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綜述

2014年6月12日，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局《中共黨史研究》雜志社在京召開了“中共黨史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室領導、室內外專家學者15人及宣教局全體同志。會議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主持。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會長歐陽淞作主旨講話，有13位專家學者在會上發言。現將會議發言內容綜述如下：

一、 推進中共黨史研究的理論指導與理論建設

歐陽淞主任首先在會議上講話。他著重從三個方面論述了關於加強黨史研究者專業修養的重要性問題：第一，史學研究者要走向成功，應當提高專業修養﹔第二，史學研究者要提高專業修養，應當借鑒中國傳統史學“史家四長”的思想﹔第三，黨史研究者要借鑒“史家四長”，應當注重研究黨史學基本問題。（歐陽淞主任的講話全文擬見《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9期）

北京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王炳林在發言中指出，中共黨史學的理論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歷史研究離不開理論指導。史學是客觀歷史的主觀反映。所以，史學的核心內容是歷史觀。人們對於復雜的歷史現象總會做出自己的評價，這種對歷史的根本看法就是歷史觀。

同一個歷史事件、同一個歷史人物，甚至同一個歷史人物的同樣一句話，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這除了認識水平的差別外，最根本的就是歷史觀的不同。一些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以發現“新材料”、揭露“鮮為人知的秘密”為借口，丑化黨的歷史和黨的領袖，實質上是堅持錯誤的歷史觀導致的結果。

中共黨史學是一門具有鮮明黨性的歷史學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正如歐陽淞在《黨史學基本問題研究》一書中所指出的，隻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才能解決黨史研究的根本問題：一是堅定黨史研究的立場，牢牢站穩黨和人民的立場﹔二是端正黨史研究的觀點，包括世界普遍聯系永恆發展的觀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等等﹔三是豐富黨史研究的方法，包括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等等。

北京行政學院教授侯且岸在發言中指出，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就深刻思考學術研究范式。針對長期以來人為形成的“路線斗爭史”，黨史界同仁解放思想，敏銳地提出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用歷史主義的態度對待黨史研究，反思《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研究的影響。然而，這一研究自90年代以來並沒有深入持續。現在，我們看到歐陽淞主任親自領銜，從黨史研究存在的問題出發，強調研究中共黨史學理論的重要性，推動黨史的學科建設，感到非常欣慰。

拜讀了歐陽淞主任的黨史學基本問題的系列研究文章后，我感受最深的是：培育問題意識，繼承中國史學傳統，發展唯物史觀。在《關於黨史研究的理論借鑒》一文中，作者指出：“當前，黨史研究的一個突出問題恰恰在於缺乏問題意識。大量的黨史研究成果中，敘述史實多，研究問題少;歷史描述和資料堆積多，理論剖析少。問題意識淡薄、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成為深化黨史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

聯系黨史研究的實際問題，大家都在熱議黨史學理論的創新，關注借鑒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但在我看來，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用新的黨史研究成果豐富唯物史觀。近20多年來，黨史學理論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著唯物史觀及其在黨史研究中的運用而展開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張靜如先生的《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然而，我們尚缺乏深入的理論解析和學術史反思，使黨史學理論研究流於一般化。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者李大釗為使唯物史觀中國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在《史觀》一文中明確提出，要使歷史研究富有生命力，必須探求“活潑潑的有生命的歷史”，研究“歷史進程中的人性”，從而為唯物史觀注入了活力。近年來，筆者繼承李大釗的思路，提出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確立反思的人文史觀，以豐富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同時，我還認為，要培育理性的思考，隻有思考歷史才能牢記歷史。思考歷史的前提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而思考歷史的目的在於發現問題、積累史識。

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謝蔭明在書面發言中談了學習中共黨史學史的必要性。他指出，任何事物的演進都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都有其歷史。要使黨史研究深入，應當注意黨史學自身發展的歷史，即中共黨史學史。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很注重自身歷史的研究，產生了蔡和森《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華崗《1925—1927中國大革命史》、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等文章著作。新中國成立以后，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等，構成了中共黨史學史的脈絡和基礎。

