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以后，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在社會上引起了新的爭論，加上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引起了一些人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對主張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的種種責疑和批判，給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的同志帶來很大的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1990年8月18日，我受命出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直到1993年3月調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這是我一生經歷中面臨困難最大的一段歲月，我的體重曾經一度消瘦了10多公斤。幸好時隔不久，即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改革的春風再次吹拂中國的城鄉大地，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目標終於認識趨同，黨的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面，我就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建立過程，以及國家體改委圍繞市場化改革所設計和協調實施的幾項重大改革作一回顧，並談談我個人的感受和看法。
一、總書記深夜打來的電話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我是安徽省代表團的全國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飯店。4月1日晚上11點鐘，江澤民總書記打電話找我，對我說現在改革開放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下一步該怎麼辦，大家都在等待，也有點著急，體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議。我說，情況確實是像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大家都在等待，在看中央的態度，下一步該怎麼搞，認識也不大一致，思想有點混亂。我表示盡快找人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議。總書記說，好，並說他自己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結束以后，我於4月15日邀請廣東、江蘇、山東、遼寧、四川5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到北京專門座談下一步的改革設想，主要議題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考慮到當時“六四”政治風波引起的對改革的種種非議還沒有過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非常敏感，我沒有向他們講總書記給我打電話的背景。中央決定調我到國家體改委工作的時候，李鵬、姚依林、宋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先后找我談話。我對他們講，當前中國的改革真是“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這“四個不得”集中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正是基於這樣的心態，我對5省體改委主任座談會採取了極嚴格的保密措施，到會的不足10人，規定不帶助手，不做記錄，議論的事情不得外傳。當時我主要是擔心傳出去引發不必要的麻煩。
5省體改委主任座談會開了3個半天。結束以后，我根據會上討論的意見，給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寫了報告。我說，這5個省都是大省，盡管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代表了不同層次的改革開放度，但他們都一致表示，寄希望於黨的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有所突破。5個省的體改委主任一致認為：從5個省已經形成的、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的生機和活力看，今后應當明確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界定公有制基礎、按勞分配原則、政權性質、國家在宏觀經濟上的規劃和重大決策﹔市場經濟是手段、方法，應當也隻能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報告是我自己寫的，事先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未給任何人看過。4月21日直接送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親收。我在報告中還附了一個統計資料，列舉5個省1978年和1991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出口額、進口額、引進外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等8項宏觀經濟指標，並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長數字作對比，說明市場對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從對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場機制運用得活的地區，比相對運用得差的地區，各項指標都大大領先。
在我召開座談會的前不久，國家體改委召開了一個“經濟體制轉換國際研討會”。4月20日，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送來一篇題為《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的論文。他在論文的開頭指出：“在當前迅速變化的世界中，沒有比這個題目更重要的問題了。”這個題目，就是指這次研討會討論的“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問題”。基辛格說：“我很贊賞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主持了這一研討會。”他對這種轉換提出了3點基本看法。首先，他認為目前有關經濟體制轉換的討論中大都將“純粹的市場制度”與“純粹的計劃經濟”相對比，但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這種極端的模式。他舉例說，美國無疑是所謂最開放的市場經濟，但政府仍在一系列部門中（如石油、天然氣、電訊等部門）發揮著重要作用。他認為“經濟本來就是‘混合的’”’”。第二，相對集中的經濟向更多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結構的轉變，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著。他以中歐、東歐、蘇聯、拉美國家的轉變情況和成效為例，分析和論述了他的觀點。第三，任何國家都不能不考慮其獨有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他說，一個改革方案在某個國家運轉很好，但到另一個國家則可能行不通，道理很簡單，沒有兩個一樣的國家。他同時認為，在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確有一些共同點可以考慮，他講了7個共同點。基辛格的結論是：“我們正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我們周圍的經濟生活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變化的趨勢錯綜復雜，但中心是朝向市場經濟。似乎可以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不約而同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總的來說，市場為持續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基礎。”他還指出：“向市場轉變的目標被廣泛接受，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同試圖改革的國家一樣多，顯然，沒有一個‘通用’的辦法。改革過程必須與各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相一致。”基辛格在結論的最后強調：“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政治穩定”，“簡而言之，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密不可分”。我仔細看了他給我的信和所附論文，感到他的論點沒有政治偏見，沒有夾雜意識形態，講得比較客觀，其中一些重要的論點同中國的改革實踐也比較一致。我覺得他的論文可供參考，就把它附在給江澤民、李鵬的報告后面，推薦他們一閱。
二、計劃經濟從理論到實踐
1990年9月，中央決定調我到國家體改委工作的通知發出以后，國家體改委立即派秘書長洪虎同志到中國石化總公司接我上班。我說，不行，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沒有正式通過任命，我不能去上班。如果你們方便，可以先給我送些資料看看。我先了解下情況，再和安志文同志（當時是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談談領導班子和干部的問題。洪虎說可以。第二天他就送來了幾大包資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對這麼多材料，我真不知道從何看起。這些材料中，有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點，有城鎮改革試點、農村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商業改革等等。這麼多材料，什麼是中心問題？什麼是改革的綱？從這一件看到另一件，有點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越看越迷惘。
根據多年的工作經歷，我認為改革所追求的目標，應當是鄧小平講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對現有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來講，是激發生機活力，是有效率的工作機制。然而什麼是活力，動力又在哪裡呢？我想起1979年在上海工作時的一次經歷。那一年的五六月間，薛暮橋同志從四川到上海，我去看他，他從一路見聞談到商品經濟，談到人們對發展商品經濟的認識。他說，政府要放寬政策，允許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內地的同志跟他談半天也聽不明白。到了上海，你隻要講一句“允許長途販運”，上海的同志就明白了，就什麼也不用再講了，上海人會干得很快很歡。薛暮橋說這就是商品意識。人們常說，上海人能干，會做生意，會賺錢，其實就是說上海人的商品經濟觀念強，會抓住商業機會，會使用市場發展經濟。我在上海工作時兼任市計劃委員會主任，中央領導同志常表揚上海工作做得好，計劃完成得好，我自己的感受是，上海編計劃比較靈活，留有較多的余地讓企業去適應市場，去安排生產，去進行互通有無的交換。這些經歷，使我較多地感受到，經濟要有活力，動力在市場。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都要靠市場。面對新的工作崗位，面對新的形勢和桌子上的一大堆資料，我想應當把重點放在有關市場的改革上。於是我請洪虎幫我找人整理兩個資料，一個是國內有關計劃和市場關系的爭論資料，一個是國外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綜合資料。
