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風雨歷程
○羅章龍，號文虎，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親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整個過程。
○孫對鮑的意見很尊重，鮑在兩黨合作中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
○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中共黨員雖隻佔1�5的少數，但主要決策均由兩黨聯席會議決定。
○在徐州會議上馮玉祥拍胸擔保：拖垮武漢政府，要汪公布反共態度。
○陳獨秀無可奈何說道：“糾察隊幾百條槍實在不能起多大作用，為大局著想隻有忍痛放棄。”
○從國際指示中可以看出當時國際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擁護國民黨到底，中國革命寧可無共產黨，但不可無國民黨。
1923年至1927年間，在共產國際的動議和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現了合作。在當時，這確實是推動國民革命進程、爭取革命力量發展的一個重大行動。
國共合作的原則，一經確定之后，在1923年至1927年之間從未改變。我因工作關系自國共合作動議開始后，中共中央為此召開的重要會議、做出的重大決策、發表的歷次文告等等，大都躬於其事，並經中共三大中央局決定以中央局委員的身分在上海環龍路執行部以及北方執行部等工作了一段時間，回首往事無不歷歷如繪。爰述概要如下。
國共合作的緣起及經過
國共合作，從開始醞釀時說起，時間就比較長了。早在建黨初期，蘇俄和第三國際就著手聯合國民黨事宜。
中共一大前后，陳獨秀曾與孫中山交換對時局的看法。1921年11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同孫中山商談建立新型政黨、革命性新軍隊、國民黨改組等問題。
1923年初，全國工人運動興起，孫中山對中國共產黨與蘇俄有了新的認識，下了同共產黨合作的決心。據張繼后來對我說，孫當時對汪精衛、胡漢民、張繼等人說：“我想和共產黨合作，你們卻不贊成。你們自高自大，自以為有軍隊，有廣州地盤，瞧不起共產黨，實際上中共是中國新興勢力，比我們強的地方很多。我們當年開始搞革命、推翻滿清時，策動群眾僅百八十人，像黃崗、潮州之役，人數極少，鎮南關之役不過200人。欽廉之役也不過100余人。現在中共組織工農革命運動，群眾一起來動不動就是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罷工規模浩大，震動中外，其勢尤不可侮。從這一點看我們不及共產黨。”又說：“蘇俄國力強盛，是當今社會主義大國，願意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並贊助我們，可與為友。”
1923年3月孫中山再回到廣州，國共合作條件遂經雙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協助下改組國民黨（包括中央和地方），接受蘇俄各種援助（包括軍事、意識形態各方面），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
1923年6月12至20日，奠定國共合作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我當時以中共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兼全國鐵路系統黨團代表的身分出席。
在正式會議開幕之前，上屆中央召開中央擴大會議。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指導國共合作問題的文件。文件認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中國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但應當在自己原有的旗幟下行動……
中共三大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從1923年至1927年都貫徹了這個決議的精神，原則基本沒有變動。
在國共合作中，孫中山特別注重雙方平等互助，首先成立了改組委員會。國民黨方面以孫中山為代表，共產黨方面以陳獨秀為代表，蘇聯派來了特別顧問鮑羅廷。孫對鮑的意見很尊重，鮑在兩黨合作中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現今保留的一個文件，內容記載了孫中山聘請鮑為總理特別顧問、國民黨中央常委。總理如果缺席，會議由鮑羅廷主持，會議決定的問題，要得到鮑羅廷的同意。意思是鮑在國民黨會議上有“否決權”，可代行總理職權，足見其權力相當大。為了國共合作，蘇聯派出以鮑為首的廣泛的顧問團。
北伐經過
1926年9月6日，北伐軍克復漢口后，接著10月攻下武昌。不久，鮑羅廷、張特立、譚平山等先后來到武漢主持軍政。同時，中共中央派陳潭秋、羅章龍、項英、王荷波、史文彬等赴鄂改組中共湖北區委，健全鐵總、全總等工會機構，決定武漢工作暫由駐漢中央委員會同鮑羅廷共同商議辦理。因此自1926年10月起，武漢政治黨務主要由以上諸中委及湖北區委負責主持。
此次北伐第一路迅速成功，首先到達武漢，乃由於中共在政治方面政策正確，作戰計劃切合實際，將士浴血奮戰等因素所造成。北伐作戰計劃以收復長江流域為第一階段。布留陔爾（即加倫將軍）到武漢后，曾就第一階段作戰情況向中共中委和湖北區委作了一次詳細報告。報告大意說：第一次北伐作戰完全依照上年廣州北伐籌備會議原則實施，一切經過大致符合要求。1926年7月9日廣州國民政府舉行誓師大會，動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共6個軍（第五軍李福林留守廣州）。兵員55000余人。兵分三路，第一路以第四軍為主力，向湖南進軍（唐生智為副）﹔第二路蔣介石自領，以第一、二、三、七軍為主力向江西進軍，鮑羅廷隨行﹔第三路以第六軍為主力，向福建、浙江進軍。
第一路北伐進攻湖南，以葉挺所率獨立團為主力，所向披靡。7月12日向安仁進軍，在淥田擊潰敵軍一個團。醴陵戰役，獨立團俘敵300余人、槍。攻至平江時，獨立團與第四軍三十五團聯合擊敗敵軍，俘敵5000余人，敵旅長陸潭斃命。8月21日佔領岳州，27日在汀泗橋與吳佩孚主力決戰。吳佩孚親自督陣，決心死戰，當場槍殺臨陣后退的某旅長，梟首軍前示眾，以儆效尤。但我獨立團輪番沖鋒，用刺刀拼搏，苦戰一晝夜，在雙方重大傷亡之后，將吳軍主力擊潰，殲敵4000，俘敵2000，繳槍4000余支，軍威大振。隨即於9月6日進軍佔領漢口。獨立團與三十五團進圍武昌，於10月10日晨攻克，俘敵官兵11000余人，繳步槍1萬余支、機槍40余挺、大炮20門。至此，第一路北伐軍首先完成任務攻下武漢，前后歷時3個月。布留陔爾在報告中列舉了大量數字，詳細地介紹了戰斗的經過，並對葉挺率領的獨立團和中共黨員在北伐中所起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
這裡補充一個故事，在汀泗橋戰役后，吳佩孚兵力銳減，勝利大局已定，北伐軍直逼武昌城下，部隊原計劃休整后再作進攻。這時遠在江西的蔣介石匆匆趕來，因為攻下武昌將標志第一階段北伐的基本勝利，蔣怕其他將領奪了這一頭功，遂以總司令的名義坐鎮武漢前線，要求部隊不失時機，趁敵不備發動進攻。孰知武昌與汀泗橋不同，后者是平原地區，容易四圍包抄，而武昌傍山傍水有城牆，狀如鐵桶，且守敵早有准備，以逸待勞，固若金湯。而我軍在苦戰以后，士兵疲憊，急待休整。且在尚未熟諳地形的情況下，貿然進攻，結果傷亡很大，獨立團一營營長曹淵犧牲，陣亡官兵達170余人。攻城不下，蔣介石亦漸喪失信心，悄然離去，造成北伐中的一次小挫折。亦見蔣介石在用兵上之外行。后來我軍改為圍困武昌，先取漢口、漢陽，武昌被圍經月，守軍終於不支，獨立團首先攻入武昌，為北伐戰爭立了頭功。武昌攻下約1個月，蔣介石始克南昌。武漢吳佩孚軍隊的肅清，使北洋軍閥統治開始全面崩潰。
吳佩孚敗逃
吳佩孚戰敗后，倉猝率衛隊千余人循漢水而上，逃往鄂北，意在入川依楊森、劉存厚以圖再起。吳於1928年至大竹縣，曾賦值長征詩，承認失敗於工農之手，並表示懺悔。6月戰敗再逃綏定投劉存厚。1930年5月，離綏定劉存厚贈吳2萬元，被劉湘截擊，中途困居檀木場，1931年逃往蘭州，1932年到五原，隨至包頭，狼狽到達北平，依張學良為活，張月給4000元。1939年冬困死在北平，終年65歲。
吳倉皇離開漢口，其在法租界黎黃坡路寓所被沒收，改作第八軍特別黨部辦公處。吳寓為二層樓洋房，吳生平為官，聚其所得悉藏其中。計有商周銅器、漢玉、宋磁、善本古籍、碑帖、字畫、端硯、鐘表、麝香、人參、佛像等約500余目，3000多件。唐生智的副官宋英仲（湖南人）與我談及此事，並出示一副麻將牌，系以象牙為底，鑽石鑲字，極為華貴。近聞吳所收藏的有史可法殉國遺書，真跡在美發現，為近代史的珍貴文物。書中首述清軍兵臨城下，決心以死報國，次陳對老母未報養育之恩負疚至大，末向其妻言，勸其共同赴難。該遺書為梁某所有，梁系某人之軍需處長。綜吳一生，行伍出身，打仗是行家，迷信槍杆子。曹錕本無知妄人，吳有擁戴癖，尊之如師父，極愚忠愚孝之能事，對百姓平民則滿面殺氣。曩昔制造“二七”慘案事件，不出3年，至此已身敗名裂。
又武昌城攻下時，敵軍守將陳嘉謨、劉玉春遁入城內文華大學，想藉外力保護渡江遠遁。該校黨員即將此事向舊省委報告，轉至獨立團派兵包圍文華大學，並責令該校校長孟良佐（外國人）交出二人。孟唯唯奉命，陳、劉二人遂被俘。后釋放令其回鄉。若干年后，鎮海金志成同志曾向我談及她家鄉人從普陀來，說劉玉春后在普陀山落發為僧雲。
武昌攻克后，影響所及，東南震動，首當其沖者厥為江西戰局，急轉直下，迅獲解決。先是蔣介石率滇軍朱培德（第三軍）進軍江西，9月20日攻下南昌。由於孫傳芳反攻，南昌復失，蔣落荒而走，部隊徘徊德安一帶，不敢前進。蔣介石告訴蔣先雲欲重整軍隊后再戰，乃向武漢求援。蔣先雲曾任蔣介石副官長，隨蔣北伐攻南昌，后離江西來武漢，向我談及此事。武昌攻克后約1月（11月4日）始攻克九江，乃回師再戰，攻下南昌，江西局勢始定。
武漢和江西兩路北伐略如上述，至於東路出征路線，最先是第一軍從廣東東江向福建進發，經浙江達上海。駐守福建的北軍將領周蔭人，實力平常，又缺乏戰斗意志，因此未經重大戰役，何應欽、王柏齡師於12月佔領福州。之后，何等觀望不前，且戰且止，直至見到長江上游迭奏勝利，勢如破竹，才隨即於1927年2月17日攻克杭州，佔領上海。3月進逼南京，孫傳芳退往江北。龍潭戰役后，孫遂下野。
收回漢口、九江租界
溯自1925年以來，反英運動在中國南部高漲不息，北伐出師指向長江流域時，英國政府就十分恐慌，接連向遠東增援，戒備蓋亟。1926年9月，英政府調地中海第三驅逐艦隊來中國沿江布防，9月間英艦炮擊四川萬縣，造成重大慘案。北伐軍到達武漢時，英國軍艦、魚雷艇等麇集武漢江面達27艘，其他各國軍艦合計35艘，以意大利凡帝開德一號為旗艦，炮衣悉行退去，晝夜生火，處於作戰戒備狀態。英帝國主義仇視武漢政權是十分明顯的，武漢人民反英情緒亦日趨高漲。
