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怎樣開創歷史新時期

[摘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在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鄧小平充分展示了戰略思考、戰略判斷、戰略設計、戰略決策的戰略家風採。重新確立和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鄧小平開創歷史新時期的戰略起點。他在深入研究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后，作出了我國正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這兩個重大戰略判斷，並在此基礎上作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戰略決策，貫穿其中的是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鄧小平提出領導工作要有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是他對領導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是他領導風格的本質特征。

[關鍵詞 ]鄧小平﹔鄧小平理論﹔戰略思考﹔戰略判斷﹔戰略設計﹔戰略決策﹔歷史新時期

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他第三次復出，進入一生事業的巔峰，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回顧鄧小平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領略他戰略思考、戰略判斷、戰略設計、戰略決策的戰略家風採，對於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推向前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戰略起點，從解決思想路線入手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帶來的深重災難，使我們黨、國家和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左”的錯誤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必須撥亂反正。

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他一出來工作，就表現出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面對百廢待興、百端待舉的復雜情況，他在千頭萬緒中首先抓住具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環節，從解決思想路線入手。

重新確立和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鄧小平開創歷史新時期的戰略起點。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正確認識客觀世界的思想路線，也是我們黨正確改造客觀世界的思想路線。中國革命的歷程充分証明，有了實事求是，我們黨才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有了實事求是，我們黨才找到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有了實事求是，我們黨才正確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和轉變等一系列根本問題﹔有了實事求是，我們黨才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有了實事求是，我們黨才在一個工人階級數量很少、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建立起一支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有了實事求是，我們黨才勝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有了實事求是，我們黨才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克服了前進道路上的錯誤和挫折，正確地總結了經驗教訓，團結了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黨和人民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武裝起來，中國革命就打開了勝利的通途。我們黨執政以后，發生的各種失誤和偏差，特別是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的錯誤，有多方面的復雜原因，但從根本上說，都同偏離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關。

1976年粉碎“四人幫”，全黨全國歡欣鼓舞。但“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仍束縛著人民的思想。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的障礙。為支持和推動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鄧小平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發表了 26次談話、講話，反復闡述實事求是的根本道理。

鄧小平一針見血地點明：“兩個凡是”不行，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不能用毛主席的隻言片語損害毛澤東思想體系，講毛澤東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話，而在發揮他的根本思想。（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159、170頁。）

鄧小平深刻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從問題堆裡找長遠的、根本解決問題的東西。實事求是是毛主席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懂得這一條就有希望。（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57、158頁。）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態度、根本觀點、根本方法。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哲學的概括，是馬列主義理論、馬列主義方法的概括。我們講要繼承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培育的優良傳統，第一個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參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06—108頁。）

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澤東為我們黨樹立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182頁。）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理論聯系實際，就是從實際出發，把實踐經驗加以概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是馬克思主義，是毛主席經常講的。毛主席總是提倡要開動腦筋，開動機器。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后不行。實事求是，開動腦筋，要來一個革命。（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377—379頁。）

1978年 12月 13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實質上是緊接著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在這篇重要講話中，鄧小平把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聯系起來、結合起來，集中闡述了解放思想問題。他說：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41、143頁。）

鄧小平為什麼特別強調解放思想？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解放思想成為實事求是的政治前提。沒有解放思想這個政治前提，或者說這個政治前提不充分、不徹底，就根本談不上實事求是。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撥亂反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廢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實行改革開放新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就不可能打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開創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確判斷國際局勢和世界主題發生的深刻變化，也就不能制定新的國際戰略。

實踐証明，鄧小平抓住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就抓住了撥亂反正和全面改革的關鍵，就抓住了凝聚黨心、軍心、民心的根本，就抓住了治黨、治國、治軍的全局，從而牽一發而動全身，使全黨迅速由被動轉入主動。黨的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發展成為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成為整個撥亂反正的先導，也成為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先導。

二、戰略決策，開創新時期、新事業和新道路

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形成過程中，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制定和形成過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他多次強調，我們已經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我們干的是全新的事業，我們正在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推動下，改革開放成為我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題，成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偉大革命，成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強大動力。

