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遵義會議

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后，紅軍有很大的發展。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次戰役以后，五月來了一個猛烈的“擴紅”運動，紅軍增加了四、五萬人。把部隊整編了一下，將老部隊改編成大師，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師團。敵人失敗后，也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知道這樣“長驅直進，分進合擊”還是奈何我們不得。所以敵人改變戰略，訓練部隊，加強偵察活動，訓練登峰隊，搞了一些山地作戰的東西，成立了廬山軍官訓練團，總的戰略叫做“堡壘政策”。第五次總“圍剿”，包括政治“圍剿”、經濟“圍剿”、心理“圍剿”、文化“圍剿”。不但這樣對付我們，而且還這樣對付他自己區域裡反對他的人。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開始前，我們還有一些行動：一方面在北線繼續堅持斗爭﹔另方面又組織了東方軍，打了連城附近十九路軍的老虎師長區壽年這個師，接著打洋口、延平，一直打到福建水口附近，威逼福州。那時十九路軍感到威脅很大，於是陳銘樞就寫信給蔡廷鍇說：與紅軍作戰，若戰而勝，犧牲必大﹔若戰而不勝更不堪設想。因此他主張與我停戰，聯合我們反蔣，和我們講條件。以后就搞什麼生產人民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這時候北線敵主力蔣介石的部隊正向蘇區邊境集結，待機進攻，於是三軍團就從福建撤回來了。五軍團去接應，開到順昌后也撤回來了。這樣的有利條件我們沒有利用。

第五次反“圍剿”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從洵口一戰到團村，這是第一段。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我們由福建轉回來，在洵口打了一個遭遇戰，把敵人第六師十八旅消滅了，黎川敵三十六師增援以后，沒有打出什麼名堂。本來這一仗打勝了，照老規矩就應該把部隊集結在附近，看敵人下一步怎麼辦，我們再行動。因為我們是採取內線作戰的辦法，集中兵力打它一路，各個殲敵。但是沒有那樣辦，而是想要把黎川搞過來，到白區去打硝石，想借此叫敵人撤出黎川。這時敵人戰法就變了，打到一個地方就到處筑工事。十三師到資溪橋襲擊了一下，敵人根本不理。總想到外線去求戰，求戰不得還要回來。這就是毛主席說的：開腳一步就走錯了。后來敵人從黎川向前推進，本來那時敵人並不是“堡壘主義，向前推進”，因為黎川到團村還有四十裡路遠，他們是要“逐段躍進”的。這一仗本來很好打，但是沒有打好。因為隻有三軍團的四師、五師，五軍團的十三師以及九軍團的第三師和第三十四師，共五個師，兵力不足。劉伯承同志曾與李德兩個人爭論，劉建議一軍團是否可東調，但是話未說完，李德就大發脾氣。很明顯，當時東邊是三軍團的四師和五師擔任突擊，十三師除一部分參加突擊外，主力擔任掩護，西邊隻有第三師擔任突擊，力量不雄厚。結果東面雖把敵人突垮了，西邊卻突擊不上去。敵人在山上，我們就去攻山，戰術上也有缺點，蝟集一處，隊伍未展開，敵人一摔手榴彈，我們傷亡很大，最后隻好撤退。這一仗不但沒有打好，而且還犧牲了四師師長張錫龍、三師師長吳高群。如果當時東西兩面一、三軍團集中，組成兩個有力的拳頭，東西夾擊，就可以把敵人進攻的一部約三個多師消滅。以后敵人又進攻德勝關，因我軍的英勇作戰，終於把敵人阻止住了。

第二階段，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蔣介石非常恐慌，在北線加緊構筑碉堡，令其主力向閩北前進。先向福建進軍，把蘇區的北邊暫時守起來。其主力沿光澤、邵武、順昌前進，每師距離四十裡。這是我們殲敵的好機會。可是我們沒有出擊，這是很失策的。這時教條主義者有些歪道理，他們說什麼：福建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危險……。我們在山上望了兩個月，蔣（光鼐）、蔡（廷鍇）和我們聯絡，我們也不幫他們的忙，以后他們那裡就發生了問題，十九路軍沒有幾個月就完全垮了。