1926年元旦，武漢各界熱烈慶祝國民政府北遷與北伐勝利。武昌、漢口兩地舉行大會。人如潮涌，盛況空前。1月3日，英艦水兵突然登陸，襲擊游行群眾，剌死中國海員1人，傷10余人，引起群眾義憤，人們從四面八方涌來，對峙局勢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消息傳來，武漢國民政府、國民黨省黨部、中共湖北區委和群眾團體均召集會議，派出代表前往現場注意事態發展。鮑羅廷連夜召集在漢的中共中委和湖北區委會議商討對策，就事態發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採取的抉擇，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討論直至深夜，大家認為英政府目前雖氣勢洶洶，但其在對外政策上也面臨國內反對派的責難，它要顧及在華各地英僑的安全，斷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使對立事態恣意擴大。當然關鍵亦在我們抗英之態度是否堅決！會議最后作出決定：
（1）進一步發動群眾集會示威，堅決抗議英政府的挑舋行為。
（2）支持國民政府對英採取強硬的態度，要求廢除英政府強加於我國的不平等條約，派軍隊進入英租界保護我國居民。
（3）由區委宣傳部負責成立一研究國際法約的小組，收集中英關系和有關租約的歷史資料。為擴大反英宣傳、批駁帝國主義的種種讕言作好准備。
（4）通過鮑羅廷和中共代表對國民政府和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施加影響以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4日，數萬群眾舉行反英示威大會，在省委和省總工會領導下，工人糾察隊同志率先與到會群眾沖入英租界，與英巡警發生沖突，群眾怒逐英巡警，高呼反帝口號，聲震於衢，英警見群眾威勢極大，紛紛逃匿。接著租界內商店罷市、工廠罷工、學校罷課，市民齊集街頭響應，英駐漢領事希伯爾•郭飛（Herbert Goffe）見狀大懼，狼狽從后門化裝登上江面英國軍艦，並派人向武漢政府致意，請求保護個人安全。郭對中國態度素極傲慢，現在忽表軟化。
我與宣傳部同志亦隨眾前往英租界，至英領事館，已十室九空，僅留一教士家屬守門，見到我們十分恐懼，我們對她宣講政府保護守法外僑的立場。她聽后連連點頭，並說領事留有一信，望轉交政府雲雲。
當天下午，國民政府派兵進入租界，維持秩序，卸下英米字國旗，人心大快。連日來，武漢群眾紛紛結隊進入英租界游行慶祝。一次，群眾在路經原德國領事館現為鮑羅廷的寓所時，鮑立在臨街的寬敞陽台上，揮手向群眾致意，並操英語向市民作祝賀演講，張太雷代為作了傳神的翻譯。時我亦在側，代表中共省委作了即席發言，表示慶賀，群眾歡呼雀躍，經時不止，群眾革命熱情鼎沸數日不絕。
與此同時，九江英租界亦發生類似事件。在漢口群眾的影響下也一舉收回，英政府終於被迫承認國民政府要求交還漢口、九江英租界，當然其中還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外交談判，頗費周折。由於群眾擁護，國民政府態度堅決，英國政府試圖反扑但終未得逞。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召開與國民政府正式成立
1927年3月上旬，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參加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的中委有30多人。國民黨中委較著名的有譚延闿、宋慶齡、孫科、徐謙、顧孟余、陳公博、鄧演達、陳友仁等。跨黨的共產黨人有李大釗、林伯渠、於樹德、楊匏安、毛澤東、韓麟符等。三中全會選出中央常委9人：為汪精衛、譚延闿、蔣介石、孫科、徐謙、顧孟余、陳公博、譚平山等。譚平山為中共提名代表。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中共黨員雖隻佔1/5的少數，但主要決策均由兩黨聯席會議決定。鮑羅廷以高等顧問名義參加聯席會議，實際上擁有否決權。國共聯席會議是在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二中全會決定設立的。
武漢政府組織在汪精衛未到武漢前，分工為：政務委員會主任鄧演達、財務委員會主任陳公博、外交部長陳友仁、交通部長王維熾（京漢鐵路局長）、教育部長孫科、衛生部長劉瑞恆、農政部長譚平山、勞工部長蘇兆征、司法部長徐謙。共產黨在武漢政府中僅出任勞工、農政二部部長，在省政府則僅任工農廳一席。農政部原議為農民部，旨在推行土地改革政策，組織農民協會。但汪精衛、譚延闿等認為目標太顯露，不如改稱農政部較為含混。中共中央勉從其意，而實際上面目全非，農政部被架空，遂成為閑曹，但一切有關事務仍由各省農協自理。譚平山在部辦公只是橡皮圖章，簽發公文而已。農政部設置有土地委員會，委員雖多左派，但無實績，外界譏為諉員會，謂其推諉不負責任。勞工部原擬推史文彬擔任（史為黨齡最長的鐵路工人，京漢鐵路“二七”斗爭的工人領袖，方從保定獄中釋出不久）。因史謙辭，改推蘇兆征，史任司長。1927年2月21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辦公，辦公地址在漢口南洋大樓。
湖北省政府人員為：詹大悲任財政廳長、李漢俊任教育廳長、董必武任工農廳長、張國恩任民政廳長、危浩生任秘書長。
《汪陳聯合宣言》
1927年4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自上海乘英輪到達武漢。次日清晨召集原在武漢中委談話，聽取匯報並略述上海局勢。第3日即4月10日上午在鮑公館正式召開中央常委會議，仲甫在會上就當前政治形勢作報告。內容分為幾項：（1）上海工人暴動失敗后的局勢。（2）4月5日《汪陳聯合宣言》商談經過。（3）當前關於武漢工作進展諸問題。陳強調：就當前政局觀察，4月5日《汪陳聯合宣言》頗關重要。先是1927年4月3日，汪精衛自歐洲返中國，抵上海后即往晤仲甫，商談國共兩黨合作問題（時北伐軍已於3月21日佔領上海，25日克南京）。汪陳二人會商結果，決定發表兩黨合作宣言，在上海各報公布。
該宣言發表於1927年4月5日，綜其要旨為說明“共產黨堅決承認國民黨及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無產階級獨裁制不致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不懷疑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最后勸告兩黨同志須鑒於敵人之武力壓迫及流言離間，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
中共中央開會時，仲甫報告商談經過時說：當時上海革命危機在醞釀中，宣言真正旨意在爭取輿論向蔣介石示威，使蔣孤立。同時奠定武漢國民黨左派政府基礎，始克完成國民革命。在中央會議上鮑羅廷說：“宣言非常正確必要，且極有力量，符合國際指示。”宣言所談上海事雖未明指蔣介石，但項庄舞劍，意在沛公，明眼人一見便曉。宣言對武漢政府一字未提，實則給予武漢政府很大支持。事后証明宣言使武漢國民政府延長了約百天的政治生命。
中共中央與湖北省委及其工作
在4月10日中共中央會議上曾決定下列諸事：（1）中央機構自即日起遷鄂辦公﹔（2）追認中央臨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行中央處理的事務有效﹔（3）重新布署中央及地方黨務、政治與軍事等方面問題。
1、中央與省委陣容：仲甫來到武漢后，中央及地方黨委組織人員得到進一步充實。當時中央、省委與各方面組織主要負責人大致如下：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依次為中央委員張國燾、譚平山、羅章龍、蘇兆征、史文彬、毛澤東、陳潭秋等，分別擔任組織、宣傳、秘書等部門工作。湖北省委書記張國燾、組織部兼宣傳部長羅章龍、秘書長周唯真、工委書記林育南、農委書記陸沉、婦委楊子烈和軍委顧順章、葉挺、周恩來。省委各部工作人員有：澎湃、吳德峰、向警予、謝懷西等，漢口市委書記吳汝銘，組織許白昊、許之楨，宣傳宛希儼、向警予，工委項英，農委陳蔭英，婦委王亞璋等。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委員賀昌、關向應、劉昌群、李子芬、李求實等。參加國民黨省政府人員為惲代英、董必武、謝晉、林祖涵、謝遠定、吳玉章、高語罕、宛希儼、於樹德、毛澤東、譚平山等。
2、省委辦公處：湖北省委辦公處先在武昌糧道街尚書巷劉祠，后遷胭脂山原劉玉春公館，省委房屋雖美侖美奐，富麗堂皇，但在武昌圍城時，門窗、電燈、電線破壞無存，家具搬走一空，省委干部隻好在地板上開地鋪，並搬用磚石、木板壘成桌椅，作為辦公用。
某次召開全市活動分子大會，請鮑羅廷作報告，因人數眾多，桌椅奇缺，到會300余人乃以稻草鋪地，席地而坐聽報告。鮑入室見狀，頗感詫異。會畢，鮑臨行告省委：缺乏家具，對工作效率有礙，應設法解決，后來才分次租到一些木器，勉強敷用。
省、市委干部人數雖相當多，約近300人，但因工作繁重，每人工作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夜以繼日，尚慮不足。大家十分勞累，又因伙食粗粝，營養不足，特別是5、6月期間，天氣炎熱，常露宿室外，精神益感疲乏。某夜，漢口市委干部齊集在江邊躉船上開會，會畢露宿船頭過夜。其中一位同志連宵熬夜失眠，天曉前，回到寓所時將通行口令忘記，被糾察隊拘留。他精神困頓，就在拘留所地板上呼呼大睡，經部隊人員喚醒查明，始知是省委干部，才讓省委派人接他回去。工作勞頓尚且不說，常有意外事故發生。某次省委派人到前方勞軍（京口），時值5月，正是風季，輪船中途遇到大風，白浪滔天，船本來就超載，幾經搖擺不幸失事。僅帶隊的羅章鳳（武漢警衛團黨代表）、李鳴柯（軍校大隊長）等少數人泅水脫險，其余男女同志多人遇難。
3、省委宣傳部：湖北省委宣傳部直轄宣傳機構有《民國日報》，由沈雁冰主持。《楚光日報》由宛希儼辦理，宣傳訓練班由徐活螢（晴嵐）負責。國民通訊社由邵季昂任社長。北伐宣傳列車由袁達時任主任，漢口血花世界（民眾樂園）由李之龍、唐性天主辦。為印刷兼發行黨的刊物、書籍起見，在漢口后城馬路濟生路口設立長江書店，由蘇新甫任經理，並自設印刷廠，由毛澤民任經理。省委宣傳部英文秘書原約定由范鴻劼擔任，時范在北京。一月間范一度來鄂，我留范在漢工作，范雲：此行告假一月，尚須返京一行，料理諸務，並在京結婚后攜眷南來（其未婚妻為北京司法部員某之女）。我囑其速去速來，范遂返北京。不料一去竟陷北獄，為張作霖所絞殺。
4、武漢的工人運動：省委調動黨的優秀男女干部400多人，以全力開展武漢工人運動。在短期內成立產業工會、手工業工會、店員工會200余個，有組織會員52萬人。並在宜昌、沙市、黃崗、黃石等縣組織各級工會，人數超過20萬人以上。省委宣傳部先后在武漢各城市設立工人補習學校、工人子弟學校500余所，參加學習人數前后4萬余人。省委設立武漢工人運動講習所，省委組織部、宣傳部派許之貞任所長，省委委員董必武等曾往工運所講課，講授地方黨史、聯合戰線問題等。學生千余人，均為各產業工會會員，大部為黨團員及工會干部，其中女工佔1/3。武裝糾察隊輪流參加訓練，有快槍三四百支，蔣先雲任總教練。培養工會干部1千余人，地址在英租界一三裡，后遷黃陂會館。
