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歷程的回憶
一、加工訂貨的斗爭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之后，黨分配我去協助曾山同志搞接管工作﹔同時，處理在接管中與資本家有爭議的問題。大約在那一年夏末，陳毅、曾山同志要我兼管市場和私營工商業的工作，因為那時負責工商行政管理的石瑛同志跟著部隊到福建去了。
對市場的管理，主要是打擊、取締投機活動。經過幾次較量，投機家的活動被壓下去了﹔而收購和加工訂貨的工作，則越來越重要、越復雜。上海輕工業的名牌貨相當多，西北、西南各地都來上海購貨。國營百貨公司更要控制貨源，而資本家不干。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就在收購和加工訂貨中尖銳地表現出來了。
一九五○年國家實行財經統一之后，通過抓緊稅收與發行公債，由國民黨反動派所制造而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一下子解決了。但是，由於惡性通貨膨脹所形成的虛假繁榮，也忽然破滅了。商品的銷路突然下降，許多資本家由於商品賣不出去，無錢發工人的工資，都在大聲叫苦。陳雲同志負責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向中央建議召開八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我以上海工商局長的資格，參加了這個會議。陳雲同志在黨組會議上，指示我要把上海工商業的困難情況如實說出，以免在政治上陷於被動。那次參加會議的並不僅是八大城市的工商局長，而且有代表資產階級的高級民主人士——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周叔弢等人。大家暢所欲言，滔滔不絕。但總括起來，不外是“商品賣不出去，怎麼辦？”這麼一句話。會議開了半個月，陳雲同志焦心考慮，在向中央匯報之后，在總結會議上科學地分析了當時情況，並宣布：調整工商業，擴大加工訂貨。消息一經傳到上海，資本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這樣，上海的加工訂貨的工作，就順利地在擴大了。
但是到下半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由於抗美援朝需要許多軍需物資，同時還由於土地改革后廣大農民對工業日用品需要量的增加，國內市場，頓然活躍起來。資本家就改變了態度，不願再接受加工訂貨，或者不按合同完成任務，寧願按合同的規定罰款，而把商品拿到市場上去賣高價。在上半年，資本家感謝國家給他們的加工訂貨，到下半年，資本家卻認為加工訂貨是一根捆住他們手足的繩子了，因而千方百計要脫去這根繩子。斗爭怎能不日趨尖銳呢？直到“五反”運動之后，資本家才低頭接受加工訂貨。一九五二年，全國各大城市接受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私營工業企業（包括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產值，佔當地私營工業產品總值的比重，上海為百分之五十八，武漢為百分之六十五點五，西安為百分之七十點三，杭州為百分之六十三點七。其他城市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在這裡，上海的加工訂貨的百分比，雖然不大，但是，在絕對數上，上海的加工訂貨總額，是全國之冠。
加工訂貨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但是當我在上海工作時候，並沒有明確地把它提高到國家資本主義的地位去認識﹔當時，我的認識只是支持國營商業，掌握貨源，保証軍需和民用的需要。
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與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提出
一九五二年冬，我調到中央統戰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當時稱私營企業局，次年初才改為此名稱）工作。統戰部是不搞具體經濟業務的﹔而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業務相當多，其中處理加工訂貨的問題，在整個工商局的業務中，佔著相當大的比重。
一九五三年春，李維漢同志帶領一個調查組到武漢、上海、南京和濟南等地，對私營工商業進行調查。回來后向中央提出兩個報告：一個是如何處理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另一個是如何處理勞資關系問題的報告。劉少奇同志首先聽取調查組的匯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和其他副部長都參加了。記得那天下午的匯報，突出了加工訂貨的問題。調查組的同志指出，各個部門需要時就向資本家加工訂貨，不需要時就拉倒﹔有的資本家形容說，“來時急如星火，去時無影無蹤”。另外，還談到工繳費、稅收等標准也不統一的問題。李維漢同志提出，這些問題有必要提到黨的統一領導上來解決。
這次調查的結果，不僅發覺了加工訂貨中存在的問題，而且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問題，在理論上和政策上也有所突破。李維漢同志提出，收購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加工訂貨、統購包銷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中級形式﹔公私合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形式。