所以，這一點在政治上是很大的錯誤，就是軍事上也很不應該。就是不幫助十九路軍，能把蔣介石的主力打垮也好。結果蹲在那裡，非常機械，非常被動。本來十九路軍和我們講聯合，我們日用百貨、鹽巴也還不困難，還有一點辦法。十九路軍一垮，蔣鼎文就到福建當總司令，我們就四面被圍了，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完全是機會主義，完全不懂得辯証法的關系。

自五次戰役開始到福建事變這一階段，不但沒有搞出什麼名堂，反而將主力分散使用，兩個拳頭打人，甚至往堡壘地域裡鑽。福建事變發生時，把一軍團拉到神崗、黨口去進攻堡壘地域，最后敵人形成四面圍攻，又把一軍團拉到福建，打了一個溫坊戰斗，聊以解嘲自慰。一個月就行了二十八天的軍，真是勞累已極，使主力疲於奔命。

第三階段，就是廣昌戰役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就是拼命主義，是拼命主義的典型例子。因為蘇區北線的敵人是以佔領廣昌來號召其他地區的敵人向我們實行總的進攻，因此教條主義者也就以廣昌作為蘇區的大門來拼命，提出“御敵於國門之外”。當敵人戰略上的合圍形成以后，就開始向廣昌進攻，而這些外行的軍事家——教條主義者，也就在這個地方搞拼命主義，以主力對主力。敵人有十一個師，由羅卓英指揮，正面十華裡，沿著旴江兩岸的丘陵地帶構筑碉堡，步步向前推進。我們則集中一、三、五、九軍團的九個師，預先也在這一帶地區筑了很多碉堡，以堡壘對堡壘，准備拼命決戰。敵人在狹小的正面上以重兵搞我們，我們則對敵實行短促突擊。敵人在旴江左岸前進，碰到我們短促突擊時，馬上停止，以一個縱隊在原地作工事，另兩個縱隊則沿河上已架之橋梁，轉移到右岸前進﹔等到在右岸又遇我短促突擊時，又轉到左岸前進。如此反復輾轉前進。所以劉伯承同志給它起了一個名字，不叫打仗，叫做“滾仗”。這樣由甘竹到廣昌四十華裡，整整“滾”了十八天，敵人有時每天前進四華裡，我們沒有搞到什麼東西。那時李德、博古都來了，批評這個，批評那個，指手劃腳，搞了十八天，最后還是把廣昌失掉了。

這就是說，這些教條主義者們認為：你們說我不行，我就是要搞一下給你們看看。九個師對敵人十一個師，敵人有高武器——飛機和遠武器——炮兵，我們這樣的同敵人拼命，敵人是最歡迎的。結果我們隻有撤退，最后還是失掉了蘇區的大門——廣昌。