5、湖北農運：自1926年起，中國農民運動普遍開展，各地組織農民協會。1927年春湖南農民協會有會員200萬人，湖北亦近110萬人。廣東、江西、福建、河南各省農民組織和斗爭均有發展。全國農協會員不下600余萬。1927年3月14日，湖北省農民協會正式成立，以鄂東各縣為中心，有農協會員280余萬人，即在黃安、麻城、黃崗等處開展反抗地主惡霸運動。當地領導干部主要有邱群生、劉振一、王健、秦紹勤、鄭位三、蕭人鵠、蔡濟璜等50余人。在黃安曾公審槍決大地主阮純卿、李介人、張延英、吳惠存等，並解除地主團防武裝，成立農民自衛隊，為日后鄂豫皖農民暴動張本。
3月30日，各地農協代表在武漢召開全國農協聯席會議，出席者有農民國際代表卜裡茨（Blitz）、約克（York）﹔湖北省農協代表陸沉、蔡以忱、陳蔭林、郭樹勛、符間一、劉子谷等﹔湖南省農協代表滕代遠﹔江西省農協代表張興萬、方志敏﹔廣東省農協代表彭湃﹔廣西省農協代表譚壽林。當即決議籌組全國農民協會，統一組織，加強農民武裝自衛，開展土地革命等議案。
廣東省農民運動講習所隨國民黨中央搬遷到武漢，設於武昌北城黌巷，仍委毛澤東為所長，有學生數百人。發舊槍25支，7月15日后農運所解散，槍亦被繳去。省委主辦農政訓練班有學生500人，槍200余杆，政變后隨軍東下。
6、工農武裝：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初期即全力組織與開展工人運動和革命學生運動。1922年在工人運動高潮中，斗爭漸趨激烈，在工會中工人糾察隊普遍建立起來后，遂要求進一步建立武裝隊伍。當時條件局限於棍棒、刀斧之類，雖購有少數自衛手槍，但為數很有限（從洋行軍火商處購進）。1923年“二七”罷工后，工會干部漸漸認識到工人武裝的重要性，后來經五卅運動、省港罷工、北伐等革命運動高潮，由於革命需要，各地黨與群眾迫不及待，漸漸發展工農武裝，同時提出改造舊軍隊的問題。
在幾年時間中，黨在南北各省陸續組織了一些武裝糾察隊，其中較著名的有京漢及津浦鐵路工會武裝糾察隊，省港罷工武裝糾察隊，江西安源、湖南水口山、錫礦山等地工會糾察隊，兩湖農民協會武裝糾察隊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各項槍支總數在5千支以上，而且都是漢陽造的新槍。在工人糾察隊方面，黨十分注意組織訓練、宣傳教育、干部培養與武器供給等問題，並在工作中培育了一批武裝干部。
同時我們也進行關於改造舊軍隊工作，比較為人們所注意的有葉挺、賀龍的部隊，國民政府警衛團，中央軍校學生隊以及其他軍事組織機構。當時接受黨領導的軍隊總數不下5萬人。還有不少軍隊在政治方面接受中共的影響，雖難以估計，但也不可忽視。
新建置的軍隊、武裝隊伍大都是北伐前后成長起來的。其中有第十一軍的二十四師（師長葉挺）原駐武漢，后移防九江。第四軍的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師長賀錦齋、賀炳炎）原駐鄂東地區，后移防九江。駐武漢的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盧德銘、政委羅榮桓）、張發奎部軍官教導團（原武漢軍分校學員改編）。在南昌方面有第九軍軍官教導團（團長朱德）等。
這裡值得提到的是：當時中央及各地主要黨組織大都成立了軍委的機構，羅致了一些軍事專門技術人才，推動了這方面工作向前發展。最先是北方區委成立軍事工作人員專門小組，其中有張隱韜（河北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郭增昌（山西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騎兵連長）、茅延楨（安徽人，清河預備學校畢業）、張兆豐（河北人，西北講武堂畢業，步兵營長）、郭壽生（閩侯人，煙台海軍學校畢業）、李之龍（湖北人，煙台海軍學校畢業）、金佛庄（浙江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上述諸人以外，加入中共黨組織的軍官還有：劉伯承、段德昌、張雲逸、劉志丹、李天柱、宣俠父、徐向前、周士第、粟裕、陳士榘、蔣先雲、陳賡、李鳴柯、韋拔群、曾鐘聖等，均屬知名將領或后起之秀的革命軍人。
7、省委軍運：湖北省委干部有長短槍400余支，並經常從海輪上購買手槍子彈，以資補充。省委干部全體均參加軍事訓練，實彈射擊，由蔣先雲、陳賡等擔任教練。湖北省委軍委工作頗繁劇，武漢中央軍校各軍事機關、部隊公安機關政治部各黨支部武裝工作黨員凡1200余人，初由省委指導。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由校務委員會5人負責，名義上是汪精衛、譚延闿、侯連瀛、鄧演達、惲代英。實際上駐校為鄧演達、惲代英2人。各連隊中1/4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主要負責人為李鳴柯、陳伯鈞、許光達與張宗遜等。余1/3為左派。7月間軍分校學生改編為教導團，屬二方面軍，在建立工人糾察隊同時又在二十四師新成立教導隊，有學兵1000余名（大隊長孫樹臣、副隊長申朝宗、中隊長李鳴柯，南昌暴動后改為警衛隊）。
8、財政經濟改革委員會
在國共合作下的武漢政府時期，政府政令所及范圍很廣，推行革命政策，在財經方面，我們面臨著種種難題。由於北洋軍閥王佔元、蕭耀南等盤踞武漢歷10余年，對人民敲骨吸髓，極盡壓榨之能事，因此民窮財盡，餓殍載道，岌岌不可終日。
據說王佔元家財值光洋千萬元。蕭耀南政尚貪污，其同鄉部屬無不滿載還鄉，一方稱富，甲於東南。因此武漢民生凋敝，經濟財政千瘡百孔，混亂失序。加以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家幸災樂禍，從中挑撥離間，興風作浪，大局糜爛，益不堪問。
北伐軍光復武漢后，亟應更張，一新面目。這時帝國主義更是極力加緊經濟封鎖，中外資本紛紛抽逃，工廠關閉，造成經濟危機，通貨貶值更是阻力重重，無法前進。時省財政廳長詹大悲乃博訪故舊，籌設財政經濟改革委員會以從事財經改革事宜。該委員會聘請工會、農會主要干部和財政經濟專家羅葛蓀等30余人參加工作。他們厲除積弊，提倡廉潔政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清查財經部門物資，大刀闊斧實行掃除貪污，興利除弊，獎勵清廉，與民更始。又採取現金集中，增加生產，管制物資，節約開支，財政上開源節流，工會參與工廠管理，制止金融資本家反政府的行動，作了大量工作，於是人心振奮，觀感為之一新。
一次，在武昌司門口某處召開群眾大會，當場銷毀商場和稅務機關的各種偽造賬簿、私刻印信、偽造單據等，人心為之大快，人民對革命政府威信大大提高。
當時在武漢政府轄境內，勞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小學教員工資晉級，一般市民物質文化水平也有顯著改進。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中央遷鄂前后4個月內，武漢工農運動風起雲涌，波瀾壯闊。當時北京某報所記武漢通訊，謂如龍蛇起陸，虎兕出土，雷霆震驚，其聲勢浩大可以想見。但同時武漢國共合作政府亦正處在強大敵人威脅面前，革命蘊藏著嚴重的危機。
1、當前形勢
中共中央處於千鈞一發之際，必須對內加強團結，對外動員群眾，合力御侮，才能繼往開來，引導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是在這一形勢下召開的。五次代表大會籌備事務主要由中央與省委秘書處聯合辦理，報告與決議等文件草案是在國際代表參加的各委員會進行制定的，籌備會決定了大會會場、大會主席團名單和標語等事務。在確定會議開幕事宜后，五大籌備處商議特約國民黨中央譚延闿、徐謙、汪精衛等人列席大會。仲甫讓我前往邀約，我心嫌其人，頗有難色，因建議由代英捎口信通知他們到會，仲甫默默不悅。代英接言道：譚延闿與徐謙均為玉馬金堂學士人物，徐與兄尚有同名之雅（指徐字季龍），為何拒人於千裡之外？我說，與他們實在無話可說。最后，乃由張國燾與我同行。與汪見面時，汪滿口答應，但神不專注，譚延闿則首肯，連稱一定到會參加。
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正式召開。出席代表80人，列席40人，代表黨員57900多人。共產國際代表、少共國際代表與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團成員都出席了大會。自4月27日起至5月9日止，會議共歷時13天。會場在武昌都府堤武昌師范附小風雨操場召開。風雨操場為一所磚木結構的平房，無天花板，設有講演台，可容千人。主席台兩側懸有巨幅紅布標語：右為“把國共合作進行到底！”，左為“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會場四壁主要標語如次：“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武力鎮壓中國革命！打倒世界資本主義！打倒蔣介石，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耕者有其田！革命民眾組織義勇隊，武裝保衛革命根據地！”
開幕時，由我代表會議籌備組登台宣布大會籌備會推薦的大會主席團24人名單，會場起立熱烈鼓掌通過。這個名單包括的人數較多，代表性很廣泛，這些人都是來自各方面斗爭最前線的，這也是以前幾次大會所未有的。隨后由總書記宣布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詞畢由汪精衛代表國民黨致祝詞，接著羅易致詞。其他國際代表相繼講演，國民黨代表譚延闿靜坐台上，雙目微闔，除聞聲鼓掌外，終席未發一言。大會開幕儀式完成時，有人建議此次為建黨7年以來第一次公開舉行大會，宜攝影以留紀念，但未同意，遂作罷。
2、工農運動與黨組織：仲甫代表上屆中央在大會作工作報告，從報告中約略可以見到建黨7年來革命巨舟正向漲滿潮汐的大海航行。如1921年黨成立時，黨員寥寥可數，僅50人左右，現已成為工農民眾的中堅組織，有黨員約6萬人，團員5萬人，合計10萬多人。革命工會會員幾乎包括全國各產業工人。據1927年3月統計：中國南部各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廣東、廣西、江蘇（無錫、上海）、浙江（寧波、杭州）等省主要城市均先后成立了綜合性工會，統計全國工會有會員290余萬人。全國農民協會登記會員950萬人，軍隊及工農武裝力量近5萬人。中共政治影響已遍及東南10數省幾億人口地區。
3、中心問題與決議：五大討論中心問題見於下列幾個重要決議，即：1）關於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國問題之決議﹔2）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3）土地革命問題決議﹔4）職工運動決議。前兩項決議案是總的政治路線，包括決定國共合作、土地改革方案等問題，均以第三國際決議為藍本，而且由國際代表與仲甫親自起草。后兩個決議由中央工委、農委起草，經過大會起草委員會討論后由大會通過。主要精神是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政權與施行工農民主專政。