我之所以這樣考慮，除了我的個人經歷和感受外，當時改革的目標、方向出現反復，爭論不少，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時的大背景是，一方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經濟領域的一些重大理論和體制性問題有決定性的突破，確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了一系列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方針。黨的十三大報告又強調，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明確指出“利用市場調節絕不等於搞資本主義”。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講話中再次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的方針政策“沒有錯”、“都不變”、“不能改”。鄧小平在同李鵬談話時還特別交代說，不要提以計劃經濟為主。這些都表明，中央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態度很堅決，而且不斷發展、深化。
另一方面，對改革的方向、目標一直存在著爭論，中國改革的道路依然不平坦。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還是西方經濟學的教條主義者，都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能兼容，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能兼容。這種教條長期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在理論界或者在從事實際工作的干部當中，都有不少人把計劃經濟看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場經濟看做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認為市場經濟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相聯系，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對立的。“六四”政治風波之后，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批判“市場取向改革”和“市場經濟論”的文章。1990年2月22日，北京的一家大報發表文章，對改革者提出質問：“是推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這是北京最早提出的改革要問一問姓“資”姓“社”的文章。這些批判文章的共同點，是把計劃與市場同社會的基本制度聯系起來，認為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堅持計劃經濟”，如果改革不問姓“資”姓“社”，就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有人還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提到“路線斗爭”的高度，說改革的方向與目標的爭論是“兩條道路的斗爭”，等等。我感到，這些問題都是大是大非問題，關系到改革的方向、目標，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改革隻能是舍本求末。
1990年9月30日，國家體改委國外經濟體制司副司長江春澤同志（多年從事研究國際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的專家）根據我布置的任務，送來一篇題為《外國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和實踐以及對中國的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評論》的材料，扼要地介紹了從1902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開始，西方學術界對是以中央計劃機關還是以市場作為未來社會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進行長達一個世紀的爭論情況。材料還介紹了社會主義國家，從蘇聯戰時共產主義后期開始的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過程。
這個材料表明，最先提出用中央計劃機關取代市場來配置資源的學者是意大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帕累托。他和他的追隨者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共產黨員，而是西方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學者。在這個問題的爭論初期，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誕生，主張計劃經濟或是主張市場經濟，同堅持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根本沒有關聯。西方國家的政府，由於兩次世界經濟危機的教訓，開始探討和糾正“市場失靈”的問題，普遍採取了政府干預的政策，包括調整就業、稅收政策，動用國家的經濟資源和行政手段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中長期規劃和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直至進行跨國間的協調等等。“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結合，開始成為世界經濟體制優化的普遍趨勢。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用計劃手段彌補市場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就不可以利用市場機制來克服計劃的弊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呢？材料清楚地表明，計劃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產”，市場也不應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資本主義可以用計劃，社會主義應當用市場。
我看了江春澤寫的這個材料，覺得思路清晰，言之有理，針對性強，就立即報送中央領導同志參閱。江澤民看了以后特地給我來電話說：“材料很好，我看了兩遍，並批示印發中央領導同志參閱。”李鵬還指示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參考。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學家跨世紀的爭論問題。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是最早用數學手段進行經濟研究的學者之一。他把統計資料和數學工具結合起來分析經濟理論問題，對一般均衡論、分配論和社會福利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基於這種學術特點，他在1902年至1903年出版的兩卷本《社會主義制度》一書中，假設了“一個社會主義生產部門”，由它實行經濟計劃，並在理論上達到與市場均衡力量所導致的完全一樣的結果。他認為，這個假設“是會得到証明的”。帕累托的學生巴羅內，於1908年撰文發展了帕累托的觀點，對全部經濟資源歸公共所有、整個經濟由國家機關集中管理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行性，作了肯定性的論述。奧地利經濟學家米瑟斯，於1920年發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歸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和中央計劃。但他同時認為，中央計劃無法預知某種產品最終是否符合需要，也無法計算某種產品在其具體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勞動和原材料。他還認為，巴羅內設想的用中央計劃來模擬市場，組織勞動和生產資料等要素的計算是行不通的。
這以后，贊成帕累托觀點的人和反對帕累托觀點的人，各有闡述又各不相讓，但爭論的各方都是理論界的專家、學者，都是為了從理論上探索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並沒有聯系社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把這個理論和設想付諸實踐，並形成計劃經濟模式的是蘇聯政府，特別是在列寧逝世以后，以1929年的“大轉變的一年”為標志，重視市場作用的新經濟政策在蘇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高度集中的、排斥市場的計劃經濟。在斯大林的親自指導下，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國家所有制和由國家機關組織實施的計劃經濟，列為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經濟特征。從1930年到1991年，蘇聯實施了長達60多年的計劃經濟。
歷史地、公正地講，蘇聯早期的計劃經濟，對於蘇聯的工業化、國防現代化和戰勝法西斯德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都起了歷史性的作用。對比同一時期發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嚴重經濟危機，更是顯示了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早期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伯格森的估算，1928年至1955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平均年增長率達到4.9%—6.3%。1950年的社會總產值，比1913年增長了17.2倍，工業總產值增加12倍。1929年至1932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9.20%。而處在同一時期的1933年，美國工業總產值隻有1929年的65%，英國是86%，法國為77%，德國是66%，都是大幅度的下降。第二個五年計劃的1933年至1937年，蘇聯經濟繼續保持了17.8%的高增長率。第三個五年計劃的1938年至1940年，蘇聯經濟的增長率仍然高達13.2%。這一切，都大大加快了蘇聯的工業化進程，迅速改變了蘇聯的面貌。正像后來丘吉爾在評價斯大林功績時所說的，是斯大林把“用木犁耕地”的俄羅斯變成了“用拖拉機耕地”的俄羅斯。
在蘇聯推行計劃經濟的同時，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凱恩斯主義誕生了，羅斯福實行了“新政”。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美國，吸取了經濟危機的教訓，借鑒學術界的理論成果和蘇聯的實踐經驗，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對社會分配制度等也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有所克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有所緩和。資本主義在調整自身的矛盾中，從1929年至1933年、1937年至1938年的兩次經濟危機中走了出來，生產力繼續發展。
