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十天大會”
○作者於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親身經歷了斗爭異常慘烈的“十天大會”。
○王明原是一個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學生，到了中山大學后，由於緊跟副校長米夫（后升為校長），成為“中大”的秘書，深得米夫的信任。
○大會的爭論焦點是：支部局執行的路線是否正確。
○“十天大會”以后，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無法准確統計。
○這次會議結果導致“中大”停辦，幾百名學生遭受冤屈，不少人被逮捕，犧牲在蘇聯，一部分同志被送回國。為米夫所支持的極少數人，則飛黃騰達。
○在中山大學的學習生活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繼而汪精衛也叛變了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黨中央為保存和培養干部，把一部分黨團的優秀干部派往莫斯科學習。我和我二哥張崇德都是在上海大學學習期間參加革命工作的，這次也被派往蘇聯學習。這年8月的一個晚上，我們在上海住處接到上級黨組織的通知，立即趕到吳淞口外的蘇聯貨船上集合。為防敵人的襲擊和拘捕，我們化裝成運貨工人乘小駁輪上了貨船，坐在貨船底層中，直到子夜時分，輪船駛離祖國很遠了，大家才走上船舷活動活動手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到海參崴后住了20多天。10月28日，又乘上沒有臥鋪、沒有暖氣的列車，於11月9日到達莫斯科進了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的校舍是一座四層樓房的方形建筑，座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沃爾洪卡街16號，裡面有100多個房間。樓上有教室、辦公室、圖書館、教研室，樓下沒有餐廳。校園環境靜謐幽雅。中山大學成立於1925年的國共合作時期。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后，國共破裂，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專門培養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學校分別設有聯共黨史、列寧主義、黨的建設、社會發展史、東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蘇維埃法制與國家建設、軍事、中文等課程。此外，還有翻譯局、印刷廠和中國問題科學研究所等三個為教學工作服務的附屬機構。中國問題科學研究所研究的內容分為中國的基本問題和現實問題兩大部分。中國基本問題研究的內容有中國文字改革（漢語拉丁化）、中國不同時期的土地問題、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等。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研究的內容包括土地問題和農民運動、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中國革命道路、外國對中國的侵略等。
我們的宿舍原來設在中國城，后來搬到附近的卡卡林斯基的家宅，那裡原本是資本家或貴族的房產，修飾得整潔而舒適。我們都在學校餐廳就餐。那時蘇聯還處在艱苦的時期，但對我們都給予特殊的照顧，按照每人每月120盧布的標准開銷，每天供應白面包、牛奶、黃油，還經常吃到雞、魚和牛肉。穿著和日常生活用品全部供給。每人發給服裝、外套、皮鞋、襯衫、雨鞋等，甚至連手帕、梳子、牙膏、牙刷也發給。此外每月還發給12盧布津貼費作零花錢。
學校的文娛活動很活躍，設有俱樂部。俱樂部組織照像、無線電收發報、活報劇、唱歌、音樂、跳舞、繪畫、打球、滑冰等豐富多彩的活動。我二哥崇德喜歡打籃球，每次比賽都有他。我也在冬季滑冰場學了溜冰。活報劇組很活躍，記得我們演出過打倒蔣介石的話劇，吳福海同志飾演蔣介石，演得很象。以后大家見到他，就開玩笑地喊他“蔣介石”。
從1925年中山大學成立，到1928年初改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仍簡稱“中大”或簡稱“勞大”），共有四期學生：1925年第一期共有學生三四百人﹔1926年第二期也有300來人﹔1927年第三期共有100余人﹔1928年第四期，從“東大”轉到“中大”100余人。前后共有1000來名學生，我是第三期的學生。由於學生的來源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分為以下四種班：
一是正規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其中又分為俄文班、英文班、德文班、法文班。
二是特別班。也稱“老頭班”。他們是中國大革命失敗后到校的一些較高的黨政領導干部，如葉劍英、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夏曦、方維夏、楊之華、帥孟奇、李國暄、李哲時等。