同年夏天，中央政治局開了好幾次會議，討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問題。出席會議的領導同志，都同意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逐步把資本主義工商企業改造為社會主義企業，並認為收購在當時已經日益縮小，不必再列為一個形式。這樣，國家資本主義就隻包括低級形式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高級形式的公私合營兩種形式了。周恩來同志和陳雲同志在討論中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不應限於加工訂貨，而應逐步擴大為公私合營。毛澤東同志在討論過程中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指出這個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都認為，要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必須要有一個機關來統一負責。陳雲同志認為，國家計劃委員會業務太多，如要負擔對資改造的工作，恐怕搞不好。討論結果，決定由中央統戰部來管理此事，由李維漢同志兼任中財委副主任。中財委下面設立第六辦公室，由許滌新任辦公室主任﹔沙千裡、孫起孟、鄭新如三同志任副主任。次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后，中財委第六辦公室改為國務院第八辦公室，由李維漢任主任﹔許滌新和孫起孟任副主任﹔大約一年之后，張執一也參加了“八辦”，任副主任。
中央決定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時，大家都同意，隻有高崗反對。在幾次政治局會議上他一言不發。毛主席要李維漢找高談談。散會后，李問高有何意見。高說：“你讀過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沒有？”李說：“讀過。”高立即用尖苛的語調說：“布哈林不也是主張和平進入社會主義嗎？”
會上的另一個分歧點，是要把資本家改造成為什麼人。李維漢同志提出，把資本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民﹔林伯渠同志不同意。毛澤東同志明確地指出：要把資本家改造成為工人，否則，改造成為什麼人呢？難道改造成為地主嗎？不能。難道改造成為農民嗎？也不能。隻能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工人。
毛澤東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定由李維漢給中央起草一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具有政策性的報告。這個報告的提法，原是“關於利用、限制、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報告”（“改組”的提法是根據毛主席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經濟改組”而來的）。在政治局討論時，胡喬木同志提出，把“改組”改為“改造”更為確切、更為科學些。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同志，都同意胡的意見，於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的提法，就這樣定下來了。
在提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的同時，李維漢同志提出“雙重改造”。那就是不僅要把資本主義工商企業改造為社會主義的工商企業﹔而且要把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政策上，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政策是團結、教育、改造。
三、從“吃蘋果”到統籌兼顧全面安排
中財委“六辦”的主要任務，就是有計劃地擴大公私合營企業。在解放初期，我們沒收了屬於官僚資本的全部企業。但是還有一部分企業，既有民族資本也有官僚資本，對於這種企業，由於沒收了官僚資本而保存民族資本的私股，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公私合營企業（據全國當時六百九十五戶公私合營的企業材料統計，其中沒收官僚資本的公股佔百分之五十三，沒收反革命分子財產的公股佔百分之九點一八，公股共佔百分之六十二點一八）。但是其他純民族資本企業，則不存在可以沒收的官僚資本，因而，要擴展公私合營企業，要把民族資本企業變成公私合營企業，國家必須對民族資本的企業投入適當的資金。為了這件事，李維漢同志同我一道去找過鄧小平同志。那時，小平同志兼任政務院的財政部長。小平同志很干脆，他說“‘六辦’要完成這項任務，需要多少錢？”維漢同志說：“要使民族資本企業變成公私合營企業的投資，並不需要大量資金，因而‘六辦’也不需要財政部撥出巨款。但到底需要幾個億，現在也算不出來。”小平同志笑著說道：“就撥五個億吧，不夠，再撥﹔用不完，歸還財政部，反正‘六辦’的錢是存在人民銀行的。”這樣，中財委“六辦”就掌握了一筆進行合營的必要的資金了。
