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和周恩來的領導藝術
周恩來為皖南事變的題詞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當局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規模最大、持續最長、最劇烈、最復雜的一次，要數皖南事變。黨中央領導全黨勝利地擊敗了國民黨的進攻。周恩來在重慶直接指揮了政治大反攻，在這場斗爭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黨性、才能和領導藝術。這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原則的深刻生動的范例，是毛澤東策略思想的靈活運用和白色恐怖下黨建思想的創造性發展，也是驚心動魄的一堂黨課。
我曾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過，親身經歷了這場斗爭，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讀到一些書刊新披露的有關皖南事變前后的檔案資料和當年南方局同志的回憶錄，深受啟發，引起我重新回憶和學習這段歷史，學習周恩來的思想、品德和領導藝術。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分為三個階段：一、反共高潮的開端，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下令將八路軍、新四軍限期調到黃河以北到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番號，審判新四軍軍長葉挺﹔二、反共高潮的頂峰，1月17日反動命令的發表到3月2日第二屆參政會開幕﹔三、蔣介石參政會退兵一戰到會后蔣約見周恩來，形勢暫告緩和。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開端
蔣介石說過：他不消滅共產黨，死不瞑目。他為形勢所迫，聯共抗日后，仍企圖在抗戰中伺機消滅共產黨。1939年他在華北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失敗告終。武裝斗爭中得不到的，他又企圖在談判中取得。1940年6月、8月蔣介石兩次會見周恩來，提出八路軍、新四軍必須限期調到老黃河以北，並且以軍令相脅迫。周恩來洞察他的險惡用心，欲驅逐八路軍、新四軍到河北，再構筑封鎖線，伺機與日寇南北夾擊，全部消滅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於是斷然予以拒絕，並且密切注視著國民黨軍隊的動態。9月初，得到確實情報，軍令部已向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發出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周恩來立即報告中央，蔣介石即將在華中發動反共高潮了。
國民黨當局敢於悍然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含皖南事變）是與國內國際的情況緊密相關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第二年，德、意相繼在歐洲發動戰爭，而且不斷擴大，法國投降后，德軍鋒芒又指向英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締結了軍事同盟條約。由此帝國主義國家分成了兩條陣線。德國勸中國與日本盡快結束戰爭，以便日本分兵南下，攻擊英、美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英、美則希望中國能牽制日本，不使南下。為此，英國重開滇緬公路，運輸援蔣物資。美國也答應給國民黨政府巨額貸款和飛機。蔣介石感到左右逢源，興高採烈。他一面派親英美派、親蘇派、親德派、親日派四出活動，同時自己居中，以“剿共”來運作。他以為，日本對他“剿共”一定坐山觀虎斗，英美正有求於他，必不會出來干涉，因此利用這個機會，放膽地調兵遣將，包圍長江南北的新四軍。
毛澤東估計長江南北將有較大規模的武裝摩擦，一再指示新四軍要准備自衛，尤其是處境不利的皖南部隊和軍部要北移渡江或者到江蘇南部。但項英強調北移困難，“以軍部所在地為基點較有利”。
9月底，反共高潮拉開序幕，江蘇韓德勤部向陳毅所部發動進攻，想乘陳毅渡江立足未穩，攻取江北陣地，然后在南邊一壓，皖南部隊就進退無路了。陳毅按中央方針，先退避三舍，退到黃橋一個反擊，消滅韓德勤兩個師。周恩來建議，不乘勝全殲，而是與他們談判，既顯示我們顧全大局、團結抗日的誠意，又起到牽制作用。若何應欽等在江南動手，我們便將消滅韓部。
蔣介石掃蕩長江南北新四軍，首戰遭到失敗，“捏著鼻子不作聲”。周恩來料定，蔣介石決不甘心罷休，必然要報復。
江北打響，毛澤東急電項英“速速渡，絕對不要再遲延”。又囑“軍部如不走，就要做好准備，蔣軍進攻時突圍”。
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發出命令（“皓電”），借口統一軍令，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限期一個月撤到老黃河以北。“皓電”誣蔑八路軍、新四軍不打日寇，專門吞並友軍﹔不守戰區范圍，自由行動﹔不遵編制，自由擴軍，以及破壞行政系統等等。國民黨當局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了。
周恩來認為“皓電”表示“蔣的決心已下，是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號”。隨即電告葉挺、項英，“蔣、何逼我渡江的決定決不會取消。急需搶渡一部，並可以對顧祝同表示，如相逼太甚，背水之軍隻有向南沖出一條生路”。威懾他便於我轉移和分散。10月20日周恩來再電毛澤東，“反共高潮正著著上升”，“蔣介石整個計劃大意為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第一步以切斷我在大江南北及蘇皖的聯系，第二步恐為進攻”。10月29日又電中央，“國民黨擬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及各地辦事處，然后實行局部討伐”，我們應准備自衛，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要轉入地下。
毛澤東分析皖電后的局勢，認為有兩種可能，須作好兩手准備。首先“是投降日本，這種可能性較大，因為日本對蔣壓力大，引力也大，他可以退出一部分地區，由蔣代為鎮壓抗日運動。其次是加入英美集團，放棄獨立自主的抗戰，作帝國主義的工具。第三是拖”。反共內戰是為投降或加入英美集團肅清道路。時局極嚴峻。
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准備蔣介石做戴高樂或做貝當，准備他宣布我為反革命，而發動全面反共，我們要准備對付最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們都是不怕的。”同時又指出：“蔣介石全面投降破裂的決心也不易下，也存在著阻止投降、內戰的因素：一、中共﹔二、人民（包括中間派乃至國民黨尚不願投降的將領）﹔三、蘇聯。三種力量配合得好，時局仍有好轉可能，時間還來得及，因此，應動員全國反投降內戰運動，爭取每一個可能的中間派，同時作最壞的准備，如此便可避免陳獨秀的覆轍了。”毛澤東要求周恩來要爭取每一個可能爭取的中間派，利用一切矛盾動搖蔣介石剿共的決心，並且要“准備蔣介石和我們破裂”。
怎樣對付這樣嚴峻的局勢呢？最初，毛澤東提出兩個方案和周恩來商量。一是政治軍事都採取攻勢，即“炸彈宣言”加“兵諫出師”，針對“皓電”發出尖銳、強硬對立的“宣言”，並從八路軍中抽幾萬精兵，打入國民黨軍的后方，打幾個勝仗，蔣介石是隻怕實力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遏止蔣介石的進攻，我軍事上取得主動，不至於被他封鎖死﹔缺點是廣大群眾不了解，對我在政治上不利。二是軍事抵抗，政治進攻。毛澤東就此征求周恩來的意見，並且說：現在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期，是一個中國革命帶突變性的時期，故須緊張地應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緊很穩，魯莽不得，錯誤不得，此時錯一著，將遺爾后無窮之患。”