同資本主義對待自身矛盾的態度相反，蘇聯則迷戀新制度的優越性，不去正視計劃經濟開始顯露的缺陷，繼續視市場為異端，看不到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帶來的生產變化和市場變化，繼續堅持20世紀30年代的計劃經濟模式。到1958年，蘇聯全民所有制的20萬個國營工業企業、6000個國營農場、5000個技術修配站和機器拖拉機站、10萬個國營工廠和機關所屬的農業副業企業，都要按照中央計劃機關層層下達的計劃執行。在企業的技術經濟指標中，企業隻對上級負責，沒有市場信息，沒有對市場需求的壓力和追求。直到1965年，蘇聯按照利別爾曼的利潤原則實行經濟改革方案以前，由上級下達給企業的計劃多達30種。改革方案實施以后，仍保留了9種。1971年，蘇共召開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會上作報告，強調“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政府的出發點是：指令性計劃是主要的和有決定意義的。”“我們要批駁主張用市場調節來取代國家集中計劃領導的各種錯誤觀點。”在蘇共領導人的這種嚴重背離經濟規律的教條主義態度下，思維更加僵化，計劃經濟繼續抱殘守缺，生產脫離市場，企業失去活力，產業技術停滯不前，效率低下，最終導致整個經濟逐年下降。
1985年，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面對蘇聯經濟日益惡化的局面，他一面提出“加速戰略”，一面又堅持說“計劃化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管理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杠杆”。他高喊“新思維”，卻又繼續把集中體現“舊思維”的計劃經濟看做不二法門，把市場視同“洪水猛獸”。據曾經長期在蘇共中央領導核心部門工作、並擔任過“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瓦•博爾金在《寶座的坍塌——戈爾巴喬夫》一書中回憶，“市場”這個詞，戈爾巴喬夫提起來就“談虎色變”。可以想象，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把國家所有制和國家機關組織實施的計劃經濟列為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特征”這個教條，對他們的烙印有多麼的深。正是這種脫離實際、閉眼不看現實的教條主義態度，使他們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談虎色變”，徘徊猶豫，喪失了改革的有利時機，最終導致蘇聯經濟的衰敗。1999年12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分析了蘇聯走向衰落的原因，指出“為限制甚至壓制企業和個人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付出代價。今天我們在收割塔什干的苦果，既有物質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當然，導致蘇聯經濟長期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直至蘇聯解體，有多種原因，但不可否認，蘇聯的經濟管理體制落后，計劃經濟模式的日益僵化，直至完全失去活力，使資源配置錯位，最終導致生產力不斷下降，應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來講，經濟管理體制的僵化、衰老，失去對經濟的激活作用，它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雙重影響都是致命的。
三、中國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在爭論和反復中發展、深化
新中國成立之初，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經驗，在當時的國際大背景和國內環境下，隻能學習蘇聯。在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后，中國在經濟方面學習蘇聯的重點是工業部門和企業，主要是學習和借鑒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以蘇聯援建的156個成套設備項目為代表，集中體現了計劃經濟的基本方法，並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就中國經濟的整體情況來說，並沒有完全照搬蘇聯的模式，而是實行了自己的政策。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國家通過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工人群眾的監督，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制它們的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鼓勵和指導它們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這些都與蘇聯不同，是很大的不同。
蘇共二十大以后，蘇聯的問題開始暴露。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提出“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中國的經驗，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毛澤東在講話的開頭就提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在黨的八大上，根據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闡述的思想，陳雲在大會發言中講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重要政策，就是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在生產的計劃性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作為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主體，附有一定范圍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陳雲講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體現了毛澤東“以蘇為鑒”的精神，是走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少走彎路的重要政策。
我們這一代人都讀過斯大林寫的《列寧主義問題》。在這本被當做馬列主義經典的著作中，斯大林強調蘇聯的5種社會經濟結構中的“第五種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主義結構，已成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的惟一指揮力量”。斯大林講的“第五種結構”，就是指社會主義工業企業、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庄。拿斯大林的這個經典論述來對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陳雲講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可以看出，蘇聯經濟體制同中國的管理經濟模式，一直是存在差異的。盡管中國經濟長期受到“左”的干擾，“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極左思潮泛濫，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但中國的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仍然保留了相當數量的個體工商戶，保留了遍及全國、聯系城鄉工農業生產和交換的集市貿易，並允許它們發揮補充作用。正是這些個體工商戶，在改革開放以后，迅速地“春風吹又生”，成為活躍和發展城鄉市場的酵母。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根據新的歷史條件而推行的。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到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后經歷了14年。這14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從發生到發展，由漸進到水到渠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從發生、發育和成熟的程度考察，我認為可以分為4個大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1984年9月。這個階段所處的歷史背景是，中國長期受“左”的思想和政策束縛，不能提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在經濟管理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統得過多，管得過死，地方和企業都強烈要求“放權搞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引導改革的思想解放，首先是理論界認識到“商品經濟”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並有重要作用。繼而政府在實踐上下放權力，減少指令性計劃的控制，允許有更多的市場調節機制發揮搞活經濟的補充作用。
這個階段，最早提出有關經濟體制改革中涉及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是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孫冶方重提“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薛暮橋提出“應為長途販運平反，要利用市場活躍流通”。李先念在總結時講，要善於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不再著眼於行政權力的轉移。他還強調，要尊重農業生產隊的自主權，貫徹多勞多得和等價交換的原則。
1979年3月8日，陳雲在《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講話中，分析了蘇聯和中國計劃工作制度中的缺點，指出其中之一就是“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謂市場調節，就是按價值規律調節”。陳雲在“市場調節”4個字的下面還加上了著重號。
1979年4月，李先念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可以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
