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的初創工作

1952年底，我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離開西北局，到中國科學院工作。科學院是建國初期成立的國家最高科研機構，院長是郭沫若，副院長有李四光、竺可楨、吳有訓、陶孟和等科學家，還有陳伯達。我到科學院以前，科學院黨組織的負責人是惲子強，副書記是丁瓚。中央調我去科學院，任命我為黨組書記、副院長，惲子強轉而分工管數理化方面工作，丁瓚調心理研究所。我到職以后，習仲勛和胡喬木同志（當時習仲勛任中宣部長兼中央文委副主任，胡喬木任中宣部副部長）分別找我談話，要我多做調查研究，搞好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工作，把科學院整頓一下。為了便於以后的工作，又讓我參加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去蘇聯訪問，學習他們領導科學工作的經驗。代表團團長是錢三強，秘書長是武衡，給我報了個歷史學家的頭銜。代表團的成員選的都是一些知名的科學家，其中黨員有劉大年、沈其震、劉咸一、曹言行、宋應、張勃川、汪志華、康瑛、何柞庥等人。

這次訪蘇的任務是：（1）了解和學習蘇聯如何組織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特別是十月革命后蘇聯科學如何從舊有基礎上發展和壯大起來的經驗﹔（2）了解蘇聯科學的現狀及其發展方向﹔（3）就中蘇兩國科學合作問題交換意見。方針是以學習為主，以團結為重，客隨主便。當時，經過朝鮮戰爭，中蘇友好關系更加密切，中央囑咐要慎重對待兩國關系。

1953年2月下旬，代表團從北京動身，3月5日到達莫斯科。我們到離莫斯科還有三站的地方時，忽然傳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來了解到，斯大林在逝世前，對中國科學家代表團的訪問，已經作了指示，要蘇聯科學院熱情接待，尊重中國同志的意見﹔對於一些學術方面的問題，如對歷史分期等問題，不要爭論等等。我們到達莫斯科時，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蘇聯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揚諾夫，秘書長托普切也夫以及許多科學家到車站迎接。但代表團幾乎成了奔喪團，參加了各種吊唁活動。在參加吊唁活動的同時，也為我們安排了參觀活動。由於這個代表團包括理、工、農、醫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各方面的專家，還有行政組織干部，要求不一，參觀訪問也就分散對口進行活動。我自己的任務是著重了解蘇聯共產黨領導科學工作的經驗和情況，更多的是和蘇聯科學院黨組織領導以及基層支部、小組座談。我們了解到，蘇聯科學院有八個學部，分得很細。學部是學術行政領導機構，科學家通過學部進行活動。蘇共對科學的領導是通過科學院學術秘書處進行的。學術秘書處由十幾個科學家組成，都是黨員，在學術上至少是博士以上的專家。學術秘書處實際上是蘇共領導科學的中介，通過這個秘書處把蘇共的方針、政策貫徹下去，同時把下面的情況反映上來。主席團會議討論的問題、計劃、措施等，都由學術秘書處首先提出，經討論通過，然后付諸實施。當時蘇聯科學院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狀況，提出的口號是“建立一個無隙可擊的科學戰線”，而工作方針則是“全面安排，重點使用力量”。他們這一套組織很科學，工作方法很靈活，對我們有參考價值。

在座談中，蘇聯的一些科學家對我們提了一些意見，主要是認為我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簡單粗暴。他們列舉了若干列寧對待知識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許多科學家跑到外國去了，科技人才很缺乏。蘇共就盡量爭取團結留在國內的專家學者，尊重他們的習慣，為他們的科研工作提供優越條件。如著名生理學家、條件反射論的創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蘇共的反對派，科學院一連給他派了6個黨員做助手，他堅決不要黨代表，都被他攆了出來。列寧指示對巴甫洛夫還是要尊重，認真做團結工作。巴甫洛夫創立的第一、第二信號系統的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的產生和形成的理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列寧對待高爾基的態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在參觀過程中，我們對蘇聯科學院因陋就簡的精神印象很深。蘇聯科學院院部設在清朝李鴻章當年在俄國辦外交的樓房裡。好多科研人員沒有辦公室，寫字台放在走廊裡，非常儉朴，工作效率卻很高。