第四階段，就是廣昌戰役之后的分兵把口和高度的陣地抗擊戰。自廣昌撤退后就是分兵把口，一路是三軍團第六師和紅十二一師抗擊周（渾元）縱隊，守老營盤、高興圩之線﹔一路是八軍團，抗擊薛（岳）縱隊，守古龍崗﹔一路是五軍團，抗擊霍守義部，守頭陂以南地區﹔還有一路是三軍團，守廣昌通驛前大道，抗擊湯恩伯、樊崧甫兩縱隊。而一軍團則轉移到東線（福建）去了。分兵把口，也是陣地戰的最高峰，其中以高虎腦、萬年亭戰斗為代表。廣昌戰役后，敵人深入了蘇區腹地，就一步一步推進，開始用飛機轟炸，以后打炮，以后是機關槍掩護步兵沖鋒，完全是正規的一套。我們也是做工事、筑碉堡、安鹿寨、埋地雷，再就是等敵人進到近距離時以手榴彈、步槍、機關槍一齊開火，以及用小部隊從翼側突擊。敵人欺侮我們沒有重兵器，就是遠距離沖鋒時，也採用營方隊的密集隊形﹔而我們的手榴彈，各種槍炮隻能在一定的距離上開火，這就完仝要靠干部戰士的英勇善戰。敵人的湯縱隊在高虎腦一仗傷亡四千多，我們自己也損失不小，班以上的老戰士也剩不多了。第五次反“圍剿”，我軍連續作戰一年之久，就是在陣地上過日子，在房子裡睡覺的時間很少，毫無休整。連以下的干部差不多三個月要全部換一次，以后完全靠干部打，補充上來的新兵連訓練都來不及。所以，雖然對敵人有很大的殺傷，但我軍自己的元氣也受到相當損傷。第五次反“圍剿”的戰法在戰略上說是很盲目的，而又毫無自信地自欺欺人地要與敵人拼消耗，想從此來轉變敵我形勢。正如毛主席說：“這是叫花子和龍王比寶”。我們那幾個制造槍彈的簡陋工廠，哪裡能抵得上敵人的漢陽兵工廠、金陵兵工廠呢？何況敵人還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幫助。

高虎腦、萬年亭戰斗之后，退到了驛前。三軍團四、五師加上五軍團三十四師，在一起作戰。過去敵人總是先來飛機，以后打炮，搞七、八個鐘頭后，步兵才正式攻擊。在驛前作戰，我們自己就上了敵人的當。我們三個師，右邊是四師，中間五師，左邊三十四師，都是以一個團佔領陣地，兩個團在后面。我們的陣地構筑得很好，一道、二道、三道，也算是一個防御地帶，有的工事做得很不錯，文化學習、休息、隱蔽、進出道路等都有，還有隱蔽的火力點。那時候就是鼻子對鼻子，敵人和我們的距離很近，而且工事以外還有偵察部隊，所以我們經常和他們打交道，我們的人抓他們的人，他們的人也抓我們的人。敵人的炮兵陣地隻離我們有千把米，完全暴露，每天進行試射，我們對之毫無辦法，但我們堅守，敵人也沒有辦法。結果敵人改變了高虎腦、萬年亭的打法。清晨，飛機先從廣昌起飛，飛機一響，就是信號，炮兵就打。炮兵一打，於上半夜就運動到我們的鹿寨前面的部隊，在飛機和炮兵的掩護下，立即投入沖鋒。這樣一來，我們的短促突擊根本就用不上，部隊還沒出得去，就被敵人火力封鎖住了﹔第二梯隊還沒有上來，陣地就被敵人突破了。敵人突破哪個地方，就佔領哪裡，構筑碉堡進行鞏固，口子不大，叫做鑽隙進攻。這時我們第一線被突破了，第二線來不及組織防御，接著第二線也被突破了，第三線也跟著被突破了，這一天敵人就前進了十幾裡。這樣一來，我們左右兩翼的部隊就都向左右轉成了側面陣地，敵人又以另一支部隊向我側面進攻，我們就無法堅持了。驛前戰斗証明：我們沒有總的預備隊是很大的缺點，在敵人突破后就沒法應付，結果一下子把三道陣地都丟失了。總之，這種辦法都是消極的、呆板的，違背了正確的戰略方針，結果不論部隊怎樣英勇，終於失敗。