中財委“六辦”成立之初，在李維漢同志領導之下，起草了一個《關於有步驟地將有十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這個文件是經陳雲同志研究之后送中共中央，中央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批准的。在這個文件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這就是“穩步前進，依據國家的需要、企業改造的條件、供產銷平衡的可能、干部和資金的准備以及資本家的自願，合營一批較重要的較大的企業，並把它們辦好。”這就是當時簡稱的“需要、可能與自願”的原則。
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對我們來說，是一項缺乏經驗的工作。因此必須進行調查研究，摸摸私營工業企業的底子。經陳雲同志同意，一九五四年春，由中財委“六辦”帶頭，輕工業部、重工業部、交通部和商業部各派干部參加，組成一個約二百人的調查小組。由許滌新任組長，沙千裡任副組長，到上海去調查。調查組在上海大約住了半年，把幾個重要行業，基本上摸清楚了。在調查過程中，已經發覺一個行業的大企業實現公私合營后，小企業在加工訂貨上很難得到任務的矛盾。但，我那時隻忙於整理調查所得的材料，沒有及時把這個矛盾，向陳雲和李維漢兩同志報告。直到現在，我還在責備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敏感，不負責！
當時把大企業實現公私合營稱為“吃蘋果”﹔而把余下的小企業的合營稱為“吃葡萄”。各地黨委對於“吃蘋果”是做了不少准備工作的，主要是開辦干部訓練班，把企業中的秘密黨員和工會干部都找來訓練。合營一個廠要好幾個月，工作做得相當細，把准備合營的工廠的機器設備、資金、原材料，甚至桌子、板凳，都調查得清清楚楚。一九五四年搞了一年，全國私營企業實現公私合營的，隻有二千多家，加上解放初期由於沒收官僚資本而變成公私合營的一千家，全國公私合營企業共有三千多家。
進行“吃蘋果”的工作，不是沒有矛盾的。首先是大資本家不干。上海有一個大資本家說：“我的十幾家工廠都是我的伯父和父親掙得來的。我欠國家的錢，可以拿出一個廠來抵償國家的債務，但若要我把所有紗廠和面粉廠都拿出來公私合營，死后怎樣去見伯父和父親？”但是，后來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的高潮沖擊之下，他也就沒法再堅持他原來的主張了。其次，我們有一些同志認為，對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加工訂貨，對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是有利的﹔留少數幾個大廠繼續搞加工訂貨，在國際上有較好的作用。潘漢年同志就是這種主張的。一九五四年秋，有一天下午他從上海給我打長途電話，詳細地說明上述意見。我告訴他，按已定計劃擴展公私合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把“蘋果”和“葡萄”都吃完。他說：“事實上，公私合營的計劃是先要把蘋果吃光的，矛盾不少。”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見反映給中央。再其次，就是先“吃蘋果”后“吃葡萄”之間在加工訂貨上的矛盾。這一點，上面已經提到了。
一九五四年冬天，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召開了擴展公私合營會議，討論一九五五年全國合營計劃。那時，李維漢同志因耳癌到莫斯科治療，周總理指定陳毅同志兼管“八辦”工作，遇到大問題仍向陳雲同志請示。各地參加會議的同志，一到北京，就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吃蘋果”和“吃葡萄”的問題。他們說：“現在光‘吃蘋果’不‘吃葡萄’，把一大堆‘小葡萄’、‘爛葡萄’，甩給地方。地方沒有財力給它們加工訂貨的任務，資本家發不出工資，推動工人到黨委請願怎麼辦？”吵得一塌糊涂。我同起孟兩人首當其沖。我們去找陳總，陳總說：“‘葡萄’也是可以吃的嘛！何必吵得那麼厲害。你們找各有關派負責人來聽聽地方意見。”費好大力量，總算把有關的部長或副部長請來了。他們了解了問題之后，也沒有說什麼話﹔隻有黎玉同志說得相當尖銳，他說：“‘葡萄’是酸的，俺不吃。”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有不少同志認為辦國營企業才是搞社會主義經濟﹔什麼加工訂貨，什麼公私合營，都是邪門歪道，都是在搞資本主義。甚至把我稱為“資方代理人”。實在使人啼笑皆非。那一段時間，陳毅同志兼任外交部長，外事活動很忙，我們隻好直接去找陳雲同志。他聽了匯報之后大笑起來說：“你們的這個擴展公私合營會議，實質就是國家計委要召開的計劃會議。應該在計劃會議開過后再開這個會議，就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你們不弄清楚就來搶先，卻搶出麻煩來了，是不是？現在，隻好把計劃會議的這一部分內容，放在你們這個會議上解決了。”陳雲同志在國務院會議上，向周總理匯報了這個問題。我也出席了國務院的這次會議（當時各辦的主任或副主任都要出席國務院會議）。周總理笑著對我說：“你們現在真是騎虎難下了，隻好請陳雲同志給你們解圍。”隔了幾天，總理又召開國務院常委會，由陳雲同志提出處理“吃蘋果”和“吃葡萄”問題的意見。陳雲同志在分析了工業生產中的矛盾之后，提出了“通過逐行逐業分配原料、分配任務、計算設備能力、安排生產計劃等辦法，來進行逐行逐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中央工業部門必須把如何利用資本主義工業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搞五年計劃時將資本主義工業的生產潛力充分估計進去”。這就是當時著名的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方針。