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詮釋忠誠

隨著歲月的流逝，許多往事被世人所淡忘，但也有一些曾經的秘密漸漸浮現出來，讓今天的人們唏噓不已。劉光典——這個幾十年秘而不宣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各種媒體中，他於1949年6月從北平出發，赴台灣執行絕密任務、1959年被槍殺於台北的事跡已被解密，又一個忠貞、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

暮春時節，本刊記者來到劉光典烈士小兒子劉玉平的工作室，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在他那間略顯緊湊的工作室裡，擺放著一尊出自北京市工藝美術大師張榮達之手的劉光典半身雕像，話題也就由此展開。

本刊記者：這尊雕像非常傳神，看上去很年輕，充滿著生命的活力與對未來的憧憬，很符合劉光典烈士的性格，而且特別能讓人對劉光典烈士的傳奇故事產生崇敬之情。

劉玉平：父親去台灣執行任務時，我隻有一歲多，實際上對父親是沒有什麼印象的。但是對於父親從我們生活中銷聲匿跡，幾十年來生死不明，我一直以來總是心有不甘，總想把他的行蹤事跡搞清楚。由於歷史上的復雜原因，憑借個人力量想把當年隱蔽戰線的事情搞清楚，幾乎是辦不到的，但我還是用20多年的時間去收集有關父親的資料，並把父親的一些重要史料整理出來。后來，有些朋友知道了我父親的事跡，都很感動，張榮達先生就照著我父親20歲時的照片，雕了這個半身像。我總對人說，現在是60多歲的兒子，天天陪著20多歲的父親。

本刊記者：為了熟悉劉光典烈士的生平事跡，請您先把您父親的家世及您所了解的情況為我們梳理一下。

劉玉平：我們家的祖籍在山東萊陽，后來遷到東北的旅順農村。我父親出生於1922年，據說父親結婚時，有個測字先生講父親年齡與母親相差太小，因此將父親改為1918年生人。爺爺是個鐵路工人，奶奶是個純朴的農民，他們有著勞動人民勤勞、善良、質朴、本分的優秀品質。爺爺、奶奶非常疼愛、關心我的父親，他們克服各種困難供父親去讀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先后落入日本侵略者魔爪。此時，父親正在旅順老鐵山韭菜房的一間公學堂學習。父親15歲時，爺爺因病去世了，他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逐漸長大的。這以后，他當過學徒，做過煤礦財會工作，做過醫藥生意。父親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曾就讀於哈爾濱鐵道工學院。

父親20歲那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同樣生長在鐵路工人家庭的母親。我的母親叫王素蓮，是河北唐山人。這一年，父親和母親在通州西門的一個四合院內結了婚，有了美滿的小家庭。后來為了生計，父親帶著母親回到山東老家謀生。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我的姐姐劉玉芳出生。在山東老家，因為父親會日語，曾在棗庄一帶的偽警所任職。但他畢竟是二十幾歲的熱血青年，痛恨日寇的殘暴，便利用職務之便暗中保護老百姓和抗日人員。后來他棄職回到東北，從事醫藥、毛皮生意並有了一定積蓄。拿著這些錢，父親跑到北平輔仁大學進修經濟管理專業，同時往來東北、上海、北平做醫藥生意。1945年春，我的哥哥劉玉勝出生，當時我們家就住在北平的東單豆腐巷。

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出，我父親是個有頭腦、有能力，而且善於學習各種本領的青年。他在醫藥生意上輕車熟路，各行各業朋友也不少，有大學文憑，又會英語、日語。這些經歷對於他后來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本刊記者：您父親是什麼時間參加革命工作的，以他的這種個人能力和美滿家庭，竟然會義無反顧地投身到異常危險的工作中，您認為是什麼力量在推動著他。

劉玉平：1945年抗戰勝利后，我父親結識了東北老鄉洪國式，兩人的相識徹底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洪國式1938年就參加了革命，是老資格的地下工作者。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后，洪國式轉入沈陽地下，受中共東北社會部遼南站領導。經他介紹，父親在1947年加入中共東北社會部大連情報處。