第五階段就是西線掩護戰。驛前戰斗失利后，就變成了西線掩護戰。因為北線、東線都被敵人突破了，當時更威脅我們的就是西線。西線就是興國，那時隻有陳毅司令帶著地方部隊和第六師阻止著周渾元縱隊，力量比較單薄。驛前戰斗后，五軍團十三師就到西線增援第六師。以后一軍團在高興圩想以第二師實行夜間突擊，沒有成功，就調走了，隻剩下五軍團在那裡與敵人對峙。敵人每打一個地方，就在前面做工事，后面修馬路，就象前面一個烏龜殼、后面一條尾巴似的。我們在這裡和敵人共對峙了幾個月。以后，就退到興國以南，准備長征。本來在西線掩護戰時，就應提出准備長征，但那時沒有搞，仍只是提出擊破敵人等老一套的辦法。

總而言之，第五次反“圍剿”，一直打到底也沒有痛痛快快打好一仗，所以很失策，完全處於被動。教條主義者的理論就是：“由戰斗的勝利開展戰役的勝利，由戰役的勝利開展戰略的勝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們說：主要是搞好戰略指導，在正確的戰略指導下，以一定的戰役戰斗的勝利來完成戰略上的任務。即使某一個戰役打不好，也無關大局。但是教條主義者根本是外行，根本不是真正的軍事家，最多是懂些班排長的戰術技術動作。李德這個人狂妄自大到什麼程度？他在瑞金和林老等中央同志講班進攻，講短促突擊，他就是搞圖上作業比較熟悉，其實完全是外行、空洞的家伙。

所以，第五次反“圍剿”不管在哪裡，原來都是可以粉碎敵人的進攻的。第一階段本來可以粉碎敵人。第二階段本來也可以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主力，粉碎第五次“圍剿”。實在不行，就是當敵人四面合圍形成后，我們不和他鼻子頂鼻子，退一步讓他，區域還大，也還有回旋余地，可以消滅一路、二路。就是蘇區都不行了，沒有辦法，也還可以跳出去，到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之間的地方打他們。再不行也可以向西邊跑，到贛西、湘南、迂回到敵人的側后，也一樣可以打破“圍剿”，取得勝利的。總之，這些大的戰略眼光，教條主義者都沒有，只是在那裡毫無辦法地挨時間，被動挨打，毫無前途地進行戰爭。因此，教條主義者在戰略戰役指導上是傻到極點。敵人反而還聰明些，懂得“竭澤而漁”。第五次反“圍剿”，從戰術技術來說，過去我們沒有打過陣地戰，沒有搞過對空防御，這次學了一點﹔但從整個戰略指導上來說，是錯誤的，開始是冒險，以后是拼命。對部隊來說，我們部隊發揮了高度的戰斗能力，發揮了高度的勇敢精神，我們自己也經過了一些鍛煉。如果有正確的戰略指導，有正確的軍事路線，加上英勇頑強，我們相信是可以搞得有聲有色、轟轟烈烈的。第五次戰役是不會失敗的。但由於領導上的錯誤，我們雖然有那樣好的基礎，有那樣好的部隊，有那樣英勇頑強的戰斗精神，卻沒有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結果是被迫進行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裡的長征。

……

嚴格地說，長征是沒有什麼准備的。按照教條主義者的想法認為是有一點准備的，如長征以前八月七日派六軍團（弼時同志帶著）從湘贛蘇區遂川縣橫石地區出發，到湖南、貴州與賀龍同志會合，建立湘鄂川根據地。事實上這就是一個先遣部隊，利用在與賀龍同志會合的過程中勘察一些路線，搜集些情況，供給些資料，以便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此外，長征前也補充了一些新兵，動員了一些人等。長征開始准備由中央蘇區撤出，與二、六軍團會合，但是結果沒有做到，因為有幾項最基本的工作沒有搞。

首先，在政治上沒有准備。在准備工作中沒有政治動員，行動完全是秘密的，可以說是軍事上的被迫。黨內黨外都沒有深入動員，行動計劃隻傳達到師一級的干部。那時五軍團是由陳雲同志（五軍團的中央代表）受中央的委托給我們傳達的。那樣大的行動，沒有政治動員就是最大的錯誤，就沒有了精神准備，官兵的積極性就沒有辦法發揮到最高度，一遇到困難就不但不能克服，反而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傾向。如果早就作了政治動員，各種傾向就會防止和容易糾正。