陳雲同志並且指出“要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隻顧國營，不管私營的傾向﹔另一種是私營工業自己不想辦法，坐待國家給辦法的傾向”。周總理同意陳雲同志提出的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方針，並且指出：中國的工人階級隻有一個。國營企業中的工人，公私合營企業中的工人以及私營企業中的工人，他們都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決不能把工人階級分成幾個待遇不同的部分。國營工廠的工人有生產任務，公私合營工廠的工人有生產任務，為什麼私營工廠的工人得不到任務呢？會后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毛澤東同志聽后笑著說：“對，不看僧面要看佛面啊！”幾天之后，陳雲同志在“八辦”召開的擴展公私合營計劃會上，作了《解決私營工業生產中的困難》的報告。拖了兩個月的擴展公私合營會議，到此時才宣告結束。經過這次會議，擴展公私合營的工作，在全國范圍內順利地展開了。
四、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湖的到來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全國各地出現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七月間，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召開了擴大的中執委會議。有一天，毛主席的秘書通知我到中南海去。主席問我：“資本家在開會嗎？”我說：“是，他們正在開會。”主席又問：“資本家頭頭都出席嗎？”我說：“差不多都來了。”主席告訴我：“明天下午約他們的頭頭到中南海來見面。”
第二天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陳叔通（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黃炎培、盛丕華、李燭塵、周叔弢、胡厥文、榮毅仁、胡子昂和郭逮活幾個人。在陳叔通簡單地匯報了全國工商聯的會議情況之后，毛主席就和風細語地對他們說：現在農業合作化的浪頭正在席卷全國。工商界面對這種情況，一定是心中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為什麼，因為你們現在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隻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當時在坐的除資本家代表人物外，還有恩來、少奇、陳雲、陸定一幾個領導同志和統戰部的徐冰、平杰三和我。散會后周總理向主席建議再談一次，參加的資本家的人數要增加，這樣可以擴大影響。毛主席同意周總理的意見。
兩天之后，把各地來京參加全國工商聯擴大會議的一百多名資本家，都邀到懷仁堂來座談。毛主席又把上次的內容，更生動地講了一次。那時，李維漢同志早已回到北京，住北京醫院繼續治療。頤年堂那次座談會，我們沒有通知他，事后我們即向他作了匯報。懷仁堂的會，我們為了他的健康也沒通知他，但他卻偷偷從醫院出來，不聲不響地坐在后排聽了毛主席的講話。
在毛主席同資本家代表談了兩次之后，陳雲和陳毅兩同志也先后在全國工商聯擴大會議上作了報告。陳毅同志的報告，主要是推動資本家接受改造，陳雲同志的報告，除了分析經濟形勢的發展之外，還提出兩點：（一）為了解決“吃蘋果”與“吃葡萄”的矛盾，今后公私合營將有計劃地按全行業進行﹔（二）在利潤的分配上，從“四馬分肥”改為按資本每年給予定息。
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擴大的中執委會議結束后，各地資本家一回去，便把毛主席、陳雲同志和陳毅同志的講話傳達了。在黨內，在工會系統也同時傳達了毛主席和陳雲同志的講話。這樣，全國的職工和資本家都轟動起來了。
在毛澤東同志同工商界代表談話之后幾天，陳叔通到我的宿舍來看我，提出要以全國工商聯的名義，在全國范圍內發表告工商界宣言，號召工商界聽毛主席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並且說，現在全國總工會已經發表告全國工人同志的宣言了，如果工商界也在全國范圍內發表宣言，對工作的進展不是很有利麼？我把此事向陳雲同志作了匯報，並送上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告全國工商界宣言的文稿。陳雲同志認為這是一件大事，必須提交政治局討論。當夜，即在中南海西樓召開政治局會議。因毛主席已離京休息，會議由劉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統戰部列席會議的，除李維漢和徐冰兩同志外，還有我。少奇同志先要我把事情經過和文稿內容作一扼要的匯報。我匯報后，即展開討論，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可不可以讓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全國范圍內發表宣言。有幾位同志堅持反對，理由是：我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怎能容許資本家在全國范圍之內發表宣言呢？持反對意見的人越來越多，空氣也就越來越緊張。就在這個時候，周總理問我：“問題是你提出來的，你的主張是什麼？”我那時被那種反對的意見所動搖，於是說：“既然問題關系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關系到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關系問題，那麼，就讓我明天去說服陳叔老吧！”