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論文論點摘編

中國當代社會史資料建設的現狀與反思

鄭清坡

近20多年來，當代中國史研究取得了較大進步，但由於當代社會史研究起步晚，相關史料的搜集與整理還不充分。目前學界對當代社會史資料的搜集偏重於檔案，對民間文獻、口述史及各類影音與實物資料的搜集整理還遠遠不夠，尤其缺乏專業機構（如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的積極介入。同時，學界對官方檔案和民間文獻的利用效果不甚理想，除很多重要歷史檔案仍未解密等原因外，在固定時間和地點直接提供案卷查閱的方式，極大地限制了檔案信息的利用，增加了研究者的學術成本﹔已開放可查的工業、農業、商業、衛生防疫等方面的官方檔案仍有待於進一步開發利用﹔對民間文獻的系統搜集整理工作還僅限於個別高校和學者﹔資料的搜集整理集中在新中國前30年，對近30多年社會歷史的資料搜集則明顯不足。基於此，當前及今后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應分清輕重緩急。首先，應大力加強搶救性的口述史工作，不僅關注主要人物或主要歷史事件當事人的口述訪談，更要重視普通民眾對日常生活的講述。其次，由於民間文獻規模龐大，急需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更有條件的專業機構加入，完善收藏種類，建立成體系的當代民間文獻資料庫。再次，要積極謀求檔案館與高校或科研機構的合作，開展有規模有計劃有系統的檔案整理。最后，在注重實地社會調查的各種文本、數據等資料之際，還應重視對社會的觀察與體驗以及由此形成的調查筆記和報告。總之，史料為史學之基礎，惟有先期進行資料建設的學科基礎工作，才能使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走上更加有序、良性發展的道路，成長為一門更加成熟的學科。（吳志軍摘自《歷史教學》2014年第4期，全文約10000字）

推動政策的執行：中國政治運作中的工作組模式研究

李振

由上級機構向下級機構派遣工作組這一模式在中國源遠流長，但其大規模運用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后。工作組模式之所以得到長期而廣泛的運用，是因為其本身具備一定優勢。它適應中國現行的條塊分割的組織架構，可以打通上下級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利於上級機構更好地監督下級機構，有利於提高下級機構的政治治理水平，有利於在政策執行一線收集更多信息，從而促進上級機構在修正既有政策或制定新政策時的合理化水平。不同的工作組在推動不同政策的執行過程中發揮著不同作用。在不同類型的下級機構那裡，工作組有可能是能力提升者，或意願改變者，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單純依靠這一機制並不能完全保証政策的有效執行。在實際運作中，這一機制會與諸如官員晉升考核機制、目標責任制等相互疊加和融合，從而形成促使政策有效執行的一整套機制。當然，工作組機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容易引發下派工作組與既有機構工作人員的矛盾和沖突、派遣工作組會增加政治與社會治理成本、可能導致下級機構的能力退化或離心傾向、在具體運作中還可能出現形式與內容的分裂，因此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提升其正面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工作組是認知和理解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特點的重要渠道。（吳志軍摘自《政治學研究》2014年第2期，全文約16000字）

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與合作社管理的政治化轉型

——以慈溪縣為例（1953—1956）

嚴宇鳴

與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不同，手工行業的整體資本有機構成明顯較低，這使得基層政府在改造過程中缺乏具體的“物質”對象，國家也未突出強調手工業“獨立生產后兩極分化的可能”，因此手工業改造一度進展緩慢。隨著國家改造政策的不斷強化，政府將雇工現象認定為是對合作社社會主義特性的挑戰，從而逐步以調整從業者之間的傳統等級關系為改造切入點，試圖建構更符合社會主義特性的師徒關系，強調二者之間的純粹技術傳遞性聯系，否定原有的“人身依賴”關系。因此，基層政府在運動初期仍傾向於借助（類）市場力量推進改造，以此保証合作社的生產收益，使社員真切感受合作社優勢。但這種市場化手段與行政化意志的不匹配制度環境，使供銷社逐漸不能適應合作社的供應與銷售壓力，原已分散的下鄉生產經營形式也無法維系，改造工作陷入僵局。這既反映了基層政府對國家政策落實手段的多元性選擇，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改政策乃至社會主義制度在基層落實和執行的有限性。在1955年下半年改造運動高潮的壓力下，基層政府加強了“斗爭”動員機制的運用，以階級斗爭模式界定和處理經濟行為或經濟問題，掃除了來自合作社內部的阻力﹔以“產值”的單項評價標准淡化產銷矛盾，為政府意志的向下貫徹掃除了關鍵性障礙﹔手工業生產合作聯社的建立使產銷矛盾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最終由社員分攤消化。合作社管理形式和結構的政治化轉型，成為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高潮到來后對基層實踐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也是合作社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機制性原因。（吳志軍摘自《史林》2014年第1期，全文約23000字）

略論“文革”初期的“反對經濟主義”問題

王永魁

1967年初，隨著“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全國掀起了一場“反對經濟主義”的運動。周恩來曾將其比喻為“文革”的“第二聲號炮”。各地各系統在“反對經濟主義”的名義下，紛紛作出“抓革命，促生產”的表態，客觀上為保証生產的正常進行創造了一些條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混亂局面。盡管各造反派組織都以“革命”之名義進行活動，但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或爭取本派利益。在各種政治口號的遮蓋下，這些利益往往通過迂回、曲折、隱晦的方式表達出來。“經濟主義”是“文革”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后的一種表現。“反對經濟主義”是在“文革”的“左”傾理論指導下開展的，通過強大的政治壓力暫時掩蓋了激烈的社會矛盾，不可能對穩定社會秩序起到決定性作用，也不可能正確地解決不同利益群體的經濟訴求。“反對經濟主義”的積極效果極其有限，時間也很短。隨著造反派組織的分裂，各地很快陷入兩派紛爭甚至武斗。按勞分配制度卻在“反對經濟主義”的名義下進一步遭到破壞，平均主義泛濫，嚴重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吳志軍摘自《北京黨史》2014年第1期，全文約8000字）

中共根據地反纏足依據的演變

（1928—1949）

楊興梅

從1928年至1949年，中共在革命根據地的反纏足運動的現實依據不斷翻新，常常根據新的形勢被賦予各種新內涵。在蘇維埃時期，共產黨一面彰顯婦女纏足的“封建束縛”特點，一面強調放足對“參戰動員”和婦女解放的意義。抗日戰爭爆發后，除積極參與抗戰、革命和生產動員外，纏足對婦女自身的健康影響也繼續受到中共的關注。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反纏足運動逐漸與土改、生產和支前運動等結合起來，放足最終成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而非目的。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共的反纏足依據並不相同，參加生產的訴求卻貫穿始終。對長年處於戰爭狀態或戰爭邊緣的中共來說，動員纏足婦女放足並參加生產，顯然體現了一種現實性的政治策略。中共側重反封建和參戰動員的反纏足理路，與國民黨主要從國家種族角度進行的宣傳相當不同。從晚清起開始的纏足影響國家和種族的論述，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基本未得到繼承，呈現一種明顯的歷史與文化斷裂，而同一時期的國民黨卻延續了這樣的思想。但關注纏足行為對婦女自身的影響，又是雙方的共同趨向。總的來看，中共的反纏足運動依然延續了自晚清以來的政治化思路，在倡導解放婦女一雙小腳的同時，又將婦女帶入了另一種政治場域。（吳志軍摘自《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1期，全文約10000字）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