周恩來完全同意毛澤東關於時局發展有兩種可能、應做好兩手准備的分析，主張一切布置以最危險、最困難的可能性為出發點。周恩來和南方局分管組織工作的博古提出：“為准備蔣破裂，‘炸彈宣言’緩發，以免打草驚蛇，使各方受到不可避免的襲擊，也便於此間爭取避免破裂的最后可能。”國民黨地區黨組織要爭取時間撤退、隱蔽。周恩來認為“皓電”我們決不能同意，但是須要答復。他們這次是以政府軍令名義形式，與以往地方摩擦、沖突不同。周恩來、葉劍英遍訪中間派代表性人物，大家都感到形勢嚴重，為中共擔憂。隻個別進步人士認為應當抵抗，絕大多數害怕分裂，勸我讓步。周恩來轉達了馮玉祥出於愛國的建議：“中共可以表面服從，實際自干，軟硬兼施。”這樣他和孫科等人便可以向蔣進言，從中斡旋。
蘇皖是中共長江南北聯系的重地，經濟較發達地區，鄰近滬杭寧三角地帶，又是蔣介石必爭的地方。1939年周恩來曾親自到新四軍考察，並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鞏固”的方針，得到中央批准。陳毅等7月渡江，便取得主動，而軍部局促於皖南一隅，處蔣軍包圍之中，很難生存發展，不如集中江北，以加強我江北的陣地。周恩來認為這樣政治上、軍事上都較為有利。11月2日，周同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談話。潘認為僅據現有材料尚難判定蔣介石已與日本妥協，認為非新四軍從江南撤退不能使蔣滿意和停止剿共戰爭。周恩來將潘的意見報告中央。中央反復衡量軍事、政治得失，決定緩發“炸彈宣言”，改為政治上進攻，軍事上抵抗，江南讓一步，爭取中間派。毛澤東把這個方針概括為幾句話：緩和以爭取同情，抵抗以保存實力，軟給蔣以面子，硬給他以畏懼。軟硬兼施，缺一不可。這樣才能打破蔣的詭計，制何的進攻、爭取中間向我。根據這方針，毛澤東草擬了復電，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於11月9日發出，通常稱“佳電”。
“佳電”與“皓電”針鋒相對，駁斥了種種無理責難，提出我們的嚴正主張，是打退此次反共高潮開始階段的核心文件。
“佳電”說明我軍一切行動都不違反國策命令（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原則、蔣之文告等），都是合乎敵后實情和民心、人情的。不言而喻，國民黨當局把八路軍新四軍都趕到老黃河以北的命令是不利抗戰，不合國策，有悖人情事理的。雖然如此，我們為顧全團結抗日大局，還是隱忍退讓，將江南新四軍主力北移，這篇電文講道理有說服力，文詞也委婉感人，許多中間派人士讀了都深表同情。
“佳電”對蔣介石是軟硬兼施，給面子，也給以威懾。如說戰士深怕調離后，重演平江慘案、確山慘案，暗指第一次反共高潮。江南主力北移，讓他一步，江北部隊暫時請求免調，說“暫時”是給蔣面子，說“免調”是塞他幻想。說鷸蚌漁人是暗指他若進攻，我必自衛。最后一段點出有人煽動反共高潮，目的是為破裂投降鋪路，陷中國於分崩離析、統帥身敗名裂的境地。希望蔣明確團結抗日方針，改善各方面工作，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抗戰勝利。這是“國家民族成敗所關，萬世子孫之生命所系”的大事，不是隻關乎兩黨和軍隊防區問題。這裡把蔣與親日派加以區別對待，痛陳利害，爭取他留在抗日陣營。“佳電”即使中間派看到中共仁至義盡，也使蔣、何明白中共決非軟弱可欺。“佳電”對“皓電”是有力的政治反擊，也為以后轉為政治反攻作了必要的准備。“佳電”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
11月中旬以后，毛澤東對時局的估計逐漸有變化，從部分電報中可以看到：
——11月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中日妥協和日蔣聯合剿共的危險是嚴重地存在著。”但是毛澤東得知11月30日日本同汪精衛集團簽署了《日華基本條約》並正式承認汪政權，就認為“日蔣決裂，日汪拉攏，時局從此有轉機”，“此次嚴重的投降危險已被制止”，“在蔣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原來很擔心蔣為加入英美陣線，以剿共來肅清道路。10月12日曾電項英：“蔣可能加入英美戰線，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的可能”，但11月6日看到周恩來一個重要情報后，想法大大改變，“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派親德派活動。根據3日情報（——指周三日重要情報）如能由上述四種勢力的聯合與配合，好轉可能性還是有的。”周恩來報的這份重要情報在《皖南事變》和《周恩來年譜》中都查不到，也不能妄加猜測。毛澤東在法國貝當投降后，就認識到，應把英美政策在東方慕尼黑時期與德意日三國聯盟后加以區別，英美以前的政策是以犧牲中國與日本妥協，三國同盟后，英美需要中國牽制日本南下，因此要援蔣抗日。而內戰則不能抗日，我們可以利用英美與日的矛盾和蔣對英美的依賴來遏制蔣降日內戰。
——蔣內外不穩，危機空前。國民黨內民主派反對內戰，胡宗南、閻錫山等駐西北、華北的將領對華中剿共也不感興趣。白崇禧也軟下來，經濟政治各方面困難重重，“佳電”以后，廣大中間勢力反對內戰，同情中共。
——蔣對進攻新四軍有種種困難，我取緩和態度，進攻沒了借口﹔蔣怕八路軍南下，尤怕我從西安突出﹔怕我皖南部隊不動，擾其后方﹔怕我消滅韓德勤，蔣未與日本真正講好條件前，剿共戰場是不方便的。如我各方工作做得好（皖南讓步、華中自衛、全國反投降內戰運動、爭取中間），這次反共高潮可能打退。蔣決不會放棄對我的壓迫政策，仍須防備。
綜合以上各點，從11月下旬起毛澤東認為蔣介石一切辦法都是嚇我讓步，並無其他法寶，始終不過是“大吹小打”而已。可能有局部進攻，是攻勢防御，決非戰略攻勢。毛澤東甚至預計規模會比第一次反共高潮小，但要求這不向下傳達，以免下面鬆懈。中間派被蔣嚇倒了，要求我讓步，要善為解釋。
基於以上估計，毛澤東10月間曾令葉挺、項英速速渡江，決不可遲疑。11月下旬卻叫他們再拖個把月，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遲，時間還來得及。毛澤東一面叫葉挺、項英盡快作好北移准備，同時叫周恩來、葉劍英加緊與蔣介石、何應欽交涉，要求緩期（“皓電”原定須11月20日以前撤畢），並發給被何應欽無理扣發的11月軍餉，指定北移路線，保証安全通過。周向中央報告顧祝同指定的路線時說“靠不住”，仍以走蘇南為好，毛澤東告葉、項按周恩來的意見北移，並說：“你們北移讓他（蔣）一步，從大勢判斷，蔣（介石）顧（祝同）不會為難你們的。蔣為使我軍移動不發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障礙是不會的，但你們仍須注意警戒。”（蔣有手令緩期到12月底前移完）
周恩來估計蔣介石在華東進攻必不可免，反共高潮仍在發展，將發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戰爭，但是否全面破裂，就要看國際國內的變化了。他力爭時局好轉，同時作壞轉准備，高度警惕地注意著國民黨當局的動態。他組織各辦事處和上層統戰人員，不放鬆政治進攻，反擊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宣傳，充分利用“佳電”這有力武器，廣泛爭取中間派的同情，不放過每一個可能爭取的對象。
組織上抓緊把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轉入地下，撤退暴露的黨員干部，組織兩個秘密的領導機關，一旦重慶辦事處被封，就可代替南方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建立了備用的秘密電台，還准備了一條撤退的秘密通道。
周恩來依他的預見，下了兩步棋。12月23日他會晤美國進步記者斯特朗，約她長談數次，把這次反共高潮的來龍去脈詳細告訴她，並將一組材料委托她帶回美國，在適當時期由周恩來通知她在報刊公開發表，預言即將發生更大反共事件和戰爭。叮囑她：“這些材料暫時不要發表，我捎信給你，同意你這樣做時再發表，我們不希望過早地暴露這些沖突而加劇摩擦。不過我們願意把這種資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國人士手中，以便在蔣介石展開更加瘋狂的進攻時及時揭露，我們擔心這種進攻”。后又對斯諾作了同樣部署。
周恩來在11月17日、22日兩次向中央報告，國民政府軍事動作未停，且企圖由西而東、由北而南造成半包圍圈，蔣介石也未約談，據此建議皖南新四軍速移蘇南。
12月25日“聖誕節”，蔣介石忽然約見周恩來，以動感情的神情，大談四年前患難交情（指西安事變），並說中共領導的部隊如撤到老黃河北，可以影響全國，將大有作為，不撤他就要打，斷定中共必然失敗。他許諾隻要新四軍肯撤走，他保証通行無阻，隻要肯開過河北，擔保至1月底絕不進兵。周恩來立即警惕蔣“大灌米湯”，“其中必有文章”，在壓、嚇之外，又加上“哄”的一著了（即動手前麻痺我）。蔣的許諾“靠不住”，周連夜以特電詳報中央。
毛澤東12月26日急電葉挺、項英，嚴厲批評項英一再強調困難，猶豫不決，自己無決心，無辦法，在敵頑夾擊下，是很危險的。不要對國民黨存幻想，不要靠他們幫助任何東西。要估計到移動中可能遇到攻擊，要有自衛的准備和決心。必須把機密文件統統銷毀，片紙不留。