抗戰勝利后，大連被蘇聯軍隊接管。由於政治、經濟、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大連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因而大連情報處自1947年3月建立后，除受中共東北社會部領導外，還是中央情報部門直接領導的一個重要機構，由馮弦（肖立）等人直接負責，成員多達數百人。父親也同時成為一名中共中央情報機構的成員。

我父親參加革命后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與洪國式到上海籌建中共情報站“華石公司”。根據中央情報機構指示，組建一家公開經營的公司，其目的就是要在蔣管區建立一個隱蔽、安全、有效的中共地下情報機構。在組建公司時，面對資金短缺困難，父親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的積蓄。我在一份有關材料上看到這樣的記載：“劉光典，遼寧旅順人，知識分子，擅長商業貿易，在上海成立華石公司時，成為洪國式的主要助手，他為人誠實機警，不嫌棄共產黨鬧窮革命。在洪國式、秦笠於東北、北平經濟處於最困難的時候，拿出自己的財產支持革命工作。計黃金十兩，美金一千元。如以當時金價三十美元折合一兩黃金計價，這一千美元就折合三十多兩黃金，因此劉光典的貢獻是不小的。”

父親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后，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又被調回沈陽，參加遼沈戰役的情報工作。他在沈陽太原街31號開設了一家藥房，以做醫藥生意為掩護。1948年初，我就是在這個情報站內出生的。在這一段時間裡，父親多次冒著極大風險，奔波於敵佔區與解放區之間，圓滿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的各項任務。

如果說有什麼力量在推動著父親拋家舍業、不惜一切地從事革命的情報工作，我認為除了他正直、善良的本質外，還在於受到黨的教育、同志們的幫助，以及經歷了多年抗日戰爭的社會生活體驗，他看到隻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為老百姓謀幸福的，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是引導中國走向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道路的。以父親的性格，他認准的道路和理想，他就會一直忠實地走下去。

本刊記者：在敵人統治地區進行黨的情報工作，家庭是一種掩護，但同時家人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您的母親深知這其中的危險，但她無怨無悔地支持您的父親，她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劉玉平：是的。父親冒著各種風險從事隱蔽戰線的工作，母親也承受著各種壓力和危險。我姐姐劉玉芳還記得，在1948年上半年的一天，幾名國民黨軍人手持槍械到家中搜查。他們凶神惡煞般地在小樓裡裡外外、上上下下翻騰個遍，由於沒有找到任何証據，隻好灰溜溜地走了。

后來，為了平津戰役的情報工作，我們家搬到北平，母親依然任勞任怨地做著父親的“后勤部長”。她一方面要照顧好父親的衣食起居，另一方面還要照看好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她時時為丈夫的安危提心吊膽，卻又深明大義地承擔著各種風險和壓力，讓父親毫無后顧之憂地完成黨交給的艱巨任務。北平和平解放后，組織上派父親去台灣執行任務，母親無怨無悔地理解、支持丈夫，默默挑起維持家境、教育子女的擔子。從這點就可以証明，母親是位深明大義，支持革命事業的偉大女性。

本刊記者：關於您父親在北平期間的活動情況，您有哪些了解，北平和平解放有著地下情報工作的很大功勞。

劉玉平：1948年7月，東北戰局已定。黨組織命令洪國式與我父親轉移到平津敵區做情報工作。在此之前，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小孩從沈陽乘飛機來到北平，在東單機場下飛機后就住到東城錢糧胡同西口的南花園14號，房主是父親多年的好友耿先生。這位耿先生知道我父親從事的是什麼工作，因此給了我們全家不少幫助。不久，父親也到達北平，他為了選擇既安全又方便的掩護場所，先后在北平城裡考察過多處地點，最后在宣武門內大街124號租了一個小院，作為收集軍事情報、從事地下工作的地點。宣武門內大街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當時屬城鄉交接之地，又離市中心不遠。為了方便工作，父親還在西單辟才胡同住過一段時間。為了掩護身份，他曾幾次帶著我姐姐劉玉芳到燈市口紅星電影院與同志接頭。

