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的學術人生

龔育之先生一生的學術經歷，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領域。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主要從事科學技術論和自然辯証法的研究，是中國自然辯証法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他的研究重點轉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理論研究方面，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中共黨史學家。在他的一生中，他所從事的研究主要還是社會科學和中共黨史，他參與這些方面的理論研究活動最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最為豐碩。他擁有親歷者、參與者、研究者、官員等多重身份，不僅經歷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參與許多中央文件的起草、黨的文獻的編寫和黨史書稿的撰寫，而且曾長期擔任黨史編輯、宣傳、研究方面的領導工作，對中共黨史一些重大問題有過深入系統的梳理和研究，提出過許多有創見性的觀點。他所從事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緊緊圍繞著改革開放事業的向前推進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創新。可以說，他的學術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的，與改革開放以來29年的歷史“在時間和空間、理論和實踐、思想和行動、輝煌和挫折的跌宕起伏中重合”[1]。

一、當代人研究當代史

龔育之在其《黨史札記》書前小引中曾講到：“研究當代的歷史，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因為我們都從這歷史中走過來。我們曾經竭盡綿薄參與推動這歷史，又都身不由己被這歷史所推動。這使我們在研究中產生特殊的親切感又產生特殊的沉重感，但並不因此而使我們更容易看清、看懂這歷史。”[2]他既看到了研究當代史因為熟悉而親切的興味，也道出了因置身其中而難以完全洞察的困惑。尤其是在“左”傾錯誤支配的年代，理論界對黨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重大錯誤（當時被當作正確的東西）跟著作了許多宣傳和“論証”，這成為很多理論工作者的痛苦記憶。為此，一些學者對當代史研究和理論宣傳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認為當代人無法深入地研究當代史，理論宣傳更是政治任務而非學術研究。龔育之則認為：“正確的辦法不是保持距離，而是保持科學態度。”[3]他自己也一再勉勵自己和同仁要不忘使命，不背初衷，與時俱進，與黨俱進。

二、非“純學術”文章力戒隻作“宣傳品”

胡繩在回顧自己的寫作生涯時曾說過：“我一生所寫的文章，雖然有一些可以說有或多或少的學術性，但是總的來說，無一篇不是和當時的政治相關的（當然這裡說的政治是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說的）。可以說是‘純學術性’的文章幾乎沒有。對此我並不后悔。”[4]對於胡繩的“不悔”，龔育之頗有感慨地說到：“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悔，是一個關注當時政治的革命職業者的不悔”，這“關乎一個人從青少年時代起的道路選擇，關乎一個人對國家和民族命運責任的自覺。”[5]與學術大師胡繩一樣，龔育之從青少年時代起也選擇了一條科學和革命相結合的人生道路，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也始終關注現實政治，擁有著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自覺和執著。而這種自覺和執著，在他所從事的中共黨史研究中，表現尤為突出。他參與了從中共十一大到十六大的歷次代表大會報告和多次中央全會報告的起草，在每次黨的重要會議和歷史性事件發生或紀念時，他都有不少學習和研究的重要文章推出，如十一屆六中全會后發表《遵守黨的決議和保障科學研究的自由》《關於“繼續革命”的幾個問題》等文﹔十二大以后以《紅旗》雜志評論員名義發表《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982年憲法通過后發表《論廢除國家領導職務終身制》《論憲法實施的保証》等文﹔十二屆六中全會后發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新概括》﹔十三大后發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地位和主要矛盾》《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文﹔1992年南方談話后不久發表《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市場經濟問題與思想路線問題》等文﹔十四大后發表《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線索和階段》等文﹔1993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后發表《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政治意義和理論意義》（與鄭必堅、逄先知合寫）《〈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與黨史研究》等文，毛澤東百年誕辰時發表《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鄧小平論毛澤東》等文﹔十四屆四中全會后發表《新的偉大革命和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十四屆六中全會后發表《今天中國的時代的真理》﹔黨的十五大后發表《旗幟•靈魂•標志》（與鄭必堅合寫）《三次巨變和鄧小平理論的歷史由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路線和綱領》《十五大精神和黨史研究》等文﹔十五屆三中全會后發表《七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五屆三中全會——三次三中全會討論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歷史回顧》﹔真理標准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時發表《思想解放和新時期二十年》《從十五大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等文﹔十五屆四中全會后發表《國有企業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紀念建黨80周年和《歷史決議》通過20周年時發表《明確的目標 艱辛的探索》《在黨的歷史決議的基礎上前進》等文﹔南方談話10周年時發表《從鄧小平南方談話到江澤民“七一”講話》﹔十六大后發表《十三年：奮斗歷程和基本經驗》《黨的最高領導層的新老交替》﹔鄧小平百年誕辰時發表《獨特的超越——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等等。這些研究成果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方針、政策作了准確精當的論証、闡發和評論，既有宣傳意義，又有科學價值，實現了政治與學術的結合，而不僅是某種“宣傳品”。