一周后，項英等率部倉猝移動，陷入重圍。6日頑軍猛攻。葉挺血戰苦撐，急電中央求救。他得到中央批准，去上官雲相處交涉，被上官誘、騙扣押。新四軍軍部與七八倍於己的頑軍激戰七晝夜后，傷、亡、被俘七千余人，除傅秋濤部千余人外全軍覆沒。
在激戰最危急時，毛澤東電周恩來、葉劍英火速與蔣介石交涉，令顧祝同撤圍放行。13日軍令部劉為章答復：已經向顧祝同下達蔣的指示停戰放行，並假意說：中共應令新四軍渡江后即北上，不得逗留，也不得進攻韓德勤，周恩來用電話質詢顧祝同時，他竟推說，三戰區與新四軍電話聯絡中斷，戰斗已停，不知葉挺、項英在何處？他們已殲滅了新四軍，卻故作不知，來掩蓋罪責，陰險詭詐竟到了這地步。
第二次反共高潮從謀劃到消滅新四軍軍部，蔣、何、顧玩盡了兩面手法和壓、嚇、哄的伎倆，一面下達軍令，迫我軍限期北撤﹔另一方面下達密令給顧祝同，要“一網打盡，生擒葉、項”。他們調兵遣將，大造輿論，撤銷桂林辦事處，如此等等，都是從軍事上、政治上對我施壓威嚇。動手前加上哄，保証通行，但顧祝同指定的路線，是誘新四軍自投羅網。待我軍啟行，他們竟公開在報紙上透露消息，使日寇乘機沿江堵截。他們放過先期渡江的輜重家屬，攔截后行的軍部。臨發動攻擊前，用“哄”麻痺我們，進攻得手后，又當面撒謊，掩蓋罪責。何等狠毒！
毛澤東曾認為蔣日決裂，大局有轉機，因此，“從大勢判斷，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項、葉）的”，蔣未投降，就不可能大舉進攻，兩面作戰。況且我讓一步，深得中間派同情，他們若攻擊遵令北移的部隊，便暴露了所謂“統一軍令”，實際上是消滅異己，政治上於彼大不利。而且八路軍決不會坐視，軍事上蔣也不能不考慮，蔣是精於計算的。因此，“從大勢上判斷”，他不會為難北移的軍部。同時毛澤東也提醒仍要警惕。但是蔣介石、何應欽要消滅新四軍，蓄謀已久，自恃軍力上佔優勢，決不放過他認為難得的機會，削弱中共的力量。至於是否全面破裂，還要看國際國內的反應和變化，他明知消滅抗日有功部隊，必招人民反對，而他的投機性卻不惜冒險一賭。蔣也不是全無顧慮，在宣布新四軍叛變時，不點中共和八路軍，留有回旋余地，把消滅新四軍軍部隻說是局部問題，軍事問題。
1月17日蔣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番號。毛澤東隨即通知各地，情況變了，“前一段估計不適用了”。
反共高潮的頂峰
周恩來1月11日得知新四軍軍部慘遭蔣軍圍殲后，連夜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研究局勢和斗爭方針，採取應變的緊急措施。
毛澤東1月15日急告周恩來，政治上要發動猛烈的、堅決的、全面的反攻，軍事上准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蔣的進攻，唯如此才能打退蔣介石的挑舋和進攻，“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要准備國民黨的突然襲擊。”
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革命委員會通令，誣蔑新四軍叛變，取消新四軍番號，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通緝項英。這反動命令第二天就要在報紙上發表。新聞檢查官已坐在新華日報館監視。
周恩來無比憤恨地在電話中斥責何應欽：“你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鎮定地部署政治反擊和准備應付國民黨軍警突然襲擊南方局機關，首先動員和組織機關的全體同志應變。
當晚，在紅岩召開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全體同志開會，周恩來沉痛地講了皖南事變經過情況，當前我們面臨的形勢和我們的對策。他分析時局發展存在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國共關系全面破裂﹔另一種可能是打退蔣、何的猖狂進攻，爭取繼續合作抗日。我們雖然損失了一個新四軍軍部，可我們還有幾萬新四軍，幾十萬八路軍，我們還有力量。蔣介石要完全投降必須考慮這點。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和親日派大資產階級還有矛盾，蔣介石要全面反共就要完全投降，但英美要他牽制日本，不同意他降日，所以蔣既要反共，又不敢徹底破裂。我們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但不願破裂，不然我們就要處於兩面作戰的境地，還是要力爭繼續合作抗日，但也要充分准備他全面破裂。就是他不敢全面破裂，我們也要做好應付突然事變的准備。他襲擊我們南方局機關，主要是要搞我們黨的機密：密碼、文件、地下黨員名單等。因此，必要時我們也要進行適當的抵抗，把機密文件毀完了，就准備坐牢。在出現這種情況時，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蔣介石、國民黨請來的，一定要盡可能爭取讓蔣把我們送回延安，爭取全師而歸。如果國民黨把我們全抓起來了，我們就一起坐牢。他們要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男同志都承認是共產黨員，女同志隻承認是家屬，因為我們是公開的共產黨機關。問你們黨組織的情況，就說我們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這裡有支部，書記是周恩來。再問還有哪些負責人，就說有董必武、鄧穎超，再要問就說不知道，讓他們問周恩來。我們在牢裡，要堅持不泄露黨的機密，好好保養身體。國民黨也有可能不殺我們，但也要作最壞的准備，要准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塊兒犧牲。要學習先烈，在任何情況下保持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我們現在的工作更困難了，我們當共產黨員就不要怕困難。隻要國民黨還沒有把我們抓起來，就要堅持工作。為了避免和減少犧牲，要疏散一些同志，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這是銘心刻骨的一夜！這是畢生難忘的一夜！我們沉痛地哀悼和深切懷念傷、亡、被俘的七千余戰友。他們中間有來自八省，曾在叢林岩穴中苦斗三年的老游擊戰士，有蘇皖眾多工農，有全國各省救亡學生運動的精英，有優秀的愛國知識分子、專家學者，還有大革命時期鐵軍、“八一”打第一槍的領導者。紅岩還留有葉挺將軍和新四軍一些同志的足跡。而今他們或身陷囹圄，或血染茂林，被俘的遭到慘絕人寰的蹂躪。皖南事變全過程証明了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們對人民是怎樣地仇恨殘忍，是怎樣地陰險詭詐！這怎不令人怒火沖天！我們要將滿腔怒火熔鑄出鋼鐵心志，和他們斗爭到底。我是學生出身的青年，雖然見過大刀水龍，但面臨這樣嚴酷的階級斗爭大世面還是第一次，這真是驚心動魄的階級教育課！
嘉陵江畔小樓上，窄窄樓道裡，聚集著百余共產黨員。南方局的領導同志坐在我們對面，周恩來站在我們中間。我們屏息靜聽他講話，完全明白處境是何等艱險，從心靈深處感到外面夜黑霧重，春寒徹骨。紅岩是被重重包圍的孤島，一旦國共關系破裂，國民黨軍警隨時可能破門而入。我們要准備犧牲，甚至全體犧牲。這悲壯激烈的情景，真仿佛“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但是我們不是悲哀地相互告別，不是為哪個人慷慨赴死，我們是為打退國民黨當局的猖狂進攻而臨戰誓師。不管有多大艱險，我們不放過最后的可能性，一定要打退反共高潮。
這夜使我想起在延安上黨課，教員講四一二政變、馬日事變，蔣介石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網一個。教員反復叮嚀，黨員在生死關頭，必須堅持立場，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再不能回到黨員隊伍中來了。我們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我們明白：今天已不是當年了，我們黨更成熟了，我們有中央的堅強領導，全國有我們的軍隊，有我們的根據地，有國統區的朋友和群眾，有廣大人民環衛著我們，激勵著我們，孤島並不孤。此時此際，我們懂得了、體味到了應該怎樣做個共產黨員！不但先烈的事跡教育著我們，眼前這些領導同志的經歷都是生動的教材。周、葉、董、鄧二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經歷過多少艱難險阻？有多少次出生入死？有多少次與親人生離死別？就說錢瑛同志吧，她為革命不肯生育，丈夫犧牲得早，從此孤身一人，革命工作就是一切。坐牢不屈，黨營救出獄，就又投入危險的地下領導工作，誰能想出那瘦小身軀中藏著何等剛強意志！他們個個是千錘百煉、萬死千傷幸存的黨的精英，他們置生死於度外，我們這些革命隊伍的新兵有何話說？有什麼個人的問題放不下？不可否認，各人都有自己的困難。有的同志兒女幼小，這些天真可愛的孩子也得隨父母坐牢嗎？有的同志的親人遠在前方或延安，暫別會成為永訣嗎？但是，想想黨的危急，比比他們，就輪不上想這些、顧不上管這些了。如果全體犧牲，我們最擔心的是他們，我們隻有學著他們的榜樣干，聽他們的指揮上。周恩來話音剛落，一位同志激動地站起來，懇切請求組織把他留在紅岩，他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他代表了我們絕大多數同志的心願。但是大家明白，有許多緊急重要的事情要處理，時間不允許一一表態，那就把誓言藏在心中，看以后的行動吧。