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時就講得更明確了。他說：“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的一系列講話，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有關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思想深化了，對中國早期的改革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農村改革率先推進，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地興起，國有企業改革紛紛實行放權讓利和擴大經營自主權，城鄉市場活躍，使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城鄉經濟搞活的形勢下，難免泥沙俱下，改革中的一些負面現象發生了。一些思想上受“左”的影響比較深、不贊成改變計劃經濟體制的人，便抓住這些負面現象做文章，力圖改變改革的進程。這段時間內，有件事影響比較大。當時主管理論工作的一位領導同志，批發了5位同志給他的信。這封信批評一些經濟學家關於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把企業辦成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的經營活動主要由市場調節、體制改革的實踐是要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計劃經營方式”等意見，認為這些主張“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勢必“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接著，1982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批判主張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觀點，是否定計劃經濟。紅旗出版社把1982年至1983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匯集出版，並在《前言》上加了編者的話，說：“放棄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破壞。”受這件事的影響，理論界一度消沉，主張以“市場為取向”的專家、學者，發表論述文章少了。以浙江溫州為代表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做法，受到調查、責備。鄉鎮企業更是面臨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嚴峻形勢，步履維艱。這些負面影響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市場化的改革進程。
第二個階段，是1984年10月到1988年底。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經驗，全面地提出和闡明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指導中國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這個文件在理論上有重大突破，如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指令性計劃等同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改變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進行計劃管理的狀況，充分運用經濟杠杠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突破了社會主義價格就是國家統一定價、把穩定物價同固定價格等同的傳統觀念，提出逐步縮小統一定價范圍，適當擴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范圍。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進一步闡述道：“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問題是用什麼辦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証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歷史已經証明，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正像鄧小平當時指出的那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這個決定中的一系列突破，特別是在計劃與市場關系上的突破，成了后來引導經濟體制改革的指路明燈，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1984年至1988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5.2%、13.5%、8.8%、11.6%、11.3%，幾乎都是兩位數的高增長﹔隻有1986年為8.8%，雖不是兩位數，但依然是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
第三個階段，是從1989年到1991年底的爭論和反復。1988年5月中旬，中央決定此后的五年內，實現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的“闖關”。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進行物價和工資制度改革。由於缺乏經驗和准備工作不足，引發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國性的擠提存款、搶購商品的風潮，物價大幅度上漲，1988年的零售物價指數達到18.5%。為了消除不利的影響，為改革創造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開始對經濟領域進行治理整頓。全會還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1989年至1990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發生劇變，政權易幟。1991年底蘇聯解體。這些國際國內的新情況，使一些本來就不熱心改革、不主張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人，把所有發生的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都歸結於市場化改革。當時有一篇文章說，“社會主義經濟就其本質來說，是計劃經濟，隻不過在現階段還需要有某些商品屬性罷了“。他們批判說：“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這段時間，批判市場經濟的調門越來越高。
1990年10月10日至13日，中國經濟界、企業界知名人士與政府高級官員100多人在北京舉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理論研討會”，對“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大題目反應強烈，認為應盡快在理論和實踐上求出准確答案。我應邀到會講話，贊成“深入探討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大題目”。馬洪認為，這是我出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后第一次亮相表態，特地要《人民日報》、新華社突出地加以報道。
1990年12月24日，即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鄧小平的這次重要講話，有力地批駁了反對市場化改革的錯誤論調，再一次支持了主張改革的干部和理論界的人士。這也再一次証明，在改革大潮遇到阻力和處於困難的時刻，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堅強決心，又一次發揮了撥正航向的作用。
第四個階段，是從1992年1月到黨的十四大以后。1992年一二月間，鄧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視察，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他滿腔熱情地肯定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並針對國內外關心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路線、方針、政策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深刻地論述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還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如同石破天驚，極具理論上的創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對改革的實踐是又一次的巨大推動。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的通知》，將鄧小平談話的要點迅速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
1992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加快改革，擴大開放，力爭經濟更好更快地上一個新台階的意見》，對貫徹落實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作出進一步部署。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發表《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講話，指出建立新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正確認識計劃與市場問題及其相互關系，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江澤民在列舉了關於計劃與市場和建立新經濟體制的幾種不同提法后，明確表示：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這篇講話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了重要的輿論准備。我是十四大報告起草小組成員，整個報告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進行，江澤民多次找起草小組研究報告內容，在他決定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改革目標后，還提出把報告內容先在中央黨校作個報告，聽聽各方面的反映。大家都認為這個做法好，既是聽取意見，集思廣益，也是做工作，統一黨內外認識。
1992年6月12日，鄧小平在住地同江澤民談話，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他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后，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他還說：在黨校的講話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了一個主題了。后來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將十四大報告征求意見稿發給各地方、各部門、各軍隊單位征求意見。報告起草小組成員分別到地方直接聽取意見。我到了浙江，省委常委討論后一致表示贊成。在討論后整理意見期間，我去了溫州，地委書記對我講了各方面對溫州工作的責難，他們感到壓力很大。我說，這些議論要聽，但你們不要去爭論，工作還是按照現在的路子走，多做少說，隻做不說，最重要的是把經濟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好。隻要有這一條，就能站住。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作出決議，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1993年至1996年實行的宏觀經濟調控及其成功“軟著陸”，它所形成的調控機制和重要政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完善是一次成功的實踐。盡管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中國堅持與時俱進的思維，堅持探索、創新的精神，堅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的科學態度，以及全方位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合作和競爭，都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傾注了持續的生機和活力，能夠確保它不僵化、不停滯。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決定，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世界通行的規則接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規范化、法制化、國際化邁出了新的極其重要的一步。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繼續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並提出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充實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
