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央統戰部原部長李維漢秘書黃鑄

作為統一戰線工作者的一名新兵，我對黃鑄早就有所聞，他不僅是中央統戰部的第一任部長李維漢的秘書，而且是一位資深的統一戰線政策理論研究專家，他參與了統一戰線多項理論政策調研、制定和出台，為統一戰線理論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

起初認識黃鑄是在統戰部內部刊物上，因為他的文章不時見諸統戰部主辦的《調研參考》上，讀他的文章，感覺既有新鮮感，又有說服力，而且有歷史的厚重和韻味，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從歷史的厚重中分析得來，讀來讓你感覺清晰明了，沒有任何粉飾和華麗詞藻，說理透徹，目標明確。尤其讓你敬佩的是，他的思維非常敏捷，社會思潮，特別是有關民族宗教方面的與黨的政策相違背相抵觸的，他都要義正詞嚴地撰文反駁和商榷，或許寫這篇文章的是他的好友，抑或是他的老部下，甚至是同事、上級，他都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駁。就在我去採訪他的那天上午，他取出一篇《加強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的文章讓我看（《環球時報》，2013年7月23日），對文章中提出的“政治認同”有不同的看法。並說自己正在寫一篇《××教授要中華民族加強什麼政治認同》的文章，我當時真的非常驚訝，一是他對我國民族政策責任感，二是敬佩他的政治敏銳性和抓住問題實質的敏捷。果真，他沒過幾天，給我送來了自己的大作。一星期后，他的這篇文章分別發表在《中國民族報》、《環球時報》上。

黃鑄離休后，一直沒有放棄自己喜愛的理論研究，筆耕不輟。我面前放著他8本厚厚的著作，這些都是他離休后發表在各大報紙刊物的文章大集。讀著這些文章，你能體會到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深邃，知識是如此的淵博，特別是對統一戰線的理論政策是如此執著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是如此深厚。

也許是幾十年來從事理論政策研究的緣故，他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不苟言笑。他說話一本正經，做事情一本正經，寫文章也一本正經，他嚴肅而刻板的臉上總是寫著一種讓人讀不懂的冷峻，尤其是與你談論統戰理論政策，他更是嚴謹有加，擲地有聲，不容置疑，體現了一位老理論工作者的威嚴和權威。但他又是一個“老頑童”，我每次與他接觸總要和他開幾句玩笑，我說：“您是我們的寶貝”。他反問我：“此話怎講？”我說：“你看你是我們部理論研究工作的寶貝，簡稱‘部寶’﹔你為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做出了貢獻，可以稱之為‘國寶’”。他聽后哈哈大笑，並幽默地說：“我是家裡的活寶！”我說：“那就叫你‘吉祥三寶’吧！”

黃鑄，1921年出生於雲南省西雙版納地區，1943年參加工作，歷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長李維漢的秘書、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國家民委政委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著有《構建中國民族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和《新時期統戰、民族、宗教論文集》一至五集，為統一戰線理論政策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去年8月12日，北京剛剛下過一場大雨，給三伏的北京帶來了幾分涼爽，我相約敲開黃鑄的家門，沒想到黃老已經早早地起了床，一直在客廳裡等候。黃老雖然九十有三，但他精神矍鑠，剛一落座，他就圍繞親身經歷的幾個統一戰線重要理論和學術問題侃侃而談﹔我輕輕地打開錄音筆，錄下了這段彌足珍貴的歷史記憶———