會后，南方局領導同志有條不紊地緊急部署工作，主要是發動政治反攻。當務之急是對付坐在新華日報館裡的新聞檢查官。同時，要准備辦事處被突然襲擊，要想一切辦法哪怕抵擋幾分鐘，焚毀機密文件。隻要能保住黨的機密，要殺要捕就隨他們了。
在國民黨政府反動命令發布的次日凌晨，在國統區的心臟——重慶，爆炸了第一顆重型炸彈——特殊形式的“炸彈宣言”：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向江南死難烈士致哀”和懷葉挺的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哀婉的詩句表達了嚴正的質問，沉痛的控訴，憤慨的抗議，嚴厲的譴責。這是周恩來針對蔣介石發出的驚雷閃電般的第一個反擊。國民黨當局出乎意外，手忙腳亂地抓報童，沒收報紙，向《新華日報》發出“最后警告”。但是消息已傳遍山城，震撼中外，贏得了廣泛的同情，激起了巨大的義憤。后來毛澤東聽葉劍英匯報這場斗爭時，贊嘆道：“令人神往”。
17日動員會后，葉劍英指導軍事組起草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象》，由周、葉修改審定。這份文件約七千多字，列舉充分事實、文電（包括蔣、顧等的嘉獎），有力地批駁國民黨當局制造的種種莫須有的借口，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他們有計劃、有步驟消滅新四軍的陰謀。文件不能公開發表，就由辦事處工作人員分送各小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這是周恩來題詞見報兩天后給蔣、何等人的又一次猛擊。
國民黨政府軍委會發出反動命令的第三天，1月20日延安上空升起了又一顆導彈似的“炸彈宣言”：我們黨公開申明，堅決反對“皓電”和不承認1月17日的反動命令，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任命了副軍長、政治委員等一批領導要員。軍委發言人發表談話，痛斥親日派破壞抗日，襲擊人民軍隊，發動內戰的滔天罪行，尖銳指出：“這是日寇欲借中國人之手，鎮壓中國的抗日運動，鞏固日本南進的后方，配合希特勒進攻英國的計劃。”號召全國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視事變的發展，准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為了挽救危局，提出解決辦法十二條，包括停止挑舋，取消反動命令，承認錯誤，懲辦禍首等等。國民黨當局把皖南事變說成只是軍紀，中共說，這是關乎政治的大事。他們說只是局部，我們說事涉全局。他們說只是內政，我們說涉及外交。這是中共對國民黨當局最猛烈的政治反攻。
緊接著，美國女記者斯特朗在美國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志發表長文，詳細記述了周恩來1940年12月下旬同她的幾次談話，並鄭重托她發表的一束材料。尤其重要的是后來托可靠朋友妥交給她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正式聲明。同時期斯諾也發表了周恩來給他的材料和他的評論。毫無疑義，這是全面、系統、絕對權威性的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了皖南事變的前因后果、國民黨當局的剿共陰謀、中共的強硬態度和解決問題的切實辦法。國民黨當局打內戰，勢必抗戰熄火，日軍南下，直接威脅到英美的利益。英美政府原指望蔣介石牽制日軍南下才給他貸款和軍火，但蔣介石卻用來消滅抗日力量，為降日肅清道路。這種情況，英美人民怎能不關切？英美政府怎能不考慮呢？
這裡充分顯示出周恩來對皖南事變的預見。他靈活運用日、英美、蔣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沖破蔣介石封鎖下了兩著絕妙好棋。這些外國朋友都為中國人民抗日作出了國際主義的貢獻。
紅岩、曾家岩、虎頭岩（新華日報館所在地）成了政治反攻的基地。有的同志編寫傳單和小冊子。有的同志把中央文件和有關材料翻譯成英文。有的同志打印出來。有的同志四出散發，並且用各種方式郵送、傳遞到外地和國外。統戰工作委員會下屬的黨派組、婦女組、青年組、文化組等都以適當的方式進行活動。外事組的龔澎不管外國記者宿舍門禁多麼森嚴，總有辦法傳遞信息。在中國保衛大同盟工作的德籍友好人士安娜，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將宣傳品送往香港和國外。那時有個嚴格規定，外出必須把去向和返回時間告訴留守同志，如果逾時不歸，以便黨組織好有個尋找的線索。必須保留的機密用蠅頭小楷寫在極薄的紙片上，裝在火柴盒裡，再放幾根火柴，一聽到警鈴，馬上焚毀。曾家岩機關不設警衛人員，晚間干部輪流值班。
南方局領導同志大力開展國際、國內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深入向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各界代表人士等宣傳十二條是挽救時局危機的唯一辦法，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國民黨元老派，美洲、南洋僑領都打電報譴責蔣介石打內戰，敗壞抗戰大業。民主派、愛國將領也深感憂憤。廣大人民反對內戰，各根據地群眾紛紛嚴重抗議，匯成了風起雲涌的抗議怒潮。
周恩來、葉劍英抓緊做蘇、英、美外交官的工作。周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有交往，向他痛陳利害，促卡爾推動英政府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美國總統派特使居裡來華調查。國民黨當局曾企圖阻撓居裡同周恩來見面，未能得逞。周恩來向居裡表明了中共的堅決態度。美國政府根據居裡的報告，明確表態，如果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抗戰熄火，美國將暫時停止援助。依賴外援成性的蔣介石最怕這一手。葉劍英向蘇聯駐華大使通信息，對崔可夫做工作。蘇聯大使向何應欽提出質問，外交部長也拒絕出席中國駐蘇大使的宴會。蔣介石感受到了國際的壓力。
在險惡形勢下，為減少損失，南方局逐步撤退干部。先由各組提出名單，經過領導審查后決定。包括干部、進步朋友和烈士遺孤等，回延安的居多數，也有去李先念處和新四軍江北部隊的。一部分文化、新聞、學術等方面的知名黨員干部和進步朋友就撤退到香港、南洋，轉換陣地作戰，在香港形成據點，寫文章，辦報紙，出書刊，再反射到內地來。去南洋的干部還積極開展華僑工作。有些同志就近在四川轉入地下，以公開職業（如中小學教師等）作掩護，隱蔽起來。
周恩來要求，對每一撤退同志，都要周密考慮怎樣使他走得脫，站得住，能發揮作用。撤退途中的合法証件、交通工具、旅費都要有辦法解決。轉入地下的同志一般暫時與組織割斷聯系，由葉劍英把他們的名單帶回延安，倘若因形勢變化，失掉關系，還可以查証。這對黨員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還提出了“三化”（社會化、職業化、合法化）、“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使中央的隱蔽方針更具體化，使黨員從積極方面領會和貫徹。隱蔽不是蟄伏隱僻處，而是深入群眾，廣交朋友，努力學習，積儲力量。這次艱巨的撤退工作真正做到了對每個同志負責到底，也同進步朋友結成了患難知交。