關於這段歷史，我后來在公安局同志的協助下，查到原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內三局第六派出所，即現在的景山派出所的原有登記資料，有如下記載：劉光典，曾用名劉鴻樑，出生：1918年12月1日。文化程度：北平輔仁大學政治經濟系四年畢業。籍貫，山東萊陽縣。另居住地：上海。王素蓮，出生：1923年4月5日。文化程度：山海關簡易師范二年。籍貫，河北唐山。漢族。另有記載：有配偶，無業。生活來源：以政府補貼。另外，三個子女分別為：小芳、小盛、小平。在此頁上的左側空白處用毛筆寫有：1948年7月自沈陽遷來。原地址是：沈陽市和平區太原街31號福生西藥房。

在平津戰役進行中，父親往來於京、滬及河北、東北之間進行情報傳遞工作。在活動經費十分短缺的情況下，一些同志在北平的生活費都不能滿足，幸好有父親的大力支持，才解了燃眉之急。平津戰役既是國共兩黨在戰場上的拼殺，也是秘密戰線上的生死博弈。在這一戰役中，國民黨反動派投入大量特務人員，搜集情報、探聽消息、逮捕共產黨人、迫害愛國人士。但無論情況多麼復雜，任務多麼緊迫與艱難，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中共情報部門有一大批隱蔽戰線的戰士，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為平津戰役勝利結束作出重要貢獻。比如1948年下半年，父親曾將一批情報放在一個香煙盒裡，帶到大連情報處。我父親所在的情報小組，也圓滿完成了各項任務。

本刊記者：平津戰役結束后，解放戰爭的勝局已不可逆轉，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還有全國各族人民都在向往著一個新中國的誕生。在這個重要時刻，對於您父親來說，可能最艱巨、最危險的使命剛剛到來。

劉玉平：確實如此。在解放戰爭后期，黨的情報工作重點就及時地向西南、華南、華東方面轉移，其中重中之重是針對台灣及周邊島嶼。這時，在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部署下，我父親和洪國式等人已經開始做向南方開進的准備。

當時台灣有中共的地下組織。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黨中央就派歷經過長征的老紅軍、台灣籍黨員蔡孝乾赴台組建中共台灣省工委。而中央情報部門也已在台灣做了充分細致的准備，在台中市建立了情報點。這個據點公開身份是以劉天民為經理的北方企業公司，實際上是一個包括了台灣國民黨的黨、政、軍、文教、衛生、交通、氣象等方面人員在內的中共情報組織，並且已經搞到了大批重要情報。

渡江戰役后，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便選擇退守台灣，並在政治、經濟、財政、軍事各方面做准備，特別是為防范解放軍攻打台灣採取了各種措施。而黨中央、毛主席已基本確定了1950年夏解放台灣的時間表。當時，黨在台灣的情報人員收集了多方面的重要情報，但還沒有建立起電台聯絡，為取回情報，隻能派交通員親赴台灣。這個任務就落在了我父親的肩上。

父親是1949年6月離開北平南下的。不久，家裡收到他從武漢寫回的一封信，信中隻說他要到很遠的地方做生意。從此以后便音訊全無。

本刊記者：這以后的情況，在幾十年裡都是一團迷霧，您是怎麼一點一點搞清楚的。

劉玉平：上世紀80年代后期，台灣政局發生了較大變化，實行38年的“戒嚴令”解除后，有些消息陸續傳回大陸，有些資料也陸續披露出來。特別是台灣民進黨執政期間，為了“臭”國民黨，把一些歷史上的絕密檔案也給透露出來了，這為我們了解當年黨的地下情報工作撬開一個縫隙。

1988年春節前后，我姐姐劉玉芳得到一個消息，一位在台灣坐了十幾年牢的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陸，他帶回一份多達百人的中共在台犧牲的隱蔽戰線人員名單。為了尋找父親的下落，我們輾轉找到有關部門，最終見到了那份名單，父親的名字就在其中。這是我們第一次得到父親的確切消息，而此時他犧牲已快30年了。

1992年，我得到台灣出版發行的《安全局機密文件匯編》。這部書分上下兩冊，匯編了1949年至1960年十幾年中，國民黨在台灣鎮壓共產黨和民主進步人士的164個案件，有50多萬字。這部書中涉及我父親的案件有好幾處，其中《匪東北局社會部潛台匪干王耀東等叛亂案》中記載最為詳細。這以后我又陸續看到一些與父親有關的檔案、資料，加上組織原已掌握的情況，我父親在台灣活動的經歷大致是這樣的：