其次，在軍事上准備也極端不夠，必要的訓練、休息、補充等工作都沒有好好地搞。第五次反“圍剿”時，我們就是光搞陣地戰，不搞運動戰。也不打遭遇戰。沒有運動、進攻、遭遇、搶隘口、搶河川、突破等必要的訓練准備。主力也沒有得到好好的休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退出興國，十月十七日就走了。在補充工作上，本應該補充主力，但相反的卻成立了新的兵團。主力師是四、五千人，而教導師也是五千多人，還有幾個新兵團。八軍團、九軍團都是新的番號，除了第三師以外，其他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師都是新成立的，不是老部隊擴大起來的，干部大都是紅軍學校的學生，因而戰斗力比較軟弱。如果一個老的團擴大成為兩個團，那就不同了。為什麼新的部隊戰斗力弱呢？就是因為新的部隊還沒有經過很好鍛煉和沒有一個歷史的傳統作風，因而他們走路、吃飯都成問題，更不要說別的了。在大庾北穩下村時，廣東敵人出來一個營，就把我們教導師的一個團打散了，跑得兩面山止郡是。后來八軍團在貴州整編時，隻剩下一千二百人，編了一個團給我們。所以，雖然組織了很多新的兵團，但作用並不很大，隻有一個作用就是搭起了一個架子。走起路來，一、三軍團為左右先鋒，八、九軍團打接應，后面由五軍團擔任掩護，中央軍委直屬隊在中間，“坐的‘五個人’抬的‘轎子’”，搭的架子很大，但沒有發揮主力的最大作用，新的部隊也沒有起到作用。

長征時不僅是基本准備工作沒有做，而且對敵人的估計也是十分錯誤的。當時領導上為什麼敢於採取這樣的方法？就是因為誤認西南（廣西、貴州、湖南）的敵人裝備差，而沒有估計到西南敵人的戰斗力是很強的。教條主義者在中央蘇區作戰時，由於遭受到嚴重的失敗，把當面敵人的戰斗力夸大了，害怕蔣介石，卻輕視西南的部隊。這種估計完全是錯誤的。長征的實踐証明：蔣介石的部隊倒還好打，紅軍和他們是老對手了，隻要被我一包圍，他們就集合繳槍﹔而西南的部隊卻不好打，有時費了很大的力氣也搞不到他們的人和槍。他們也採取游擊、襲擊的辦法搞我們。

由於以上的原因，所以長征開始是搬家式的，以后是退卻逃跑式的，不是積極的戰略轉移。那時不但不把各主力部隊擴大，反而把直屬隊擴大，每一個軍團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擔子，有的有八百副擔子，我們的軍團就有一千副擔子，什麼東西都挑上。軍委縱隊更嚇人，約三萬人的龐大機關，還要部隊掩護。供給部、衛生部人很多，連一個石印機都要帶上。野戰醫院還以為就在附近蘇區打仗，所以就連屎盆、尿盆都帶上了。