我們一般干部都是按周恩來1月17日夜講話行事，不知道十天后中央才同意周、董、鄧留渝，干部逐步撤退的意見。中央原來的意見是緊急先撤周、葉、董、鄧等領導干部，留少數人守機關。中央認為：“蔣介石發動的皖南事變及1月17日宣布新四軍叛變的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與全面破裂的開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由合作到破裂的轉折點，1月17日以前爭取蔣介石好轉還有可能性，……1月17日以后這種可能性已經沒有了。1月20日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重建新四軍的命令和談話，用以對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談話，隻有這種尖銳對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確的政策。隻有這種政策才能團結全黨全軍，團結全國人民，才能爭取中間派，才能孤立已經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才能抵抗日寇和親日派的聯合進攻，才能抵抗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步驟，才能經過一個嚴重的斗爭過程之后，克服蔣介石的反動達到爭取新形勢下的好轉（新的時局好轉）的目的。”
由於存在著各種反對內戰的因素，由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還有一個相當的過程，其時間的快慢，由國際國內各種復雜條件來決定。我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開明紳士仍採取聯合為主的政策，對他們的動搖性則實行善意的批評，保持我黨的獨立性。
中央在1月18、20兩日電周恩來：“國民黨已准備破裂，你們在重慶的環境日險，應即離渝返延”。中央決定“將各辦事處逐步撤銷，人員陸續撤回。周、葉、董、鄧及辦事處、報社重要干部於最短期離渝，將非黨干部迅速向南洋國外撤退。資料、文件、密碼、電稿作積極處理，對留在辦事處人員應給以氣節教育，作好最壞准備”。顯然，中央要考慮張學良、葉挺被扣的教訓。
南方局反復研究了撤留問題，仍舊認為時局發展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國共關系完全破裂，全面內戰爆發﹔二是國民黨當局還不敢全面破裂。由於國內外的責難，他們正由進攻開始轉向防御。隻要還有打退他們進攻的任何可能性，就不應丟掉。我們要進行政治大反攻，不可輕易放棄這塊重要陣地。隻要還沒有最后破裂，這裡是同他們交涉的主渠道，也是聯系中間派和廣大群眾的要地。況且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力量尚未撤退、轉移、疏散完畢。再說蔣介石也不會放我們全走，因此，以逐步撤退為好，周、董、鄧留下。最后周恩來堅決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后”。周恩來反復向中央陳述了自己的建議。
中央1月25日仍電示周：“蔣若不接受十二條，你要求回延。”蔣介石發出反動命令一周后，日寇突然在河南大舉進攻。三日后，中央同意葉返延，周、董、鄧留渝及干部逐步撤退的建議，並指出：“但須估計到蔣全部逮捕我們的人，須准備應付全部逮捕”，並“明告張沖，除非取消1月17日命令，沒有談判余地，辦事處人員要打要殺權在他們，我們是每人都准備殺頭的。如他們亦認為兩軍相交，不斬來使，則放我們回延，否則他們自便。在他們沒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軍番號，宣布中共叛變）我們辦事處仍留少數人不走，以待他們的覺悟。”周恩來對此早有思想准備，17日夜講話已庄嚴表態：“如果國民黨把我們都抓起來了，我們就一起坐牢。要犧牲，我們一塊兒犧牲。”27日又代表我們——他自己和全體留渝同志向中央保証：“捕、扣、討、殺，我們都准備著了，毫無畏懼。”讓中央放心。
在中央電報前，他已向張沖明確表示，執行十二條是中共毫不動搖的決心，要捕要殺，我們早准備著了。這就堵塞了他們以周恩來等為人質，要挾中央讓步的任何妄想。
今年在征集周、鄧遺物時，發現皖南事變時鄧穎超曾將母親遺物和周恩來珍愛的紀念品放在小磁匣內寄存好友家，並說倘她不能來取回，就留作紀念吧。他們真是一切都准備著了。想起那難忘之夜，周恩來和我們共勉：“要犧牲，我們一塊兒犧牲。”他臨難無苟免的氣概，和同志共生死的豪情，對我們的理解和信任，深深教育、激勵著我們，使我們懂得了他那“我要堅持到最后”的“最后”是有決心、有信心把反共高潮打退到谷底﹔是對朋友對同志負責到底﹔是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
從1月17日到27日，周恩來始終堅持兩種可能性和兩手准備，毫無動搖猶豫。當時國際國內的一些因素還不確定，尤其是頭兩三天毛澤東估計隻剩一種可能性了。他的堅持不是出於憤激和僥幸，而是科學的分析、切身的體驗，和不怕犧牲的決心。這是何等的預見、信心和勇氣！
這短短十天，是關鍵的十天，對政治大反攻至關重要的十天。在蔣介石1月17日反動命令見報同一天，周恩來就給他迅雷不及掩耳的迎頭一擊，接著又廣泛宣傳中央1月20日電文，做了一系列工作，充分發揮了政治進攻的威力。中央1月20日以后指出“同他（蔣）全面破裂，目前不可能”，“如蔣准備全面破裂，我們便以破裂對付破裂，如蔣未准備全面破裂，我們便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
這十天堅持做爭取中間派的工作，起了大作用。廣大群眾和進步朋友得到鼓勵。他們說紅岩像屹立在國統區的燈塔，隻要燈光不熄滅，任憑雨暴風狂，驚濤駭浪，他們就不迷失方向，就有信心和勇氣。
有序地撤退黨的干部和進步朋友，保存了一部分國家精英，使人人得所，發揮作用。留下的同志革命意志經過一次淬火，也進一步學習到應變的經驗。
如果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全先撤了（國民黨當局也不會全放。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以周、董、鄧留下換取了葉劍英和一大批干部的撤退），隻留少數中層或一般干部，那是撐持不了那樣險惡局面的。歷史可能要經歷更多曲折，黨和人民將付出更大代價。周恩來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打退反共高潮的決勝一仗
蔣介石沒料到中共敢於強硬對抗，沒料到國內外強烈反對，沒料到日本在河南大舉進攻。蔣介石由勝利沖昏頭腦跌入進退維谷。毛澤東、周恩來一致估計，蔣介石非找個妥協辦法不可了，是他讓步的時候了。
第二屆參政會即將開幕。蔣介石企圖利用這次會，裝扮成全國團結一致，掩蓋他剿共造成的裂痕。因此，他迫切需要中共參政員出席，為他捧場。
中共決定堅決抵制這次參政會，以揭破蔣的騙局。在開會前半個月周恩來就向小黨派說明：蔣介石1月取消新四軍的談話，是表示破裂的開始，我黨提出十二條是企圖挽救的行動，以期恢復團結抗戰，但蔣對此置之不理，因此，中共參政員不能出席這次會。沈鈞儒建議中共可把實行十二條作為中共參政員出席的條件。這一著很高明，中央採納了。2月15日周恩來將七參政員致參政會的公函送給王世杰，聲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條（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奪以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同時將此公函抄送各小黨派及有正義感的參政員二十余人。國民黨當局嚴禁發表的十二條，從此在參政會部分人員中公開發表了。公函送到參政會，被退回，周叫再送去。
國民黨當局見了公函，像著了火一樣，立即派張沖來找周恩來，要求將公函收回，緩兩天容他從中奔走。周嚴詞批駁1月17日的命令，指出這是國民黨表示破裂的開始，中共提十二條是企圖挽救的行動，但送蔣后一直不置理，除請參政會實行十二條外，無其他辦法，不得不函達參政會要求解決。如國民黨願與中共談十二條，參政會可緩談，但沒有滿意結果前，中共參政員不能出席。
張沖苦苦哀求周收回公函，以便蔣能見周。周回答此時見蔣沒意義，也不會有結果。張說十二條有兩點當局決不能接受，一是取消1月17日命令，一是取消一黨專政，堅持這兩點，必致蔣翻臉。周說蔣已經半翻臉，捕、殺、討、扣，我們都准備著了。周恩來說，自葉劍英2月2日回延安十多天內，軍事進攻和政治壓迫事件接連不斷，無理已極，實屬忍無可忍，如國民黨沒破裂決心，應迅速制止這些嚴重事件，否則一切都是欺騙之詞，我們不能置信。
蔣嚇、誘不成，又施一計，由張沖提出三點辦法：一、軍事上十八集團軍開黃河以北，游擊隊可留華中，還中共一軍，補新四軍缺﹔二、董必武、鄧穎超出席參政會﹔三、關於制止軍事進攻、政治壓迫以后總解決。顯然這是維護“皓電”和1月17日命令不變，隻以緩期調動和補一軍編在十八集團軍內來誘騙，對進攻、壓迫不加制止，推到以后再說，交換條件是中共參政員出席，隻要混過這一關，他的這些許諾不見明文，毫無保証，只是一句空話，隨時可以不認賬。這本是他的慣伎。
周恩來分析，蔣的“目的在找我們捧場，居裡在此（重慶）未走，我早面告居裡，我們決不出席。英美派很著急，親日派仍在壓，我以為隻有決不撤回公函，堅決拒絕出席，才可揭破流氓騙局（騙內騙外）。”