父親離開北平后即前往香港。當時為了能夠順利進入台灣，中央社會部通過安東省政府主席劉瀾波聯系到其堂兄——國民黨陸軍上將劉多荃。劉多荃給在台灣的兒子劉全禮寫信，讓他協助此事。劉全禮在國民黨軍隊裡工作，我父親以北方企業公司總經理劉天民堂侄的身份，辦理了身份証明。與此同時，潛伏在台灣《掃蕩報》的地下工作者鄒曙，為我父親辦理了入台証。經過充足的准備，父親於1949年10月25日從香港乘船，渡過海峽到達台灣基隆。這是他第一次去台灣，工作難度及危險度相對低一些。恰在24日晚，解放軍發起金門戰役，25日凌晨登上金門島，由於海潮變化，我軍后續部隊沒能及時跟進，登島部隊激戰三天三夜，近萬名指戰員及船工大部分犧牲。此戰慘烈異常，蔣經國日記中記有：現場“遍地尸體，血肉模糊”字樣。此次海戰教訓十分深刻，為我軍后來攻佔海南島等戰役提供了寶貴經驗，尤其凸顯了海潮、氣象方面情報的重要性。

父親去台灣的任務有三，其一是取回情報﹔其二是傳達上級指示﹔其三是對在台情報人員進行考察。他在完成任務后，於11月27日返回香港，帶回第一批極為重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包括：1. 國民黨在台灣的陸、海、空軍情況﹔2. 台灣氣象密碼﹔3. 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4. 台灣西海岸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5. 高雄及基隆兩大重要港口的通訊密碼。這些絕密情報，是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依據。就在父親返回的當天，中共華東局交通員朱楓從香港出發，在台灣基隆上岸。一周后，通過一條渡輪上的大副，將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提供的另一批重要情報帶回香港。這些情報立即上報黨中央，毛主席得知后，寫下了“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這首五言詩。

為了不斷收集台灣國民黨的最新情報，1949年12月10日，洪國式奉命抵達台灣，洪到台灣后，很快又收集到一批重要情報。為及時取回情報，組織上於1950年1月6日，再次派我父親前往台灣。父親這次進入台灣時，情況已大大惡化。在這段時間裡，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經過偵查，掌握了中共台灣省工委及下屬組織的情況。國民黨軍警於1950年1月29日，在台北市泉州街20巷16號抓獲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而蔡孝乾的叛變使得中共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幾近全軍覆沒。2月18日，中共情報交通員朱楓被捕﹔3月1日，吳石將軍等人陸續被捕。

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的兩個特務陳琦、楊文亮打入洪國式領導的情報組，詳細掌握了該組的活動規律、人員組成。洪國式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收集到許多軍事情報。我父親也順利取得這批情報。2月初，父親給上級發出信息“貨已辦妥，日內運港”。但是，不知什麼原因，父親沒有得到回港的指令。國民黨特務於2月28日採取突然行動，在台北車站誘捕了洪國式，又分別在嘉義、台中、台北將胡玉麟、錢汾、鄒曙、華震、劉天民、劉全禮、郭秉衡、江德興、楊為石、陸家驥、王平等多人抓捕，洪國式情報組在一天之內便不復存在。

我父親恰巧在敵人抓捕行動前去台北取出境証，准備購買船票返回香港。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父親從聯絡人王老太太那裡聽到洪國式被捕的消息，於是連夜返回台北與王耀東見面。他雖然因外出躲過一劫，但此時已陷入極度困境中。父親估計敵人正在四處抓他，於是將身上的文件轉移給王耀東，自己回旅社將行李和情報全部帶走。他乘一輛三輪車去“公論報社”找王耀東卻沒有找到，為了逃避敵人搜捕，當晚父親便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一宿。第二天，父親通過郵局給上級組織報警：“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表示所在情報組已遭到徹底破壞。然后他先去了彰化，將身份証改為羅輔基，在那裡與王耀東匯合，兩人搭車前往善化。從此便與組織失去了聯系。