鄧小平是善於審時度勢的偉大政治家。20世紀 80年代前后，他冷靜觀察和深入研究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就國際國內大局作出了兩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戰略判斷。

關於國內大局，鄧小平作出了我國正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戰略判斷。他說：“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52頁。）后來，在南方談話中，他進一步發揮說：“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83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是新時期我們黨全部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關於國際大局，鄧小平作出了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重大戰略判斷。他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05頁。）后來，我們黨進一步把“兩大問題”概括為“兩大主題”，並據此提出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理論。這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和外部條件。充分認識和切實把握運用好我國所處的重大戰略機遇期，以我為主，趨利避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對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至關重要。

在這兩個重大戰略判斷的前提和基礎上，鄧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戰略決策，包括實現全黨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確立“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制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提出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黨的建設等各方面一整套方針政策﹔包括決策恢復高考﹔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帶動越來越多的地區和人們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創辦經濟特區﹔確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決策實施“863”計劃﹔包括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推動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平反冤假錯案﹔實行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提出一系列“兩手抓”方針﹔把制度建設和民主法治建設突出提到全黨面前﹔實行百萬大裁軍﹔提出“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等等。這一系列戰略決策，有力地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特別值得提起的是，鄧小平在推進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牢牢把握了三個重大歷史節點，“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引領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航船，乘風破浪，勝利前進。

第一個重大歷史節點，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當時的中國，面臨極其復雜的局面。鄧小平及時向全黨發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戰略號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重新恢復和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全黨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確立了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地位。有的同志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不低於 43年前的遵義會議，這是很有道理的。這兩次會議雖然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但有一個根本的共同點，就是實質上分別確立了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實現了我們黨從遭受嚴重挫折到走向新的勝利的偉大轉折。

第二個重大歷史節點，是 1989年平息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鄧小平領導全黨果斷平息了政治風波。1989年 6月 9日，他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重要講話中，

科學分析了形勢，明確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動搖，堅持“三步走”的戰略目標不動搖，堅持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動搖，從而在重大歷史關頭，鮮明地回答了中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朝著什麼方向前進的重大問題，穩定了大局，進一步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決心，樹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

第三個重大歷史節點，是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就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抓住機遇，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搞上去等一系列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發表了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談話。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談話，概括了鄧小平理論的主要之點，又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新的宣言書，再一次從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擾，把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戰略指導，鄧小平領導風格的本質特征

鄧小平作為戰略家，他的領導工作高瞻遠矚，舉重若輕﹔腳踏實地，不尚空談﹔旗幟鮮明，勇於擔當﹔柔中寓剛，綿裡藏針﹔波瀾不驚，穩如泰山，贏得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高度信賴和衷心愛戴。而貫穿鄧小平領導工作的，是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堅定的信仰，是鄧小平全部實踐和理論的基石，也是鄧小平領導風格的基石。

鄧小平在講到黨的優良傳統時，曾經講過：“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45頁。）鄧小平在偉大光輝的一生中，始終不渝堅持的，也是這兩條最根本的東西。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鄧小平領導風格的兩個基本點。

1985年 9月 2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講話中提出：“我們現在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代和任務不同了，要學習的新知識確實很多，這就更要求我們努力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提高我們運用它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來積極探索解決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基本問題的本領，既把我們的事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推向前進，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別是一些新上來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復雜的斗爭中迷失方向。”（《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46—147頁。）為此，他建議“黨中央能作出切實可行的決定，使全黨的各級干部，首先是領導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時間學習，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從而加強我們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47頁。）。

鄧小平在這裡提出的領導工作“四性”，是他對領導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是他對全黨的要求，也是他對自己長期領導實踐的理論總結。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是鄧小平領導風格的本質特征。