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學史，益處良多，主要表現為：（1）可以深入了解黨史學科從簡約到繁榮的既往﹔（2）可以發現黨史研究的缺口，知道前人已經做了什麼，才能集中力量，少走彎路，以最有效的方式，投入大量人力，攻克黨史研究中的重點和難點，連接起中共黨史學科發展的鏈條﹔（3）便於新舊資料的比較和使用，得出正確觀點﹔（4）可以總結前人研究的經驗，更容易提煉出規律，豐富中國史學史和人類的認識史﹔（5）可以看到前輩的足跡，發現他們的高尚情操、優秀品格和科學的精神。

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陳榮仲在發言中指出，歐陽淞主任關於黨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的系列論述，視角寬廣高遠，內容全面系統，見解深刻精辟，每一篇論述既自成體系，又與前后一脈相承。不管是從宏觀的理論分析上，還是從微觀的方法把握上，都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指導性和操作性，是對黨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一次系統研討和論述。通過學習思考有如下一些體會：（1）在黨史研究中對重要資料要做到“應有盡搜”，不應設置禁區。如果我們僅以現實研究為目的、帶選擇性地去搜集整理資料，就會漏掉一大批現在可能沒有意義，今后大有意義卻再也找不到的極為珍貴的資料。（2）通過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專題、選拔培訓專業人才等舉措，開展高水平的黨史專題宣講，是黨史工作資政育人的好途徑、好方式。（3）黨史部門不僅應是黨史研究的主力軍，還應是黨史研究的組織者，應當充分組織調動各方面力量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養造就一批黨史研究的生力軍。（4）在黨史研究中必須始終堅持學術性和政治性的高度統一。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教授在發言中認為，黨史工作者應注重向黨史研究方面的大師名家學習。在大家所公認的取得杰出成就的胡繩、胡華、龔育之等人身上，至少體現了四個方面的能力和素養：一是豐厚的史料積累。研究黨史要有豐厚的史料積累，觀點見解都應有充足的史實依據。隻有這樣，研究成果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二是扎實的理論功底。研究黨史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了解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隻有這樣，才能從浩瀚的史料當中總結提煉出有用的東西，才能提出有深度和啟發意義的見解。三是深入的現實思考。黨史工作者必須了解現實，而且對現實問題應有深入的思考。隻有這樣，才能把握歷史同現實的聯系，才能發揮黨史學的社會功能。四是生動可讀的表達。黨史學成果應該好聽、好看，富有感染力、影響力。

中央文獻研究室外宣辦副主任、《黨的文獻》常務副主編楊明偉在發言中指出，黨史研究尤其需要辯証視角。歐陽淞同志的《黨史學基本問題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其中關於規律性、理論性、黨性與科學性等問題的思考，更是啟發我們在黨史研究中必須把握好幾個辯証統一。

一是注意“細節”與抓住“大節”的辯証統一。有人說，“細節決定成敗”。這種說法好像有道理。因為歷史發展的確有許多關鍵細節。但是，細細斟酌，這句話與唯物史觀有些相悖。歷史發展的走向從來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換句話說，是由“大節”決定的。如果隻看到一些小細節，看不到歷史的大關節和規律性，歷史研究就會走偏，甚至會得出一些違背歷史本來發展脈絡的結論。習近平同志強調，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要揭示和宣傳歷史必然性。

二是理論思維與史實考據的辯証統一。歐陽淞主任有關“中共黨史研究應當把解決理論指導和理論思維問題放在首位”的提法，是一種戰略思維和理論視角。黨史研究首先要注重宏觀戰略研究，注意全局意識與整體思辨。我們應當在這個前提下去關注具體史料和史實考據。正因如此，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才不斷強調，研究問題既要注意考據，也要注意理論思維，尤其要注重哲學思維。

三是黨史研究的黨性與科學性的辯証統一。中共黨史的政治屬性是不言而喻的，黨史研究首先要遵循實事求是的科學原則，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但是，這門學科的科學性與黨性並不矛盾。黨史研究要注重通過研究和總結歷史經驗，發揮資政育人、咨詢借鑒等現實作用。

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員樊銳在發言中指出，歐陽淞主任在文章中認為“對於黨史研究工作者來說，如果不能穿過理論的殿堂，也就很難真正進入黨史研究的殿堂。”並強調堅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首先是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多年的文本核對和實踐檢驗后，我們逐漸認識到，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在總體上並未反映出馬克思哲學的全貌和特征。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了全方位解讀，其主要觀點：一是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題。這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少數精英的哲學，而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變革社會的強大思想武器。二是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三是在科學實踐觀上實現統一的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內容。