自告奮勇關門兩天起草對資改造報告

我國國民經濟基本恢復之后,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三反”“五反”運動已經勝利結束，黨中央正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對這個問題的調研，為中央決策提供政策依據。1953年4月間，他帶領調研組到武漢、上海等地進行調查。調查組的成員有中央統戰部工商處副處長鄭新如、李維漢的秘書李逸雲、國家計劃委員會私營企業處處長勇龍桂，我當時是中央統戰部工商處干部，也被挑進了調研組。當時調查組對中央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維漢在出發前向我們提出調查任務時，隻說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調查組到達武漢，在武漢工作半個月，我們聽取了武漢市各有關部門對武漢私營工商業問題的匯報，並同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負責同志進行座談。在匯報和座談中，各同志對武漢私營工商業提出了一些問題、意見和建議，並希望李維漢反映給中央。李維漢要我起草了《武漢私營工商業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報告經過李維漢修改后，於4月28日將這個報告呈送毛澤東主席。報告指出：武漢私營工商業的基本情況，用王任重的話說，是“內憂外患”，內有勞資之間和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間和先進落后之間的矛盾。在目前淡季來臨的影響下，各種矛盾匯合起來，形成各方面關系緊張的局面（勞資之間、公私之間、工人和政府之間），並集中表現在失業增加上。報告還反映了武漢的同志對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勞動就業以及黨對私營工商業的統一領導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和建議。報告雖然涉及加工訂貨和公私合營的一些具體問題，但還未能從原則上提出和把握國家資本主義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4月下旬，調查組從武漢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財經行政部門和工會的負責同志向我們匯報了有關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大量材料和意見，使我們逐漸抓到和把握住國家資本主義這一主題。了解到資本主義工業已經大量納入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公私合營工業產值佔全國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總產值的5.7%（在一部分行業中佔的比重更大）﹔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統購、統銷佔全國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總產值的35-40%，在上海、武漢等一些大中城市中佔了60-70%。分析了國家資本主義從低級到高級的各種形式，包括最低級形式收購，中級形式加工、訂貨、統購、統銷和包銷，高級形式公私合營。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都使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關系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產生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因素。隨著國家資本主義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發展，生產關系的改變越大，社會主義因素也越多，其高級形式公私合營已是半社會主義或過半社會主義，“除了給資本家保証一個最低利潤而外，已經與國營企業沒有多大區別”。明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地位和作用：（1）是我們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形式﹔（2）是將私營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的主要形式﹔（3）是資本主義工業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形式。“這些私營工廠國家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從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向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發展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系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到了高級的公私合營，就與社會主義接近了。”（4）是我們利用資本主義工業來訓練干部、並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也是我們對資產階級進行統戰工作的主要環節。這些想法，是我們在調查組內部多次進行討論，並結合著學習列寧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逐步形成和明確起來的。李維漢在討論中作了幾次重要講話，對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確起了決定的作用。上海調查之后，又到南京、鄭州、濟南作了一些補充調查。

回到北京后，鄭新如起草了勞資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勇桂龍起草了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可惜這個稿子沒有抓住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中心，於是，我自告奮勇，關門兩天，寫出一個稿子，這個稿子緊緊抓住了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中心，寫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情況、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及生產關系的變化，國家資本主義的地位作用，提出經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高級形式公私合營這一主要環節對資本主義工業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實現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建議。兩個報告經李維漢修改審定后，於5月27日報送毛主席和黨中央。

調查報告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視。毛主席親自打電話給李維漢，說要提到政治局會議討論。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進行討論，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有關同志，還有當時10個直轄市的書記。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一致肯定了這個調查報告。毛主席在會上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作了詳細的說明。毛主席指出，逐步過渡到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手工業都比較容易懂，對如何將資本主義逐步過渡，許多人不懂。過渡的方法，社會主義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資本主義看成一塊鐵板，看成不變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可以逐年增加。兩種國家資本主義（指公私合營和加工訂貨）都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特別是公私合營是一半社會主義因素。幾年來的經驗証明，資產階級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不要忘記一個政治條件，政權在我們手裡，一個經濟條件，社會主義經濟優勝。對報告提出要把資產階級分子改造成社會主義公民，討論中有同志表示懷疑。毛主席肯定了報告的意見，並說實際上是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主席還提出，對資本主義工業要實行“有所不同，一視同仁”的方針。因為所有權關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體上和基本上同國營一樣。否則，要將工人階級分裂為二，國營企業工人神氣，私營企業工人倒霉。劉少奇說，文件很好，系統地解決了問題。中心問題是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改造和消滅資產階級。周恩來表示他當時也正在調查尋找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和途徑，“羅邁的報告解決了問題”。會議確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隨后對資本主義商業也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方針），把它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毛主席還在會上宣布，將這項工作交統戰部主管（后因有的地方不同意交統戰部主管，毛主席改為在中央交中央統戰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決定），並責成李維漢為全國黨代表會議起草一個決議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李維漢就主持決議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參加的人有許滌新、鄭新如和我。毛主席還派胡喬木來幫助。草案稿寫出一部分，送給胡喬木。胡喬木把它送給毛主席，並附了一個條子“此件改起來還較為費事”。接著，毛主席找李維漢去談，說稿子中有些問題講過了（如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孫中山的歷史評價，批評過頭了）。毛主席當即決定，決議草案不寫了，你們去寫給財經會議的報告吧。