第五次大會宣言由國際代表執筆（英文稿），主要內容強調工農是革命的主要動力，階級斗爭與國民革命斗爭同時並進。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是小資產階級式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學生，他們不自覺地趨向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尚未進入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核心。現在的革命由於階級分化與帝國主義干涉，必須城市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協作，無產階級必須與農民聯合一致，農民必須與小地主建立同盟。革命政權應該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最后提到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國革命。
大會選出45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其中正式中委31人、候補中委14人。
第二次北伐 國共分歧
北伐軍克復武昌后，國民政府之一部自廣州移武漢辦公，政府組織初具規模。時蔣介石所率軍隊局促江西一隅，迭遭挫敗，士氣沮喪，蔣思回粵練兵，重整旗鼓，對武漢心懷嫉妒。適浙江、江蘇二路北伐軍進展頗速，孫傳芳軍心動搖，無力支持，且在武漢方面吳佩孚敗績，江西局勢好轉，於是蔣介石野心復作。
1）蔣介石兔脫之一幕：先是1927年1月武漢政府電蔣邀其來鄂。1月9日蔣自南昌輕裝來武漢，本意在窺測武漢虛實，設法和緩反對空氣，並希望暗中拉攏張發奎、唐生智及其他動搖軍官，以為己用。蔣介石到武漢后見軍民氣盛，工農斗爭潮涌，內部無懈可乘，意態頗為消沉。在南洋大樓招待會上，鮑羅廷用教訓口吻對蔣講話，要蔣遵守黨紀，服從中央，留武漢工作。蔣自以為身為總司令，當眾受鮑訓斥，極感難堪。但強自抑制，勉力支吾說，本人暫留南昌，目的在督促東路軍事，與敵作最后決戰。會后蔣連夜悄然乘自備小艇離漢口回江西而去，鮑聞蔣不辭而離武漢訊息，知事態蹊蹺，頗以為悔，並預料蔣此番回到江西后，決不會從此罷休，但亦無可如何。當時外間猜測紛紜，謠言乘機四起。有人怨鮑魯莽，不該當面斥蔣，無異打草驚蛇。武昌某支部老教員說：軍事與政治對敵，本屬陰謀勾當，因此採用公開激怒蔣的作法實在有失明智。古人說：機事不密則害成。鮑對蔣急不擇言，無異縱虎歸山，確屬誤事不淺。當時省委方面更有人責鮑何不當場將蔣扣留。但是春木說，此事關系重大，鮑個人不敢擅專，一定要請示國際，國際當時政策對蔣隻限於運用公開批評方式，所以亦不會同意扣留蔣的辦法，否則西安事變當在10年前演出。1月9日蔣脫離武漢，事后亦有人責備仲甫應負造成日后禍患責任，其實仲甫當時尚在上海，並不知蔣到武漢情事，鮑亦來不及將此事與仲甫商量，故仲甫實無由知悉。至於鮑羅廷因事出倉猝未能當機立斷，採取非常手段，致使時機稍縱即逝，事后亦自引咎。因此鮑后對人言：“自身積錯可以沉舟”，殆與此事有關。蔣不滿鮑羅廷由來以久，蔣在北伐前即表示蘇聯接濟如送牢飯（即吃不飽，餓不死的意思）。北伐出師后，蘇聯已斷絕供應，故蔣視鮑如眼中釘，自經此次受辱，遂於回到南昌后即來電致孫科等斥鮑專橫，干涉內政，主張解除鮑顧問職務。
2）武漢反蔣運動：時武漢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孫科、顧孟余等乘機主張歡迎汪精衛復職，樹立自己一派勢力。在中共支持下自2月中旬起，武漢開展反蔣運動，公布蔣介石反革命罪狀，並提出：“提高黨權，打倒昏庸老朽的張靜江”等口號。3月9日武漢決定召開國民黨三中全會，並即電蔣參加，蔣如來武漢即可設法制服蔣。蔣知不利於己，拒不參加，一面派譚延闿來武漢周旋，同時積極布置軍事，作與武漢決裂准備。譚到武漢時態度更變左傾，同時陳公博代表汪精衛亦來到武漢。於是在國民黨左派名義下，三中全會按預定計劃進行。在三中全會上，決定對蔣介石施行紀律制裁，揭舉鞏固黨權，推翻軍事獨裁口號，同時決定設立農政、勞工二部，由共產黨員擔任部長並號召實行鄉村自治，召集省民會議以實現政治民主化，堅決贊助工農運動等，由是革命聯盟暫獲鞏固。
蔣介石在南昌聞三中全會對己施行制裁，大為恚怒，召集部下決定肅清江西、安徽、江浙中共勢力。自3月初起，大肆屠殺中共黨員、工會領袖，破壞工、農會組織。蔣介石於3月11日在贛州主使殺害陳贊賢，3月16日在南昌、17日在九江、22日在安慶、24日在蕪湖、29日在杭州等處先后襲擊中共及工會組織，大逞殘殺，而以上海四一二慘案為最著。當時上海資本家立即給蔣1500萬元，預定事畢再給蔣3000萬元。蔣如虎附翼，益逞凶殘。4月12日后約1星期，羅亦農等自滬脫難來漢報告四一二慘殺情況。於是中央會議立即討論對付蔣介石問題，當時決議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懲辦蔣介石。4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通過提案，開除蔣介石黨籍，國民政府下令革除蔣介石總司令職，以馮玉祥代總司令，唐生智為副司令，並下令通緝蔣介石歸案究辦。湖北省委根據決議，決定於4月17日在武昌閱馬場廣場舉行群眾大會，聲討蔣介石罪行，到會工農及市民共10余萬人。會上群情憤激，國民黨中委高某（中共黨員）登台演講，痛斥蔣介石反革命罪狀，到會群眾大受感動。高身材魁碩，聲如洪鐘，向會上群眾大聲斥蔣道：國民政府不是蔣某私人的馬桶可以隨著他屁股后面走的，隻有他到武漢來服罪，聽命於政府，斷沒有政府反去遷就他一個獨夫的道理。時湖北省委即刊印《蔣介石裸體跳舞》小冊子數十萬份。該小冊子系湖北省委宣傳部秘書劉子青所寫，歷述自1926年3月20日事變起到最近止，蔣介石破壞革命的種種行動，分析透澈，痛快淋漓，鄧演達閱后，大為動容，立予翻印10萬冊，遍發各軍（該冊底稿系政治部科長章伯鈞從省委宣傳部取去）。其他機關紛紛翻印，后蔣介石曾懸重賞通緝劉。但事經30年后郭某忽出頭將此文著作權攘為己有，報章宣傳誤信為真，有人謂郭某此種行徑實屬冒名頂替，乃與杜少陵詩所稱：公然抱茅入竹去……對面為盜竊無異。
蔣先雲於4月從南昌來到武昌，向省委會口頭報告蔣介石曾親口對他所說過對於武漢政府的各項策劃，非常詳細。會后先雲並寫成一個書面報告長達萬余字，在報告中他建議早作軍事准備與蔣決裂。當時省委會上一致同意先雲的報告，且有人談到乘蔣目前羽翼未豐，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可將其制服，如此則東南半壁可以收復，武漢政府進戰退守措置裕如，並用潛力深入革命，北方軍閥將無可施為。
3）東征問題辯論：討蔣會后湖北省委開會討論對蔣軍事判裁問題，會上一致認為一紙褫職命令，徒托空言，於事無補，建議中央應速決定出師東征，捉拿蔣介石，交付人民公審。次日中共中央會議正式討論東征問題，出席中央會議如國燾、文虎、荷波等主張迅速動員東征，否則養癰遺患。多數人發言一致同意主張立即東征，其理由：（1）全國正處於革命高潮，蔣破壞革命甘為賊首，討蔣師出有名，名正言順，於戰事有利。且蔣初到南京，人心未附，軍心動搖，預計師行所至，必有望風歸順者。（2）就雙方軍事實力言：李宗仁第七軍1.5萬人，第十六軍3.5萬人，賴世璜第十四軍約5千人，浙軍第十七、第十九軍約1萬人，皖軍第二十七、第三十七軍約2萬人，葉開鑫暫編第五軍約數千人，柏文蔚第三十三軍約4千人，廣東軍團約2萬人，以上合計約12萬人，共有機關槍150挺，炮60尊，其中觀望陰持兩端者大有人在。武漢政府能直接指揮軍隊約12萬人，其質量遠勝於蔣方，且有強厚的工農群眾組織為其后盾，故當前真正優勢應屬於武漢。（3）此外尚有一重大理由即如果東征可順便將唐（生智）、張（發奎）軍隊送走，使他們向東南發展，后方扼守武勝關，可以全力深入工農群眾發動土地革命，擴大群眾政治權力與武裝力量，其利甚多。但會議上同時持反對意見者亦大有人在，反對理由是：（1）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意見不一致，對蔣首鼠兩端，如汪、譚均不主張東征，他們說北洋軍閥未全部解決，國民黨內部不宜用兵貽人口實。（2）出兵東征則后方空虛，恐北方軍閥南下侵入鄂境。（3）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東南沿海帝國主義勢力強大，目前應避免與帝國主義接觸，否則在強大的帝國主義面前，不降即潰。此乃由於當時對帝國主義內在矛盾認識不清，過分恐懼情緒作梗，也造成對東征策略的猶豫與懷疑。其實當時帝國主義內部矛盾重重，尚無在遠東引起戰爭的決心，省港罷工，上海工人暴動，漢口、九江英國租界的收回以及后來許多事實均足以証明。（4）最后理由是馮玉祥盤踞西北，擁有強大實力，馮對武漢信誓旦旦，可以為可靠的聯盟者，所以出師北伐，把馮從陝西迎接出關，足以藉馮力以制蔣，將來革命形勢有變化時，西北亦不失為緩沖地帶，此即所謂西北路線的形成。因此中央會議討論結果，決定停止東征，改道北伐，北伐成功實行聯馮制蔣，屆時馮玉祥從北方出兵南下，直指金陵，蔣可以不戰而服。但后來經過事實証明結果與此完全相反。蔣介石知武漢決定不威脅南京，他一方面利用四川軍閥及夏斗寅等襲擊武漢，一方面暗中與馮玉祥勾結反共，自是以后東南屬蔣，西北屬馮，武漢偏安，勢難久持，此乃由於國際對馮信任過深，為馮所賣，以致一誤再誤，弄得全盤皆輸，誠非始料所及！
4）第二次北伐成功與失策：東征既已中止進行，武漢國民政府乃決定誓師北伐（所謂第二次北伐）。第二次北伐仍以第四軍為主力。1927年4月20日在南湖舉行誓師典禮，隨即第四軍、二十軍乘車北開。越二日我軍出武勝關，攻下信陽，5月26日師次臨颍以重大犧牲擊潰奉軍富雙英軍，6月6日佔領鄭州及開封，打通了隴海全線，第二次北伐乃告完成。第二次北伐成功后，北洋軍閥土崩瓦解。4月，閻錫山向南方投降。孫傳芳軍全部崩潰，孫下野后在天津居士林被刺身死。北京方面先是1926年直皖系軍閥失勢，段祺瑞執政府消滅，關外奉系軍閥統兵進入北京，自稱大元帥。1928年6月張作霖見局勢不利退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死。張宗昌亦敗逃大連（后於1932年遇剌身亡）。至此北洋軍閥統治告終，繼起者乃蔣、馮、閻等新軍閥，南方則為粵、桂、川、滇等新軍閥。
5）鄭州會議：武漢出師佔領鄭州及開封。此時馮玉祥軍乘勢東出與武漢軍會師。6月10日召開鄭州會議。13日會畢，汪、譚、唐等返漢，6月15日北伐軍奉令復員回師武漢。此次鄭州會議系由馮玉祥為主角，蔣介石幕后操縱。鄭州會議參加人為：譚延闿、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於右任等。當時關防極嚴，會議詳情外間無由知悉，以前重要軍事會議鮑羅廷均被邀出席，此時鮑已去職，不得參加會議，中共方面竟無人參加。傳說鄭州會議馮拿出大宗現金送汪、唐等，作為取得河南地盤的報酬，同時汪等同意解除鮑羅廷顧問職務，與蘇聯斷絕關系，以孤立共產黨，至於分共問題自然亦在議程以內。因此有人說蔣先雲犧牲大為不值，死既未歸葬，不過為汪等在鄭州會議上博得馮若干贓款，完成一筆反共交易，先雲地下有知當不瞑目。