當時整個部隊連新兵、老兵、民夫、擔架隊加在一起，有七、八萬人，其中戰斗部隊加上直屬隊還不到一半。這樣就沒有辦法打仗，結果所有的戰斗部隊都成了掩護部隊。一碰到敵人，也不想辦法去積極進攻，只是打掩護，只是跑。跑也應該跑得快，在戰術上必須脫離敵人，跑到有利的地方，佔領陣地，抵御敵人，但沒有做到。戰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沒有作到。那時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裡路就可以搶到敵人前面了。因為我們從古陂圩突圍的時候，敵人有一個錯覺，以為我們會從贛江左岸打吉安，所以周、薛縱隊趕快從蘇區撤出來，在吉安、永新一直到井岡山一線布了防，並且等了一個禮拜。以后他們發現我們到了湖南，知道不是打吉安，才又把隊伍集合起來追我們。如果我們那時一天走五十裡路，就能走在敵人前面了。照例說，戰役應該選擇道路，控制要點，壓迫敵人在不利的道路上，我們在有利的道路上。可是恰恰相反，我們在長征中走的是山路小道，敵人走的是大馬路。我們沿著五嶺山脈在大庾嶺、騎田嶺、越城嶺上轉來轉去，走得很不痛快，而且是夜行軍，一下雨路就相當滑，加上好多重的行李，就更困難。曾經有這樣的事：一個夜晚從小山這邊翻到小山那邊，總共不到十裡路，坐一下，走兩步，行動就是這樣遲緩。敵人走大路，我們走小路﹔敵人走得快，我們走得慢，所以喪失了很多機會，結果敵人就跑到了我們的前面。長征開始是擺起架子搬家，但碰到敵人一打就拼命退卻逃跑。口頭上天天喊“備戰”，實際上天天在“避戰”，敵人來了打一下，趕快轉移，而不想辦法消滅敵人。這樣的方式，毛主席形容為“叫花子打狗，一邊打一邊走”。叫花子一邊走，一邊打狗，狗咬不著就行了，也不准備把狗打死。

長征的時候，前面先鋒部隊雖然打得好，但是后面走不動，前面打到一個地方就要守起來等，等后面祁隊到了再走。因為走不動，所以喪失了很多有利的機會，完全處於被動、處於消極逃跑的情況，而不是積極的戰斗的戰略轉移。如果是積極的戰斗的戰略轉移，首先就可以在湘南停下來。湘南過去搞過暴動，以后二十九團的人又回去過一些。在湘南過路時，有一個黃茅山，山上還有游擊隊。如果我們在那裡停下來，把傷病員和拿不動的東西給他們，打一下周、薛縱隊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但是沒有採取這個辦法。在湘南不停，繼續走。一過湘江、漓水，那時就很惱火了：廣西敵人來了，湘南敵人也來了，周、薛縱隊又追來了。這時一軍團在全州，打了一個禮拜，三軍團在灌陽、興安打了一個禮拜，完全是掩護戰斗，消耗很大。過湘江的時候很危險，幾個軍團的隊伍都搞亂了，有的在全州附近打得很苦，有的沒有趕上，中間的趕上了又走不動，后面的敵人又打來了。五軍團十三師在沒有到湘江的時候，在灌陽以北的隔壁山就被敵人切斷了。后面文市的敵人又追上來，我們在夾擊中打了一天，才掩護八軍團渡過江來，但是五軍團的三十四師被丟掉了。我們轉移的時候，軍團部參謀長劉伯承同志派了一個科長來找我們，帶來陳雲同志寫的信，說這是緊急關頭，關系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的決心，趕快拉過湘江。那時拉過多少就是多少，拉不過去就丟掉了。過了湘江以后，有一個命令：各軍團自己收容部隊，不管哪個部隊的，都收容起來編在自己的軍團裡。當時就搞得那麼緊張、狼狽。這也是教條主義者軍事上指揮錯誤、路線錯誤的總暴露。

在長征這一階段，過了幾個要害的地方，一個是過湘南，一個是過湘江。由於沒有遠大的戰略眼光，沒有高明的戰役指導，結果部隊減員很多。夜行軍搞多了，味道也不好受。那時弄得疲憊不堪，部隊有很大的削弱。

