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設時期鄧小平探索社會主義的思想認識成果

[摘要]1956至1965年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曲折中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期。鄧小平認同毛澤東提出的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重大問題作了務實、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他提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要不斷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應不拘一格﹔社會主義要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生產關系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哪種生產關系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就選擇哪種生產關系﹔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要打破平均主義，讓農民富起來﹔社會主義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制訂經濟建設的長遠規劃，要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搞經濟建設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搞一套管理制度﹔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生活中個人選擇的自由不應越來越小，而應越來越豐富﹔等等。這些重要的思想認識成果，為他后來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准備。

[關鍵詞 ]鄧小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主義制度﹔認識成果

從 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到 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這十年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曲折中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期。黨雖然在指導思想上日益陷入“左”的錯誤，但一直是一邊犯錯誤一邊糾正，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仍取得了很多積極的成果，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重大問題作了務實、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為他后來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准備。本文擬對此作一較為系統的梳理。

一、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 1956年籌備和召開八大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獲取的一個十分寶貴的思想認識。1955年下半年以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端逐步顯露，促使中共領導人對蘇聯經驗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1956年 2月，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一方面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震動和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又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為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破除對蘇聯和蘇聯經驗的迷信，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提供了思想條件。在中國共產黨內，一時間形成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討問題的風氣。

鄧小平在新中國成立后，曾在“問題至為復雜”的大西南主政兩年十個月，調中央工作后又長期分管經濟部門和文教部門的工作，非常了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實際情況。在參與籌備召開八大的過程中，他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聽取經濟部門匯報等調查研究工作。特別是，他不僅在 1956年上半年同朱德等赴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弊端有切身的感受﹔而且又在下半年同劉少奇等再赴莫斯科協助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對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照搬蘇聯經驗帶來的惡果有切身的感受。這些，使他對借鑒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了更清醒和堅定的認識。1956年 11月 17日，也就是在中共八大閉幕后不久，他在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時指出，革命和建設都不能照搬別國經驗和模式。並且指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鄧小平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6年11月17日。）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符合中國實際和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此在鄧小平的思想上扎下了根。

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要不斷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應不拘一格

1956年蘇共二十大特別是波匈事件，暴露出社會主義的“丑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嚴重沖擊，也對人們已有的社會主義觀造成嚴重沖擊。在中國，波匈事件的發生是不是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行不通？成為人們思想上最大的疑惑。1957年 1月 12日，鄧小平應邀到清華大學為師生作報告，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對此作出解答。他說：“制度好不好決定於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應當說，我們現在的制度和生產力發展是適合的，是好的。”他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作了辯証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還不是完善的”，還要不斷地調整和完善。“基本制度”要通過恰當的“具體制度”和方法去實現。關於社會主義具體制度，他主張不拘一格。他說：“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創造性，能夠監督和防止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什麼制度合適，就採取什麼制度。”怎麼樣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發展社會主義具體制度呢？他指出：“重要的是應當對那些正確的要堅持，對那些錯誤的要糾正，不完善的要補足。”（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講演記錄，1957年 1月 12日。）

這是在中國剛剛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鄧小平對中國如何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思考，成為他的社會主義觀和社會主義改革觀的基本觀點。“正確的要堅持”，“錯誤的要糾正”，“不完善的要補足”，后來則成為體現他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名言。

三、社會主義要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生產關系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的階段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 1958年開始興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鄧小平是少有的堅持運用這一基本原理分析問題者之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鋪開后，以高指標、浮夸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左”的錯誤的症結之一，就是超越生產力發展的階段，主觀隨意地拔高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被認為是人民公社樣板的河北省徐水縣，最早宣布實行全民所有制。1958年10月，鄧小平在徐水縣視察時提出，生產關系不要搞得太純，“除了全民所有制外”，還要允許“小集體”。接著他在雲南視察時明確批評：“現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徐水縣搞清一色全民所有制“那個辦法行不通”，要照顧“個人、集體、全民的關系”。（鄧小平在聽取中共雲南省委負責人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 10月 25日。）11月上旬，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糾正浮夸風、“共產風”和基層干部工作方法上的錯誤，並涉及到糾正混淆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界限的錯誤思想。鄧小平就“什麼是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發言指出，“實現全民所有制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總要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生產水平”。“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58年 11月 7日。）他批評一些地方宣布實現全民所有制言過其實，因為他們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