據汪左右說：馮在鄭州時暗奉蔣意旨密語汪，用非常手段拘捕陳獨秀及中共其他重要分子，實行一網打盡，斬草除根，否則任其逃脫，將如黃蜂出窩，不堪收拾。但汪當時有顧慮，恐怕這樣做激成巨變，危及自身，所以仍主張用軟工夫對中共虛與逶迤。鄭州會議開完，馮見汪態度猶豫，深感不滿，汪恐馮下毒手，未及辭馮，急登車南開，倉皇返武漢雲。汪、譚、唐左右隨行到鄭州開會者有譚嗣余、孫科、徐謙、鄧演達等。中共方面各軍政治部主任亦有隨往者，但均未列席。會畢后，仲甫詢以鄭州會議實際情況，彼等均茫無所知。當時中共選任干部，工人運動居於第一線，重要干部多集中在這方面。至於各軍政治工作人選多屬一般干部，所選任的多數是既缺乏政治修養又無斗爭經驗，一般被稱為政治荷花太少（林伯渠等例外）。各軍政治工作人員原應起政治領導與監督作用，其次應起搜集情報作用。但他們對軍隊行動卻茫無所知，對敵方政治陰謀如蒙在鼓裡。反之對方卻是長於縱橫捭闔陰賊險狠的人物，以此抗彼，成敗之數，可以逆睹。這些中共政治工作人員在“清共”時一籌莫展。汪、唐在鄭州會議前對鮑與仲甫非常恭順，會后神情異常，但各軍政治部主任向中央匯報工作仍盲目樂觀。如彭澤湘、王度甚至謊報軍情，仲甫見狀大憤，向人說：“我們的耳目都被堵塞住了，怎麼辦？”但是仲甫在《向導》為文卻仍說道：“國民政府的領袖在鄭州會議，已決定了討蔣政策，這是中國革命進展之一個重大時機，在革命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①不知何所據而雲然，可見其受蒙蔽之深。中共曾派劉伯堅擔任馮軍政治部主任，但馮對劉嚴加封鎖如同禁錮，因此劉對馮一切奸謀事前毫無所聞。在北伐期間馮玉祥自稱有兵28萬，機關槍600挺，大炮600尊，所以處舉足輕重地位，為各方所重視。當時馮一方面派李鳴鐘向蔣輸情，同時又派劉驥到武漢向武漢政府騙去幾船軍用物資，從襄河用一營兵運走（據劉伯堅談劉驥得款巨萬，在武漢以重價買坤伶東伯華為妾）。劉驥亦曾秘密到南昌參加蔣介石的軍事會議，凡此一切武漢政府明知故昧，鮑羅廷對馮行動亦甚隔膜，所以造成鄭州會議的失敗。
①《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向導》198期，1927年6月15日。
中共對於南京方面，湘軍原派有人分任第六及第二軍政治工作，蔣到南京后，第六軍軍長程潛首先附蔣，第二軍譚延闿所部魯滌平等亦全部投蔣，二人遂被逐，隻身逃武漢。由於倉皇離職，中共原在第二及第六軍黨的組織亦全部潰散。
6）徐州會議：鄭州會議后馮自取得開封政治分會主席，6月19日志得意滿，應蔣介石召赴徐州與蔣見面，交換譜諜，結為兄弟，參加徐州會議。出席徐州會議者有蔣介石、吳稚暉、胡漢民、李烈鈞、馮玉祥。在徐州會議上馮拍胸擔保：拖垮武漢政府，要汪公布反共態度。21日蔣馮聯名通電，聲討武漢政府聯共行為。7月8日馮玉祥實行清黨，遣回武漢總政治部派去之工作人員，驅逐共產黨。當時有種議論說東征原可以送走左派（指汪、唐軍隊），惜未實現。北伐實際是迎狼入室，反屬多余之舉，所謂有損無益。由鄭州會議結果看來，可見北伐攻下鄭州反使南北隔離的蔣介石與馮玉祥得以聯合反共，取得國民革命領導權。於是武漢政府遂陷於四面包圍之中，而最后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屈服。假如早及時出師東征，縱令相恃不決，亦不會促成馮蔣結合的反共局面，武漢政府仍有可能擊退蔣的進攻。又在鄭州會議前國際對馮玉祥曾寄予極大希望，因此鮑羅廷在討論東征問題時曾提出西北路線，意思是說中國革命沿海被帝國主義所控制，不易取勝，環顧國內，惟西北地形空闊，且靠近蘇聯疆界，緩急可恃，足為中國革命未來后方地帶。但自鄭州會議以后，西北路線卻被馮玉祥堵死，由此直到馮失敗時為止，中共在西北遂無立足余地。
湘鄂軍閥武漢叛亂
鄭州會議與徐州會議是重大的政治危機，緊接著便是蔣介石策動的夏斗寅反水與川軍東下，其次是湖南唐生智部隊許克祥發動的馬日事變。在這幾次直接威脅武漢的軍事行動后，武漢政治與經濟危機更加深入了。
1）鄂西兵變：武漢政府出師河南時，蔣介石見武漢后方空虛，乃自4月25日起一面令安徽軍隊向西移動，威脅武漢﹔一面以重金收買鄂西駐軍劉佐龍及第十五軍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反水，襲擊武漢。夏受命於5月17日動員西下，連佔沙市、岳州，急行軍直扑武昌。夏軍前鋒已達距武昌40裡之紙坊時，葉挺奉命率第二十四師奮勇阻擊，戰斗激烈，將夏師擊潰，俘敵千人，追至新堤始回，二十四師亦傷亡1200人，夏軍殘部向江西方面退卻。是役武漢市內全軍出堵，后方秩序由工人糾察隊維持。中共湖北省委發起組織前線慰勞，士氣益振。夏斗寅攻武漢到紙坊時，中央軍校學生組成中央獨立師赴援，在金口乘輪覆舟失事，死60多人。夏師既潰，蔣介石又收買四川楊森軍東下竄擾，楊軍於5月24日開拔，28日到達潛江、天門附近地區，距武漢100公裡。武漢政府調回前線二十軍並十一軍共五師兵力迎擊，楊森軍敗退。
2）長沙馬日事變：長沙馬日事變是地主與工農斗爭過程中的產物。當時湖南為新軍閥唐生智所統治，農民協會蠶食一部鄉村政權，二者相激相蕩，到無法調和時便發生武裝沖突。而釀成武裝沖突的主要導火線厥為試行工農專政的各項打擊地主階級的措施。如1927年1月4日在工會、農協會與長沙工農學商會聯合組織湖南省特別法庭，根據懲治土豪劣紳條例，捕殺李右文（趙恆惕的軍務司長）、俞敕華、葉德輝、李石卿（銅官惡霸）等人，同時各縣先后處決豪紳數十人，如寧鄉劉昭、楊致澤，湘潭晏容秋等。葉德輝被殺，在當時官紳界發生重大震動。
先是馬日事變前，湖南各地已先后發生武裝沖突，如1927年5月11日陶柳軍隊捕去長沙工會糾察隊隊員30余名。15日臨湘農民協會委員長李柱中被殺。18日常德近郊農協委員長被殺。19日益陽縣工會及農協被軍隊佔領，農民自衛軍與農民糾察隊被解散。同日晚長沙三十五軍留守處向工人糾察隊尋舋，解除糾察隊武裝。此外在湘南、湘西、湘東各縣工農與地主武裝沖突均在不斷發生，1927年5月17日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與第三十六軍、第十五軍、第八軍軍長在武昌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寧漢合作及分共問題。何鍵報告唐生智、汪精衛同意鎮壓農民運動。在武昌會議后約4日，長沙駐軍許克祥的三十三團於5月21日夜發動地方政變（王東原三十五團亦駐城外），5月21日晚許團圍攻工會、農會、省黨部，5月22日省工會死4人，省農會死10余人，工運講習所死傷6人，黨校死2人。當晚，在略作抵抗后，工會農會糾察隊武裝被繳去，監囚被釋放。又在馬日事變中干部被逮殺者有：學生會負責人田波揚及其妻陳愛雲，賈榮吉，省黨部秘書賈雲伯，省民會議代表李異雲，賀國英等均被害。
馬日事變系試探性進攻性質，主其事者為湖南軍閥及國民黨反共分子仇鰲，肖翼琨、彭國鈞等（外間傳蔣介石曾匯10萬元與仇等送許克祥5萬元，仇自得5萬元）。唐生智於事后電許，嘉獎其行動。但當時武漢政府尚未決定全面反共，所以佯作不知，於5月26日派陳公博到湖南查辦，並暗令許克祥率部向湖南南部廣東邊境移防，許遵令開出長沙。
湘區省委在馬日事變前疏於防范，臨變不組織力量施行反擊，倉皇失措，紛紛離職外逃。書記當晚出走武漢，亦有人赴安源避難，省委無主，一時陷於癱瘓。事變后組織殘破，謊報情報，蒙蔽群眾，希圖卸責，均屬錯誤行動。
中共中央與湖南省委間關於應變問題的爭議
自中共五大以后，武漢革命危機紛至沓來，中共中央與湖北省委曾經多次討論應付當前局勢有關諸問題。這些問題中主要包括政治斗爭總的行動策略、軍事部署與組織部署（鞏固和發展）等方案。省委與中央曾為此引起重大爭議，茲分別簡述如次：
1、中共湖北省委緊急倡議與武裝行動方案：1927年四五月間武漢革命危機四伏，反動勢力日益披猖，武漢革命感受威脅，形勢岌岌可危。當時全黨同志鑒於敵情嚴重，寢饋不安。起初還有人盼望上級改弦更張，以挽危局，但中央徘徊猶豫，未能當機立斷，而有所作為。當時湖北省委在中央肘腋之下，實際擔任武漢全局工作，地位非常重要，關系全局安危，鑒於事機日迫，不容一誤再誤，所以省委奮不顧身，義無反顧，向中央及時提出建議，要求採取有效措施捍衛革命政權，並尋求最妥善的解決方案。
這次擴大會議是從下而上（從支部到省委）發動起來的，同時也是由省委成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共同作出的決定。最先是省委負責同志分別出席所屬各支部會議，了解到基層同志對於當前政治、經濟、軍事危機紛紛表示意見，認為省委應當提出扭轉目前局勢的有效辦法。與此同時，省委成員並分別向留駐在武漢的外省黨組織負責同志及代表、革命群眾組織等周咨博訪，征詢意見。所以這次擴大會體現廣大革命群眾意志，研討大家共同關心的重大政治問題。參加擴大會議者有本省市及各縣代表、各工農兵組織黨團書記，及留駐武漢的出席五大會各省代表均被邀請參加出席。所以這是一次人數眾多的會議。5月中旬后在中共湖北省委胭脂山舉行。
在擴大會議上首由文虎將召集會議意義與議程扼要作了報告，主要任務是集中時間討論武裝行動方案及與此有關的革命群眾斗爭等問題。並由省委就工會、農會、工農武裝等問題分別作了專題報告。在長達3晝夜的開會時間中，出席會議的代表集中力量討論省委報告。由於報告中所提示的問題論旨明確，而且又經過多日充分醞釀，所以經過一般性辯論后一致同意省委報告，認為當前革命形勢有如千鈞一發，十分嚴重，應該組織一切力量積極向敵反攻，才能沖破反革命勢力的重重包圍，消除革命危機，奠定大局，引導全國革命繼續前進。
在省委擴大會上來自各方面的中共黨組織的代表們，紛紛就本人工作崗位和本人觀察所得談論到省委報告與建議的重要性。大家共同認識到目前武漢是革命首都，現在存在著嚴重的危機，這是革命的心腹之患，對反革命必須施行開刀截除的大手術。會議上還有種種具體的分析言論與意見，如雲：“自四一二政變后，上海勞動人民日夜盼望武漢政府實行東征，推翻蔣介石政府。但東征勝利應以鞏固武漢革命政權為前提，否則后方牽制，難以成功。因此，當前迫切任務是肅清武漢反革命的工作。”又有人說：“廣東為革命老根據地，目前在桂系軍閥統治下，全省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工農生活萬分困難，亟盼武漢方面在大局安定后回師廣東以解倒懸。如武漢革命政權瓦解，則南方革命將倒退十數年。”北方區委代表說：“馮玉祥新佔河南，盡力擴軍，橫征暴斂，農民反對紛起，現今豫省遍地有紅槍會存在，鐵路礦山工人革命組織更可以發揮革命作用。又張兆豐同志陳師豫鄂邊境，隨時可以策應武漢行動。”湘省委代表說：“湖南境內唐生智軍隊實力空虛，湘贛邊境防守單薄，我軍隨時可以進入湖南江浙方面局勢動蕩，蔣介石還未完全取得控制權，也可以乘虛而入。”九江黨委負責人談：“江西境內黨與工農會組織力量勢不可侮，朱培德軍力有限，而且戰斗力薄弱，亟盼武漢方面奠定大局，派軍東下，駐留江西，整黨經武，然后西可以進湖南，東可以進浙江，南可以入廣東。隻有在武漢革命政權鞏固之后，才能採取主動推進全國革命高潮。”又安徽軍閥殘部陳調元地位介於鄂東贛北與武穴鄰處，不能自保，我軍可以偏師襲取安慶，如此屏蔽江西，進戰退守，創造割據江東局面。
以上諸代表意見，總的精神是主張進攻，創立新局面。就目前局勢說汪唐內部矛盾重重，敵方立足未穩，是可以取勝的。更就當前武漢軍事力量觀察，武漢全部武裝共有軍隊12萬人，其中堅決反共的有唐生智所部3萬余人。中共正規軍約二三萬人，第四軍、第二軍約3萬人，但論戰斗力以葉挺所部第十軍為最強，加上湖北工農會組織力量的強大優勢，是足以抗擊敵軍的。觀於歷史上不少重大戰役大部是利用敵方矛盾，以少擊眾獲得勝利。如中國古代巨鹿之戰，項羽以少擊眾﹔赤壁之戰曹兵80萬，吳兵4萬﹔淝水之戰符堅軍60萬，晉兵8萬。在西方歷史如普法之戰，蘇俄十月革命均利用地利與人和以少擊眾。因此，武漢方面如堅決採取主動，有把握控制全局。