三是工人預備班。主要是從歐洲去的華工，從國內去的工人。共編兩個班。約有八九十人。他們主要是學文化。課程有中文、歷史、地理、算術、政治常識、自然科學常識、軍事課等，還有少量俄文課。
四是速成班。這個班的時間較短，參加這個班學習的同志是准備早些回國參加革命工作的。
此外，還有個翻譯班。凡是俄語較為熟練或其他外語較好的都編入翻譯班。他們自學有關課程或當助教，參加各教研室工作。
中山大學學制為兩年，改組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后，學制為三年。我去莫斯科整三年，所學過的功課，以學社會發展史收獲最大。教我們的蘇聯教員滿臉胡須，是個著名教授。他課講得好，從淺入深，從具體到抽象。“中大”校樓的第四層，就是社會發展史的教室，裡面裝置著從猿到人的模型實物。每講一課后，還到莫斯科歷史博物館參觀學習。每次參加學習，我們這位老教授總是跟著邊指點邊講解。社會發展史確實是奠定革命人生觀的理論基礎，這門課程使我獲益匪淺，回中國后對我從事教學工作和領導工作幫助很大。
此外，還學了西方革命史，講課的是王稼祥同志﹔講經濟學課的是傅勝藍同志﹔聯共黨史是由蘇聯同志講的，主要是講斯大林的聯共黨史教程﹔講課最差的是中國革命問題課，沒有專職的主講人。
在蘇聯三年的學習中，課堂教學、參觀學習、工廠勞動三者密切結合。我們曾經去各個大工廠參觀，也去過農場，進行過軍事野營，去列寧格勒、明斯克、白俄羅斯、基輔等地參觀學習。1930年3月，還曾到莫斯科的第七印刷廠勞動過。通過學習馬列主義，使我們對於奠定革命人生觀，堅定革命意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所在的“中大”第四班，大學分同學是和我一起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以后到莫斯科的。有馮定、張祖儉、惲雨裳、徐以新、何子述、曾宗聖、孟慶樹、丁雲波、朱自牧、朱自純、楊蓮卿、楊安卿、彭蓮清、秋妹子、王雲程等。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附近召開時，孟慶樹、朱自純二位女同志被抽調去參加工作。
在這裡談一點王明在莫斯科的情況。王明原是一個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學生，到了中山大學后，由於緊跟副校長米夫（后升為校長），成為“中大”的秘書，深得米夫的信任。他經常以“領導人”自居。來參加“中大”的大會，一講話就長篇大論，引經據典，擺出一副未來“中國列寧”的樣子。
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支部局之后，他們利用反托派的機會，企圖斗垮原支部局的領導人、中共老一輩黨員俞秀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書記）、董亦湘、周達明等同志。他們在中國同志中間威信很高。王明一伙造謠說他們組織了個“江浙同鄉會”，是反革命組織，還請到莫斯科開會的向忠發前去講話。向忠發不做調查，就聲稱他們如不坦白，要逮捕、槍斃。“槍斃”二字說得特別響亮，使在“中大”的江浙學生人心惶惶。大概在1928年七八月間，周恩來同志來到“中大”，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大”並沒有江浙同鄉會的反革命組織，只是某些學生愛吃中國菜，星期天在一起燒中國菜吃而已。才給這些同志平了反。
○“十天大會”
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人，都參加過有名的“十天大會”。這次會議斗爭激烈，驚心動魄，結果導致“中大”停辦，幾百名學生遭受冤屈，不少人被逮捕，犧牲在蘇聯﹔一部分同志被送回國。為米夫所支持的極少數人，則飛黃騰達。
“十天大會”距今已有60余年了，對於這次會議的時間其說不一。吳玉章同志說這次會議的時間是1929年6月。李一凡同志說是1929年9月，他從阿魯什塔休養所回來后開的。我回憶與李一凡同志說的基本相同。我記得這次會議是1929年9月我與二哥張崇德從克裡米亞休養所回校后才召開的。會后，我二哥張崇德被捕。這次會議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開。
王明沒有參加“十天大會”。從王明檔案上看，1929年4月到10月，他在上海作紅旗報通訊員，中共滬東區委兼宣傳干事。從1929年4月至12月，王明在《布爾塞維克》、《紅旗》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這說明他當時正在國內，沒有參加“十天大會”。他雖然沒有參加“十天大會”，但他在“中大”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十天大會”開始，在提主席團7人名單時就引起了爭論。名單裡有余篤三、李劍如、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張國燾、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還有共產國際監委主席索裡茨。