三、在史料、史實、史觀功底中彰顯學者本色

曾經有人說，龔育之是學者中最好的官員，官員中最好的學者，這既是對他雙重身份特征的高度評價，也道出了這雙重身份在其為學為官中的交互作用。而通過深入閱讀和梳理他的研究著述，我更贊同與之相交甚深的韓鋼先生所說的：“官員只是他的輔色，學者才是他的本色。”而在他的學者本色中，黨史研究絕對是本色中的主打色。其一，他十分注重對黨史史料的挖掘、整理和運用，認為僅僅是概括人家的成果，而沒有自己新的材料的發掘，新的理論的探索，水平也不能提高[6]，並在自己的研究中身體力行，不僅利用自己歷史見証者的身份披露了1964年8月毛澤東談哲學的珍貴記錄、1993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編輯過程及鄧小平本人的指導意見等，而且利用自己對史料的高度敏感在研究中發掘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關於“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幾段談話，毛澤東在1920年所說的“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這句話，以及鄧小平有關市場經濟問題的鮮為人知的多次論述等等，使這些史料受到更多研究者的關注，推動了學術界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的深入。其二，他十分重視對黨史史實的梳理和考証，並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著手對其親身接觸到的一些黨史人物和近距離觀察體驗的思想文化領域的事件進行回憶，提供了一個“龔育之說法”。同時，他對中國共產黨關於“民族自治”的決策、多黨合作制度的形成、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思想的由來以及開國盛事三個重要細節等的梳理和考証，澄清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些基本史實的模糊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再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本來面目。其三，他堅持歷史研究、理論學習和現狀分析相結合，在長期的黨史研究過程中提出了大量富有創見性的觀點和認識。如提出的以“黨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實施”統領建國頭三年、關於“新民主主義的高級發展階段”的觀點、關於中國過渡時期主要矛盾的新認識、“過渡時期”的起始和結束、過渡時期總路線與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路線的關系、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認識、對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改革二者之間關系的認識等，深化了人們對建國初期歷史、過渡時期理論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理解和認識﹔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界定、對“毛澤東晚期思想”提法的質疑、對鄧小平“二十年‘左’的錯誤”、“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論斷的分析、對鄧小平理論形成標准和起點的認識、關於“兩個宣言書”、“科學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二十世紀中國三偉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獨特超越”等觀點的提出，豐富並深化了對黨的指導思想的整體把握和全面認識﹔他提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劃分的三大篇章、十年探索中的兩個發展趨向、指導思想的兩個側面問題、“兩次歷史性飛躍之間”的概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過程、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和民族化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異端”問題等創新觀點，也從宏觀視野深化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把握。

四、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相統一

縱觀龔育之從事黨史研究的歷程，雖然從1980年起他就開始在黨的核心理論部門擔任相當於副部長級的領導職務，但卻一直致力於黨史研究中黨性和科學性的彼此統一，堅守著一個學者的執著和本分。1986年，他在《科學•哲學•社會》一書中自述思想和學術經歷的“跋”文最后，寫下了自己的座右銘：“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學，追求革命。科學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據於科學。”[7]1948年，作為一個追求科學的青年，龔育之考進了清華大學化學系，作為一個追求革命的青年，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革命和科學交叉的人生道路。在一生的追求中，他一直強調革命和科學的統一，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並認為黨性內在地包含著科學性，但如果一定要給革命和科學排個先后順序的話，龔育之一生的落腳點是科學，他在座右銘中反復強調的也是科學，認為科學不僅是革命的力量，而且革命從根本上是要根據於科學的。在學術研究中，黨性與科學性在許多時候是統一的，或者說是可以求得統一的，但也存在不一致或者矛盾的時候，統一的過程有時還會有一些復雜性，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龔育之在學術研究中一方面顧全大局，注重從政治上宏觀把握﹔另一方面也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保持學者作風，不斷提出新識新見。在黨性與科學性確實存在不一致的時候，雖然他也曾有過困惑和失誤，但最終堅信為革命而思考和探索真理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他的追求是科學，他更看重的是他的學者身份，而不是副部級的官員身份，當然，對於關系重大而個人還不成熟的想法，他也提出不能輕率地隨意散布，指出這既是宣傳紀律，也是科學的態度。