會議取得一致意見：通過省委建議並就具體方案、執行內容作了廣泛的補充。當時出席代表一致表示武漢為當前革命策源地，應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代價保衛革命首都武漢，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以挽救革命危機。擴大會議討論結果，通過省委建議與下列緊急行動綱領：（1）以湖北武漢工農組織為中心，奪取漢陽兵工廠，儲存武器及生產武器，武裝工人20萬、農民50萬。（2）在武漢、南昌、長沙三地同時暴動，各縣工會農民協會一齊動手，組織地方鄉村政權。（3）各省互相採取聯絡，一致行動，使各省軍閥自顧不暇，不能採取聯合行動。（4）逐漸擴張暴動區域到長江、珠江流域及其他省份。（5）在各地暴動中推翻國民黨政府，逮捕汪、唐，成立工農兵學商聯合政權，徹底肅清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資本家勢力。（6）聯合各地反軍閥勢力，擴大暴動區域。（7）作長期戰爭准備，肅清南方內部，再舉北伐。
根據上面的綱領，經擴大會議討論採納方案中計有以下各條：軍事方面：（1）在武裝動員方面：下令葉、賀主力軍隊迅速集中武漢三鎮從事戰斗准備（約15個團）。（2）中央軍校員生全部擴編為1個師，准備作戰。（3）中共控制之下的國民政府警衛團，准備參加作戰。（4）武漢市警察武裝一律改編加強作戰准備。（5）武漢工人糾察隊、農民協會武裝進行擴大編制，准備參加作戰。（6）責成漢陽黨委迅即取出兵工廠庫存槍支、彈藥，武裝工農及黨團員，編成獨立師團。（7）派專人到河南，令張兆豐師向武漢移動策應暴動。（8）電令湖南、江西省委協同一致行動。在加強革命群眾組織方面：（1）組織武漢三鎮工人的聯合行動，以實力進行反擊汪唐反動政權。（2）發動全省各縣農民協會協同一致行動，擴大農民自衛武裝，消滅地主武裝。（3）下令各群眾組織、青年學生、婦女等團體，採取有效行動。（4）通知湖南、江西省委採取聯合行動，就地奪取當地省、市、縣各級權利，擴大武裝。省委一致通過上述方案，公推文虎、荷波、史文彬、蘇兆征等出席中央會議時向中央及國際代表提出。
省委緊急議案送達中央后，次日中央舉行會議提出討論，在中央會議上首由文虎即席說明提案理由與內容，並重申省委會議全體成員的決心，請中央迅速作出相應的決定，成立行動機構，統籌一切，立即付諸實施。文虎強調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稍縱即逝！全黨應萬眾一心，破釜沉舟，力戰克敵！
在中央會議上多數中委紛紛發言附議省委方案，均認為目前舍此以外別無良策。在諸人熱烈發言中，國際代表獨排眾議，表示異見。羅易與鮑羅廷先后發言，他們說話詞句語氣輕重各有不同，但總的立論卻是一致，就是說：省委建議與國際歷來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目前任務是加強團結左派，千萬不能鬧分裂。他們多次發言，均圍繞團結左派問題翻來覆去，語不離宗，主張培養新左派（指鄧演達等），別的都談不到。最后仲甫發言，他認為省委行動方案危險性大，弄得不好，會招致一敗涂地。引用共產國際第八次執委全會決議案決議說：“新軍閥屠殺工農（指蔣、馮），但他們仍反對北方軍閥。”言外之意是：“革命危機聽其發展，以圖他日卷土重來。”因他堅信敵人陣營決不會穩定，中共隻要保有相當政治、軍事、組織力量，就可以舉足輕重，選擇作戰機會，乘時推動革命向前發展。
此時會場上雙方展開激烈辯論，互不相讓。正在爭論難解的時候，最后國際代表說，此案關系重大，今天難作決定。於是宣布會議暫停，以后當慎重考慮，從長計議。按照中共中央會議以往慣例，國際代表實際上都擁有否決權。遇到紛爭難決的時候，往往他們片言可以息爭。所以在這次會上省委的建議未經表決就被擱下來了。
按當時就暴動時機上說，事后判斷第二次北伐是最好行動時機。當時唐生智軍隊全部開赴鄭州，張發奎部亦在河南，唐部留在湖南隻4個團，武漢全為葉、賀及工農武裝所控制，所以最初鄂省委提議立即行動，意思是應爭取在6月初旬即鄭州會議瞬息時間發動。6月初旬大致是指6月5日武漢政府宣告解除鮑羅廷、加倫顧問合同與6月10日鄭州會議時間。但是在鄭州會議以后，如果對策適合機宜，沒有羅易泄密問題發生，在爭取友軍等方面仍然可以採取反擊行動。但錯過此時以后，再強調進攻，敵方已告穩定也就不及時了。
國共分離
1、武漢經濟危機：自東征流產，北伐失敗，夏斗寅反水於宜昌，許克祥作亂於長沙，軍事應付隻有招架之功卻無還手之力，同時武漢內部經濟危機亦日不暇給，迎面逼來。首先是政府方面的財政赤字，其次是社會經濟危機的產生。就政府財政方面說：自1926年7月出師北伐，至1927年7月15日，前后1年間均處於軍事動蕩時期，政府開支絕大部分用之於軍費。廣東政府有6個軍、2個獨立師，4個獨立旅，官兵共9萬人。北伐后第一次擴軍，1926年6月間李宗仁為第七軍，唐生智為第八軍，滇黔軍朱培德為第九、十軍。北伐軍攻下武昌實行第二次擴軍，唐生智第八軍擴為3個軍，張發奎第四軍擴為2個軍，其他獨立軍、師部隊各有擴充，共約20個軍，共有官兵25萬人。武漢方面有正式軍隊12萬人，每月耗軍餉數百萬元，佔收入90%。此項軍餉大都由各地駐軍就地籌集，武漢政府隻靠少量稅收維持政費，省政府則靠地方稅維持且稅源日少，稅率反而日增。因軍事時期生產萎縮，交通阻梗，經濟調節失宜，地主資本家乘機破壞，於是生產降低，失業增加，物價增高，通貨膨脹等現象相應發生，工農實際工資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日下，這樣形成經濟危機，財政奇窘。當時武漢政府主要籌款方式是採取發行庫券，向工商銀行界籌募捐款，沒收敵產，集中現金的辦法，以濟急需。經常稅收以江海關厘稅為主。如第一次向武漢銀行借款150萬元，4月14日發行國庫券900萬元，4月17日集中現金得400萬元，又一次向宜昌商會籌借500萬元。當時武漢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進口、出口貿易停頓，銀行、企業、洋行、工廠關閉，現金逃亡，以致許多工業原料供應不足，煤油、食鹽等脫銷。同時北方軍閥與馮玉祥截斷京漢鐵路，李濟深封鎖粵漢交通，蔣介石封鎖長江下游航道，四川軍閥封鎖長江上游航道，造成武漢經濟的癱瘓。當時武漢三鎮共有失業工人及貧民25萬人，依賴政府救濟。給政府帶來很多困難。人民生活窘困，謠言橫生，更釀成社會秩序不寧。這一切汪唐等左派人物為推卸責任起見，一律說成是工農政策所造成，應由中共單獨負責。
2、工人糾察隊解散：在湖北夏斗寅反水及湖南許克祥作亂兩次事變后，中共中央處境益臻危殆，當時黨內感到未來事變來臨，將更有加無已，這是洞若觀火的事。為了預防局勢更加惡化起見，中共負責人考慮到各種應變方案，並且自然而然地考慮加強武裝自衛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當時採取兩種方式，一是擴大工農糾察隊伍，二是加強中共所掌握的各軍隊的數量與質量。話雖如此，但是就當時形勢看來，仍屬緩不濟急，因為敵視中共的國民黨軍閥武裝力量自北伐以后是以倍數增加，但是中共自行武裝問題卻不易實現。在北伐軍到武漢后，武裝工農問題幾乎成為中央與省委經常注意的問題。當時武裝工農的方式有二，一方面是成立武裝糾察隊直接建立清一色的工會、農會軍隊。其次是充實改變中共控制下的舊式軍隊，輸入工農出身士兵，派遣黨員干部加強訓練。自湖北省總工會成立后，即開始組織糾察隊1000人，湖北省委由文虎出面於2月至3月間設法向漢陽兵工廠取得槍支一批，計300支。時鄧演達任兵工廠廠長，該廠每月可制造步槍250支，加班生產可達300支。當時鄧思想左傾，對省委要求盡量滿足。5月間省委又先后向兵工廠交涉，購買步槍1000余支（每支官價35元），同時並為湖南總工會、湖北農民協會購得槍支、子彈等裝備，但未全部到手。總工會糾察隊在收回英租界斗爭中，在夏斗寅事變之役，在市內擔任維持革命秩序，發揮作用頗大。因此，軍閥唐生智等多方設法攻擊糾察隊，流言蜚語，雜以挑舋，視糾察隊為心腹之患。1927年6月間，革命危機日益發展，鮑羅廷既去職，糾察隊遂成為反動軍閥攻擊的目標。汪精衛、徐謙等屢次在國共聯席會議上摭拾傳聞，提出糾察隊不法問題，仲甫雖經多次加以解釋毫無效果，攻勢不惟未見和緩，反而變本加厲，外間傳說李品仙將沖入友益街實行武力解決。直到6月中旬，仲甫在中央及省委會議上乃正式提出糾察隊存在問題。仲甫說：糾察隊問題如箭在弦上，如不解決，對方勢不罷休，可能成為爆發國共雙方武裝沖突的導火線。
鄂省委對於解散武裝糾察隊的抗議：在討論糾察隊問題時，省委及總工會一致不同意自動解散，認為這樣將助長敵人氣焰。文虎、周逸群在省委會上力言糾察隊不能自動解散，萬一國民黨不能諒解，我們建議可以移防調到別處訓練。這樣會議上意見不能一致，討論很久沒有作出決定。隨后國民黨方面催促再三，仲甫再召集省委及湖北省總工會負責人開會，討論放棄糾察隊武裝問題。當時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也即是對國民黨是否決裂的問題，因此也是決定進攻與退守的問題。當時鮑已離開武漢，羅易代表國際竭力反對與國民黨決裂（羅易嘗雲：無產階級並非革命的唯一指導者Leadership，不過他在革命斗爭中執行領導權Hegemony罷了）。仲甫對國際訓謹服從，為顧全大局起見，就不惜步步退讓以求苟全。此時他無可奈何說道：“糾察隊幾百條槍實在不能起多大作用，為大局著想隻有忍痛放棄。”總工會上層分子劉、李等隨聲附和，主張息事寧人，議遂定。總工會乃於6月28日宣布解散糾察隊並將所有槍支子彈一律繳還政府（事實上還留下些槍支子彈並未全繳），該項槍支交武漢衛戍司令部收，同時致公函於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說明原委。6月28日李品仙軍隊佔領湖北工會，引起武漢工人極大憤怒，但欲抗不能，工人們對國際、中央俱表示不滿。糾察隊被迫解散是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事件，中共湖北省半年以來一方面武裝工農成立新型軍隊，另方面改造原有部隊，上述兩種方式雙管齊下，逐漸取得3萬軍隊，但是就革命形勢不斷進展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微不足道。當時所以不能大刀闊斧進行迅速建立黨的正式軍隊，主要是由於國民黨的歧視。其次，國民黨右派在大量擴軍，以倍數計算增加兵員，漢陽兵工廠武器生產力不大，所以供不應求，爭奪甚烈，而自國外大批輸入又受政治經濟條件的種種限制。自5月以后，國共雙方關系日趨緊張，根據國際來信指示，隻有對國民黨忍辱負重，將心相從，以固團結，於是節節后退。即原有武裝亦難自保，遑論擴軍？自此以后敵勢日張，革命政權失御，失敗遂成定局。而且1927年南昌暴動失敗以后，中共既失去數萬武器，遂不得不採用犧牲數倍或十數倍生命，憑赤手空拳去從敵人手中把蘇聯及美國先后送給蔣介石的大量武器奪取過來的辦法，來進行反擊國民黨，其代價可謂浩大。