恩來同志聽到我這麼說，就很嚴肅而親切地對我說：“你是一個老黨員，在中央統戰部中，你又是分工主管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副部長。像這樣大的事情，難道你沒有反復考慮？沒有考慮工商聯發表宣言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利害？一聽到反對的意見，不作進一步反復思考，就動搖起來，收回自己的意見，難道這是對黨對國家負責的態度嗎？工商聯告全國工商界的稿件，我已經看過，內容是要求全國資本家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全國范圍內發表這樣一篇對工商界的宣言，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有什麼害處呢？對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有什麼害處呢？為了社會主義改造，我認為可以同意陳叔老的要求，讓全國工商聯在全國范圍內發表這個宣言。”陳雲和陳毅兩同志也同意總理的意見。少奇同志深思之后，決定同意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全國范圍內發表推動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宣言。
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擴大的中執委會議結束的時候，不但發表了《告全國工商界書》，而且發了向毛主席的致敬電。隔了兩三天，毛主席從內地回到北京，叫我去匯報資本家開會情況，總理、少奇、陳雲等領導同志都在座。主席問我“致敬電和告工商界書是誰寫的？是不是共產黨員寫的？如果出自黨員的手，就不好。不要自己吹捧自己。“我作了回答之后，周總理說：“這兩篇都寫得不錯，致敬電寫得頗有感情。”毛主席指示，把由胡喬木同志執筆，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和全國工商聯的“告工商界書”及“致敬電”，印成小冊子，作為基層干部和資本家學習的教材。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間，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參加的會議。會前周總理抓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問題，並准備了一個黨內文件。會上周總理作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幾個問題》的講話。這次會議，為黨內對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在思想上作了准備。
一九五六年一月，工商界要求全行業公私合營。這首先是在首都北京發動起來的，接著上海、天津等城市也紛紛行動起來。資本家在敲鑼打鼓、放鞭炮聲中，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為什麼會進行得這麼順利？首先是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資本家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使許多資本家認識到，資本主義必定被社會主義所取代，資本家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隻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黨中央的帶動之下，各省、市委和地委都大力地在做這項工作。其次，各地工人群眾在黨的教育和全國總工會的推動下，紛紛起來推動資本家實現公私合營。資本家之接受全行業公私合營，從多數人來說，是迫於形勢的。這就是當時所流傳的“大勢所趨，不得不走”。再次，資本家中的進步分子，在這次運動中也起了作用。他們認為，與其后合營，就不如早合營。當時天津有這麼一句話，“先買船票，可以先坐好船位。”劉少奇同志很重視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實現公私合營，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這一工作作了估價。他說：“資本家之接受公私合營，是從被迫到自覺的表現。”
五、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幾個重要政策問題
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具體政策。現在把幾個重要的政策述之於下：
第一，企業的清產核資問題。在這裡，有兩個相當突出的問題：（一）私營時期的公積金如何處理？國務院八辦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主張公積金歸國家所有。理由是，私營企業的公積金是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歸國家所有是理所當然的。如果這樣，在清產核資的時候，公積金就不能作為資本家的資本，不能作為以后領取定息的資本。如果要讓步的話，頂多把公積金的一半算作他們的資本。（二）私營企業、工廠的地皮如何對待？“八辦”和中央工商局的同志認為，土地是沒有價值的自然賜與，也不應作價算入資本。我當時認為同志們對於這兩個問題的主張是有理由的，因而加以支持。當我向陳雲同志匯報時，他考慮了一下后對我說：“你們的算盤，看來是打得緊了。這兩個問題，需要慎重處理。”