除了以上三個方面，還有一些觀點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豐富，主要包括兩點：第一，以往的原理中強調的東西往往只是注重一個方面而沒有注意另一方面，如強調歷史規律客觀性而沒有同時強調人的活動選擇性，強調歷史必然性而沒有關注歷史的偶然性，強調真理而忽視價值等﹔第二，原理應用的重點發生變化，如過去講矛盾一方打倒另一方，而現在可以有雙贏，過去十分強調階級和階級斗爭，現在只是講清我們社會的分層和階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及其應用范圍等。

二、加強中共黨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創新

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一平在發言中指出，中共黨史研究的理論創新有三種類型：一是提出突破前人的理論，提出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理論，即進行理論的原創。這是高層次的理論創新。這方面的工作國內似乎還沒有人在做，應該是今后追求的目標。二是運用新理論。運用他人提出的新理論、運用其他學科的理論來研究中共黨史，即運用黨史研究中尚未運用過的理論進行研究。盡管這是中層次的理論創新，但這對黨史研究是有推動作用的，仍然值得提倡。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但還很不夠。三是進行新的理論分析，提出新的理論觀點，即進行前人沒有進行過的理論分析，提出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理論觀點。

中共黨史研究的方法創新也有三種類型：一是創造新的研究方法或敘述方法、編纂方法，進行方法的原創。在數十年中共黨史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幾乎沒有研究方法的創新，這對於中共黨史研究的發展、繁榮是不利的。二是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或敘述方法、編纂方法。如運用他人新創造的方法來研究中共黨史，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來研究中共黨史。運用新方法研究中共黨史是相對滯后的，需要多一點鼓勵。三是在運用已有的方法中實現創新，運用新方法體現出新意。運用新理論、進行跨學科研究，是實現新方法運用的有效途徑。運用新方法要注意以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楊鳳城教授認為，討論中共黨史的理論與方法有兩個問題有特殊的意義：一個是如何看待歷史學的規范、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的關系問題﹔一個是如何看待唯物史觀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關系問題。就第一個問題而言，中共黨史雖然在國家學科目錄中被放在政治學裡，但黨史專業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按照歷史學的規范和方法做研究。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方法，對於深化黨史研究具有應用和借鑒意義，這是無疑的。但是，它們隻能在具體問題上發揮作用，而不能在整個黨史研究上起主導作用，不能使黨史研究社會科學化，那樣就不成其為歷史了。此外，黨史研究中的區域史、個案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對於黨史研究均有意義，但是不能喧賓奪主，政治史是黨史的主要屬性。即使涉及經濟、文化、社會等內容，也需要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言說，否則黨史也難以成其為黨史。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唯物史觀對人類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研究是有深刻解釋力的方法。當然，我們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還有進一步科學和完善的空間。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唯物史觀變成公式、俗套﹔堅持唯物史觀，並不意味著排斥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適當運用。“有容乃大”，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同樣適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黃一兵研究員的發言闡述了為什麼必須深化黨史研究理論和方法研究的問題。他指出，每一門社會科學都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相應的也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黨史研究也應該如此。然而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黨史研究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比較“專一”和“單純”，黨史研究則不一樣，它是以黨的歷史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涉及黨領導的各項工作和各項事業，研究范圍很“寬泛”且具有“多領域”、“多層次”的特點，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一個清晰的、獨立的、規范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然而，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表明，任何學術活動都具有雙重目的，一方面是認識客體，即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它是怎麼發展的，有哪些規律﹔另一方面是完善主體，即認識活動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如何使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一致起來，如何科學地探究客觀世界。與此相對應，就形成了學術研究兩個層次的理論和方法，一是貫穿於具體研究內容中的理論和方法﹔二是體現本學科一般研究特點和規律的理論和方法。黨史研究作為研究客觀世界的一門科學，它也應該體現和包涵這兩個層次的內容。當前，之所以存在對黨史研究“學術性”的種種質疑，從根本上看，主要不是黨史研究有沒有理論和方法的問題，而是這些理論和方法如何與黨史研究更加合理、更加充分、更加與時俱進的融合、運用和發展的問題。為此需要在四個方面加強研究和實踐：一是推進歷史唯物主義在黨史研究中的“具體化”進程﹔二是科學吸收和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三是實現黨史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系統化、體系化﹔四是推動黨史研究理論和方法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而不斷豐富和發展。