蘇聯科學家對我們很友好，對我們的科研工作很關心。他們對我們說，你們中國的農業有很大的優越性，有幾千年歷史，認真地總結一下，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應用，可以超過世界上一切國家。

盡管蘇聯對我們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單位就不讓我們參觀。有一個很小的原子能研究所，也隻讓錢三強等少數幾個人看了看，說是國防系統，要保密。在莫斯科的訪問結束后，我們到列寧格勒，參觀當地的大學、科研機構，以及有關的十月革命遺跡和紀念館，參觀結束后回到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為我們舉行了歡送儀式。隨后又乘專列到基輔、烏茲別克，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參觀了伊爾庫茨克和西伯利亞科學分院，然后回國。

我們在蘇聯參觀訪問了三個多月，於5月底回到東北。為了綜合各學科的參觀記錄，在長春小住，由劉大年和汪志華起草給中央的“訪蘇報告”，最后由武衡修改定稿，上報中央。在這期間，我們還順便對科學院東北分院的工作情況進行了調查了解，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科研人員隻許看俄文書刊，其他外文科技書刊都被鎖了起來，理由是其中有西方罵斯大林的文章，不准看，來了個因噎廢食。我們到蘇聯參觀，人家首先讓我們看圖書館，藏書多少，備有多少外文書籍期刊。書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東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來的。因此，蘇聯科學部門把這看成是科學水平的標志之一，而不搞閉關自守。我們才開始搞科學，經驗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向外國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學習，不看外國的科技書刊怎麼能行呢？后來又了解到，全國都有這種情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后來，我們在中國科學院建立和擴大了情報研究所和圖書館，並且規定各種外文資料郵來以后，要求在一周內把有關的“內容提要”整理出來，送到科學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這一啟發的結果。二是科研機構不宜輕易搬動。我在長春時，物理化學所和儀器館的負責人向我訴苦，這兩個機構都是從上海搬來的，原來的基礎很好，長春的條件也不錯，搬一次家折騰三年都恢復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這個教訓也是很深刻的。當時，刮起了一股搬遷風，外地的科研單位都想搬到北京。於是我們便作了一條規定，原有的科學單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剎住了這股歪風。后來，科學院在蘭州建立分院，吸取了東北的經驗，就是先抓建設，蓋房子，安裝機器和水、電、煤氣，等一切科研工作條件就緒了以后，再從北京、上海等地調人來，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於搬遷造成的不必要的損失。當時，甘肅省委書記是張德生，他對我們的建院工作很支持，我們還請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第一任院長。

“訪蘇報告”寫出以后，我由長春返回北京。這時，已是炎熱的7月了。

回到北京，稍事休息，由我向胡喬木同志作了兩次訪蘇匯報，之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交了書面報告。根據中央指示，便著手科學院的整頓工作。從黨內系統來說，科學院屬於中宣部直接領導。具體和我們聯系的是中宣部科學處。科學院的一切重大的決策，都事先通過中宣部傳達給我們，再通過院黨組在全院貫徹執行。科學院的最高會議是院務會議，每次開會都是郭沫若同志親自主持。郭沫若同志對科學院的工作十分重視、熱情。我和郭沫若同志早在1927年就認識了。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瀾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務會議通過。我們參照蘇聯科學院的做法，首先採取組織措施，設立了學術秘書處，委托錢三強和武衡負責組建，選人的標准是：（1）年輕能干的科學家，包括各個學科的人才，如柳大綱是搞化學的，張文佑是搞地質學的，葉篤正是搞氣象學的，葉渚沛是搞化工冶金的，還有貝時璋、錢偉長等，都是知名的科學家。（2）靠近黨的進步人士。當時，在我們的科學家中黨員甚少，整個秘書處十幾名科學家中，黨員很少。事實証明，這些科學家都是很好的同志，后來絕大部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我國科學事業的骨干力量。不久，又建立了各個學部的辦事機構，惲子強任數理化學部黨員學術秘書，過興先任生物地學部黨員學術秘書，趙非克任技術科學部黨員學術秘書，潘梓年任哲學社會科學部黨員學術秘書。院學術秘書處建立以后，首先抓了科學院各學科的調查摸底工作。他們通過各個學會，對於各門學科進行了摸底，感到問題很嚴重。我國過去大都是一些輕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化學、生物學、醫學、工程力學也有一點基礎，但很落后。重工業方面問題更多。有些新技術，如半導體，我們根本不知道，隻知道鍺是從煙囪裡弄出來，卻不知道怎麼用。電子學根本沒有，高分子也很缺乏，搞植物學的人最多，但都是搞分類學的，連研究真菌的都沒有。地質學方面有點基礎，李四光同志抓得很緊，但是比起156項建設項目的要求，相差甚遠。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所需要的許多地質資料都遠遠不能滿足。總之，我們好多門學科沒有，有些學科有點基礎，也是少這缺那，很不完全。這就是我們的家底。了解了這個家底，就心中有數了。這對以后制定我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起了重要作用。