五、呼吁黨史學界內外良性互動

身兼官員和學者的雙重身份，龔育之還一直為推動黨史學界“官方黨史學”和“民間黨史學”的交流合作、良性互動而積極努力，體現了這位部長書生一心為學的眼界和胸懷。2005年，在最后一次以中共黨史學會會長身份所作的發言中，龔育之對“黨史學界”、“官方黨史學”、“民間黨史學”等的概念和內涵作了闡釋和評論，認為對中共黨史研究不要人為劃分什麼固定的門戶和界限，而是要多增加溝通和交流，實現良性互動，共同推動黨史學的發展。有感於當時在黨史研究領域，一些界外研究不被界內重視、一些界內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的分隔或對立現狀，他提倡適度從組織上增加黨史學會的會員，從工作上擴展黨史學會的接觸面，並提出要從史料、史實、史觀三個方面來保持和加強黨史學界內外的良性互動。史料方面，界內外可以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的方式共享信息資源﹔史實方面，由於掌握的史料不同或對史料的解讀不同而對史實存在的一些不同判定，可以通過加強交流來澄清事實，對難以確認的史實，也完全可以存疑或存異，並做進一步的研究﹔史觀方面，界內外都應當尊重對方的嚴肅的學術研究，平等探討，而不是簡單拒斥或根本無視對方，“學術研究不是作決策，不是非得要統一，有些問題可能就是達不成共識，不必要也不可能強求一致。”[8]龔育之對黨史學界內外良性互動的想法和辦法，體現了他對全國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現狀的深深憂慮，體現了他從全局和宏觀角度推動黨史研究走向繁榮的良苦用心，這些值得每位黨史研究和從業人員深思。

六、部長書生氣若何

從1980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到1999年從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在黨的核心理論部門近20年的副部級任職經歷並沒有使龔育之沾染上任何官氣，他儒雅謙遜，處處體現著學者作風和書生品格﹔他淡泊名利、平等待人，為工作而不為做官，身邊的同事們不論級別年齡都尊敬而又親切地稱他“老龔”﹔他關心幫助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的業務工作和學術研究，但從不利用職權和影響為任何人謀職務和物質利益，明確提出“業務可幫忙，這事我不管”﹔他從不讓秘書下屬捉刀代筆，也從不挂虛名，尖銳批評寫作中的形式主義作風，即便寫官樣宣傳文章也力戒大話、空話、套話，保留著學者的純粹和率真﹔他堅持重要學術觀點的一貫性和連續性，即使在誤解和逆境中仍義無反顧地堅守，顯露著書生的真誠和執著。1989年底，與他相交半個多世紀的老友鄭惠在他喬遷新居時曾贈詩一首：“勤修案牘不修窩，部長書生氣若何。諸葛廬低才自旺，子雲亭小客常多。龍離舊澤深藏尾，雀換新巢巧唱歌。窮達浮沉身外事，故人長憶亦長磋。”[9]這首詩把龔育之這位“部長書生”、“學者型官員”的形象描繪得惟妙惟肖，部長書生的稱謂，也生動而又真實地再現了龔育之從事黨史研究的雙重身份和主要歷程。

[1]本書編輯組：《懷念龔育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頁。

[2][5][6]龔育之：《黨史札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85頁。

[3]龔育之：《龔育之文存》（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

[4]胡繩：《胡繩文集（1979—199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

[7]龔育之：《科學•哲學•社會》，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頁。

[8]龔育之：《黨史札記末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頁。

[9]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

（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