其后，李維漢主持起草了在財經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許滌新、鄭新如和我參加了起草。這個《意見》系統地講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講了在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上要正確執行“有所不同，一視同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講了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統一領導等問題。這個《意見》的題目，李維漢起初提出“限制、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我建議加上“利用”二字，因為當時有些人對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義認識不足。李維漢採納了我的建議，改為“關於利用、限制、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報送中央后，毛主席將“改組”改為“改造”，成為“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7月間，李維漢在全國財經會議和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都作了這一意見的報告。

黨中央、毛主席責成中央統戰部分管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但這項工作涉及大量財經問題，統戰部是黨的機關，管起來有許多困難和不便。有鑒於此，胡喬木向毛主席建議，委任李維漢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毛主席採納了這個建議。1953年11月，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之下設立第六辦公室，由許滌新任主任，沙千裡、孫起孟、鄭新如任副主任，在李維漢領導下專司對資改造工作。

1953年10月至11月間，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李維漢指示許滌新、鄭新如和我起草大會上作的講話，這個講話系統地闡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報告指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步是鼓勵其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改造。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總的趨勢是生產關系逐漸有所改變，生產力逐漸發展，對國家、對工人、對資本家都有好處。依據幾年來的經驗，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一切積極為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而努力的私營工商業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潤可得，將來有適當的工作可做，和全國人民一道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並同樣享受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幸福生活。這是私營工商業者的現實和前途，也是他們的光明大道。由於這次大會有很重要的意義，李維漢的講話又是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公開宣傳，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視。毛主席親自審閱了李維漢的講話稿，並親筆在講話稿標題之下寫上“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毛主席還對會議的開法作了重要的指示：要求對中央的路線、方針首先明確化，然后逐步具體化﹔實行徹底敞開，適當分析。

李維漢在大會上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總路線宣布之后，資產階級受到很大的震動，一些人驚呼在不知不覺間“上了賊船”。李維漢講話后，採取房間小會、會外醞釀、交談等靈活多樣的形式，徹底敞開思想，暢所欲言，讓他們把各種抵觸、顧慮、不滿統統講出來。其中，他們普遍最為關心的是前途和道路問題。經過熱烈的討論、爭辯和適當分析、解釋，逐步明確了總路線是大勢所趨，不走不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是比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對國家、民族和資本家都有利。隻要遵循總路線走，就可以減少過渡的痛苦，“過文昭關”，“無痛分娩”，“像剃頭一樣，隻要不亂動，就不會流血”（資本家在會上的語言）。對資本家所關心的一些業務工作中涉及具體利益的問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給了適當解釋，並解決了一些可以解決的問題。到大會閉幕時，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情緒至為熱烈。

從上海調查，經過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會議，到全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在黨內外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路線、政策准備﹔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六辦的成立又作了組織准備。此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沿著總路線指引的道路穩步地有計劃地展開了。

駁斥“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上世紀50年代后期，在我國民族工作中出現了“左”的傾向，如：在平息叛亂、民主改革方面出現了嚴重擴大化﹔民族區域自治方面，不尊重自治權利，甚至任意撤消、合並民族自治地方﹔反地方民族主義擴大化，傷害了許多少數民族干部﹔急於實現民族融合，促進民族消亡﹔漠視甚至不承認民族特點﹔不重視對民族上層的工作，甚至任意加以打擊﹔等等。這些“左”的傾向，后來在理論上集中表現為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

“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原來出自1958年中共中央批轉青海省委《關於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的教訓的報告》的批語。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發生反革命叛亂，裹脅三四千人，圍攻循化縣城兩天三夜。叛亂區內68.4%的黨員、65.9%的團員參加了叛亂。鑒於這種嚴重的教訓，中央批語指出，要切實糾正隻顧生產建設，不管階級斗爭，在對敵斗爭上解除了思想武裝的錯誤。對於少數民族的黨員，需要經常加強階級教育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教育，對其中有宗教信仰的黨員還應當加強無神論的教育，使他們劃清共產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界限，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者。中央接著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中，應當結合當地條件，堅定不移地貫徹階級路線。要時刻記住“在階級社會裡，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不把握階級實質，是不能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很明顯，這裡所說“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是針對循化反革命叛亂這類嚴重階級斗爭事件的教訓提出來的，並且還在前面特別加上了“在階級社會裡”的限制詞。這當然並無不可，因為當時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確實存在嚴重的階級斗爭，如循化撒拉族叛亂、康青藏區叛亂、達賴集團1959年在西藏發動武裝叛亂，毫無疑問都是嚴重的階級斗爭。