我父親在敵人大搜捕中得以逃脫，后來才知道是洪國式在關鍵時刻保護了他。洪國式被捕后，國民黨特務審問他：劉光典現在哪裡？洪國式根據特務詢問判斷出我父親還沒落入敵手，他知道我父親住在中央旅社，但卻答：劉光典於20日返回香港去取電台。使我父親暫時躲過了搜捕。后來在王耀東的幫助下，我父親進入台南深山躲藏起來。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曾得到一些信息，說共產黨的情報員劉光典曾在台灣的荒山野嶺中度過長達4年的逃亡生活，但無任何詳細材料。

本刊記者：關於劉光典在台灣深山中掘地為穴、堅持斗爭長達4年之久的事跡，您是怎麼了解到的？

劉玉平：說起來也是非常偶然的事情。2008年9月，我兒子劉新宇在網上搜尋爺爺的信息。他在台灣“摩奇”網上看到一個粉紅色小冊子的封面，自上而下印有黑色楷書“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下面一段引文說到：“劉光典是一名匪諜，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負責人洪國式的交通員，擔任香港和台灣的交通聯絡。”看到這些文字，讓我們都大吃一驚。當時，這個小冊子正在網上拍賣，定價新台幣500元。我馬上給台北的朋友打電活，托他不惜一切代價，要把這個小冊子買下來。這個朋友當即把小冊子拍下，並很快帶到北京交給我。

這本小冊子，實際上是專門用文字及圖畫描述父親在台灣活動的原始資料。我看后，才知道父親在台南深山中4年的艱苦歷程。小冊子裡，詳細記錄了國民黨特務抓捕我父親的過程。大致情況是這樣的：

1950年3月7日，彭孟輯親自給蔣介石打報告，匯報破獲洪國式案件情況，報告的第二部分是抓捕劉光典的情況。報告講，劉光典到台灣后，多數時間住在台中市新北裡存信巷六號劉天民家中。洪國式2月28號被捕后，他得到組織被破獲的消息並及時躲進旗山深處。后來，得知劉光典在台北的住處，立即搜查中央旅社，但劉光典已及時離開。為此，特務們逮捕了為劉光典辦理出境証的楊志石、陸家驥及胡秀英，又將中央旅社經理何添丁、職工劉彩蓮、唐阿春抓捕。另外，特務們在基隆、台南、高雄、台東等地實施突擊檢查。但劉光典在王耀東的掩護下，躲過了追捕。報告最后寫到：“但迄今仍沒發現劉有離境蹤跡象，尚在繼續加緊追緝中。”

為了抓到劉光典，台灣警備司令部於1949年3月5日發出通輯令，要求全省機場、碼頭、警署、派出所立即嚴密搜查。通緝令寫到，中共重要匪諜劉光典化名劉先農，大連人，高等身材，平時喜穿棕色西裝和藍色中山裝。要求各地如有發現，立即逮捕押赴總部。

此時我父親已在台灣同胞的掩護下進入了台南旗山深山。自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被捕，前后共3年零11個半月，父親在這個時期的活動情況，小冊子提供了許多資料。換成我們的角度，可以這樣描繪這段歷史：

劉光典最初是在窮苦農民賴正亮家，他家雖然條件很差，但賴正亮盡最大努力安排好劉光典的起居飲食，而劉光典也嚴格遵守紀律，除交給賴正亮30元菜金外，還與他一起下地勞動，白天一起收割甘蔗，晚上則住在野外。住了一段時間，劉光典搬到農民李顯玉家，后來又轉移到一對王氏老夫妻家。時間久了，劉光典身上的經費用光，便以編竹器為生，風餐露宿在深山裡躲避搜捕。

這期間，劉光典一直在設法離開台灣返回大陸。一次，他得知賴正亮有個親屬在台灣航運公司工作，便托他設法幫助自己離開台灣。但是，國民黨軍隊加強了對港口、碼頭的封鎖，嚴禁船舶私自帶人出海。劉光典在l950年4月底又找過胡玉麟，托他設法幫助逃出台灣，但仍沒能達到目的。不久，他又冒著被捕的危險離開深山，到嘉義找熟人設法脫身，但仍不成功。以后，劉光典又找到王耀東，囑托王耀東繼續找船或採取其它方法，早日返回香港。盡管做了極大努力，但始終沒能返回大陸。