從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開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終於擺脫各種紛爭和干擾，沿著正確的方向、目標順利推進。
四、突破市場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
1982年3月2日，國務院在向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機構改革方案中提出：“為了更好地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這個難度最大的問題，國務院建議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由總理兼任主任，負責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准了這個建議。我聽李鵬說過，小平同志講總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先后由總理兼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國家體改委從此成了中國設計經濟體制改革的參謀部。在我到任前的8年中，國家體改委就是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議，一直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工作。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以后，由於下屬的體改研究所在政治風波中的表現，國家體改委受到各方面的責備，工作一度處於困難甚至停滯的境地。我到職后，在江澤民、李鵬、朱镕基同志的直接領導下，積極恢復和開展幾乎中斷了一年的改革設計工作。當時，除了重點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中心問題外，我還認為，需要在國有企業改革、推行股份制和住房制度改革這幾個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重大問題上重新啟動，力爭有所作為。我還認為，這幾項重大改革，既是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內容，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
（一）從砸“三鐵”到全面轉換企業經營機制
國有企業改革，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了若干重要政策和改革措施，如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要求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更好地發揮作用。但國有企業的改革在放權讓利以后，仍然困難重重，長時間邁不開新的步伐，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我們設想，在過去工作的基礎上，對《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做些深化和細化的工作，重點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1年10月21日，國家體改委向李鵬、朱镕基報送了《關於起草（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實施細則）幾個問題的請示》。11月8日，李鵬批示：“同意由朱镕基、陳錦華主持這項工作”，並指出：“所有權應得到保証，經營權要落實。”11月底，這項工作開始啟動，由賀光輝、洪虎和孫延祜等同志和我一起，抓這件事。國務院的有關部委以及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全國總工會、全國殘疾人聯合會等社團，先后參加了討論、研究。國家體改委還先后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體改委參加的座談會，聽取意見。從1991年10月開始起草，到1992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實施，整整歷時10個月，國務院討論了17次，國家體改委討論了21次，先后大的修改有7稿。朱镕基對這項工作予以肯定，說這是歷年來制定的最好的有關企業改革的文件之一。
1992年6月底，國務院第106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這個文件，並正式定名為《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共計7章54條。在第二章“企業經營權”中，明確規定了企業擁有經營決策、產品和勞務定價、產品銷售、物資採購、進出口、投資決策、資金支配、資產處置、聯營和兼並、勞動用工、人事管理、工資和資金分配、內部機構設置、拒絕攤派等14個方面的權利，並明確規定這些權利“受法律保護，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不得干預和侵犯”。在文件起草過程中，幾乎所有涉及的部門和單位都提了意見，矛盾集中在企業要擁有14個方面的權利上。文件的規定同歸口管理的行政部門現有權力格局不一致，有些部門認為向企業放權多了，不好管理。在涉及權力格局需要調整、下放的表述上，有關部委和團體幾乎是逐字逐句的爭論，對拴住企業的繩子都不想鬆手。通過這個文件的起草，我深切地感到，企業要成為市場的主體不是企業不想，而是各種各樣的“婆婆”、“姑姑”有意無意地攔住它們，要它們服從領導，聽從管理。我由此感到，政府機構不改革，職能不轉換，企業要享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自主地走向市場，是難以做到的。
還有一件事與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有關。從1991年底到1992年，社會上刮起了一股砸“三鐵”的風。所謂“三鐵”，是指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媒體炒作得很厲害，鋪天蓋地宣傳砸“三鐵”，一時弄得企業思想很混亂，無所適從。1992年4月下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武漢召開年會，安志文同志要我到會上去作報告。我在報告中講道：“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砸‘三鐵’，轉化企業經營機制是系統的、綜合的、配套的改革，它涉及到計劃、投資、技術進步、新產品開發、產品定價等等方面的機制，如果這些方面的機制不活，企業即便是砸了‘三鐵’，也難以形成和發展適應市場需求的持久能力。”我還說，適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首先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積極進行政府機構的改革，減少行政干預，給企業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與此同時，還要加快各種市場的培育。”參加會議的新華社記者很敏感，認為這是當時社會上特別是廣大企業普遍關心的大問題，就把這段講話整理成報道播發。第二天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作為頭條新聞加以報道。《人民日報》也在頭版上方的中間位置突出地作了報道。各方面反映很好。后來我先后碰到江澤民和宋平同志，他們都認為講得對，講得是時候，並說不應該再混亂下去了。
（二）以“堅決地試”的精神推進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迄今已經進行了20多年，就改革的側重點來講，大體可以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政策創新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1992年股份制出台，主要是通過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擴大經營自主權，增加企業活力。第二階段為制度創新階段，從1992年股份制出台，到黨的十六大。第三階段從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算起，是結構創新階段。在我任職期間，國家體改委主要是抓了第二階段的工作，它的重大意義，是在中國確立了一種新的企業制度，即以股份制為基礎的公司制。
當時的背景是，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一些新的事物不斷出現，對企業改革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例如，橫向經濟聯合帶動了企業聯合，出現了跨部門、跨地區、跨所有制的並購。專業化分工，出現了子公司、分公司。大量的聯合興辦項目，需要明確出資方的權益。進一步的對外開放，也暴露了中國企業不適應國外合資、合作的要求，工廠型的所謂“公司”拿不出董事會決議，無法按外商的要求進行談判，商務上不能與國外的公司應對合作。在經歷了第一階段的探索之后，各方面對企業改革的關心大為增強，認為企業改革已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在眾多的深化企業改革意見中，股份制改革的呼聲日益增高。但是社會各界對股份制的看法並不一致，還有很大的分歧。有人認為，股份制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是馬克思講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揚棄。但也有人認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中國不能搞股份制。1992年6月23日，七屆全國政協召開第20次常委會議，我應邀到會介紹經濟體制改革情況。會前，主持會議的王任重同志特地對我說：“錦華，你不要講股份制。”我說：“小平同志都講了，我不講不好。”會上，我還是講了。我說，“股票籌資和債券一樣，對投資者有約束力，迫使企業必須努力經營，提高效益。”我還強調說，“我們還將探索對股票交易市場的有效管理，防止破壞性投資行為。”王任重同志聽了，沒有再講什麼。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証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鄧小平的談話，抓住了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根本問題。企業發展需要資金，企業的技術改造也需要資金，企業要增強市場競爭力還是需要資金。解決資金的來源，不能單靠向銀行借貸，特別是大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更是如此。中國必須發展資本市場，滿足企業的需要。發達國家的做法是通過推進企業的股份制，向股票市場、証券市場籌集資金。它們的發展歷史証明，這種做法是成熟的經驗，是穩妥、規范和可監管的。1992年1月，由我主持，國家體改委在深圳召開股份制座談會，研究中國的股份制改革試點問題，主張積極試點。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更加鼓舞了我們，國家體改委決心加快研究和試點工作。在這以后的一段時間裡，江澤民、朱镕基曾先后多次給我打電話，要國家體改委抓緊研究落實。后來我們花了半年的時間，由孫樹義同志負責，我和賀光輝、劉鴻儒、洪虎參與協調，組織16個部門以及有關專家，拿出了30多個文件。