但是，這個說法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批判統戰、民族工作方面所謂“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中，就根本改變性質了。它被擴大化、普遍化，提升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甚至被編入馬恩列斯語錄，用作語錄的標題），並且去掉了前面“在階級社會裡”的限制詞。這樣一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就變成一個沒有時間、地點、條件的普遍命題，不論什麼時代，也不論什麼國家，隻要有民族問題，其實質就是階級問題，有些民族問題（如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和民族間互相通婚之類的問題），他們認為其“實質並不是階級問題，因而也就不成其為民族問題”。民族和階級、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被說成同始同終，混而為一。“隻有階級和階級斗爭消滅了，民族問題才不存在。”而他們所說的“階級問題”並不包括勞動階級，而是指“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者、蔣介石匪幫以及各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少數民族中沒有改造好的民族宗教上層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農民中的一部分具有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富裕中農”。他們根本否認勞動人民中有民族矛盾和民族問題（因而當然也不承認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名言“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認為民族矛盾隻能是敵我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反映。

由此可見，“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第一否認了毛主席“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后是國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的著名論斷，否認階級消亡后民族還會存在很長的時間，仍然會有民族問題。

第二，否認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仍然把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說成是剝削階級和反動派的問題，並以此為根據把我們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打成“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當時的批判者斷言：這條路線最本質、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否認階級問題是民族問題的實質，否認我們國家中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存在是民族問題存在的根源，否認民族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革命問題。由此，他們給我們黨的各項民族政策扣上種種罪名。如：把我們黨從實際出發，在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和平改革，說成反對階級斗爭，反對革命﹔把我們黨1953年提出的消滅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任務，說成是掩蓋階級矛盾，轉移階級斗爭的鋒芒，不要革命﹔把強調實現民族自治權利，說成是隻講民族，不講階級，隻講民族自治，不講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把自治機關的民族化，說成反對共產主義化，要資產階級化，搞全民黨﹔把在反對民族主義中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說成是反漢、反黨、反中央﹔把承認民族差別，注意民族特點，說成反對民族親近和民族融合，反對打破民族壁壘和民族界限，要永遠保存民族，從而保存階級﹔把講社會主義民族關系，說成是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搞全民國家﹔把對少數民族上層的統一戰線，說成是投降主義。如此等等。李維漢和一大批民族工作者、少數民族干部由此遭受錯誤的批判和打擊。

第三，否認即使在舊社會，民族問題也不完全限於民族壓迫和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問題（這無疑是階級斗爭和主要矛盾），各族勞動人民之間也存在民族關系問題，他們也必須在互相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和民族感情，正確處理彼此的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友好相處，團結互助。

第四，個別堅持這個說法的人特別強調它的世界意義，認為：“現在全世界還有數十億人口，數千個民族，生活在剝削階級佔統治地位的國家裡，毫無疑問，這些國家裡的民族問題的實質仍然是階級問題。”他們熱衷於把這個說法推銷到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的國家，要他們接受這個“普遍原理”。但是，我們知道大多數發展中的國家都有多民族存在，這些民族間的關系已經根本不同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關系。如果他們真的聽信“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普遍原理”，用來處理這種民族關系，不是正確對待民族差別、民族特點和民族正當權利，搞好民族間的團結互助，而是挑起民族間的斗爭和沖突，那就不可能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更不可能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得到發展繁榮。這顯然決非這些國家和民族之福。

這些都可以說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表現，是“左”傾錯誤路線在民族工作中的集中的理論表現。宣揚這個說法的人就宣稱：“階級斗爭是一切工作的綱，也是民族工作的綱。”