過了湘江以后，本來還想向北轉到二、六軍團那裡去，結果城步、武岡都有敵人趕到，把去路給堵住了。沒有辦法向北，隻好向西。又由越城嶺向西過苗嶺，完全在山裡轉。這時廣西的敵人側擊、襲擊我們，還搞了一些特務，在我們剛到宿營地的時候燒房子，使得我們沒有房子住，同時把我們和老百姓的關系搞壞。這樣一搞幾個月，弄得很疲憊。夜間行軍行得久了，消耗很大，特別是快天亮的時候，最容易打瞌睡、掉隊，發生問題。以后形成了一個規律，就是晚上行軍，天亮后宿營，中午敵人追上就打幾個鐘頭，等到黃昏就走，第二天又是這樣。這樣一搞，體力消耗很大，部隊有很大的削弱。新兵、民夫不習慣這樣的生活，很容易掉隊。所以有很多人不是打死的，而是拖死的、累死的。我們軍團走在后面，就更傷腦筋，前面走的還可以弄到些東西吃，我們走在后面的就沒有了。有的同志疲勞到這樣的程度：在山路上他靠著休息一下，一坐下來就再也起不來了。又餓、又累、又疲勞，在這樣的情況下，軍隊的戰斗力大大削弱了。在數量上，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差不多去掉了一半以上，而且戰略目的沒有達到。所以陳毅同志說：走死、餓死和戰死的味道完全不一樣，與其走死、拖死，不如戰死。如果真正以這樣大的犧牲來進行戰斗，那要打多少漂亮的仗，要消滅多少敵人！

……

到黎平休息兩天以后，改編了軍委縱隊，其他的軍團整頓了一下，這樣才過烏江。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進入遵義，接著就開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會址

遵義會議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這次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事先作了很多的工作，他在中央蘇區就看到不對頭，在行軍過程中又看到這些情況，所以寫了一個東西，預備了一下，在長征過程中就和一些同志商量，事先醞釀。在下面，大家也對領導上有一些意見，因為客觀事實就是中央蘇區丟掉了，長征中紅軍削弱了，仗沒有打好，大家都不滿意。到遵義休息了十二天，就把這事情清算了一下。基本上是清算軍事路線，從五次反“圍剿”失敗搞起一直到長征，把冒險主義、拼命主義、保守主義、退卻逃跑等問題都好好地清算了一下。這是慘痛的血的教訓。最后才取得了遵義會議的勝利。

從這裡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領導是很藝術的，他對政治路線根本不提，隻談軍事路線。因為當時如果談政治路線，牽連的面就更大了，所以抓住了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軍事路線。那時主要的問題是武裝斗爭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別的問題就都沒有辦法解決。因此，集中力量抓這一點，就可以爭取很多的人。毛主席說：遵義會議是借了別人的碼頭打仗的。就是說，那時的中央完全是教條主義統治的，他是被排擠的，能夠對教條主義的中央把事情說通，說得心服，就說明他是很藝術的，他也作了很多的工作。當然，以后的歷史給那些教條主義者已作了結論。

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領導，形勢就完全改變了，各方面工作也活躍了。

為什麼在遵義能休息這麼久？因為我們過了烏江打遵義的時候，二、六軍團打了很多勝仗，牽制了湖南的敵人，在戰略上起到掩護我們的作用。二、六軍團一出桃源，就消滅了敵人兩個師，把張振漢捉到了，直接威脅常德。同時，我們到遵義后，敵人估計我們可能回頭與二、六軍團會合，因為他們看到六軍團是這樣走的。周、薛縱隊就在芷江、洪江嚴陣以待，准備打我們。因此，我們就在遵義休息了這麼久。后來敵人看到我們沒回頭，他才進貴州。這時我們和二、六軍團會合不了，隻有想辦法與四方面軍會合。本來這也是好機會。四方面軍在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時是打了勝仗的，把劉湘的六路進攻都粉碎了，是一個勝利之師，有很大的發展。那時中央要他們第一步控制嘉陵江，來接應我們。我們亦開始准備北進，打算在宜賓、瀘州之間過長江，而后再過嘉陵江，和四方面軍會合。可是我們從遵義出來到桐梓，發現敵人有准備，潘文華指揮了十四個旅四十三個團在沿江兩岸布了防、筑了工事，並從鬆坎出來一支兵（劉湘的模范師郭勛祺）追我們，一直追到土城，打了一仗。這一仗我們沒有打得很好。北進不可能，后來追兵又來了，仗又沒有打好，怎麼辦？所以就向西走到了威信，這是川、滇、黔交界之處。這時戰略指導很困難，北進不成，隻有在貴州附近打圈子，建立川滇黔蘇維埃根據地。