我們對於副研究員以上的科研人員進行了摸底，對每一個人的學歷、經歷，有哪些論文、著作和專長，都作了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人有真才實學，也有在理論上能行，實踐上差勁的，還查出了極少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這便於在實際工作中，做到區別對待，量才使用，揚長避短，實事求是。

對科學院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之后，我們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劉少奇同志聽了匯報表示贊同。在會上，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同志都一再強調要做好團結科學家的工作。后來，中央又專門就科學院黨組的報告作了批示。中央對科學院的工作很重視，很支持。這時我向西北局指名調兩個同志到科學院來工作，一個是郁文，一個是柯華。郁文當時在新疆辦報，任中共新疆分局宣傳部副部長，調來后任科學院人事局局長。柯華當時是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暫時離不開，調來后又被外交部要去。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我們首先召開了科學院黨的干部會議，討論、研究如何貫徹中央指示，接著抓了科學院建院工作和建立學部及學部委員會的工作。這裡說的建院，首先是找地方，蓋房子。當時北京市長是彭真同志，北京市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負責人是梁思成，他們對科學院的建設非常關心，熱情支持。一開始，他們提出要把科學院的大樓蓋在北郊的黃寺前后，為的是使之與天橋、前門、三大殿、景山、鐘鼓樓，用一條中軸線串起來。有點像過去建立魁星閣的做法，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他們把圖紙拿來，讓陳毅同志、郭沫若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考慮到那裡是舊城郊區，既沒有電，也沒有地下水道，一切建設都得從頭開始，既費事，又費錢，又浪費時間。后來，黨組研究決定把科學院建在中關村，靠近北大、清華這些學校。那裡地下水道、煤氣管道都是現成的，建院比較方便。而且，搞一些學術活動，交流情況都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科學中心。北京市委也很慷慨，干脆把中關村，一直到西直門、大鐘寺那麼一大塊地方都給了科學院。這時，科學院採取了一項措施，原有的單位盡可能地不搬家。這條經驗是在長春做調查時取得的，科研單位一搬遷就要耽誤很長時間的科研工作，而時間就是速度，所以先在全國設立三個分院：上海分院，包括南京科研單位﹔東北分院，包括長春、大連的科研單位：西北分院，幾乎是平地起家建起來的。各地對分院的建立都給了很大的支持，保証了各分院的工作很快地開展起來。

在建設科學中心的同時，還創建了科學院的情報研究所，擴建了圖書館。情報研究所所長是袁瀚青，他很熱心此項工作，訂購了很多資料，蘇、英、美、法等世界各國的雜志期刊都訂了，而且在收到郵件以后一周就把有關的“內容提要”整理出來，送到科學家研究室，工作效率很高，充分發揮了情報工作的作用。后來，由於“左”的思想影響，頭腦發熱，不講科學，把情報所也交出去了，甚至將已經持續招考了兩年之久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也取消了。今天想起來還覺得實在可惜！