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隨著又來糾正“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錯誤。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明確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數是千百年歷史形成的，今后很長時間也將繼續存在。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引者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作：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因此，所謂‘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是錯誤的（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毛主席在支持美國黑人斗爭時所說‘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是指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壟斷集團和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廣大黑人同白人勞動者聯合起來，才能實現自己的解放。毛主席這個論斷，完全不能適用於我國解放后的民族關系），這種宣傳隻能在民族關系上造成嚴重誤解。”

在中央的這個通知的啟示和指引下，我著手起草《評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一文。初稿寫出后，送給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審閱。我的這個初稿，針對上世紀60年代用“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根大棒批判民族工作方面所謂“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時提出的種種論點，以及強加於黨的行之有效的各項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者特別是李維漢的種種罪名，逐一加以批駁。初稿經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審閱后，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林澗清約我去談。他指出，這種對錯誤論點逐一進行批駁的寫法，有點像跟著這些錯誤論點走，比較被動。他建議改變這種寫法，主動集中講清幾個問題。他還向我傳達了胡喬木的兩個重要批示：一個是“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一個是鑒於青海省委書記梁步庭同志提出的意見，對“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作了修改，加上“基本上”3個字，改為“基本上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

我按照林澗清的建議和胡喬木的批示，對稿子作了改寫，主動集中講清3個問題：第一個是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不能混淆（但在一定的條件下有一定的聯系）。第二個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三個是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內容和根源，包括：（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鞏固各民族民主平等的團結統一﹔（二）逐步消除各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事實上的不平等﹔（三）承認民族差別，照顧民族特點，正確對待和處理民族矛盾。結合著正面的論述，批駁有關“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的錯誤觀點及其對我國民族關系的危害。這三大問題，既是我國民族問題方面需要確立的三大政治理論觀點，也是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說法的三大政治理論要害。這個稿子，經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幫助修改后，刊登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編印的《調查和研究》第45期上。接著，又經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於1980年7月15日由《人民日報》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發表。

這篇文章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的精神，澄清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造成的思想混亂，對民族工作和理論工作的撥亂反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整個理論戰線和民族工作戰線撥亂反正的重要部分。李維漢當時在中央統戰部部務會議上說：“這篇文章講清了問題。”

習仲勛曾三次作出批示

在新的歷史時期，由於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非黨知識分子問題成為我國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一方面，由於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分子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愈來愈重要，而知識分子中非黨知識分子又佔了大多數。另一方面，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對象大多與非黨知識分子有關。如各民主黨派成員大多數是非黨知識分子，科技界、教育界、醫藥衛生界、文藝界、法律界的統戰人士基本上都是非黨知識分子，經濟界中的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也大多是非黨知識分子。隨著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我國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中介組織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等社會階層，他們也大多是非黨知識分子。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歸僑和海外僑胞中的統戰人士也大多與非黨知識分子有關。所以，對非黨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已經成為統一戰線的基礎性工作。

在過去一個長時期中，“左”傾思想給非黨知識分子戴上了資產階級的帽子，視為異己力量，使非黨知識分子受到很大的打擊和損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宣告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黨上下大力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逐步糾正了對非黨知識分子的“左”傾思想。但是，隨后又產生了另一種傾向。這種傾向認為，既然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為什麼還把非黨知識分子作為統戰對象。他們誤解了統戰對象，誤以為統戰對象就是剝削階級，而不懂得統戰對象歷來包括各種不同的人，有上層階級，也有勞動人民（如工農聯盟），更不理解鄧小平在新時期提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也有統一戰線”（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的論斷。所以，他們要把非黨知識分子從統一戰線中排除出去，要取消對非黨知識分子的統戰政策和統戰工作。諸如對他們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同他們進行政治協商﹔正確處理他們同共產黨員的合作共事關系，使他們有職有權，守職盡責﹔廣開言路，廣開才路，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引導他們用鄧小平理論武裝頭腦，堅定地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以及關心他們的生活，照顧他們的利益等。其結果，勢必造成統一戰線的大收縮，並使非黨知識分子受到很大的損害。