三、實証研究、個案研究與中共黨史學科的深入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副教授宋學勤在發言中指出：乾嘉學派求真求是的考証傳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大復興，實証傳統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研究的主流。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作為歷史學范疇內的中共黨史學科，也出現了從宏大敘事轉向微觀實証的趨向。中共黨史學科的繁榮與進一步深化，有待實証研究的更廣泛開展。但從具體的黨史研究生態來看，中共黨史學科中的實証研究需要規范。一是實証研究要有清醒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的生成是開展實証研究的基本前提與最終目標，但必須防止盲目追新求變，出現“偽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是包括中共黨史學科在內各個研究領域的一個前置性問題，對其如何回應，給出什麼樣的回應，直接決定著一個學科或者研究領域的價值和發展命運，是一個帶有根本性且必須給予確定性回答的問題。為此，在進行中共黨史實証研究的過程中，在面對“問題意識”問題時，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二是實証研究不能排斥“理論視角”，拒斥思想的“實証”研究，隻能在無意義的方向上將中共黨史研究復雜化。實証研究在任何時間都離不開理論，離不開思想。三是檔案與文件的使用，不能奉行“拿來主義”，更不能拘泥於“文本主義”。對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都要搜求不同的時間和各個方面的材料加以求証，做到依據文本而又不囿於文本，要堅持“黨怎麼說”與“黨怎麼做”的統一。四是進行個案實証研究時需有大學術視野，將個案史料所反映的客觀事實放在歷史發展的大環境、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對其開展對比、比較和評價。

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海榮從個案研究的角度，談了深化中共黨史研究需要切實“換位思考”。她指出：從理論上講，宏觀研究應以微觀研究為支撐，微觀研究需以宏觀研究來統領，深化黨史學研究還應借鑒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在黨史研究中探討與爭鳴本屬正常也有必要，欲推動中共黨史研究深入發展，相關爭鳴需要進一步做到換位思考。

就黨史學個案研究而言，切實的換位思考，相關方會良性互動。對於質疑者來說，質疑中如果對諸如以縣、鄉（鎮）、村為考察對象的個案研究在“細碎化”“解構宏大敘事”等問題上有較深入的理解，就會減少“理論誤判”。對於個案研究者來講，能換位思考，研究成果自然能體現出對“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等問題的警惕。比如，探究改革開放之初落實黨的農村政策——“大包干”問題，圍繞縣、鄉（鎮）、村進行的個案研究，在揭示生動細膩的歷史鏡像過程中當會令人感悟到農民的不同取舍、基層干部的不同選擇、中高層干部面對復雜局面的不同策略舉措等這些較為中觀富於邏輯並具有現實鑒戒性的復雜內涵，也就不會落入備受詬病的“碎片化”境地。

能夠換位思考，以下這些看似重復卻又各有角度的問題也才會有深入探討的空間。其一，有學者提出，當前深化黨史研究，很有必要多做些個案研究﹔不通過個案研究的切實體會，很難矯正黨史學中不當的“宏大敘事”的困擾﹔其二，就黨史的“資政育人”而言，過於理論化的說教效力有限，當前較為有效的破解之道是做些個案研究，通過多樣性的地方知識及鮮活生動的歷史讓人產生感悟，感悟了才是“育人”﹔其三，針對當下黨史學研究生培養中出現的“有題目無問題，有理論無知識（常識），有博大無精深，有宣傳無學術”等問題，較好的解決辦法是讓學子們走出書齋，深入實踐，在身臨其境中激活文獻知識中有關歷史場景的信息，也就是說通過個案研究來感悟歷史、解釋歷史。

此外，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部副教授沈傳亮基於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視角，談了應當不斷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段史研究。這涉及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如何從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段史的制度奠基﹔二是如何從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段史的制度創新與完善﹔三是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段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總之，與會者對黨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問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感到頗受啟發，收獲較大。加強和深化這方面研究，進一步推動黨史學科建設、發展成為與會者的共識。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