由於連續兩年大面積自然災害和 1959年廬山會議后繼續“大躍進”的影響，到 1960

年冬全國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決定從 1961年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7月，鄧小平赴東北調查，實際情況更使他感到調整要從黨員干部的思想根源上解決問題，明確提出要糾正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的錯誤。他在聽取哈爾濱市工作匯報時指出：“我們就是超越了階段”，“我們在社會主義階段隻能搞這樣高的”。並說“今后主要講社會主義好了”，“一切都要按社會主義原則辦事，不要再照顧原來說過的話”。（鄧小平在聽取哈爾濱市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的談話，1961年 7月 22日。)

四、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哪種生產關系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就選擇哪種生產關系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最深刻的教訓之一是割裂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片面地從生產關系上理解社會主義原則，陷入“唯生產關系論”，在生產關系上折騰來折騰去。1961年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以后，鄧小平和陳雲等開始深入思考從生產關系上調整農村政策的問題。1962年 3月底，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如何恢復發展農業生產時說：“原則是哪種辦法見效快就用哪種辦法，不要拘泥於形式”，“不要擔心個人多了，集體少了，無非是百分之十幾，這裡出點富裕農民也不怕”。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 3月 29日。)

七千人大會后，一些地方農村摸索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搞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引起爭議。1962年 7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 7月 2日。)這就是后來有人概括的“貓論”。之后，他又將“貓論”進一步展開，指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生產關系的“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鄧小平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23—324頁。) 他的這一思想主張，使當時黨內探討農業生產關系變革的思想和氣氛更加活躍。

鄧小平和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這一時期提出的變革農業生產關系、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思想主張，雖然在不久后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否定﹔但是，作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成果，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鄧小平上述思想觀點，特別是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標准變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生產關系要多種多樣的思想，成為十多年后中國改革的思想源頭。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鄧小平當年調整和變革農村生產關系的具體思路。

五、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要打破平均主義，讓農民富起來

人民公社實行窮過渡，在所有制上拔高為全民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也實行接近按需分配的生活資料供給制，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1958年 11月，人民公社化運動剛鋪開不久，鄧小平在貴州考察時就對此表示懷疑，他說“還得有差別，還得有按勞取酬”。到 1961年初，在對國民經濟調整開始后，鄧小平南下調查進一步認識到調整不只是降低鋼鐵指標等，還要從人民公社體制上進行調整。3月，他在四川成都考察人民公社時指出：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隻簡單靠政治挂帥”，“沒有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還是不行的”，並且分析說：沒有按勞分配，就不能各盡所能，就調動不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 3月 29日。）這時，打破平均主義最主要的是要限制供給制的比例直至取消供給制。鄧小平南下調查后，又於 4月份和彭真到北京郊區農村作調查。5月 10日，他和彭真給中央提交的《關於北京郊區農村調查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供給制辦法“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廢除供給制“可以大大提高勞動分值，更好地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更好地調動社會的生產積極性”。（《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06頁。）

打破平均主義，即意味著收入分配上出現差別，而這正是傳統社會主義觀念所不允許的。鄧小平不僅認為應當有這種差別，而且提出了“讓農民富起來”的政策思想。1961年 1月 5日，他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剛從西藏考察回來的中央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楊靜仁的匯報。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政策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戶富起來”，“讓農民家裡有存糧，牛羊多點，修點房子”。並且說：“農民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團一團上。”（《西藏工作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43—244頁。）

在當時的情況下，鄧小平明確提出“政策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戶一家家富起來，是非常可貴的，這實際上是他關於農村政策的一個總的指導思想。十多年后，他領導和推動農村改革，初衷還是為了讓農民富起來，農村改革的政策還是從“富農”開始的。

六、社會主義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是資本主義的

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后，農村生產成了自給性生產模式，物資大都實行統一調撥，商品交換和資本流通在很多地區基本上被取消。這不僅影響了農村經濟的活力，而且極大地限制了工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鄧小平是這個問題比較早的發現者之一。1958年 10月，他在雲南視察時指出，農業生產“總是要有交換的”，“要千方百計使交換的東西增多”。（鄧小平在聽取中共雲南省委負責人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 10月 25日。）不久，在 11月上旬召開的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主持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二）》時，特別重新改寫了原第三十六條的內容，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產，既要增加自給性產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產品”。在討論這一修改時，毛澤東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擴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系列意見。12月 9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鄧小平在講話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明確指出：“我國目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國目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在國家經濟領導下進行的，不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8年12月9日。）在這裡，鄧小平不僅指出了發展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現實必要性，而且初步揭示了社會主義時期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性質。