原則性，這是鄧小平領導風格的靈魂。領導工作，原則性是第一位的。沒有原則，談不上領導。鄧小平從 20世紀 30年代初期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歷經坎坷，多次經受革命事業的艱難曲折，在 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念，始終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無私無畏，不屈不撓，意志頑強，堅韌不拔。立場從不動搖，信念從不動搖，原則從不動搖。毛澤東說他“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92頁。），就是對他原則性的高度贊揚。鄧小平這種堅定的原則性，在新時期既表現在破除“兩個凡是”束縛、平反冤假錯案的勇於擔當上，也表現在恢復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的大智大勇上﹔既表現在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創辦經濟特區、實行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上，也表現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息 1989年政治風波、打破西方制裁的果敢行動上﹔既表現在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上，也表現在堅定不移地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上﹔既表現在國內治黨、治國、治軍的偉大實踐中，也表現在錯綜復雜國際政治斗爭的縱橫捭闔中。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觀察，鄧小平都是堅持原則的典范。對此，國外許多學者指出，鄧小平是有組織性的權威，他從不在黨內和軍隊內搞自己的小宗派，用組織和制度治國、治黨、治軍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典型特征之一。（參見《鄧小平研究述評》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50頁。）

系統性，這是鄧小平領導風格的主要特征。國家治理，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的治理，本身就是一個宏大而又精微的系統工程。鄧小平是戰略家，也是辯証法大師。他在領導工作中，既注重從全局和大的戰略視角上觀察問題，又善於從事物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中來處理問題，這是鄧小平思維和決策的一個重要特點。他既善於抓住關鍵、把握重點，又善於總攬全局、推動全盤。正如一位外國學者所說：“在人類歷史上，大概還從未有過這樣一個社會，像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成為最高領導以來的中國那樣，在沒有戰爭、暴力革命或經濟崩潰的條件下，進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鄧小平是處在中國轉折時期的偉人，他使中國從一個時代走向一個新時代，走向現代化。”（《鄧小平研究述評》下冊，第 952頁。）鄧小平高度重視理論指導和理論聯系實際。他在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進行了卓越的理論創造，適應新的時代需要，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創立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又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奠基和開篇之作，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繼承與發展的統一。

預見性，這是鄧小平領導風格的鮮明特點。領導需要預見。沒有預見，就無法領導。鄧小平是一位求真務實的實干家，又是一位深謀遠慮的思想家，他特別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眼界要十分開闊，襟懷要十分開闊。鄧小平思考問題，總是把歷史、現實和未來統一起來考慮，鄧小平的領導工作，是求真務實和遠見卓識的統一，因而他總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想得深些，總能抓住事物的本質。“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這在鄧小平的領導工作中有極鮮明的體現。比如，他關於社會主義發展前景的展望、關於農村“兩個飛躍”的論斷、關於我國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關於教育“三個面向”的戰略方針、關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戰略構想等，都是經得起實踐檢驗、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科學預見，充分表現出鄧小平卓越的戰略洞察力。

創造性，這是鄧小平領導風格的主線，貫穿他的全部領導實踐。鄧小平一生獨立思考，從不盲從。1938年他就講過，一切都是辯証的，一切都在發展變化中。毛澤東很欣賞這句話，認為這句話很厲害，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富有哲理，他一連四五年都提到這句話。思想充滿活力是鄧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他的領導工作特征之一。基辛格曾對鄧小平說過：“我知道中國有人比你更年輕，但我不知道，在中國還有人比你更有活力。”（《鄧小平研究述評》下冊，第 951頁。）一位俄羅斯學者在評價鄧小平時說：“用現實主義態度對待世界，對待生活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所以，對他來說，知識的源泉就是不斷變化的生活。一個政治家的任務就是要認真思考正在發生的變化和制定符合這種變化的路線。”（《鄧小平研究述評》下冊，第 950頁。）

鄧小平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鄧小平理論的一系列思想觀點，充滿了勇於探索的創造精神。他以 70多歲高齡，指導了全新的實踐，開創了全新的事業，創立了全新的理論，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這四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聯系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實際的。它體現了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與探索。實踐表明，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因而它越是向前發展，必然對國家和社會素質的要求越高，必然對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要求越高。從而，思想方法問題必然越來越重要，精神狀態問題必然越來越重要，世界觀、人生觀問題必然越來越重要。所以，學習鄧小平的思想理論、思想方法和精神風范，跟上時代、實踐和科學發展的步伐，不斷在提高素質、提高境界、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努力把世界觀、人生觀搞對頭，把精神狀態搞對頭，把思想方法搞對頭，是永不過時的。

﹝作者李洪峰，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原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