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失誤導致土城戰役最終失利

1960年5月27日，英國陸軍元帥、二戰名將蒙哥馬利來華訪問，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蒙哥馬利說：“閣下指揮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毛澤東卻搖搖頭，說：“‘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筆’。”一直以來，人們對毛澤東的“得意之筆”津津樂道，爭相傳頌，但對之前發生的土城戰役卻少有提及。

實際上，土城戰役是遵義會議后紅軍打的第一個大仗，也是遵義會議確定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實際領導地位，恢復軍事指揮權后指揮的第一個戰役。可以說，沒有土城戰役，就沒有后來的“四渡赤水”，正是土城戰役拉開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但是，土城戰役首戰失利了。80多年過去了，總結這“一場敗仗”的教訓，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報失誤則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戰前敵情摸得不准，“出其不意”反成了“腹背受敵”

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后，中央紅軍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尋求建立革命根據地。此時，蔣介石已調集40萬兵力，企圖將3.5萬多名紅軍圍殲於烏江西北地區。情勢危急，為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部隊撤出遵義城，逐次向北轉移，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准備渡江北上。

土城地處貴州西北，赤水河穿境而過，其東、南、北為險峻山嶺，急流湍嘯，是赤水東岸重要渡口，素有“黔北重鎮”之稱。赤水城地處川黔交界，東南部山高坡陡，西北部河谷開闊，有公路連接附近的川黔各縣，是中央紅軍北上入川必經之路。

在離開遵義前，毛澤東基於當時的情報信息和客觀條件作出決定，派林彪率先遣部隊紅一軍團一部約4000人先行出發，攻土城，佔赤水，希望他能為大部隊掃清道路，使紅軍得以在瀘州和宜賓之間渡過長江。林彪率部一路所向披靡，順利抵達赤水河畔的土城，但在向不遠處的赤水城挺進的過程中遭遇敵人的負隅頑抗。當時，赤水城已被川軍第五師十三旅、教導師一旅先行佔領，他們連夜搶筑了堅固的碉堡和強大的工事。紅軍與敵人整整激戰了一天，還是毫無進展。林彪無奈向中革軍委報告了前線失利的消息。突進赤水受挫，紅三、紅五軍團與敵人在青杠坡苦戰正酣，毛澤東急令林彪火速返回增援。兩地相距有30多公裡，鞭長莫及。在赤水方向和青杠坡方向兩線作戰，造成了紅軍兵力分散，加之敵我兵力懸殊，紅軍腹背受敵，最終導致戰斗失利。毛澤東作出這樣的戰略部署，原是為了迷惑蔣介石，使蔣摸不清紅軍的意圖，並趁其不備，在其尚未設防的地點強渡過江。因敵情摸得不准，導致判斷失誤，陷入了與敵人膠著的狀態，而支援部隊又遲遲趕不到，紅軍陷入了十分危急的困境中。

戰斗發起前，中革軍委根據前方偵察的情報，判斷當前敵情是：“今日進佔楓村壩、青杠坡地域之敵約四團，或有后續四個團左右兵力於明后日趕到的可能。”根據這個判斷，參戰敵軍4個團，約5000多人，而中央紅軍總兵力（中央機關、后勤人員除外）約有2萬人，兵力對比大約是4︰1，紅軍兵力上佔有明顯優勢。而且，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已佔據有利地形，可以採取奇襲或伏擊的方法予敵以重創，擊潰或殲滅這股川軍的大部也是有把握的。再考慮當時的情形，如果不迅速消滅追擊而來的川軍，紅軍很有可能會陷入川軍部隊的三面包圍之中。但后來証明，這個敵情判斷尤其是對敵兵力規模的判斷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原以為敵人是2個旅4個團約5000人，實際上卻是6個團1萬多人，而且敵人還有增援部隊源源而至。時任軍委總部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對敵情判斷失誤原因作了這樣的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發的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按照當時敵軍的編制，一般是一個旅轄三個團，一個旅的兵力是一個團的三倍。一字之差，令戰場力量對比瞬間就發生了巨大變化，給紅軍帶來了幾乎全軍覆沒的危險。

戰場情報獲取失誤，錯把“郭部”當“廖部”