有一天晚上，陳雲同志叫我同他一道去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聽了我的匯報之后哈哈大笑，接著說道：“你真是學過經濟學的，算盤打得這麼精！私營時期的公積金，是資本家沒有把利潤拿走而留下來作為擴大生產的資本，怎能不在核資時算入資本呢？至於蓋工廠的地皮，一般說，也是資本家用錢購買的，因而，地價也應該在核資時算進資本中。”毛主席又說：“在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中，資本家既然交出了生產資料，我們在合營后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就應該從寬處理，不應斤斤計較，專打小算盤。陳雲同志提出‘從寬’的方針是正確的。”另外，在清產核資的過程中，還發現一些企業是“資本不能抵債”的“倒挂戶”。因為他們在私營時期，欠稅、欠工資，而所欠債務又超過資產。李維漢同志提出對“倒挂戶”不必追賠，予以“了結”。陳雲同志同意這個主張。因而“從寬從了”便成為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時的政策。這個政策，使清產核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大大地加快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進度。
第二，定息問題。一九五五年十月間，陳雲同志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擴大會議上宣布，把“四馬分肥”改為“定息”。這是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解放初期，中央私營企業局起草並經政務院批准公布的《私營企業條例》，其中規定資本家每年從企業盈余中，先拿當年股息八厘，然后再分紅利。照那種辦法，資本家對企業盈余每年幾乎要拿走一半。大約是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宣布了“四馬分肥”的原則，把資本家的股息紅利，限制在百分之二十五以內。擴展公私合營企業之后，合營企業得到的加工定貨的任務特別多，企業每年的利潤也增加得很快。如果讓資本家繼續拿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二十五，那就太多了。“八辦”向陳雲同志反映了這一情況后，陳雲同志提出定息的辦法，並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但是，定息的息率定在什麼百分比上呢？陳雲同志要我提出一個具體方案。我便找中央工商局和“八辦”的幾位同志商量。商量結果，認為行業不同，息率也應不同，因而提出幾個不同的息率，即四厘、五厘或六厘。陳雲同志認為息率太多難於處理，決定一般五厘，個別企業可以提至六厘。陳雲同志把這件事向毛主席作了匯報，並得到了主席的同意。毛主席在批准這個方案之后，由他的秘書通知我，陪陳叔通到頤年堂去見主席。主席向陳叔通詢問了工商界的情況之后，就向他宣布：全行業公私合營之后，定息為五厘，個別可以高於五厘﹔時間是七年，如有必要還可延長時間。當時資本家對於定息息率的估計是“坐三望四”，即是說三厘不成問題，四厘隻能是希望。陳叔通聽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高興得無法形容，急忙到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去傳達了。
一九六二年秋，陳雲同志找我去談資本家的生活和定息問題，我反映了當時的情況之后，陳雲同志認為，如在一九六三年就停付定息，恐條件還不成熟。於是他同周總理商量，向毛主席建議對資本家的定息延長三年，即從一九六三年延至一九六六年。主席同意這個建議。到一九六五年的時候，總理同陳雲同志又向毛主席建議，再延長定息兩年，主席也批准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再延長定息兩年的決定，在實際上被取消了。
第三，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全國第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陳雲同志提出“企業核定資產在兩千元以下的資方人員，本人的疾病醫療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都應按照本企業中職工的待遇同樣辦理﹔同時，企業核定資產雖然超過了兩千元而有困難的私方人員，本人的疾病醫療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也可以參照本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陳雲同志所指的兩千元，是指私方人員的個人股金，而不是指一個企業的整個私股的股金。有的資本家要求把范圍擴大，有的主張取消兩千元的界線，有的主張把兩千元提高到五千元。對此問題，“八辦”的同志作了比較周詳的研究。研究結果認為，資本家的一部分人中，確實是存在著困難的﹔但是如果要取消兩千元的界線，從當時的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考慮，將會給國家帶來困難。而且，那時資本家都有定息，如果全部資本家都同職工享受一樣待遇，是很難得到職工群眾的同意的。事實上按陳雲同志所提的辦法，以兩千元以下資產為標准，享受職工醫療待遇的私方人員已差不多佔全部私方人員的百分之九十：而兩千元以上資產的私方人員（不僅限於五千元，而且可以在五千元以上）如有困難，其本人的疾病醫療和病假期間工資支付辦法，也可參照本企業職工待遇，這對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人員是相當寬大的。因此，公私合營后我們執行這個辦法，資本家並沒有反對。