關於在科學院設立學部委員會的工作，在設立學術秘書處時就開始了。由於對副研究員以上的人員進行了摸底，這一工作搞起來自然科學部門並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標准。特別是科學院黨內一些搞社會科學的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著作，但他們能夠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人不進學部不太合理﹔同時科學院黨內有一些人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太合理。實事求是地辦吧，后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隻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

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成立大會。周恩來同志、陳毅同志都在會上講了話。全院設立了四個學部：物理數學化學部，生物地質學部（包括醫、農科），技術科學部（包括工業應用、工程等），哲學社會科學部。各學部機構成立以后，把名單一公布，科學界感到震動。科學界的重心就進一步傾向於科學院了。在這以前，許多科學家認為科學界的真正領導是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科學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認為科學院是共產黨辦起來的，並不懂得科學。他們之所以不得不到科學院來，其目的是要錢，要人，要編制，要房子。個別人還以全國科聯和科學院分庭抗禮。學部一成立，他們看到學部委員都是科學家，甚至還有他們自己的名字，這一來他們覺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此后，中央又規定了一些照顧知識分子的辦法，從政治上、生活上關心他們，“三反”“五反”中的某些錯案也得到了糾正，影響很大。全國科聯的活動減少，到了1958年，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和全國科聯合並，成立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在這以前，國務院為了加強對科學規劃工作的領導，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后來與國家技術委員會合並，成立了國家科委，由聶老總挂帥，以政府的名義管理科學工作，從此，我國科學工作走上了正式軌道。

建立了學部，工作很得力，很方便，但是各學部中黨員太少，真正懂得科學的黨員隻有幾個人，有的研究所甚至連一個黨員也沒有。據當時統計，科學院本部總共隻有司局級以上黨員干部11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沒有黨員副所長，因此建黨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我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要人，當時，許多黨員干部需調到156項工程搞建設，黨員干部很缺，調不來，安子文也無能為力。我隻好自己想辦法，在北京市找了一些半休養半工作的黨員干部。這些干部身體不大好，但是多少還懂得一點自然科學，黨的領導工作經驗也比較豐富，到科學院來可以起點溝通黨群關系的作用，還是很有用的。例如，邊雪峰就是我找來的，后來被任命為地質研究所副所長。我又向陳毅同志要黨員干部，陳毅同志對科學院的工作十分重視，他說你這一攤子比一個方面軍還難搞，我給你從復轉軍人中找些干部吧，后來果然調來了一批。此外，我也學習在西北局團結使用黨外人士的經驗，直接依靠科學家，對他們信任、尊重、放手，鼓勵他們主動地積極工作，這辦法果然有效。

1955年春天，在召開學部成立大會之前，蘇聯科學家代表團回訪我國，同時，也是應邀來參加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的。團長是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冶金專家巴爾金。巴爾金到達北京以后到北京醫院檢查身體，醫生作了檢查后向領導匯報，說巴爾金的心臟病很嚴重，隨時都可能死去。陳毅同志聽了很緊張，把我叫去，交給我兩項任務：一是陪同巴爾金訪問，要照顧好﹔二是抽一些人跟著他，向他學冶金技術。隨同前往的有冶金部副部長劉彬，東北金屬研究所所長李薰，搞化工冶金的葉渚沛，李四光的女兒李林等。我們跟巴爾金從北京到南京，又到了上海、杭州，然后又由上海到長沙、太原、陽泉轉了個大圈子。巴爾金不愧是個“高爐大夫”，他每到一個鋼鐵廠，不管多高的爐台，都要爬上去。那時，我們剛開始建設高爐，經常出毛病，不是結渣，就是出不了鐵水。請巴爾金一看，很快就找出了問題，爐口高了、低了、大了、小了，照他的意見一改就好了。巴爾金在中國轉了一個大圈，東跑西顛，什麼大病也沒有發生。這裡還應當特別說說葉渚沛。他是福建人，曾留學南美，是冶金、化學的多面手，他很注意冶金工業的綜合利用，認為礦石都是綜合體，除了煉鐵，還應當把其他的東西也收回來。解放初期，他在冶金部工作，宣傳自己的觀點，因和蘇聯的一位專家意見不一致，因而不受重用。吳玉章同志就把他推薦給我，於是就留在科學院工作，這次陪同巴爾金參觀訪問，收獲很大。巴爾金曾經看過葉渚沛的學術論文，對他很尊重。巴爾金回國后，我對葉渚沛說，給你成立一個研究所，由你調人，他非常高興。后來，他在石景山鋼廠附近建了一個小高爐，定名為化工冶金研究所，這可有用武之地了。以后由於他的貢獻突出，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在參加攀枝花礬鈦礦的建設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是個很有貢獻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說他是蘇聯特務，把他整死了，實在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幫”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1956年1月，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會議。毛澤東同志出席了會議，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內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周恩來同志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議期間，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政治局領導同志都坐在台下聽科學家的發言，體現了黨對科學和科技人員的尊重和重視，使到會的所有科學家深受鼓舞。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影響很大。會后，許多在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許多中國籍科學家都陸續回到祖國參加建設。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就是這時回來的。這批科學家回國，大大加強了我國的科技隊伍，對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這一時期，我國的科學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對頭，注意了團結知識分子的工作，政策也比較穩定。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了“以最快的速度發展我國科學事業，爭取在十二年內在各個主要學科方面趕上或接近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的口號。