3、國際忽傳來武裝2萬黨軍指示：與糾察隊自動解散差不多同時，中共忽然奉到第三國際6月間來信，指示中共武裝2萬共產黨員，該信是羅易在中央會議正式提出討論的，指示要點如下：（1）實行土地改革，自下而上沒收與分配土地。（2）罷免動搖將領，武裝2萬共產黨員，並從兩湖選出工農分子5萬人組織新軍。（3）改組國民黨，使它成為群眾的組織。該信在中央會議上傳閱時，羅易隨時加以說明，頗感興奮。仲甫聽后默不作聲，似有難色，輕聲說道：“人是現成的，隨時都可編隊，只是槍從何來？”說罷，把國際指示信件提交會議討論。大家在討論這個指示時，中委多認為爭取工農武裝，在5月以前早就應該提出，那時汪唐對中共尚表恭順，但目前形勢已非，汪唐態度大非昔比，此時要通過國共聯席會議的和平方式來武裝工農是行不通的，用和平方式改組國民黨，由汪精衛來一個左的清黨現在更是空想。所以國際指示無異臨渴掘井，也可以說指示來得不及時，缺少現實性。至於採用非和平方式去取得武裝，那就是一個組織內戰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要從新軍閥手中奪取武器，但是國際來信顯然不主張這樣做，來信指示要緊緊靠攏國民黨左派政府，中共不應自樹旗幟，所以對信件討論一時竟無結果。而更出人意外的是，羅易旋將國際指示信出示汪精衛，汪遂以此為藉口，大做文章，說陳獨秀圖謀不軌，危害黨國，並以此為理由，宣布分共。羅易執行國際命令，本意向汪開誠布公，團結新左派政府，結果是與虎謀皮，打草驚蛇，汪竟以惡聲相報，於是外間后來喧傳羅易向汪精衛泄漏秘密。關於羅易向汪暗中輸情有二說：一說羅易奉國際命令行事，非個人行動，究竟羅所奉令內容如何，他人不得而知。另一說羅易素有稚氣，對汪深信不疑，接指令后，估計此事不可能秘密進行，體會國際意圖不如明告汪為宜。就以上推論，羅易所為，似非暗中輸情可知。
國共危機惡化過程與最后決裂
中共與國民黨左派關系以鄭州會議后鮑羅廷停止出席聯席會議，左派操縱會議迫使中共節節退讓，國際接連不斷命令中共對國民黨左派容忍，並投身到國民黨中去，使國民黨成為勞動人民的黨。但自6月中旬以后兩黨關系日益惡化，至7月15日乃至完全決裂。
1、國際11月決議：自1926年以來，國際一貫主張中國革命事業應由中國國民黨擔負，並根據此種觀點，發出一系列的指示，如1926年11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有雲：“中共應該使國民黨成為真正平民的黨。”因此，當時外間有人推斷國際扶植國民黨，邏輯上的結論必然會解散共產黨。
2、4月國際代表宣言：1927年4月22日漢口第三國際駐中國代表團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背叛革命，其口號是“打倒蔣介石主義，打倒反革命的封建資產階級，打倒帝國主義，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黨萬歲。”宣言中竟不提及共產黨。1927年5月18日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強調說：“堅決反對退出國民黨，國民黨是中國固有的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合作的黨。”又雲：“武漢政府及國民黨左派，就其階級成分說，不僅代表工農及手工業者，亦代表一部分中產階級……他已經走向工農專政的道路。”從國際指示中可以看出當時國際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擁護國民黨到底，中國革命寧可無共產黨，但不可無國民黨，第三國際領導把中國革命大業主觀片面寄托在不斷蛻化的國民黨左派身上。
自5月份起汪精衛開始發動攻勢，如5月8日汪下令禁止工人集會與游行，14日下令禁止工人糾察隊行使職權，19日令對勞資糾紛實行強迫仲裁，23日下令保護紳耆，這一系列措施，使國共雙方展開了激烈斗爭。6月1日武漢政府下令宣布蘇聯顧問鮑羅廷回國，鮑黯然受命，蘇聯政府默無表示，汪唐等喜形於色。6月5日，江西朱培德遣送蘇聯顧問出境后即倉皇離漢。6月19日蔣介石、馮玉祥徐州會議，馮玉祥素以“親俄派”著名，所得蘇聯武器、物資獨多，至是倒戈，聯蔣反共，蘇聯仍無表示，馮、蔣聲勢益張。武漢方面受馮、蔣鼓舞反共益烈。汪、唐趾高氣揚，目無中共，著著進攻，湖北總工會工人糾察隊遂於6月28日被迫解除武裝。6月28日李品仙派軍進佔湖北總工會，限制工會活動，工會開始轉入秘密活動，向忠發卷逃。8月5日武漢衛戍司令部正式封閉總工會及其所屬各工會。汪唐為准備實行反共在政變前先作好軍事布置，7月6日第四集團軍唐生智就任總指揮職，張發奎就任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唐、張准備以武力逐共，但張代汪發言仍強調國共合作到底。
3、中共中央決議11條：中共中央於1927年6月30日在國際代表監臨下，召開中央擴大會議，集中研究討論國共關系問題，感到進退維谷，並無有效方略。當時多數中委見大局岌岌可危，紛紛請求到各省去做群眾工作以挽危局，最后中央擴大會議秉承國際指示通過國共兩黨關系決議11條，其主要有6項：（1）承認國民黨是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黨及其對革命的領導地位。（2）兩黨聯席會議不是國共會議公開執行形式，並非聯合政權。（3）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部領導監督。（4）工人糾察隊可減員或編入軍隊，糾察隊不得捕人審訊。（5）限制店員工會拘捕店東及過高經濟要求。（6）禁止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但國民黨左派認為中共軟弱可欺，即迫使中共黨員退出政府。中共中央書記陳獨秀深信左派忠於革命，按照國際意圖於1927年7月1日在《中國國民黨的危險及其出路》一文中說道：“屬望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國民黨左派團結起來，鞏固正統的國民黨，實現工農中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次呼吁無效，直到分共前一星期，即7月8日，仲甫在《向導》第200期上仍寄希望於汪精衛“來一個從左邊的清黨運動”。
4、國際訓令不得退出國民黨。7月10日中共中央舉行全體會議，7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退出政府宣言，同時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通過對時局宣言：主要是譴責武漢國民黨領袖與封建地主及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同情反革命，並列舉以下事實為証：即4月間拒絕公布土地委員會關於土地制度改良的決議案，阻撓勞動法的制定與公布，並發出許多訓令限制工農運動，幫助反動派進攻農民協會，對許克祥屠殺工農採取放任態度等等。宣言嚴正聲明：“中共將繼續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進行斗爭，為工人利益及解放農民而斗爭。中國共產黨永久認為革命利益與民眾利益高於一切——較之保存某種政治聯盟的領袖結合高出十倍。中國共產黨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軍人以及猶豫騎牆的政治家，冒充國民黨員假借孫中山的旗號以自文飾”（宣言刊在《向導》周報201期》。與7月13日宣言同時，中共中央提出國民革命的目前行動政綱草案，表明中共政治態度：（1）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列強武力干涉中國，收回租界，取消外商在華一切經濟特權，實行關稅自主等。（2）頒布工廠法，勞動保護法，統一財政，合並中、中、交三銀行，收為國有。（3）鞏固革命聯合，召集國民會議，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4）工人施行8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工資，掃除封建式勞資關系，保護童工、女工，工人有組織工會、罷工、武裝、糾察權等。（5）農民實行二五減租，沒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土地，保障佃耕權，嚴禁高利貸，取消團防局等。（6）對軍隊實行退伍軍人分給土地、改良士兵生活，發清欠餉，優恤殘廢軍人等。（7）對教育確定教育經費，增加小學教師薪金，提倡平民教育等。（8）禁止纏足，童養媳，及買賣婦女，男女在法律、政治、經濟與教育上一律平等。
5、國共分離：上述綱領是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前夕留下的重要文獻。在政綱公布后兩日，即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不顧一切，仍悍然宣布分共，國共雙方正式決裂。7月13日中共中央宣言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中共黨員，蘇兆征直陳政見不合辭職，譚平山稱病辭職，其他諸同志均奉中共命辭職，退出國民政府。
武漢國際人士及其撤退
武漢時期是我黨與國際組織接觸最頻繁的時期，極富有國際氣氛。世界許多國家的工農代表自2月中旬先后到達武漢，在武漢參加省委所屬各工會、農會工作，歷時約5個月之久。這些代表分屬於第三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與婦女國際等組織。第三國際代表以印（度）共書記為主要負責人羅易（Roy）、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團以美共書記柏爾德（Berand）、英共委員湯姆森（Tomson）、法共書記多裡阿（Dolio）等為主要成員。農民國際代表團代表為卜裡茨（Blitz）、約克（York）等。現對其中一些主要人物介紹如下：
羅易：羅易於1927年2月16日到武漢。羅，印度人，孟買富商子，留英倫政治經濟學院，1915年被迫離開印度流亡瑞士，1924年致函英工黨政府請求特赦未准，乃進入蘇俄。他是印度共產黨創建人之一。來中國時年40許，其妻安娜Anna年18歲，蘇聯人，隨來武漢任秘書。羅易高自期許，遇事樂觀，平日好大喜功，惟無遠慮。但當時頗受重視。平山謂：“遠來梵僧會念經，理有固然！”羅易與汪精衛往還稠密，汪見羅易稱先生，禮貌甚恭，羅自謂能影響汪，不知汪心懷詭詐，反玩羅易於股掌之上。國際指示武裝2萬共產黨員文電到武漢，羅不加思索認為奇策，謂立刻可以扭轉當前局勢，因欣然往告汪，汪遂反目，據以分共。羅大窘，知上汪當，后悔不迭。羅離開中國返莫斯科，無事可做，乃自行返印度。羅回印度兩年后於1929年7月公開自組新政黨。
柏爾德：美國人，少入加利弗尼亞州大學讀書，后赴歐洲游學，參加工人運動，為美國共產黨創建人，被選為美共中央書記。柏體貌清癯，朴實誠篤，到中國后對各項現實政治問題詳細觀察，分析至當，然后始作決定，對中國革命工作協助頗多。柏擅長說理，下筆如行雲流水，實美洲工人運動中杰出人才。1928年仍留中國上海工作。柏對中國革命問題認為應循工人運動正軌，中道而行，用最少犧牲獲最大成效，如果路線失誤，縱暫獲成就，亦難免后日災難，柏對於國共分裂，認為非出於偶然，今后如能認清路線，國共不合作，中國革命亦能成功。1928年柏始返國。
湯姆森：英國利浦爾工人，系工人世家（三代人均作工）。英工會領袖，英氣勃勃，年逾50，皓首東來，遇事老成持重，備受群眾尊重。湯姆森閱讀收回英租界的對外宣言，文中譴責英國資產階級為國際盜匪Bandit一詞，大為激賞。但對若干中國革命具體問題常示謙抑，詢之則以所知不足對。