大會的爭論焦點是：支部局執行的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的領導人認為支部局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廣大黨團員群眾則說，支部局執行了“實踐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大會由支部局領導人主持。報告一開始就指責廣大學生群眾，毫無自我批評。當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說支部局是如何正確，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時，會場亂哄哄的，呼喊著要這位區委書記下台，甚至有人要上去把他拖下來。這時，張國燾在台上連連喊著“靜下！靜下！”會場才靜下來。
在大會上發言的，有秦邦憲、盛忠亮、余篤三、李劍如、吳福海、張崇德、李一凡、柳溥慶、唐有章、吳玉章、王稼祥、郭妙根、張祖儉、張崇文等。當時斗爭很激烈，張崇德、李劍如的發言同支持支部局的人的發言針鋒相對。余篤三、李劍如等也在發言中批評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主義小集團的錯誤。當時有的還批評學校的中國革命問題教材不切實際﹔有的批評學校黨組織把中國共產黨員降為蘇共后補黨員很不合理﹔有的批評王明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批評了翻譯工作中的問題，等等。
據王觀瀾同志回憶，當時董必武立場是正確的、堅定的。他反對王明一伙操縱、控制支部局，搞宗派，搞教條，搞唯成份論，打擊人、整人。把凡是反對他們的都說成是反黨分子、托派階級異己分子，帽子滿天飛。
張崇德在發言中，批評了王明一伙捏造“江浙同鄉會”的錯誤，指出周恩來同志已經宣布沒有所謂江浙同鄉會，而王明一伙至今還說江浙同鄉會如何如何，這是完全錯誤的。
李一凡發言說了三個問題：一、“中大”的任務應是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中、下層干部。上層干部隻能通過階級斗爭的實際鍛煉和考驗，從群眾斗爭中產生，僅有一知半解的書本知識的人是不能勝任的。二、派往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必須從黨的利益出發，實事求是地從較有實際經驗的同志中選拔，不能僅憑俄語程度，尤其不能以愛憎取舍。三、批評阿卜、朗姆鬆是個民族沙文主義者，因為他曾污蔑說中國人坐輪船不配坐頭等艙，坐火車不配坐頭等車廂。
吳玉章在會前就看到右派彭澤湘等活動得很厲害，同何叔衡兩人在大會上把彭對他們所說的反黨的話都講了。
大會上的發言，最受歡迎的是共產國際監委主席索裡茨。他作過調查，又聽了大家的意見，嚴厲地批評王明一伙說：“你們在這裡，在莫斯科，無論說得多好聽，都不能完全說明你們是好樣的。你們必須在中國，在流血斗爭中，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才能証明你們是真正好樣的。不是這裡，而是那裡！不是這裡，而是那裡！”語氣一句比一句慷慨激昂。索裡茨的講話，使絕大多數同志受到鼓舞，王明一伙則垂頭喪氣。
在“十天大會”的第十天，也就是索裡茨發言之后兩天，支部局把一個《解散團支部局的決議案》提交上午的大會表決。原來，整個團支部局除陳昌浩之外，所有成員都一直與廣大黨、團員群眾站在一起，堅決反對王明一伙。因此，支部局作出了解散團支部局的決定。但是表決的結果，由於許多原來追隨王明的人已受了索裡茨發言的影響，舉手贊成的僅有29人。米夫、王明一伙見大勢不好，便把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搬到下午的大會上，用區委的名義命令大會結束。
大會雖然結束了，斗爭並沒有停止。大概在年底的時候，支部局忽然召開了一次全體黨員大會。支部局組織委員王雲程手拿兩頁信紙，向大會宣布一個十分駭人聽聞的消息：有個河南人，俄文名字叫馬馬也夫（過后很久才知道他叫趙言清）自殺了。他留下了一封遺書，揭發校內存在著一個龐大的秘密托派組織，在這次斗爭中操縱廣大黨團員群眾向黨支部局進攻，反對黨的領導。他本人就是該組織的頭兒，深感對不起黨，所以負疚“自殺”雲雲。並且還提供了一個有百十來人的托派名單。這時王雲程晃了晃手中的兩頁信紙說，這就是他的遺書和名單。此后，就陸陸續續有許多同志從學校失蹤了。說這些人是被派送回國或去共產國際談話去了。實際上是把他們逮捕了，這其中就有唐有章、李一凡、張崇德等同志。
1929年11月，學校黨組織宣布全校清黨。在清黨過程中，實行“人人過關”、“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針，方法簡單粗暴。幾位清黨委員並坐在一張桌子后面，被審查的人站在桌前，就象是在法庭受審一樣。由清黨委員向被審查者提出問題，旁聽者也提出問題，然后由清黨委員會做結論。他們既不核對事實，也不進行調查，便根據揭發出的所謂問題，作出結論，開除黨籍或予以別的處分。我在被審查當中，當時就有人說我是張崇德的弟弟，應開除黨籍。幸得清黨委員會主席基爾三諾娃說我在中國參加實際斗爭，不能開除，但有錯誤，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吳福海在“十天大會”上發言反對支部局，以后與博古爭論，失手打了他一拳，因此，清黨開始之后被開除黨籍。他在中共代表團的支持下，向共產國際申訴。由於他家庭出身貧苦，本人成分是工人，參加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所以，校清黨委員會又把對他開除黨籍的處分改為警告處分。