以后從威信又回到桐梓，從婁山關打到遵義，把王家烈的部隊打垮，奪取了遵義城。以后守遵義城。有兩座山，一個叫老鴉山，敵人攻山，把山給佔領了。那時張宗遜同志被打傷了，鄧萍同志被打死，干部團也用上去沖了。后來一軍團趕上來了，最后領導上下了決心，不能攻山，就沿著遵義通烏江的馬路一直打下去，打到烏江邊。這樣一打，擊潰了吳奇偉的兩個師。后來敵人佔領山上的部隊也撤退了。

從婁山關一直打到烏江邊，確是一個很漂亮的仗，是遵義會議后的第一個勝利。王家烈的部隊不是被我們“個個擊破”，而是“個個碰破”的。這次擊潰、消滅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那時我們開會，洛甫同志講話說：我們現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辦法了。

薛岳指揮的吳縱隊被我們打退了，還有一個周縱隊。我們剛到遵義，他們就在遵義西南的長干山，我們一打就撤退到魯班場守起來。那時他的兵也拖得和我們差不多了，但是他守在那裡，因為天下雨，行動不方便，我們攻不上去，所以我們就從右側仁懷附近過了茅台河。那時戰略指導很困難，因為要建設根據地就必須打仗。我們的老規矩是：打一仗，消滅敵人后，就分兵發動群眾，補充自己，創造戰場，敵人再來就再打。所以，要打兩仗、三仗才能打出個名堂來，才能站住腳，建立起根據地。而那時建立根據地是很不容易的，雖然打了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也不解決問題，吳縱隊還有兩個師，周縱隊又來了﹔而就紅軍本身來說，有很大的削弱，到貴州后才擴軍，但新擴的部隊也不容易鞏固。真正打起來，還是靠紅軍的老骨頭，把老骨頭消耗了就劃不來。那時很多干部問：我們到底怎麼行動，方向如何？他們不知道當時戰略指導上的困難。

從仁懷過茅台河向西北走，敵人以為我們要向四川去，薛岳指揮的部隊趕快沿著通四川的長江邊堵我們、追我們，結果我們沿著茅台北面到了太平渡，又過赤水河轉了回來，從鴨溪、楓香壩插過來，到烏江渡河，直插貴陽附近。那時蔣介石自己在貴陽，一看我們來了，很恐慌，趕快調滇軍守貴陽。那時毛主席說：如果他把雲南敵人調出來，調到貴陽，甚至出來一點，我們就勝利了。結果正合我們計算，滇軍一直進到貴陽東的龍裡縣。我們就乘機從霓兒關插下去，把滇軍甩到貴陽一帶。邁開大步，順著貴陽的大道走路，一天一百多裡，直到昆明附近。中間只是在黃泥河附近碰到了滇軍一些部隊，打了一仗，其他沒有打什麼仗。龍雲把民團集中起來守城，我們沒有費什麼事就把地主武裝都搞掉了，把昆明東北將近十幾個縣城都打開了。這樣一來，對龍雲的威脅很大，他就趕快把孫度縱隊調回來追我們，等追到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已經到了昆明的北面。這一仗完全是走出來的，一直走到金沙江邊。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打不成就不要再打下去。那時沒有辦法建立根據地，既使在貴州一帶建立根據地，也離進入抗日前線的中心過遠。所以就走出一個“戰役”來，把四川薛岳的部隊甩到后面，把雲南的敵人引出來，過河以后又甩掉了。這個“戰役”是很偉大的，既達到了戰役的目的，也完成了戰略的任務。這就是遵義會議后的第二個勝利。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