1992年以前，在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關懷和支持下，有關部門對股份制的改革曾進行過研究和探索，並在個別企業進行了初步的試點。但真正全面、系統地推進股份制的改革工作，是從1992年上半年開始的。根據當時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狀況，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實際情況，確立以下6條要求為推行股份制的基本指導思想。
第一，通過國有資本的絕對或相對控股，使改制后的股份制公司保持公有制的性質。這是當時的改革方向。通過國有資本在股份公司中的控股，表明中國推行股份制是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改革。
第二，股份制的改組改制，必須堅持“生產力標准”，使資本的組織形態，即新的所有制關系適應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第三，改組改制的相關政策、法規，基本上要和國際通行的規則和慣例相銜接，保証中國的股份制規范進行，依法推進。
第四，對工廠制企業在改組改制的同時，要積極推進相應的配套改革，重點是股份制企業的規范性法規、會計制度、中介組織的建立和完善，証券監管機構的建立，產權的界定等。
第五，選擇對國民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行業和大型骨干企業，作為優先進行股份制改組改制的企業，以便形成規范的模式和良好的社會效應。
第六，創造條件，積極推進中國大型企業在境外証券市場的上市工作。接著，成功地實現了H股的確立和上市的各項工作。通過國際証券機構和股票市場規則，驗証和確認中國的法規、程序、操作符合國際標准和規范要求。同時，通過H股的工作，進一步規范A股的各項規則。
股份制的實施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在工作中涉及到原有的一系列的制度、體制、法規、政策和思想觀念。為了避免與原有的體制發生嚴重的磨擦和碰撞，股份制的推進工作主要從4個方面展開。
第一，堅持既要借鑒國際上股份公司的通行慣例，又要立足於中國實際的原則。為此我們設計了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同時規定：（1）在重要的行業，大型企業的改組過程中，實行國家股或國有法人股的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即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2）為了防止國家對重要的行業和大中型企業的失控，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確定國有股、法人股暫不上市流通。（3）設定企業職工股，使企業的職工在企業改制后能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在政治上體現主人翁地位。（4）設立企業公益股，從國有股和法人股中拿出一部分股份，作為離退休職工的社保基金。（5）設立科技股，用以鼓勵企業科技創新。
為了體現股份制的基本原則，維護股東的權利，我們還組織了法人股交易的試點，這就是STAQ。當時選擇了具備條件的15家股份公司進行股票交易。
第二，堅持以法規引導的原則。我們總結了前階段改革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強調股份制工作必須按照政策法規進行，以確保改制工作的規范化。為此，我們制定並出台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政策和規定：一是股份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的規范意見。二是實施改組改制的辦法步驟和對相關部門的工作要求。三是改組改制以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會計准則和實施辦法。四是改制工作涉及到的資產評估、土地評估、稅務交納、物資保障等相關方面的配套政策，以及會計、法律、証券等方面中介機構的組建和實施范圍。五是股份公司股票上市的程序和辦法。六是公司上市后的監督管理辦法。七是股份公司的標准章程和內部規定。八是股份公司上市后各項政策銜接的規定。
在江澤民和朱镕基的直接關心和督促下，1992年上半年，我們先后頒布了綜合性的文件2件，規范性的文件2件，配套性的辦法13件，中介組織的工作文件4件，會計准則和辦法的文件2件，H股上市規范辦法的文件1件，H股上市后的政策1件。
第三，堅持協調配套推進的原則。股份制工作是一項協同工程，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國務院各部門、國內與國外有關機構的協調配合。經過很短時間的磨合以后，國務院15個部委局辦的30多位同志組成了一個相當默契的工作集體，在實施股份制改制的過程中，觀點一致、配合默契、工作協同、相互補台，使股份制改造工作在半年的時間裡就迅速推開。這些部門和單位有：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國務院生產辦公室、財政部、國家科委、人事部、外經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總局、國家外匯局、國家統計局、國家物資局等。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注意協調有序地推進。股份制改革涉及到多方面、多層次、多領域的工作，任何工作的推進都需要相關方面的聯動，甚至一個部門內部的工作，也需要及時協調，確保同步運作。股份制的改革，帶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促進了政府體制和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
股份制的工作涉及到各個層面，包括理論觀念、法規銜接、制度辦法、操作准則、國內外認同、相關部門的工作和利益的調整、企業歷史問題的處理、機構職能的審定，市場運行的規范、國家對上市企業和市場的監管、中介機構的組建、監管程序、股票証券及市場人才的培訓、法人股市場的試點，H股企業的改制、上市、交易的銜接，外事事務的處理，人大的監督和政協的咨詢，各項政策的交叉銜接，對地方各級體改部門的工作指導等等。這些都需要國家體改委牽好頭，把好關，把握好工作的分寸和得失進退。
第四，堅持調查研究、不犯大錯的原則。股份制工作必須從企業、行業和各地的實際出發，使企業的改組改制工作做到：（1）防止國有資產流失。（2）保持社會和企業的穩定。（3）保証改制工作的規范。（4）處理好各方面原有權益的銜接。（5）不發生政治性的問題。
由於我們注意把握這些原則，上市工作基本做到了平穩進行，發展較快。到2003年底，全國已有境內上市公司1287家，市值42457億元，累計籌資10328億元，大大推動了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促進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成長。在境外、香港上市的企業，到2004年5月已有278家，市值佔到香港總市值的30%﹔按成交額計算，比例高達50%。在第一批境外上市的9家企業中，其中前5名的業績顯著.
股份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性深化，奠定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是一項涉及經濟、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基礎性制度建設。它表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股份制可以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股份制推進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市場，是企業參與全球經濟的分工、合作與競爭的規范性接口。
股份制改革的試點實踐，証明了鄧小平論述的，証券、股市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社會主義可以用，而且可以用好。
（三）社會事業的老大難問題：住房制度的改革
中國長期實行的低租金、福利分房的制度，造成了住房市場不發育，供應短缺，刺激了人們多佔房、佔好房的欲望，助長了以權謀房、分配不公的不正之風，社會反映強烈。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實行住房商品化，是我們一直想改而又怕改，擔心改不成的一個老大難問題。緩解住房緊張狀況，成了各級政府的一項重大民心工程。我在上海工作時，1977年、1978年市委千方百計擠出資金，每年蓋100萬平方米的宿舍，仍是杯水車薪，粥少僧多，成了每年編制計劃供求缺口最大的一項指標。1979年市委咬咬牙想搞200萬平方米，有人說搞的多了，是冒進，實際上差得很遠。現在上海每年新建住宅1000多萬平方米，仍然年年大幅度增長，房地產市場一片興旺。
我最早看到中國要改革住房制度的消息，是鄧小平在北京市委書記林乎加陪同下視察前三門住房時的報道。后來，鄧小平更明確地提出：“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以后，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系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國務院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安志文、陳俊生和林漢雄同志先后擔任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我是1991年3月接任房改領導小組組長的。劉鴻儒、劉志峰和陳學斌同志先后同我一起，抓這項工作。在我接手房改工作后不久，就聽說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長時，曾經專門考察過新加坡、香港的住房建設和住房制度。后來他大力推進上海住房制度改革，講過新加坡的經驗，我印象最深的是兩件事，一件是建立住房公積金，一件是房地產開發商必須承擔一定比例的、房價較低的平民住房建設任務，好像是20%。后來上海市率先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朱镕基找我，要求國務院批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加強推廣力度。我找了李鵬，他同意由國務院辦公廳正式轉發。這件事在全國影響很大，后來各地的房改方案都大體參照了上海市的做法。
根據國務院的部署，房改領導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1991年6月起草、下發了《關於繼續積極穩妥地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並於1991年10月7日（世界住房日），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會議，討論《關於全面推進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見》。會后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各地、各部門實施。這個文件明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標、基本原則和政策。據調查，當時全國城鎮共有無房戶和住房困難戶800萬戶，其中人均居住面積在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戶為50萬戶，還有5000萬平方米的危房，6億平方米的簡易房需要改造，每年還有200萬對新婚青年需要住房。解決好職工的住房問題，關鍵是加快住房建設，多建住房。但建房要用新機制，不能再用老的福利建房、分房的辦法。我們提出國家、單位、個人三者共同負擔的原則，目的就在於充分調動和發揮三方面的積極性，在保持原有資金渠道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個人投入的新渠道。把個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更多地籌集建房資金，加快住房建設，緩解住房供求矛盾。三者合理負擔的原則，是各地多年進行房改實踐的經驗總結。