中央堅持非十二條有滿意解決辦法並辦理完畢，確有保証之后，堅決不出席。
各小黨派得知除非國民黨當局實行十二條，中共參政員決不出席，也提出兩點建議：一、中共參政員出席必不可少﹔二、成立黨派委員會，討論黨派關系問題。這既配合了中共的斗爭，同時也有利於爭取自己參政的機會和提高政治地位。
蔣介石為孤立中共、拉攏小黨派，假意允許成立黨派委員會，以各小黨派勸中共出席參政會為交換條件。中間人士有的對蔣的許諾存疑﹔有的期望用勸中共參政員出席換取成立黨派委員會﹔有的指望能選入參政會主席團。一時說客聯袂造訪曾家岩。他們不同程度地表示，隻要中共出席參政會，蔣介石若再失信哄騙，大家願與中共共進退。有人擔憂中共若不出席，黨派會開不成，分裂必至。周恩來提醒他們，“不要上當，莫被各個擊破”。
參政會的文章做絕了。但為了打破僵局，進一步揭破蔣的騙局，爭取中間人士，關鍵時刻中央同意以周恩來或董必武名義向張沖口頭表示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仍保持原來的十二條。新十二條只是臨時變通辦法，先解決一部分問題。新十二條保留原十二條的基本內容，只是對蔣介石最忌諱的兩點（收回成命和取消一黨專政）改變個提法。一、不直接提重建新四軍而寫成“新集團軍”。八路軍轄四個軍，新集團軍轄兩個軍，共六個軍。二、防地不變，維持現狀（針對“皓電”）。三、承認陝甘寧邊區、各根據地合法，停止軍事進攻，政治壓迫。四、黨派委員會應明確是獨立組織，不屬於政府或參政會，任務是討論黨派之間的問題，當然應包含當前的緊張關系。人數要擴大，由各黨派自行選定。委員會以國民黨為正，共產黨為副。對這十二條確有結果和保証，中共就可出席會議。
新十二條向小黨派表明，中共對國民黨當局已仁至義盡，提出要明確黨派委員會性質任務，逼國民黨講出黨派委員會是參政會下屬的一個組織，蔣的意見不能改變。小黨派的幻想破滅了。
新十二條送出后，中央書記處反復考慮，認為蔣介石正發動一切力量，逼我屈服，斗爭空前尖銳，毛澤東接二連三電周恩來：“請作准備”，堅決頂住，決不能出席。“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蔣）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但明令保証的條件蔣決不會答應的，因此須決心不出席。”“隻要熬過這一關，就有好轉可能。”
“我（黨）不出席，他也無可奈何。（1）皖南事變他錯了，我以不出席示抗議，並未錯﹔（2）我已提出讓步條件，他不答應，其曲在彼﹔（3）如他因此發動更大破裂行動，其曲更在彼，更於彼不利﹔（4）國際形勢已到於彼不利之時（英德大戰與英日沖突）﹔（5）國內形勢彼方對我絕無辦法，我毫無所懼。”
由於蔣欺騙拉攏小黨派，一些人已轉到蔣方面，他們的話不可聽信。在參政會內可能造成不利於我的空氣。但這是一時的，過一時就會起變化。
參政會通過擁蔣反共提案后，毛澤東指出這是對我抵制參政會的報復，“我如出席亦會通過此案，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當，故不出席是千對萬對的。”
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發表反共演說，但又說決無再剿共。周恩來判斷是防御性的，剿共事也不至發展。實為退兵一戰。參政會閉幕，《新華日報》對反共提案和蔣演說一字未登，次日報紙副刊登載中共七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文獻七種，不送檢查，准備他來停刊。前后兩個十二條和皖南事變國民黨軍事進攻、政治壓迫事實幾十條都公之於眾了，真相大白，人心向我。
14日蔣介石約周恩來談半小時，目的是和緩對立空氣，粉飾表面。我們顧全大局暫時休戰。
小黨派一無所獲，他們開始認識到中共是正確的，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下，不斗爭就不能生存、發展。他們醞釀組織起來，成立民主政團同盟，與中共加強聯系。
參政會打退反共高潮決勝這一仗，斗爭空前激烈，復雜多變。焦點是蔣要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為他捧場，中共拒絕出席。實質是堅持1月17日反動命令與取消反動命令的尖銳對立。從2月15日中共以毛澤東等七參政員名義致函參政會抄錄“十二條”，要求參政會討論，到3月8日毛澤東等七參政員復電參政會，辯明政府對中共幾視同仇敵，中共於情、於理、於勢都不能出席，二十來天往返公函多達七件，退回再送，說客盈門，應接不暇，駁謬論，揭騙局，舌戰筆戰，十分緊張。這場嚴重的政治大較量好似拔河，一端是國民黨當局盡所能發動的各方面力量，包括一些受騙上當的中間人士，另一端最前面是周、董、鄧，他們像希臘神話裡的安泰，把腳牢牢抵在大地上。大地母親——中央和人民給予了無窮力量，使我們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贏得了勝利。
第二次反共高潮由醞釀到開端（皓電，齊電），發展到頂峰（1月17日反動命令）到參政會收兵，歷時將近半年。我們以“佳電”對“皓電”，以十二條對1月17日反動命令，以新十二條打退他的進攻，挽救了不絕如縷的團結抗戰局面。這是抗日戰爭時期最大最久的一次反共高潮。中共英勇地、勝利地打退這次反共高潮，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這次勝利，改變了頑固派與我黨的政治關系和地位，由上下關系變成了黨派平等關系﹔改變了國際對中共的看法，推動他們進一步提高認識並組織起來﹔教育了國統區的廣大群眾，使他們更好地靠攏和團結在黨的周圍，對1944年以后民主運動來潮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二戰場都有影響。經過這次斗爭，我們黨內更加團結，中央的威望也更加提高。這確是一段難得的精彩的歷史經驗。
對周恩來領導思想和藝術的點滴體會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由於黨中央領導正確，其中包括周恩來作出的重要而獨特的貢獻。他及時向中央提供了准確的情報，提出了正確的時局分析和對策﹔他將國統區黨組織轉入地下，組織了干部和進步朋友的有序撤退﹔他在重慶指揮了政治大反攻﹔他爭取中間、團結群眾，形成國統區反內戰的巨大力量。他在毛澤東策略思想發展中作出了貢獻。
回顧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這段難得的歷史，對周恩來的領導思想、領導藝術，有幾點粗淺體會。
一、周恩來靈活運用和發展了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原則
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二次高潮在醞釀中，黨內對時局有種種不正確估計，一是認為四一二事變到了，國共已經完全破裂，或者很快就要破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要改變了﹔二是對國民黨當局的嚴重投降傾向和挑起內戰的危險缺乏警惕，不懂得斗爭的重要性。對這些錯誤意見如不加以說明和克服，是非常危險的。為此，毛澤東從1940年春至1941年春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論政策》等，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總結了中共三個革命時期、兩次統一戰線的經驗教訓，透徹、鮮明地闡發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原則，既批評了“左”的，也批評了右的錯誤觀點。
周恩來1939年、1940年曾兩次向中央系統匯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情況和主要論點。他對毛澤東的科學概括是完全同意的，理解是深透的。周恩來以他豐富的實踐經驗，善於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靈活運用，加以發展。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點，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爭取同盟軍，是中共堅持獨立自主，力爭領導權。
（一）“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於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因此，我們要集中對付日本侵略者，區別對待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當時便是把日本及其同盟國家德、意，同英、美區別對待。英美要中國牽制日本南下，因此助蔣抗日。周恩來巧妙利用英美同日的矛盾，遏制蔣介石內戰降日。他廣泛開展包括官方和民間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托左派朋友為中共堅持抗日造輿論，影響和推動英美政府和人民。他自己成功地做英大使和美總統特使的工作，使他們推動政府對蔣介石施壓。這是有效的一著。