孫冶方敢於同王明教條宗派進行斗爭，先是被誣為“江浙同鄉會”分子，后又被當作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
張崇德在“中大”期間，王明一伙曾多次拉攏他，都遭到嚴詞拒絕。因此，他以莫須有的“江浙同鄉會”的罪名被逮捕。未經任何法庭程序，由格別烏的特殊會議判處5年勞改。釋放后又抓回，終於被迫害死在蘇聯。
李一凡同志因反對王明，被送進大牢。捕前，王明曾以共產國際名義找他談話，把他拉到王明的住所，用俄語對他說：東方部想派你回國接辦黨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李說：“我不會做買賣”。王明很尷尬，被頂得滿臉通紅。因此1929年清黨后，李一凡同志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等地，遭受迫害達22年之久，直到1958年才回國。
“十天大會”以后，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無法准確統計。按李一凡同志估計，至少有五六十人。
我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以后，於1930年3月被送到莫斯科第七印刷廠勞動，約有5個月左右。后被送回國，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杭州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開辦對中國革命究竟產生過什麼影響，我認為應該從兩方面來看。莫斯科中仙大學的開辦，為一些中國共產黨人學習馬列主義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條件。我們這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學習奠定了革命人生觀的基礎，因此是有成績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開辦期間，在米夫的支持培植下，形成了王明教條宗派集團，在“十天大會”后的清黨中，對中國革命事業犯有不可饒恕的大罪。其后，又是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通過六屆四中全會，掌握了黨中央的領導權，長期推行了一條錯誤路線，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這是問題的又一個方面。
“十天大會”后進行的清黨，使我黨許多好同志，有的受到警告處分或被開除出黨，有的被捕，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有的被迫害致死。張崇德同志在蘇聯被迫害致死，至今下落不明。李國暄同志出於同情俞秀鬆、周達明、董亦湘，為他們送了毛毯而被隔離5年之久，到1937年上半年后，就再也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余篤三、李劍如兩位同志都是堅決反對王明一伙的，在“十天大會”上是主席團成員，后都被送回中國，到蘇區工作。據成仿吾寫的《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罪行》（《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4輯）講到，余篤三反對王明“左”傾路線被撤掉了紅四軍政委的職務。徐以新同志最近告訴我，余篤三在四方面軍被張國燾殺害。王嘉翔同志著的《大將許光達》一書中，有三處提到李劍如同志，說王明路線的中央把湘鄂西當時不同意見的爭論籠統說成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他們組織肅反委員會殺了許多人，“許光達當十七師師長時的師政委李劍如也被殺害”。王孚美在蘇聯學習期間，因反對王明被關進監獄，1937年與家中斷絕通信，1953年病死獄中。據其在蘇聯的女兒友蘭說：赫魯曉夫時期已為王孚美恢復名譽（這是他弟弟王愧秋同志告訴我的）。我認為，對上述這場冤案錯案進行一次有組織的清查，並作出應有的結論是完全必要的。
江蘇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上有材料說，董亦湘被王明誣為托派，於1938年被捕。經他的蘇聯妻子和董亦湘的弟弟董滌臣請國際紅十字會幫助尋找，蘇聯中央軍事檢察院1959年通知：“他沒有罪行，應恢復其名譽”。這樣做是符合實際的，是很得人心的。
柳溥慶同志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曾被當作“國民黨殘渣余孽”開除黨籍。回國后，他並不灰心，繼續努力，於1950年重新入黨，1974年病故。1989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承認柳溥慶同志1930年至1950年的黨籍，黨齡從1926年算起。黨組織對這些同志的平反、關懷，使活著的人們及其家屬深感安慰。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