多裡阿：法國共產黨創建人，年富力強，正直不阿，對中國革命十分熱愛，熱烈贊揚中國工人運動的勇敢與成就。嘗出席省委會議講解法國工人革命運動中諸問題，熱情洋溢。某次出席漢陽兵工廠工廠委員會議，他介紹法國克魯梭軍火工廠工作經驗。他說：革命到重要關頭的時候，軍火工人就能為工人暴動奪取武器。他又說：真專制要反對，假民主尤應打倒，幾世紀來法國工人階級付出重大代價，爭取民主，但仍然沒有肅清壓迫和剝削，不勞而食的人仍是組成統治階層的中心人物，反抗統治階層的人都被強迫勞動。政治上發號施令的人，都是自己賤視勞動，把勞動當作囚犯專業，命令他人勞動的家伙。多裡阿被選為法國共產黨書記。
蘇聯顧問：蘇聯駐留中國工作人員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類。蘇聯派遣的顧問團主要擔任國民政府政治顧問及軍事顧問。政治顧問：以鮑羅廷為主要負責人，軍事顧問以布留陔爾為主要負責人。外交官有廣州、長沙、漢口、上海等地蘇俄領事館及商務人員。此外還有遠東銀行、進出口商行，附義勇艦隊運輸用船舶等。除上述經常駐留中國人員外，尚有其他臨時考察人員等。
蘇聯全部軍事顧問約50余人，其分配如下：“布留陔爾（加倫）任各軍總顧問，羅加覺夫任總參謀長，切列多夫任副參謀長，羅蘭任參謀部顧問。葛爾培伯特任第一軍首席顧問，杰卜羅斯基任第二軍首席顧問，馬爾赤利克任第三軍顧問，帕羅任第四軍顧問，雷林任第五軍顧問，波列盛科任第六軍顧問，茲金任第七軍顧問，奧尼依奇任第八軍顧問，科密任航空處長，西爾哥耶夫任航空處顧問，西曼洛夫任海軍處長，哥列尼任海軍顧問，拉德哥維奇任石井兵工廠顧問，貝士查斯特洛夫任炮兵顧問，卡拉卓夫鄂利金任黃埔軍校顧問，工程兵顧問為雅闊夫列夫。軍委會政治部顧問4人，即斯乃德、馬麥耶夫、鐵羅尼等，政治部高級顧問為基珊加等。1926年“三月二十日事變”，基珊加、羅加覺夫、察洛班洛夫等被遣送歸國。蘇聯派在馮玉祥國民軍方面（1925年至1927年）總顧問團團長為喀爾緬科，參謀長為西爾哥耶夫。各軍顧問為馬厲洛與西林等。方振武軍顧問為安特爾斯，弓富魁軍顧問為洛加等。當時各軍政治顧問是建立在蘇聯軍火物資基礎上的，各軍軍長初期欲獲得武器援助起見，對蘇聯顧問奉若神明，言聽計從，但是后來隨軍火供應減少，顧問地位亦漸漸下降，最后遂淪為無足輕重的閑散職務。又各軍事顧問既居客卿地位，大都無實權，隻與上層聯絡，不問軍隊內部事務，對於軍事毫無影響。
布留陔爾：俄國軍事顧問中以布留陔爾為最重要，布留陔爾Bluchel（本羅馬大將名）到中國后改名加倫。布留陔爾1924年來中國（1925年9月從廣東回北京一次）被聘為國民政府高等軍事顧問。布留陔爾地位與鮑羅廷相埒，國民革命軍事學校及國民革命軍各軍軍事顧問數十人均受布留陔爾節制。布為南俄農民，出身行伍，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少入陸軍大學，好學不倦，在蘇聯國民革命戰爭時代屢立戰功，任軍長職，作戰經驗極豐富，曾出任遠東共和國軍區司令。布在各軍事顧問中年紀較輕，來中國時不過卅余歲，剛毅木訥，沉默寡言。每出席會議靜聆各人意見后，然后發言，發言簡明扼要，辯解確切，有當於事理，故聆其片言，可以決斷大事。布留陔爾在廣東時參與東征、南征、北伐諸役，隨軍出發，不辭辛勞。每遇重大戰役，必殫思竭慮，深謀遠計，以定計劃。作戰時復親臨戰場，屢戰屢捷。布在廣東時曾親率第三軍南討鄧本殷，將鄧本殷全軍殲滅。北伐時隨軍作戰。布留陔爾為人謙虛，雖屢著功勛，然不矜不伐，自視歃然，恆若不足。到武漢后出席中央會議，當時局勢漸告緊張，布留陔爾嘗說省委、中央負責人應懂得軍事領導工作，工會、農會會員應輪流參加軍事訓練，才能應付敵人軍事襲擊，保衛革命利益。布留陔爾又嘗向省委訓練班講演軍事問題，他對世界大戰史了如指掌，說帝俄軍隊在譚倫堡之役失敗，主要決定因素為兵團運輸太緩，反之德國陸軍運動十分靈敏。德國在戰前建有若干國防性鐵路，此諸鐵路完全沒有商業性收益可言，而國內橫斷鐵路七線亦全部改成雙軌，其最重要者則改為三軌或四軌，在毗鄰法國邊境建有雙軌十三線，比國及盧森堡邊境有雙軌五線，單軌三線，各軍事要區之車站更設置有待避線及軍用月台等。
反之，帝俄在德國邊境僅有雙軌二線、單軌三線，所以兵員雖多，反為少數德軍所戰敗。布留陔爾在武漢政府瓦解后，最后離開武漢，於1927年10月6日由上海乘輪經日本返俄國，布歸國后在黨內斗爭中被處分落職。
鮑羅廷：Michel Borodin為國民政府高級政治顧問，鮑為國際代表中杰出人物，俄國人，少游學英國、德國，英德文均能寫作。鮑來中國時年50左右，才氣縱橫，風懷超邁。鮑夫人40余，亦通曉英、德、法文，同來武漢工作。鮑身體魁碩，貌類蒙古人，好騎馬，有辯才，析理明道，雜以詼諧，四座翕然。鮑作風開朗，不植私黨，常對翻譯工作者告誡說：“政黨是革命的武器，應該常把磨刀礪石懷在身邊，才能保持鋒銳，對付敵人。但同志間應化除私見，才能勇於革命，怯於私斗。”鮑羅廷於6月1日被解除高等顧問職，隨后赴江西廬山休養。7月15日以后，武漢國民黨左派核心完全消失，蘇聯及國際代表於7月27日全部離開武漢歸國。僅留長沙、漢口、上海等處領事及商業代表等在中國，農民國際代表最后撤離漢口。鮑回國后擔任《莫斯科新聞》英文報編輯，后因間諜罪與斯特朗同入獄。
鮑夫人陷獄：鮑羅廷夫人在武漢時嘗以國際婦女代表名義參加湖北省委婦聯會工作，又常偕婦聯干部謝西懷到武昌、漢口各紗廠向女工作講演，由謝擔任翻譯（謝原系上海晏摩氏女英語班學生），1927年3月1日，鮑夫人因事返國，所乘為蘇聯輪船米亞列寧號。輪船達浦口時為張宗昌軍隊所扣留，鮑夫人被送北京拘留，在監歷時4個多月，直到7月12日，北京高等審判廳推事任雋運用大赦令，始釋放回國。
蘇聯領事館撤退：1927年8月間，長沙領事館被封閉，7月16日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封閉俄國遠東銀行。7月26日，南京國民黨宣布取消莫斯科中山大學名義。12月14日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對蘇聯撤銷承認其領事，停止蘇聯國營事業，驅逐俄僑，逮捕俄籍共產黨員。23日上海蘇聯領事下旗回國。29日廣州蘇領事經香港回國。12月15日，南京蔣介石政府正式宣布與蘇聯斷絕國交（延續至1932年2月止）。蘇聯援助國民黨工作至是宣告結束。上距1923年兩黨合作前后經歷4年。
中共全黨組織新部署：鞏固全國革命陣地，加強斗爭實力
溯自中共建黨以來（1921年至1927年上期），由於政治路線方向正確與決策合宜，同時黨內組織採取精誠團結，萬眾一心，艱苦卓絕，努力向前，摧毀強敵，因此7年之間，結集了強大的革命動勢與動量，造成1927年的全國范圍內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期間，中共黨組織擴大黨員與團員達50萬人，工會農會等革命組織實力超過400萬人，革命武裝近5萬人。與此同時，政治威信提高，革命各條戰線，洶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大革命高潮時期顯著的成就，便是第一次與第二次北伐完成后，掃蕩北洋軍閥的專制惡毒。武漢革命政府擁有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和億萬人口（兩廣、湘、鄂、贛等省區）與資源，當時在中共支持下收回漢潯租界，削弱封建勢力，給予反動勢力以沉重的打擊。武漢政府時代，革命形勢發展迅速，由此更進一步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統一全國指日可期，完成民主社會革命任務，並進而開辟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康庄大道，前途是充滿無限希望的。但是遺憾的是：不幸在關鍵時期，由於黨經驗缺乏，人謀不臧，決策失當，致使大革命事業功敗垂成，這樣釀成歷史上的國民黨統治的黑暗時代。這種歷史轉變的關鍵應以1927年6月為分界線，由此可証湖北省委擴大會議的歷史意義是何等重大。在大革命高潮時期直接領導武漢革命者為中共武漢中央局（中共中央武漢辦事處），具體從事武漢實際革命工作的為中共湖北省委。
從1926年北伐軍到武漢時起至1927年7月止，前后11個月時間，中共中央局及其所直屬湖北省委、江西省委與湖南省委等，在長江流域從事建黨、建軍、建立工農革命組織，推動革命進展各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全黨同志壯志凌雲，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卓著成效。其中最顯著的歷史偉績如：奠定武漢政府基礎，鏟除貪污，建設廉潔政治﹔收回漢口與九江的英國租界﹔發展工農群眾革命組織，建立革命武裝部隊﹔順利完成中共五大會決議﹔臨危不亂多次擊退夏斗寅、楊森、劉佐龍等武裝叛亂。凡此諸端都是在武漢中共中央時期完成的。上述革命業績聲光廣被，影響深遠，均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按：中共四屆中央正式自上海遷到武漢是1927年4月中事，同時中共中央書記隨中央遷移同來到武漢至7月離開漢口時止，中央書記前后駐武漢時間為3個月。）
武漢革命危機表面化始於鄭州會議（1927年5月），自爾以后，中共中央即開始計議有關應變諸項問題，其經過前面已扼要敘述過，此處所說只是屬於中共黨內組織新部署事務。在7月15日以前幾個星期，中共中央及省委鑒於當前環境下既不能另辟空間，別開局面，又不敢背城借一，冒險決戰，盱衡局勢，乃採取首先是重新調整工會斗爭陣營，包括充實各省工作，加強工會、農會斗爭實力，另方面決定中共中央遷往上海，全黨一切工作轉入地下，作長期斗爭，用工農組織力量，推翻國民黨新軍閥的專制政府。7月間中央連次會議討論關於與國民黨決裂后，黨、工會、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對策，決定中央委員之一部分赴各省市調度充實地方黨部，親身參加指導工農群眾運動。基於這個原則決定派到湖南工作者有文虎與潤之，到江西工作者有陳潭秋、劉俊山，到北方有王荷波與韓麟符﹔到廣東者有鄧中夏、阮嘯仙、澎湃、蘇兆征等。派到上海者有項英、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實等。此外又派周唯真到四川，柯慶施到安徽，王儒廷到雲南，譚壽林到廣西等省工作。中央決定上述措施以后，各省工作迅即穩定下來，在新基礎上向前發展。又為了使一部分干部有提高理論學習機會，乃又派遣一部分黨員到莫斯科學習。當時決定赴莫學習干部有：夏曦、羅章鳳、汪奕、李梅羹、曾鐘聖、熊受暄、何叔衡等30余人。
中共中央本身因武漢反共，乃決定遷往上海繼續工作，仲甫令秘書處人員先行赴滬，籌備遷移各事，並親自決定《向導》停刊（出刊至201期），在中央重遷上海途中耽擱的日子，中央對外暫停工作。
以上諸組織部署大都是經過中共中央與湖北省委聯席會議作出決定的。其總的精神是要求在敵方強大攻勢來到的時候作好准備，堅決作戰，這樣才能作到敗而不潰，再接再厲，屢敗屢戰，戮力向前。在往后若干年，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暗無天日的艱難歲月中，全黨組織雖然轉入地下秘密工作，但是仍然保持革命朝氣，在逆流中繼續前進。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