1956年中央召開的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以及對我國科學現狀的調查結果，向我們提出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從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出發，迅速制訂一個發展科學的遠景規劃，做到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發展我國科學事業。這就是后來制訂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又叫“十二年規劃”。當時，我們的家底很薄，國際上許多先進的尖端的東西我們沒有，原來的一些東西發展得也不平衡，為了解決國家大規模建設事業的長遠需要，在制訂我國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時，我們遵循了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的方針，既認真考慮國家建設的實際需要，又不限於解決眼前的問題。大體說來，科學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學理論和解決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性科學問題，生產部門的科學研究機關主要應該解決生產中的科學技術問題，高等學校的研究力量，則根據其具體條件，研究基礎理論問題，或實際生產中的科學問題。搞這個遠景規劃的指導思想就是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且根據總路線提出一個口號，叫做“以任務帶科學”。這個口號自然有一些局限性，比較側重應用，這也是當時實際情況決定的。后來為了吸取蘇聯制訂科學規劃的經驗，還特別請來一位蘇聯總顧問拉扎連科。他本人是搞技術科學的，專業為電火花加工，而且他自己曾經參加過制訂蘇聯科學院科學規劃的工作。他給了我們十分有力的幫助。當時，給我和拉扎連科之間當翻譯的是趙同。趙同在制訂“十二年規劃”中是起過重大的作用的。但這個遠景規劃的制訂和完成，主要是科學院廣大科學技術人員努力的結果。后來實踐証明，這個規劃基本上符合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到了1963年，這個規劃就大部分完成了，其中，不少項目都是提前完成的。這一計劃實施，使我國科學事業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許多學科，如半導體、電子學、原子反應堆等都是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填補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空白，有的還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基礎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十二年規劃”制訂過程中，我病了，許多人都以為我要去見馬克思了，我也覺得不行了。於是，我把過去保存的許多文件、資料作了處理。在病倒以前，我就曾經向分管科學工作的陳毅同志，以及安子文和張際春同志提出請求：“我的身體確實不行了，不能繼續這項繁重的工作，調換一下工作吧。”陳毅同志說：“老馬識途，繼續干吧。”我說我是老牛破車，拉不動了，再干下去要耽誤工作。經過我再三請求，中央才同意調我到國務院二辦，由張勁夫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后來，中國科學界在科學院黨組的領導下，提前完成了“十二年規劃”。同時，在聶總的領導下，“兩彈一星”上了天，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令人歡欣鼓舞。

我的工作關系轉到國務院二辦以后，我就病倒了。經大夫診斷說我是疲勞候症群，又說我患有進行性的大腦動脈硬化，建議我到青島療養。從1956年夏天到1957年冬天，我在青島療養了一年半。等我回到二辦時，林楓同志因患心臟病休息了，二辦的工作由張際春同志負責。我回去以后，因考慮到我的身體不好，張際春同志就讓我在二辦分管衛生、體育工作。一邊養病，一邊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