第四，實現全行業合營以后，對企業的裁、並、轉、合問題。我們一向認為：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就是集中﹔資本主義工商業就是分散，就是無政府狀態。因此，在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就著手對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進行裁、並、轉、合。無論從理論上來說，還是從實踐上來說，對實現公私合營以后的工商企業，適當地加以調整是必要的。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缺陷是，隻考慮管理的方便，隻考慮企業的精簡，而忽略了對廣大居民在生活上是否方便的問題，因而就出現了裁並過多、轉合過多的片面現象。陳雲同志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叫我到天津去看一看。天津有一條馬路，路旁的商店由於合並都搬到其他馬路上去了，於是這條馬路就變成了空蕩蕩的馬路。我回京向陳雲同志匯報后，他說：“這種做過頭的裁、並、轉、合，其他城市也必然出現。”所以，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召開的幾次“全國八辦座談會”上陳雲同志都要各省同志改正這種做法。但是，各城市有關各業主管部門的同志，並不熱心，總認為集中便於管理，有利於精簡機構。至於便利居民這個問題，並未能提到他們的議事日程上去。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有些城市在大力搞高級合作商店時，把一九五六年還沒有並掉的小商店也合並了，原則是企業越大越好，並得越多越好。事實証明，這種不顧廣大人民生活方便的片面做法，是我們對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在具體做法上的一個缺陷。
第五，陳雲同志對合營企業中私方人員的使用，十分重視。他在幾次全國八辦座談會上反復提出這個問題。他指出：“幾十萬個私營工商企業一下子實現了公私合營，我們哪裡能一下子就派出幾十萬對工商業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干部？有不少城市，隻好派出一批兩條辮子的大姑娘去做政治工作﹔但是，業務呢？她們並不懂，這當然不能怪她們。我們必須善於團結教育資本家，必須善於調動資本家對經營管理的積極性。隻有這樣，企業的業務，才能搞得好。”早在一九五三年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時，工商界提出一個“愛國公約”。我向陳雲同志匯報這個問題時，他很同意搞“愛國公約”，並對我說：“資本家的愛國公約，必須加上一條‘貢獻才能’。”資本家是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的，但他們懂得生產經營，懂得精打細算，懂得保護企業的信譽，懂得保証商品質量和制造具有特點的品種（名牌貨）。這些，對於辦好公私合營企業，都是有用的。可惜的是，許多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在合營之后便靠邊站了。要他們“貢獻才能”，隻能成為一種很難辦到的希望。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后，公私合營企業實際上已成為國營企業。許多資本家在領取定息的十年內，除了每年領取定息之外，在企業內便無事可干了。這個問題，也可以算是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后，我們在工作上的另一個缺陷。
第六，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記得是要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內完成﹔而實際上，不到四年便提早完成改造資本主義這一歷史任務。工作量如此之大，而時間又提早得如此之多，使各地黨委和有關部門感到緊張，使工作本身不能不陷於粗糙。如果按原計劃進行，工作可能做得更加周到﹔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能會更好。
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從加工訂貨到公私合營，實現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特別是階級關系）相結合的成果。在社會主義革命史上，這是我國的創舉！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不久，便宣布“作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已不存在了。”在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過程中，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在工作上，我們也遇到不少曲折並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總的說，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我們實現了列寧的“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的科學論斷！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