與此同時，劉光典一直堅信革命會成功，無論環境多艱苦、形勢多嚴峻，他始終保持著革命斗志。1954年2月，國民黨特務經過近4年的追蹤，最終抓獲掩護劉光典和王耀東的中共地下黨員張璧坤等多人。2月9日，這個組織的成員胡滄霖向特務交代：“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個叫王耀東的曾帶來一個中共重要人物到這裡隱蔽，至今還藏在附近的深山裡。”敵人得到這一重要的線索后，立即組織大量軍警人員，經過24小時搜捕，於2月l3日，在台南與高雄的交界處溝坪，將劉光典與王耀東抓獲。被捕后，敵人對劉光典的評價是：“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生活，仍執迷不悟，繼續從事反動宣傳，由此可見其思想受毒之深。”

根據國民黨方面保存的照片，父親與台灣籍地下黨員王耀東，多年來就生活在海拔1000多米的一個洞穴裡，此洞穴口寬50厘米、高40厘米，洞裡僅長110厘米、寬170厘米。父親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中堅持斗爭。

本刊記者：國民黨特務抓獲劉光典后，策劃、實施了一個惡毒的離間計，制造他叛變投敵的假象。這種情況對任何一個革命者都是最嚴峻的考驗，沒有崇高的理想，沒有堅強的意志，是很難過這一關的。這也是劉光典烈士事跡中最為震撼人心的地方。

劉玉平：從我父親第二次赴台，到他在台南被捕，4年時間裡，組織上一直沒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954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共駐香港人員得到劉光典已叛變的消息。不久后，又發現劉光典在香港公開露面並發表反共言論。那時，由於條件限制，黨的有關部門得到這一情況后，雖一時無法做出正確判斷，但是又不能不採取防范措施。這就使得我們一家受到很大影響，不僅從錢糧胡同搬到北新橋王大人胡同觀音寺21號（現前永康一巷2號）的一間很小的房子裡去住，而且全家的生活狀況也大不如前。1955年秋天，我母親也因心臟病去世，家裡就剩下我們幾個孩子。

現在已經搞清楚，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為攪亂大陸政局，也是為了動搖我父親的信仰，逼迫他轉變立場而專門設計、實施的毒辣計謀。國民黨特務不但對外散布劉光典已經背叛的假消息，還找了一個與父親十分相像的特務冒名頂替，跑到香港發表反共言論，以擾亂我情報部門的視線。其實，這時父親一直被國民黨關押在台北市青島路的軍法處監獄。他在牢中始終堅持革命信念，絲毫也沒有動搖過。

本刊記者：劉光典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中，有5年之久，有他在獄中的資料嗎？

劉玉平：不是太多，但有些重要線索。上海出版的《書城》雜志，在2010年登出原國民黨士兵張家林的《一個台灣老兵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到曾經在監獄中與我父親同處一個牢房，他在文章中提供了重要材料：

“還在養病治療的時候，我突然被調去8號病房，那裡關的是劉光典，旅順人，20多歲。我們初見面，他就自報姓名，這點令我對他生出好感，因為我自己也這樣。有些人不這樣，他們不願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實姓名。劉光典長得高大英武，頭發胡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他是中共社會部派來做洪國式的通訊員。劉光典聯絡不上他，於是在嘉義的山區躲藏著，從嘉義跑到台南，躲了兩年多，后來被抓，關到了8號。我因為對他一見面就有了好感，雖然不知道他犯了什麼案，卻很同情他。漸漸我發現他很能干，不但會說閩南話，還會說日本話。

劉光典待人很義氣，從一件小事就看得出來。我們分飯，如果哪天菜湯裡飄著肥肉或者肉片，他會叫我吃。他說：‘小張，你吃。你身體不好。’他絕口不跟我談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處熟了，常常聊天。有天談到他父親。他說：‘我爸爸是沈陽火車站的調車工人。’我隨嘴問出：‘那麼你干嗎來台灣？’他說：‘我奉命。’聽他這麼說，我感到這個人有種。當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產黨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說。”