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進入新時期之后，我國改革開放最早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正是從這一突破開始，最后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道路。當年毛澤東、鄧小平等提出的擴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思想主張，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源頭。

七、制訂經濟建設的長遠規劃，要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大躍進”搞“以鋼為綱”，犯了與蘇聯重視重工業、忽視人民生活的同樣的錯誤。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在指導思想上的重要變化，就是把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關系擺正了。鄧小平這方面的思想認識尤為明確。1961年 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革命勝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要保証幾億人口的吃、穿、用。”（鄧小平在中南局、華北局小組會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 3月 19日。）到下半年，經濟調整取得初步成效，國家計委即研究制訂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后兩年補充計劃和1963—1969的七年規劃。鄧小平要求后兩年補充計劃要搞“過關”的指標。“過關”的指標不是以前那樣的高指標，而是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的指標。同時，他指出：制訂七年規劃，要真正按照農、輕、重為序來安排，以基本解決人民群眾吃穿問題及日用品問題為中心來規劃各方面。（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 10月 24日。）他還說：“總的規劃原則核心是解決吃穿用，部分解決住，兼顧國防，圍繞這些計算鋼、煤生產多少。”（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 11月 21日。）這裡，他把吃穿用與鋼的位置調了一個個，是要使正在制訂的規劃真正成為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的規劃，這同以前的“以鋼為綱”的“大躍進”計劃相比，出發點和立足點都不一樣了。

由於經濟調整的任務重，發展情況不明朗，七年規劃的制訂被擱置下來。到 1962年，國民經濟趨向好轉，計劃編制工作也回歸常規。國家計委考慮例行地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並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提出按照“首先解決吃穿用的原則”來安排國民經濟。因此，三五計劃被稱作“吃穿用計劃”。盡管后來由於形勢發生變化，大家對制訂三五計劃的指導思想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但以農業為基礎和重視解決人民吃穿用問題的基本思想理念並沒有改變，並且對實際工作還在產生重要影響。

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制訂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不僅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符合中國基本國情。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解決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在新時期，鄧小平設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的發展目標，第一步就是解決溫飽問題，讓老百姓吃飽穿暖﹔第二步實現小康，主要還是要讓老百姓吃穿用更好一些，而且還要住得更好一些，生活環境更好一些，等等。

八、搞經濟建設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既要有雄心壯志，又要實事求是﹔不要搞違反群眾意願的“大呼隆”群眾運動

八大以后，鄧小平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一樣，希望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把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鄧小平把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比作“給自己出難題”，因此在“大躍進”之初，也表現出很大的熱情。但他深知加快經濟發展速度需要條件，不能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出難題要“不是空想的，是合乎實際的”，“要有雄圖，心是熱的”，“但也要實事求是地考慮問題。心要熱，頭要冷”。（鄧小平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8年 3月 25日。）當“大躍進”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嚴重后果日益暴露后，他便表現出異常的冷靜並義無反顧地傾力於配合毛澤東糾“左”。

這一時期，鄧小平領導經濟工作和其他工作，堅持從實際出發，能快則快，不能快的就不讓快。我國的石油工業基礎非常薄弱，而石油工業對於國家工業化建設又特別重要。鄧小平分管石油工業，在對石油工業的情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之后，提出石油工業“應該有這個雄心壯志超越國際先進水平，世界先進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鄧小平同志與我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回憶鄧小平》（中），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432頁。）在他的領導和決策下，石油工業戰線選准突破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發現和建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個特大油田——大慶油田，使我國石油工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而在同一時期，鐵道部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出現有鐵路三萬公裡，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新修建二萬公裡，在十年內修建十八萬公裡新線。這樣的速度是明顯脫離實際的。鄧小平在審定報告時，將這一提法修改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內新建線路能否由原定的一萬五千公裡增加到二萬公裡的修建計劃，以及能否在十五年內修建十八萬公裡，須由國家計委在綜合研究之后，加以審定”。

