是怎麼回事。我就把詳情對他做了說明。這樣他的氣也消了。
宋中和翻譯王家棟找到美國乒乓球隊負責人哈裡森和斯廷霍文，對他們說：“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哈裡森感到很突然，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平靜下來后，連連說：“真沒想到，但這是件好事，非常感謝你們的邀請。”美國隊經過請示國內，接受了邀請。美國隊負責人哈裡森辦完了訪問中國的一切手續之后，我們代表團也離開了名古屋，訪問了大阪、神戶、福岡、札晃等地。所到之處受到當地政府周到的接待，日本人民對我們很友好。
在這期間，日本各大報連篇累牘地報道了“乒乓外交”這一戲劇性事件，都登在頭版頭條，叫做“小球推動了地球”。
七、返國途中
4月28日，代表團在東京乘飛機回國。飛行途中，我反復考慮，毛主席、周總理交給的任務是否完成了，有沒有辜負毛主席、周總理的重托。這次比賽，中國隊拿了四項第一（男子團體、女子單打、女子雙打、男女混合雙打）也算不錯了。更重要的是，通過運動員之間的交往，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使中美關系產生了引人注日的變化。在比賽中，我們還與亞非拉許多國家的運動員、教練員交了朋友。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我都執行了，自己覺得很高興，不由得在飛機上哼起了我最喜歡唱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開，鮮紅的旗幟樹呀樹起來。張燈又結彩呀啊，張燈又結彩啊，唱一支國際歌慶祝蘇維埃（這首歌是1931年在江西成立蘇維埃時唱的）。戰爭年代，打了勝仗，我總要叫警衛員買隻雞，叫幾個戰友吃一吃、唱一唱。
下午，飛機到達香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靈光、祁峰和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費彝民等都到機場來歡迎我們。出機場后，又遇上了成千自發地來歡迎我們的香港同胞。他們和運動員又握手，又擁抱，唱歌、高呼口號，情景感人。
代表團在香港住了5天，新華社梁、祁社長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等分別為代表團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白天，代表團中的運動員分別到工廠、學校為工人、學生做乒乓球表演。九龍的有關方面為了應付廣大群眾觀看乒乓球表演的要求，專門修了一個能坐2000人的大棚子。觀看比賽的群眾情緒高漲，氣氛熱烈。
代表團離開香港時，成千上萬的同胞夾道歡送代表團，爭先恐后地與代表團成員握手、擁抱。更為感人的是有300多名同胞陪代表團一起乘火車到深圳。我們要分開時，難分難舍，熱淚滾滾。
代表團到廣州時，廣東省的黨政軍領導到車站熱烈歡迎。他們紛紛說：“代表團取得了政治、技術雙豐收勝利。”此時我的心情用我在香港寫的一首詩來表達，是最恰當不過了：
終出牛棚心不靜，蹉跎歲月憤難平。
總理給我交重任，率領球隊到東瀛。
乒乓外交舉世驚，賽場內外傳友情。
發出小球轉地球，中美關系化堅冰。
哪知回國后又遇上一個小小的波瀾。
八、賽后余波
出國參賽前，有關領導對我隊一旦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隊相遇時的對策，從中朝友誼的大局出發，曾研究過一個意見。由於我當時剛剛工作，負責此事的同志並未告訴我，結果在比賽中，我隊一個主力隊員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隊的一個主力隊員淘汰了。在比賽前，我曾考慮過是否“讓”一下，但有個同志說：“世界比賽哪有讓他國之理”，我覺得也對，便未堅持。回國后總理問及此事，我主動承擔了責任。后來總理了解到我確實不知道情況，氣就不那麼大了。但他又批評了我另一件事。比賽結束后，中日兩隊進行了一場友誼比賽，中日雙方各派4名男運動員、4名女運動員參加。教練問我如何打，我想反正是友誼比賽，就說：“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結果把日本男女隊員全打敗了。在場的日本朋友都有點面子上下不來。回國后在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批評我說：“已定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你為什麼‘八仙過海’啊？”總理對李先念同志說：“趙正洪是你的老部下，是跟你過祁連山到新疆的老同志啦，你也批評批評他。”李先念同志說：“趙正洪啊，趙正洪，你哪來那麼多舊東西呢？什麼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要好好認識錯誤。”
我檢討了自己沒有貫徹執行總理關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指示所犯錦標主義的錯誤。周總理接著嚴厲地批評了知道情況的有關方面負責人。他說要派人到朝鮮賠禮道歉，“負荊請罪”。
后來由我、韓念龍、宋中以及那位我國運動員一起到了朝鮮。我們受到朝鮮方面的熱烈歡迎，住到平壤郊區的一個高級賓館裡。到后第三天，金日成主席接見了我們。首先是韓念龍同志把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決定我們來朝鮮的意思報告了金日成主席，接著我國那位運動員表示了歉意。我馬上接著說：“我是團長，沒有貫徹執行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這是我的錯。”金日成同志馬上插話：“你說的不對，你當團長，你們黨和國家叫你帶隊出去比賽，光打敗仗行嗎？比賽都想戰勝對方，這是人之常情嘛。就連老子和兒子下棋也是誰也不讓誰嘛！在世界錦標賽上，哪有一個國家願意輸給另一個國家，沒有這個道理嘛。在比賽的時候，你當運動員，誰讓誰呀！我理解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為中朝兩黨、兩國友誼做出的努力。請轉告他們，中朝兩黨、兩國人民的友誼是用鮮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金日成同志的一番話反映出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當天晚上，朝鮮外交部長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宴會歡送我們。我們圓滿地完成了那次“負荊請罪”的外交使命。
事隔20年了，事后想想，那次中國乒乓球隊出師東瀛，決不僅僅是與美國隊開展了“乒乓外交”。實際上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毛主席、周總理之所以為全隊定下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基調，就是以體育作為整個外交政策的突破口。我們在這次比賽中還拒絕與朗諾集團對壘，庄則棟對記者發表的不與朗諾集團隊員比賽的聲明，影響很大。這樣的比賽的確要服從國際政治斗爭的需要。我們在比賽中不僅僅對美國開展了“乒乓外交”，應當說中國隊從出國比賽之日起，中國對世界的“乒乓外交”就開始了。重溫這一段歷史，對我們今天進行改革、開放，也是有其借鑒作用的。我相信，后來者在評價還將舉行的一屆又一屆乒乓球世界錦標賽時，一定會特別關注第31屆，因為那一次球桌上的“乒乓”聲的確震動了世界。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