（二）最大限度地爭取抗日同盟軍，不放過一個可能爭取的對象，發展進步勢力，這是統一戰線的基本力量﹔爭取中間勢力，這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尤其有重要意義﹔孤立反共頑固派，以斗爭求團結，爭取他們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時間越長越好，以免我們兩面作戰。這三者都是相互聯系的，關鍵是黨的獨立自主，力爭領導權。這是決定抗戰成敗的。周恩來在皖南事變前后，是怎樣靈活運用這些策略原則的呢？
首先，對反共頑固派的革命兩面政策。
周恩來有兩次統一戰線的經驗，熟知反共頑固派蔣介石的抗日反共兩重性，又打又拉兩面政策，壓、嚇、哄三種伎倆。蔣在抗戰前是對共進剿，對日退讓的，后來由於國內國外大勢所迫才聯共抗日，但他滅共之心不死，有機會就要盡可能敲掉中共軍力，華北受挫，又搞華中。周恩來為抗日大局，力爭推遲國共破裂時間，越晚越好。同時，對蔣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壓，不上當。反共高潮開始時，他就估計到蔣進攻計劃不會改變，在實力懸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爭取廣大中間勢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動，周恩來對蔣的緩撤手令、顧祝同設定的北撤路線、蔣決不留難的許諾，一概不信。當12月據確息“日蔣決裂，日汪拉攏”時局似有轉機時，周恩來卻看到局部討伐的戰機，立即為下一步反擊作准備。他12月下旬三次向中央報警。當蔣介石異乎尋常地“灌米湯”，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詐，立即向中央報警。斗爭要知己知彼，周恩來可說是把蔣介石吃透了。
1月17日反動命令下達時，國共關系真是到了破裂邊緣。國內國外將如何反應，尚難預料，周卻毅然決然留下來，冒全體犧牲的危險，去爭取好轉的最后可能。終於在各方配合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打退蔣的進攻，使其被迫處於防御地位。在革命兩面政策中又添了兩手准備（在作最壞准備時，不放棄爭取好的可能）這樣一條經驗，這應說是周恩來大勇大智的結晶。毛澤東把這條寫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中。在參政會的斗爭中，中共同頑固派爭奪小黨派。開始小黨派同情中共，后來被蔣拉過去，參政會已經開幕，似乎無可挽回了，但周還是再拉一把，終於使小黨派明白過來，參政會后又轉向我們。在反復爭奪領導權中，周顯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韌性。
參政會通過了反共決議，蔣介石發表了反共演說，但他還是說了以后決無軍事剿共。周恩來判斷蔣是防御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暫時休戰。后來蔣介石找周談話，形勢就緩和下來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以佳電對皓電，接著以十二條對1月17日的反動命令，最后打出暫行辦法十二條，抵制參政會。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取得了斗爭勝利。
其次，爭取中間勢力。
在兩頭小中間大的中國社會裡進行革命斗爭，爭取中間勢力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以抗日不抗日為准，對各階級、階層區別對待，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把完全降日的親日派（叛國的和潛伏在抗日陣營中的）和尚能抗日的親英美派加以區別﹔把其中中央當權的與地方實力派加以區別﹔把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把中小地主、開明士紳和投日的大地主加以區別，通過如此具體精密的區分和積極細致的工作，爭取中間勢力（毛澤東指明共七種），程度不同地利用這些勢力和發揮它們的作用，就能為進步勢力的活動和壯大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匯成浩浩蕩蕩的抗日隊伍。
周恩來對爭取中間勢力認識較早。抗戰初武漢時期著重做國民黨工作，遷到重慶就加強中間勢力的統戰工作，不但包括毛澤東文章中指出的七種人，而且積極開展海外華僑統戰工作和國際反法西斯的統戰工作。毛澤東指出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可忽視，南方局是非常重視的，在新聞、教育、出版、科技、文學、美術、音樂、戲劇各界，從知識青年到文化界名流，廣泛開展統戰工作。他們通過社會關系開展上層統戰工作，下鄉做農民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爭取中間派必須尊重他們的利益。在根據地，政權實行三三制，各項政策兼顧各方（勞資、地主、農民等）利益。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共和中間派都處於無權地位。因此，周恩來除了宣傳根據地政策外，還要宣傳和帶領他們去向國民黨要民主，爭政治地位﹔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壟斷，爭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新聞、出版等檢查，爭取言論、出版、演劇等自由，使知識分子靠攏我們。
周恩來在非黨朋友交往中，十分注意態度謙誠，並且把它寫入統戰工作手冊第二條。統戰是我黨真實的階級政策，在抗日大目標下，聯合各階級、階層，使各得其所，不是為一黨私利拉攏利用別人。周恩來說，做非黨人士工作，隻能以理服人，“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
中間派不經過多次反復的經驗，不能認識對國民黨斗爭的必要。“皓電”時，他們勸我們退讓。“佳電”后，同情中央。1月17日反動命令后，他們認識了所謂統一軍令，實際是消滅異己，必然導致抗戰熄火。但參政會時，他們受拉攏欺騙，又來勸我們出席。中間派特點就是不同程度的動搖性、妥協性。周恩來深知這點，總是以極大耐心和韌性反復爭取，不斷爭取。
最重要的是發展進步力量。
毛澤東指出，“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取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隻有一步一步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
在國統區，國民黨一黨專政，怎能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呢？
周恩來總結過去地下黨和抗戰初期半公開黨的經驗教訓時，提出了建設堅強、戰斗、真正徹底的地下黨、群眾的黨的七個條件。他指出：
——這是真正徹底的地下黨。地區劃小（一省分幾特委），機關縮小，上下級聯系減少，平行支部不打通，黨員單線聯系或一段時間切斷聯系。敵人難找到我黨，找到也絕少牽連。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
——這是群眾的黨。群眾聚集的單位或機關都有組織或個人聯系。
——這是堅強的黨。經過審查，留在組織的黨員忠誠精干，通過不斷對他們進行黨性教育，實行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溶於群眾而不暴露，又保持先進，能影響和推動群眾。
——這是戰斗的黨。能打入當權的要害部門及合法組織，用“社會的方式進行活動（職業化、公開化、社會化）”。
——黨的領導機關有獨立領導的能力和信心，不怕犯錯誤，知錯能改。要善於估計情況，運用策略，創造各種各樣的工作方法，善於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黨內工作和黨外工作配合而不暴露。
周恩來還利用《新華日報》的副刊《團結》、《青年生活》等指導地下黨工作，干部能意會又不泄密。