從1935年1月24日紅五軍團與川軍郭勛祺部展開的梅溪阻擊戰開始，紅軍對戰場敵情的掌握就出現了失誤。1月27日5時30分，在朱德關於紅軍28日行動部署的命令中這樣寫道：“本十五日，我五軍團先頭營在梅溪與由溫水開來敵約兩個團兵力激戰，經多次沖鋒，均為我擊退……判斷進擊梅溪之敵，恐系川敵廖澤所部……”而國民黨《四川南岸剿匪軍總指揮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剿匪工作軍事報告書》中記載：“二十二日午前九時，廖旅始將酒店埡、鬆坎之匪驅逐后，當即佔領……該旅即以一營維持該地秩序，一營位置於鬆坎前方二十裡之七鎮溪，一營據鬆坎右翼三十裡之箭頭山……”“二十五日我郭指揮，在溫水、吼灘一帶，將偽第五軍團（約萬余人）擊破，並已將匪截成數段……”由此可以得知，在梅溪與紅軍激戰的應該是川敵郭勛祺部，而非廖澤部。廖部僅轄模范師第三旅，而郭勛祺和潘佐為同一預備隊，轄教導師第三旅和獨立第四旅，兵力遠勝於廖部。郭部素有川軍“模范師”的稱號，戰斗力在川軍中首屈一指。

27日6時，在關於川敵行動情況的通報中，仍將郭部誤判為廖部。據此，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在權衡敵我力量對比后，斷然作出了“乘敵薛岳部主力尚在烏江以南、黔敵又遭到紅軍沉重打擊的有利時機，以紅一、紅九軍團各一部阻擊由赤水、習水南進的川敵，集中主力求殲川敵教導師第三旅、獨立第四旅共四個團於土城東北的楓村壩、石羔嘴、青杠坡地區”的決定。青杠坡戰斗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惡仗，激戰終日，戰斗異常激烈，交戰雙方近乎陷入膠著狀態，打成了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據俘虜交代，實際參戰敵兵力為郭勛祺、潘佐旅6個團1萬多人，另有兩個旅還在后面跟進。郭勛祺部先到土城布防，以逸待勞，憑險據守。紅軍攻堅，正好撞進了敵人的埋伏圈，傷亡慘重，不得不立即撤出戰斗。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針對這次戰斗有這樣一番評價：“毛因失算使紅軍遇上了長征中最關鍵的一次戰斗。他得到的情報錯得不能再錯了。”

輕敵思想滋生蔓延，“速決戰”變成了“拉鋸戰”“消耗戰”

在紅軍各級指揮員眼裡，川軍與不堪一擊的黔軍“雙槍兵”（持鴉片煙槍和步槍）相差無幾，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鴉片，紀律渙散，戰斗力衰退。1933年，坐鎮閬中的軍閥田頌堯部主力38個團共6萬余人，對紅四方面軍展開了“三路圍攻”，最終以失敗告終，極大地鼓舞了人民，也讓紅軍指戰員對川軍的實力窺見一斑。甚至當時的紅軍戰士一邊行軍一邊還哼唱著貴州小調：“白軍好像一條狗，紅軍牽著到處走﹔白軍好像一頭牛，紅軍牽著到處游。”

中央紅軍進入土城后，中革軍委立即召開作戰會議，研究作戰方案。當周恩來介紹完當面敵情后，毛澤東問道：“這一路川軍，到底有多少人？”劉伯承回答說：“據偵察報告，大約為四個團。”毛澤東思考了一下，謹慎地說：“既然隻有兩個旅四個團，我們集中三五個軍團打他一下，行嗎？”即便是曾身為川軍名將的劉伯承也隻能搖搖頭說：“我離開川軍多年，現在劉湘到底如何，我也不清楚。”

其實，紅軍的當面之敵郭勛祺部是劉湘手下的一支精銳部隊。郭勛祺早年曾與朱德同為川軍同僚，與劉伯承、陳毅等十分熟悉，對開展思想工作這套辦法非常欣賞，遂效仿施行。很快，郭的部隊就成了川軍中赫赫有名的“模范師”，官兵不但訓練有素，紀律嚴明，而且武器裝備精良，極具戰斗力。對川敵情況底數掌握不清，導致不少紅軍官兵過於樂觀、輕敵。在與川軍展開激戰的過程中，敵人並沒有如紅軍所願，“戰斗力全無”，節節敗退。相反，他們作戰風格極具攻擊性，戰斗力極其強悍，不但沒有被消滅、被打退，反而在優勢火力的掩護下，步步進逼，越戰越勇。這也導致土城戰役最后相持不下，原本想打一場殲滅“雙槍兵”的“速決戰”，卻打成了一場“拉鋸戰”“消耗戰”。

土城戰役失利后，中央紅軍被迫一渡赤水，進入了川南古藺、敘永境內。后來，中共中央在雲南威信縣一個叫作扎西的地方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並對紅軍進行了整編，毛澤東在會上總結了土城戰役失利的教訓，他說：“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們沒有殲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場敗仗。主要教訓有三條：一是敵情沒有摸准，原來以為是四個團，實際是六個團，而且還有后續部隊。二是輕敵，對劉湘模范師的戰斗力估計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該讓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仗的教訓，今后力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