我看到這篇文章后，通過《書城》雜志找到在美國紐約的作者夏沛然，詢問張家林的住址，夏沛然告訴我，他已於2009年3月去世，這讓我感到十分惋惜。雖然張家林提供的情況有限，但足以說明父親是忠誠黨、忠誠革命事業的。

1958年10月22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組成審判廳，對父親進行審判。審判庭認為他“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重大惡性，罪大惡極，判以死刑。”而父親堅強不屈，從不抗辯。蔣介石於1959年1月13日收到報文，親批：“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獲，為何延至現在始行判決，查報，劉犯死刑照准。”

1959年2月4日，立春節氣。清晨5時，父親被五花大綁，胸前挂著寫有“劉光典”三個大字的牌子，被國民黨憲兵從監獄帶出。一名軍官宣讀執行書，之后問父親還有什麼話要說，父親十分干脆地答到：沒有。隨后，父親被國民黨的劊子手槍殺於台北新店安坑刑場。從父親就義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被一群頭戴白色鋼盔的憲兵簇擁著，目光堅定，大義凜然，從容不迫。他微微向右歪著頭，不屑地望著敵人的照相機鏡頭，這是父親就義前的存檔照片之一。據記載，父親共被四顆子彈射中而犧牲！父親死后，尸體又被敵人肆意毀壞，由此也看出國民黨反動派對他的仇視與無奈。

本刊記者：劉光典烈士的傳奇人生，非常令人感動。我們從他短暫的生命裡，看到兩種最寶貴的品質，一是勇敢，二是忠誠。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出生入死是個考驗，但寧可背負著被同志、被組織誤解的冤屈，誓不背叛理想，誓不辱沒使命，這種人生境界真是驚天地、泣鬼神。

劉玉平：在文學作品中曾有過許多感人的故事，這些藝術作品都描寫過英雄們為正義、為理想而獻身的神態﹔歌頌這些英雄們視死如歸的大無畏氣概。每當我看著父親被敵人五花大綁押赴刑場、即將走向死亡的照片時，父親的那種神情，就如同他與母親結婚時的合影一樣，是那麼自信而沉穩。看到這種大義凜然的神態，我常在心中默默地說，父親不愧為一個真正的英雄！台灣島上10年的苦楚，絲毫沒有動搖您的革命信念﹔掘地為穴的原始人生活，絲毫沒有消磨掉您的堅強意志﹔敵人的牢獄和無恥的離間計謀，絲毫沒能摧殘您的革命精神。您是一個多麼堅強的革命戰士啊！

本刊記者：為了一個偉大的事業，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無數的前輩倒在了漫漫長夜中。敵人可以摧毀他們的肉體，但卻永遠不能摧毀他們的精神！劉光典烈士的事跡再次展現了革命者用生命詮釋忠誠的軌跡，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這是理想教育中最好的營養劑。

劉玉平：在20多年裡，我一直在通過各種渠道收集父親的資料，在組織的幫助下，在各方面朋友的支持下，終於找到幾份關鍵的檔案材料，基本上把父親在台灣從事秘密工作以及逃亡、被捕、犧牲的情況搞清楚了。有關組織給我父親極高的評價，父親在天之靈也可以安息了。2010年清明節，《環球時報》首次披露我父親的事跡，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到今年，父親犧牲已經55年了，但他會永遠活在我們心裡。他是為了祖國統一而獻身的，他也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裡！

我在努力收集父親的相關資料，同時也是在整理一個年輕革命者的生平事跡。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引人思考的問題。作為共產主義戰士的劉光典，他在短暫的一生中，對自己理想的不懈追求與踐行，對自己信仰的始終不離不棄，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如此。這是一種激勵與鞭策，提醒我們無論何時何地，哪怕是在逆境風雨中，也要堅守理想和信仰。一個政黨、一個團體、一個民族、一個公民，不可缺失的是遠大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不可缺少的是奮斗精神與堅強毅力。為祖國強大、人民幸福、社會進步而奉獻犧牲的勇氣，仍然是當今需要強調的。（本刊記者一丁 來源：北京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