這些使黨的精干隱蔽的方針更具體、更豐富。南方局可以說是貫徹“七條”的典范，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過程中，始終正確估計形勢、運用策略，創造出種種能體現方針的方法，表現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打開新局面的很強的獨立工作能力和自信心。如雲南省工委認真貫徹這些原則，在險惡環境下，黨的建設取得很大成績，后來推動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一學生運動，再次說明它是必要的、正確的。
黨的獨立自主即組織上、政策上、思想上獨立自主，力爭抗日的領導權，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投降、分裂、倒退，這是抗戰勝敗、國家興衰的關鍵。
貫穿周恩來實踐的是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唯物辯証的思維方法。他1939年提出統一戰線的守則，頭一條便是堅定的立場，第六條是高度警惕性。他說：“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團結是在獨立自主的條件下同人家講團結，而不是受其他階級的影響。毛澤東同志常說，我們在統一戰線中最容易受別的階級的影響。”他經常教育我們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的辦法切實可行，又有遠見卓識，不是短視的實用主義者。他對辯証法運用自如，精密分析各種矛盾，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兩類矛盾，蔣介石抗日反共的兩重性，革命的兩面政策和反革命的兩面政策，時局好轉、壞轉的兩種可能，應付好轉、壞轉的兩手准備，貫徹隱蔽方針的消極、積極做法，進攻與撤退、公開與秘密，堅持原則與不失原則的妥協的轉變，在處理這些關系時，主次分明，避免片面性、簡單化，也不調和折衷。他純熟地掌握了辯証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聯系實際，正是周恩來膽略智慧的源泉。
把周恩來有關統一戰線的言論、實踐和毛澤東有關文獻對照研究，顯然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其策略思想中包含了周恩來的重大貢獻，毛澤東的科學概括則使策略理論更系統、全面、正確，代表了黨的領導水平。
二、周恩來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皖南事變前后，時局極其嚴峻，黨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相距遙遠，但文電往返頻繁，多的時候達到一日數電，就像對坐在延安窯洞裡討論、交換情報信息，分析時局，比較各種對策方案的得失利弊，反復磋商、推敲，慎重決策，充分發揮了集體領導的作用。周恩來作為黨中央領導成員之一，分管國統區工作，一向以大局為重，極端負責。他以高超的情報工作，和通過統戰朋友以及黨組織特別是他自己調查研究，及時向中央提供大量重要准確的情報，使中央能准確及時掌握國民黨軍向我進攻的動態，起了頑固派心臟裡偵察兵的作用。周恩來向中央提供了很多切合實際的建議，堅決地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交付的各項任務，坐鎮最前沿指揮政治大反攻，及時有效地彌補了對時局估計的某些難以避免的偏差。他的貢獻可以說是大的，他的作用是很難有人能夠替代的。
周恩來是尊重集體領導、嚴守組織紀律的楷模。凡中央的指示，困難再大，他也要創造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執行，而且結合實際，更具體更完善。但又不是機械執行，如1月17日蔣亂命后撤退全部主要領導干部，事關重大，周按組織原則反復陳述自己意見，事后証明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周恩來十分尊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從中共黨史看，中央領導犯“左”或右的大錯誤，黨的損失是慘痛的。周恩來親自經歷了陳獨秀、向忠發、王明等錯誤領導，對領袖的重要是深有體會的。他較早地在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到陝北以后，全黨認識並擁戴毛澤東為黨中央的領袖，周恩來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他事事從黨的事業的大局考慮，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熱忱宣傳毛澤東思想。他自覺地把自己放在助手的地位，不允許宣傳自己，一生謙虛謹慎，毫無私心，努力促進中央核心的團結。這對於全黨的團結是至關重要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毛澤東策略思想指導下取得勝利的。毛澤東集思廣益，慎重決策。如他對“皓電”對策就聽取了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的意見，原來想發“炸彈宣言”，行“兵諫出師”，后改為兩個比較方案，原方案外加上政治進攻、軍事抵抗，后來採取周的建議，江南退一步，爭取中間同情，最后毛再概括成緩和以爭取同情，抵抗以保存自己，軟給蔣以面子，硬給他以畏懼，針鋒相對，雙管齊下，才能破蔣之詭計，制何之投降，爭取中間之向我。單一個軟、單一個硬都不行，通過在反復實踐中吸收各種意見，就更全面、更正確了。尤其是毛澤東草擬的佳電，完滿地、精彩地體現了這個方針，那種高水平、大手筆，是別人難以企及的。毛澤東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在關鍵時刻十分堅決果斷，如提出十二條辦法，要蔣收回成命，承認錯誤，取消一黨專政，表示我們不怕破裂，有信心收拾局面。明知蔣決不會接受，但唯有這樣做才能使蔣由沖昏頭腦到考慮中共的決心和力量。明知蔣尚未投降，卻強調他內戰是為了投降，事實上內戰必導致抗戰熄火。我們隻有抓住民族矛盾，才能發動全國人民反對內戰，打破蔣把消滅新四軍說成是什麼統一軍令、局部、內政、隻涉及國共兩黨問題的欺人之談。在參政會斗爭最激烈時，小黨派轉向，毛澤東再三強調要頂住，堅決不出席，否則立場盡失，前功盡棄，這是絕對必要的。
毛澤東也有過對時局估計的偏差，但能接受同志們意見，較快糾正。領袖也不可能千慮而無一失，重要的是民主集中制要健全，領導班子真正做到集體領導，彼此尊重，長短互補，一切按組織原則辦，這是團結斗爭的組織保証。反之，民主集中制削弱或遭到破壞，黨和人民就會受損失。民主集中制太重要了。
三、周恩來奇才睿智的基礎是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在復雜尖銳斗爭中，在生死關頭，最能顯示出一個人的思想、品格和才智。周恩來在皖南事變前后的表現使我想起他對雷鋒的題詞：“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這不是一般題詞，是經過調查，反復思考，針對向雷鋒學什麼而發出的。題詞高度評價和概括了雷鋒精神。細細體會，這也正是周恩來精神，白求恩精神，一切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這種精神的根基就是徹底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即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共產主義者總是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達到公而忘私的境界，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堅毅勇敢，達到奮不顧身的程度。這種精神不是天生的，是言行一致、學到老、改造到老，不斷用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結果，是在群眾中、實踐中逐步鍛煉出來的。現在人們贊美周恩來的人格魅力。說到底，這是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精神的魅力。
高山安可仰，學習周恩來，要達到他的高度、純度確實難。各人的天賦、才能、際遇、貢獻也不可能相同。但無論雷鋒、白求恩、周恩來都有一點相通，那便是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有了這一條，便可以成為大有益於人民的人。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認真刻苦地學，學一點便會有一點收獲。周恩來號召我們向雷鋒學習的，不正是我們應當向周恩來學習的嗎？
（文中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