房改從哪裡突破？單純在建房上做文章，解決不了住房商品化的問題。單純提租金，阻力很大。單純售房，有如何確定價格機制和經濟承受能力的問題。我們還認為，提租不賣房，不能加速資金的回收。賣房不提租，不能解決住房商品化的運行機制，必須配套改革。在第二次全國房改工作會議上，我們提出了租、售、建並舉的改革思路。計劃經濟時期福利分房的體制，是造成職工群眾住房困難的根本原因。政府和企業建房投資越多，支出的維修費用和住房補貼就越多，投資不能實現自身積累，不能形成良性循環，包袱越背越重，還助長了“以權謀房”的不正之風，影響干群關系。因此，住房制度改革，必須立足於轉換住房運行機制，逐步實現住房商品化，實行租、售、建並舉，逐步形成一個提高租金、促進賣房、回收資金、促進建房的聯帶序列，使提租、售房、建房實現良性循環。
在房改中，我們考慮，全國同一個政策、同一種模式，很難適應各地的實際情況，難度也大。應當考慮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地區經濟差異較大的實際情況，允許各地在住房商品化的目標下，因地制宜地探索適合自己的改革方式。我在全國房改會議上提出，沿海與內地，南方與北方，大城市與小城市，城市與縣鎮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消費水平、居住條件、文化傳統、生活習俗等各方面差異很大，推進住房制度改革必須注意各地的這種差異性和承受能力。要因地制宜、分散決策。
建立住房基金，是房改始終倡導的做法，目的是把原來財政和各單位的住房建設資金集中起來，用於住房制度改革。但由於涉及部門權益調整，進展情況並不理想。朱镕基在上海提出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我們全力支持，認為這是建立住房基金的有效形式，體現了三者共同負擔的原則，有利於提高職工的住房支付能力。我們肯定了上海建立公積金制度的改革思路，並在全國房改會議上予以介紹和推廣。1991年以后，住房公積金在大中城市逐步推開。為了規范管理，並把住房基金管好用活，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還頒發了《住房資金管理中心章程（試點）的通知》。實踐証明，住房公積金制度符合中國國情，受到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廣大職工的普遍擁護。經過10多年的發展積累，截至2003年底，全國已經有7036萬職工建立了住房公積金賬戶，累計歸集公積金5563億元，累計發放購房貸款2343億元，解決了329萬戶家庭的住房問題，推動了住房建設和住房金融的發展。
房改牽扯面廣，影響大。改革試點的早期，都集中在中小城市，后來逐步把重點轉到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因為特大城市職工住房的困難比較突出，職工住房條件差，更需要通過改革來改善職工住房條件，有改革的緊迫性和積極性。我們與上海市有關部門一起研究了上海的房改方案，並以它為樣板，推動大城市的房改。根據多年的房改經驗，房改的關鍵是要起步，要綜合配套，穩步提租、優惠售房、建立住房公積金和多種形式建房。同時，強調對社會弱勢群體，如退休職工、下崗職工、優撫對象給予政策優惠。后來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先后聽取了北京、天津房改方案的匯報，並向全國轉發了北京、天津的房改方案。實踐証明，抓住京、津、滬3大直轄市房改的示范帶頭作用，就抓住了大城市房改的示范龍頭，帶動了全國房改的全面起步。這裡還有個插曲，在國務院批轉上海、北京房改方案以后，各地紛紛要求仿效，但國務院考慮，不宜一一由國務院批准，決定停止轉發。天津市市長聶壁初聽到這個決定后，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房改事關重大，關系群眾切身利益，上海、北京都經國務院批了，天津不批，他這個市長當不下去了。在電話裡他說得很激動。我隻好答應做工作去爭取，后來我同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商量，並請示國務院領導同意，批轉了天津的房改方案。
1995年我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正著手編制“九五”計劃，研究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我認為，人民生活與生產、經濟發展之間，有一個很好的結合點，這就是住房。后來朱镕基給我打電話說，要把經濟持續搞上去，要有新的經濟增長點，要靠擴大內需，要在住房產業上找路子。我們商量后一致認為：住房是個很大的產業。中國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過去住房僅佔1.9%左右，后來下降到1%以下，而外國是百分之十幾甚至二十幾，說明住房市場潛力很大，市場容量廣闊。如果居民消費支出中住房消費提高1個百分點，市場需求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住房建設的產業鏈長，可以帶動鋼鐵、水泥、木材、化工、紡織、家電、機電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2003年中國的鋼鐵產量加上進口的，消費總量達2.7億噸，一半用在建筑市場，而其中房地產則佔了40%。房改的實踐，印証了房改起步階段所制定的目標、政策、原則是正確的，住房商品化、貨幣化正在積聚成巨大的效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國城鄉人民的居住狀況，也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改善。
五、鄧小平理論的實踐成功和對撒切爾夫人的回答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的統一計劃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從那個時候算起，中國開始了以“市場為取向”的漸進式改革，到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先后歷時14年。這14年的漸進式改革，既是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過程，也是學習、理解和運用鄧小平理論的過程。
鄧小平在計劃與市場的論述上，他的理論勇氣和創新精神，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一直起著決定性的指導作用。聽他的講話，讀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不管別的國家有什麼樣的經典教條，隻要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他就敢於突破，敢於創新。不管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發生什麼變化，遇到什麼樣的爭論和責難，他都不改初衷，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理論上的堅定性和一貫性。
從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時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到1992年1月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再一次論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是堅定的和一貫的。這些精辟的論述，是對人類社會長期實踐的總結，是對100多年來國際社會有關計劃與市場爭論的正確回答，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
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9.4%。25年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473億美元，2003年達到14000多億美元﹔25年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206億美元，2003年達到8512億美元﹔25年前，中國的外匯儲備為1.67億美元，2003年達到4033億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居於世界第六位。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中國是世界第三大商品進口國和第四大出口國。中國的綜合國力及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在不斷深化。表四反映了中國各類商品的市場化程度：
1991年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我聽江澤民和朱镕基講，在他們同撒切爾夫人的會見中，撒切爾夫人同他們都有爭論。撒切爾夫人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社會主義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必須私有化。她的這種固執己見，可能同她的執政經歷有關系。1979年5月，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大選中擊敗工黨，出任首相，到1990年11月卸任，在位11年半。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患了嚴重的“英國病”，主要是經濟長期衰退，工黨蓄意扶持發展的國有企業效率低、效益差、財政虧損嚴重。針對這種狀況，撒切爾夫人執政以后，採納了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的建議，實行“撒切爾革命”。她公開宣稱“英國經濟最大的兩個問題是壟斷的國有化企業和壟斷的工會”。她大力推行民營化。當時有人諷刺她說：“看吧，她連天上掉下來的雨水都要民營化。”到她卸任時，英國已經有2/3的國有企業被轉移到私人部門，有46家大企業和90萬雇員民營化。“撒切爾革命”的另一項重大舉措，就是反對政府對工會採取協商、談判和妥協的辦法，改為針鋒相對、正面斗爭策略。除了這兩項外，還有一項對她執政真正起到支撐作用的是北海油田的開發。“上帝站在英國一邊”——在北海廣闊的水域中，隻有英國和挪威擁有的水域開採出了豐富的石油。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的北海油田年產5000多萬噸石油（2002年的日產量已高達250萬桶，年產量約1.3億噸），它的巨額硬通貨收入，保証了撒切爾夫人渡過財政困難，有力地支撐了她的改革。
撒切爾夫人的私有化經歷，成了她的有色眼鏡，並到處推銷。實際上她是有局限性的。她缺乏基辛格那樣的世界性、歷史性視野。我在前面講過基辛格寄給我的論文，曾引用了他的重要觀點，基辛格認為：“改革過程必須與各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相一致。”改革實踐証明，基辛格的觀點是比較切合各國實際的。
根據統計資料，我分析對比了“撒切爾革命”的成效和中國改革的成就。我想，這種來自實踐的回答，應當是最好的回答。撒切爾夫人在她出任首相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開始推行私有化政策，最早出售的是航天和造船工業的國有企業。1983年英國開始大規模私有化，涉及的部門和產業有電訊、石油、鋼鐵、汽車、煤氣、水、電等。1979年英國國有企業的銷售額佔英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1.5%，到她卸任的時候，工業中的國有部分已經減少了60%。在撒切爾夫人任期內推行私有化的10年間（1980—1990年），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2.2%。同一時期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1%，中國要比英國高7個百分點。在撒切爾夫人1991年訪問中國，堅持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能兼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成功以后，中國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到2003年的12年間，也是正式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的12年中，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7%，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速度達9.4%，都比英國高得多。