1982年北京某大報在一版顯著位置刊載的一篇短評就充分代表了這種傾向。這篇短評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他們不是統戰對象。這直接違反了胡耀邦此前不久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亂。因為胡耀邦在講話中列舉了10種統戰對象，其中第三種就是非黨知識分子干部，並且指出“這是大量的”。當時，不少同志紛紛打電話或寫信到中央統戰部來問，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是中央的政策變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統戰部向中央寫了報告，說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同時非黨知識分子又是統戰工作對象，因為他們同共產黨之間存在黨與非黨的聯盟。中央主管統戰工作的習仲勛當即批示，統戰部的意見是對的，並要該報改正。這就澄清了思想混亂，避免了愛國統一戰線的大收縮、大混亂。

但是，該報卻拒不改正，並且提出，工人階級內部不可能有統一戰線，馬列主義著作和我們黨的文件中從來沒有講過工人階級內部有統一戰線。這就進一步挑起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問題的爭論。這個問題不解決，非黨知識分子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同時，由於新時期階級關系的變化，許多統戰對象都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爭論還涉及更廣泛的問題。其實，所謂馬列主義著作和我們黨的文件中從來沒有講過工人階級內部有統一戰線的說法，是完全武斷的。

針對這個問題，我寫了一篇《知識分子的階級性與非黨知識分子的統戰性》的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批駁，我在文章中指出：事實恰恰相反。如著名的第一國際，就是當時工人階級內各種派別的統一戰線，恩格斯指出，其中“有共產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工聯主義者、合作社派、巴枯寧主義者，等等”。1921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了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在我們黨的歷史上，1922年和1925年兩次全國勞動大會都是當時共產黨派、國民黨派以及其他工人派別的統一戰線。到了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中央關於職工運動與“五一”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我們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基本方針，是與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的工人運動進行統一戰線，在統一運動中把工人組織起來，積極參加戰爭的各方面工作。”並成功地同中國勞動協會建立了統一戰線。建國后，1950年周恩來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同時也帶有統一戰線的性質，如勞協也包括在工會之內，同時工會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張的分子，現在還把知識分子組織進來，民主黨派分子也會參加進去。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也有統一戰線，工人和農民是聯盟，說明工、農是兩者。過去把知識分子搞到另一個概念，新的提法，知識分子是勞動者。”

在這個爭論的背景下，1983年中央統戰部召開了十省市統戰理論座談會，李維漢到會講了統一戰線是一門科學和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的特色兩大問題。會后，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提出關於統戰理論座談會和開展統戰理論研究的設想的報告。報告提出，統一戰線是一門科學，統一戰線的根本問題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自身統一和同盟軍的問題。這個提法概括了統一戰線的兩個方面：工人階級自身統一即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和對同盟軍的統一戰線。習仲勛批發了這個報告，從而在原則上解決了關於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的爭論問題。

1985年，中央統戰部召開第一次全國統戰理論工作會議。習仲勛到會作了重要講話，提出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大法寶，統一戰線理論是一門科學，為了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一方面要對我們黨豐富的歷史經驗提高到理論上去總結，以資借鑒﹔另一方面要對新時期統一戰線出現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和理論探討，以指導工作。會后，中央統戰部向中央寫了關於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中重申：“統一戰線的根本問題，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自身團結統一和同盟軍的問題。”這個提法又受到一些理論工作的負責同志的質疑和反對。但習仲勛還是果斷地批發了這個報告，從而使這個問題最終獲得解決。

總之，習仲勛這3次批示解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即非黨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和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問題，對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和統戰理論的發展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如果不及時解決這個關鍵問題，我國愛國統一戰線將會發生多大的收縮和混亂，統一戰線這一大法寶將失去多大的作用。

幾個小時的約談，使我驚訝90多歲老人記憶如此清晰，知識如此淵博，表現他在統一戰線理論政策研究方面的高深學知和豐厚修養。收起兩個多小時的錄音，與黃老握手告別，出門隻見北京的天空碧空如洗，陽光明媚，風輕雲淡，清新明澈。

2014年7月4日是黃老93歲的生日，我提前一天去給他祝壽。他向我講了兩件事：一是習仲勛在分管統戰工作時期，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向在座的與會代表說：“黃鑄同志是我黨培養出來的一位統戰理論家。”二是前段時間，李維漢的小兒子李鐵林到家中看望他，李鐵林告訴他：“在父親84歲生日那天，他對子女們說，‘我的一生對我幫助最大的是黃鑄同志，他在統戰政策問題的研究有的比我還要研究得深和透’。”

（本文經過黃鑄親自審定）

原載：世紀風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