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發展速度適當加快不是不可能的，關鍵是要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仍堅持了經濟發展能快則快的思想主張，總是強調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

“大躍進”運動中，高指標往往伴隨著一哄而起的“大呼隆”的群眾運動，既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又傷害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教訓太深刻了。1961年底進入調整時期以后，鄧小平明確指出，經濟建設不能搞違反群眾意願和群眾路線的“大呼隆”群眾運動。他說，經濟建設“要扎扎實實，因地制宜，不要搞大呼隆”。他還對群眾運動與群眾路線作了辯証的分析，指出“群眾運動是群眾路線的一種形式，不能天天、事事搞運動”，“過去幾年講大兵團作戰，我看不是群眾路線。‘大呼隆’違反群眾意志，群眾是勉強、被迫接受的，只是形式熱鬧”，“有些群眾運動往往不合乎群眾路線，違反了群眾路線”。（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 12月 11日。）

九、經濟建設要搞一套管理制度，農業有農業的“憲法”，工業有工業的 “憲法”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工業建設更多地是學蘇聯的經驗，尤其在工業企業管理方面照搬了蘇聯的一些辦法。轉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以后，開始摸索建立自己的制度體系，鄧小平是積極強調和推動制度建設的領導人之一。1957年，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社會主義工業企業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在“大躍進”運動中，工業企業的生產責任制和經濟核算等制度廢弛，普遍管理混亂，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大幅降低。鄧小平中肯地指出：“根本的是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制度和紀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0年 12月 22日。）這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對於明確政策、加強人民公社的管理起到了明顯的作用。鄧小平提出，工業也要搞一個類似“農業十二條”的“憲法式”的文件。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農村人民公社條例》（即“農業六十條”）后，鄧小平又指出，農業方面搞了“六十條”，“工業方面也要拿出若干條”。后來，他主持制訂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運動以來企業管理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企業管理的一系列正確的指導原則和具體規定，成為當時克亂求治、整頓工業企業的一個指導性文件，也成為新中國第一個關於企業管理的章程。在此后很長一個時期內，這個文件對加強企業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被稱為“工業憲法”。

在主持制訂“工業七十條”的同時，鄧小平還主持制訂了“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高教六十條”、“科研十四條”等一批工業、文教、科技方面的條例。這批條例，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重要的制度建設成果，在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產生了積極作用。鄧小平把這些條例稱為各行各業的“憲法”，突出了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於后來直至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十、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生活中個人選擇的自由，不應越來越小，而應越來越豐富

社會主義社會要不斷滿足人的全面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所揭示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生產關系上搞“清一色”的同時，在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上也搞一律化，完全忽視、抹煞人民群眾生活中個人選擇的自由。鄧小平在“大躍進”剛興起不久，就對此表示懷疑。1958年 10月，他從東北考察回來后，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人們有啥吃啥，穿衣也簡單。統統清一色好不好？”（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58年 10月 6日。）不久他去西南考察，在同貴州省委負責人談話中又說：“公社吃住等一律化，共產主義是越搞越簡單，還是越搞越復雜？”（鄧小平在貴州考察工作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11月2日至5日。）從西南回來后，他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人民公社還不能搞純全民所有制的同時，還明確指出：“集體生活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鄧小平《〈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1958年 12月 9日。）對這個觀點，鄧小平雖然沒有展開論述，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能這樣談到已是不容易的。

十一、黨的領導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原則

鄧小平參加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違背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原則搞個人崇拜給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造成的危害，感受很深。他在中共八大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時，聯系斯大林和蘇共的教訓指出：“隻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鄧小平文選》第 1卷，第 229頁。）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從1957年毛澤東批評反冒進開始，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陷入不正常，“一言堂”、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風氣日盛。正是由於這樣，才使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左”的錯誤迅速蔓延開來。1960年 3月，鄧小平在天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有針對性地談到堅持集體領導原則的問題。他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記錄，1960年3月25日。) 在當時的情況下，鄧小平這樣強調黨中央集體領導，提出要合乎實際地評價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作用，是需要膽識和勇氣的。這實際上觸及到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上存在的嚴重問題。正是由於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后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致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形而上學猖獗，導致“左”的錯誤愈演愈烈，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正是從努力恢復黨的集體領導和堅持民主集中制等優良傳統入手，全面撥亂反正，使黨的指導思想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作出改革開放的正確決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