深圳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夕，即1992年6月，鄧小平在同江澤民談話時指出“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圳原是廣東省寶安縣的縣城。在1980年建立深圳特區以前，有學者對它的記述是：“舊城區面積不到3平方公裡，街道簡陋狹窄，鎮內道路總長8公裡左右，建筑面積僅僅10萬平方米，最高建筑隻有一幢五層樓，工廠寥寥數家。工業產值1個億，國民生產總值2億多，完全是一個經濟落后縣。”現在的深圳是“換了人間”。據深圳市的一位負責人對我說，在20世紀末，有家美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對要不要把它的一個研究開發中心設在深圳，董事會有爭論，認識統一不了，於是決定派人實地調查深圳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調查的結論是“同美國一樣”。於是董事會決定把研發中心設在深圳。“同美國一樣”的比喻，可能有夸大，但局部比局部，深圳確實當得起世界上最好的人居環境之一。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強勁的活力，中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保持了同國民生產總值同樣強勁的勢頭。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早的地方，生產力發展更快。這些都驗証了鄧小平論述的：“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結合採用市場經濟手段，使中國的生產力獲得解放，中國的發展獲得持續不斷的動力。撒切爾夫人的觀點在中國行不通。中英兩國的發展實踐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擁有比撒切爾夫人推行私有化政策高得多的發展速度。這是20多年的實踐對比，是實踐對爭論的最好回答。
從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到1992年中國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后不過14年，不到中國3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隻能算做短暫的一瞬間。在中國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裡，隻經歷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工程，我們所做的工作，隻能說是階段性的，今后的路還很長，還需要長期實踐、探索、完善。
中國在變，世界在變，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我們沒有理由自滿，沒有理由停滯不前。
我經歷了這個變革的偉大進程，現在進行回顧、反思，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的感受和認識。
第一，市場經濟是一種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市場可以適時反映社會需求，可以提供及時、廣泛的信息，可以推動競爭，激發經濟活力，可以引導資源進行最佳化配置，可以促進企業改善管理，不斷提高經濟效益。同這些積極作用相比較，計劃經濟的最大缺陷，就是同社會需求脫節，缺乏競爭，缺乏活力，工作效率與經濟效益低，缺乏市場導向，不能更有成效地引導資源合理配置。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在新中國同一個政治環境和社會制度下，前30年鋼產量才達到3175萬噸，而后25年鋼產量高達22234萬噸，2003年為25年前的將近7倍。再以汽車工業為例，經過前30年的發展，1978年全國的汽車產量僅有14.9萬輛，后25年，即到2003年汽車產量已增加到444.4萬輛，2003年為1978年的30倍。這些變化的力量是什麼？這當然有多種因素，但市場的作用應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市場經濟同所有制有一定的關系，但不是絕對的。不同的所有制都可以利用市場，都可以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方法用來發展和壯大各自的所有制。市場經濟可以為不同的所有制服務，為公有制服務就是公有制的市場經濟。當然，不同的所有制在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上互有差異，但這同樣不是絕對的，而是完全可以改革，可以按市場經濟規律進行改革、調整和完善。中國石化集團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企業，是公有制的經濟實體。1983年成立的時候，全部資產總值為210億元，到了2003年，資產總值已達到5592億元，為20年前的26.6倍。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並沒有改變，但生產力發展了，企業做大了。這表明，所有制不變，利用市場經濟做手段，國有企業、公有制經濟完全可以發展生產力，可以不斷做強做大，提高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第三，市場經濟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它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充滿變數，加上人們的認識不一致，特別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復雜過程中，有各種理論問題需要研究、探討和創新，更有大量實踐中提出的問題需要探索、解決。改革舉措的實施需要避免社會過大的震動，盡力降低改革成本，認真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這一切，都是在沒有經驗、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中國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必須“摸著石頭過河”，必須採用漸進的方式。實踐証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
第四，市場經濟有盲目性，有隻重視追求個人或本單位利益的片面性，有對社會公益事業的失缺作用。中國政府對這些缺陷和負面效應都有全面、清醒的認識，在重視市場積極作用的同時，針對它的缺陷和失缺作用，制定了相應的對策措施，重要的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施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建立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等等。這些重大措施，可以糾正和彌補市場的失缺作用，促進市場健康發育。
第五，市場經濟必須同各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相結合。從19世紀中葉起，中國長期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在奮起反抗中，經過流血犧牲和苦苦探索，選擇了社會主義，並讓它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已經証明，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手段，完全可以用來為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理想和價值觀，為國家強盛、社會公平、人民幸福服務。市場經濟重視效率，但往往欠缺公平。中國政府認為，應當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改革與發展中，全面推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重視發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進行倫理、道德教育，推崇勤勞致富、誠信經營，反對一切損害社會和公眾利益的不法行為。這些探索和實踐，都是對市場經濟合理內涵的重要補充和完善。
在人類歷史上，凡是不尊重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不尊重人類創造的共同價值，一意孤行，好走極端，力圖消滅異類的民族，不論是哪個時代、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英雄人物，都隻能稱雄於一時，而不能獨霸於永世。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們掀起的不過是幾朵浪花而已。政治上如此，軍事上如此，經濟上也是如此。中華民族之所以延續五千年，歷經磨難而能香火永續，文明從未中斷，就是得益於她的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文化，得益於她的從不排外、善於吸納的大同精神。對於新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制度是外來的，現代市場經濟也是外來的，它們在中國的兼容、發展和走向完善，是中國國情、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必然選擇。
2004年5月，曾任美國《時代周刊》資深記者，現任高盛公司資深顧問的喬舒亞•庫伯•雷默發表文章，正式提出“北京共識”，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認為，“中國正開辟出一條通往發展的新道路，這條道路是建立在創新、集聚非對稱性力量、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和注重個人權利和責任的平衡基礎之上。”中國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重視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中國現有市場經濟成分，也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中國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的融合體。”他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是，創新、大膽試驗、堅持捍衛國家利益。他還分析說，理解“北京共識”，“除了經濟因素外，政治和文化因素同樣重要”。雷默的觀點，已引起中國和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爭論，有贊同的，有不贊同的，有提出補充的。我認為，雷默的觀點，應當說是看到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本質性因素。重視兼容，在兼容中學人之長、克己之短，進而揚長避短、擴大優勢，惠已惠人，應是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因素。離開中國國情，離開中國的歷史傳統，離開中國的文化背景，都不可能對中國的重大政策有深刻而合理的理解。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