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構成研究

[摘要]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構成中，常委以上的領導基本屬於同一時代的干部，大多通過從事工農運動走上革命道路，密集地在全國工農運動高漲的1925—1926 年入黨，其籍貫分布具有某種程度的集群性。領導集體主要有以下來源：一是“文革”前曾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的一些同志﹔二是因各種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三是平反冤假錯案后復出的一些同志﹔四是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一些同志﹔五是一些年富力強的中年同志及女同志和少數民族同志﹔六是同林彪、“四人幫”集團作過堅決斗爭的一些同志。他們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經歷， 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生涯的交叉點密集，說明解放戰爭時期是干部調配最為頻繁的時期。隨著全國的解放，黨的高級干部群體向全國擴散。1978 年多名高級干部在中央紀委的匯合，是特殊形勢下的特殊形態，是老干部大規模復出的先聲，也是黨的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具體體現。

[關鍵詞]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歷史淵源

1949 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國共產黨就設立了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1955 年，各級監察委員會取代了紀律檢查委員會。1966 年“文革”爆發后，黨的各級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1969 年4 月，黨的九大取消了設立黨的監察機關的條款。“文革”結束后，1977 年黨的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中提出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此后，恢復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被提上日程。

1978 年，中組部就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組成問題先后三次向中央提交報告，候選人數在第二次報告時增加到88 人，第三次報告時增加到99 人，后來又增加1 人，最終形成了100 人的新一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其中書記、副書記15 人，常委24 人，委員61 人， 陳雲為第一書記。1980 年2 月，又增補趙毅敏為中央紀委副書記兼秘書長。這一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形成是黨的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撥亂反正的重要體現，也是老干部大規模復出的先聲。

一、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構成

筆者考察了這一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構成，為了方便起見，隻對常委以上的40 人（包括趙毅敏）進行統計分析。

從基本的人口學特征來看，40 人全部為清一色的漢族，其中男性37 人，佔92.5%， 女性3 人，佔7.5%。三位女性鄧穎超、章蘊和帥孟奇全部從事過全國婦聯的領導工作。從年齡來看，40 人平均年齡72.1 歲，年齡最大的帥孟奇81 歲，最小的胡耀邦和馬國瑞63 歲。其中60—69 歲年齡段的10 人， 佔25%﹔70—75 歲年齡段的24 人， 佔60%﹔ 75 歲以上年齡段的6 人，佔15%。中央紀委常委以上的領導基本屬於同一時代的干部， 為之后領導干部的年輕化埋下了伏筆。

從黨齡上看，平均黨齡49.3 年，黨齡最長的方志純為54 年，最短的閻秀峰為42 年。黨齡在49—54 年的高達31 人，佔77.5%， 而這其中黨齡為53 年的12 人，黨齡為52 年的8 人。如何解釋這種入黨時間密集於1925—1926 年的現象？

從這些干部的簡歷、傳記、回憶錄、年譜乃至紀念文集等資料來看，他們大多是通過從事工農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的，而1925 年和1926 年正是工農運動大發展的時期。1925 年5 月，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並迅速席卷全國，約1700 萬各階層群眾直接參加斗爭， 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在當月成立。6 月，中共在廣州、香港領導發動有25 萬人參加的反帝大罷工即省港大罷工。各地的農民運動也如火如荼，廣東海陸豐農民運動高漲，毛澤東也回到湖南的家鄉從事農民運動。1926 年，北伐戰爭爆發， 上海工人連續舉行三次武裝起義，省港大罷工仍在進行中。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彭湃也發表《海豐農民運動》。毛澤東主持了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全國輸送農民運動骨干，中央紀委常委曹廣化就參加了這屆講習所的學習。而從中共黨員人數來看，1925 年初為994 名，10 月份就發展到3000 名，到了1926 年4 月，則發展到1.1 萬名，到了1927 年4 月黨的五大召開時，黨員人數已達57963 名。（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 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7—10 頁。） 這些干部如此密集地在1925—1926 年入黨是和當時全國工農運動高漲的總形勢息息相關的。

從教育程度來看，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15 人，佔37.5%﹔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10 人，佔25%﹔大學文化程度的15 人， 佔37.5%。從籍貫來看，湖南籍的13 人，佔32.5%﹔河南籍的5 人，佔12.5%﹔河北籍的5 人， 佔12.5%﹔ 湖北籍的4 人， 佔10%。其他還有山西籍的3 人，四川籍的2 人，陝西籍的2 人，江西、安徽、上海、山東、遼寧和黑龍江籍的各1 人。從籍貫分布特點來看，具有某種程度的集群性。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四省高達27 人，佔67.5%。

如何解釋這種不均衡基礎上的精英集群現象？與這幾個省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有關。這些省份，特別是山區，井岡山、大別山、太行山，往往交通不便，有利於革命中心的形成﹔加上山區人地結構緊張，階級矛盾尖銳，具有成為革命中心的經濟基礎。因此產生了多個革命根據地，成為孕育革命精英的搖籃。再加上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李先念等人的領導和帶動，使得這幾個省革命精英輩出。從黨員人數來看，1927 年黨的五大召開時湖南、湖北兩省最多，分別為1.3 萬人。（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 卷，第11 頁。）

在這40 人中，解放前曾被捕入獄的有16 人，佔40%，分別是：王鶴壽、魏文伯、趙毅敏、曹瑛、馬輝之、王維綱、呂劍人、王鶴峰、孔祥禎、帥孟奇、李士英、李楚離、張子意、周仲英、閻秀峰和張策。“文革”中被迫害、關押和入獄的高達36 人，佔90%。這說明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是由久經考驗並具有堅定信仰的職業革命家組成。

在這40 人中，曾經任過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有12 人（這一屆中央紀委委員后來成為中央委員的有何東昌、李立功和多吉才讓等人。），佔30%，分別是：陳雲、鄧穎超、胡耀邦、黃克誠、王鶴壽、周揚、張啟龍、韓光、劉瀾波、帥孟奇、章蘊和趙毅敏。這說明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具有規格高、權威大、陣容強的特點，從而為中央紀委的恢復重建以及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領導基礎。

二、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來源

中組部在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組成問題的第三次報告中提出：中央一旦恢復紀委，全黨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這方面擔負起撥亂反正的責任。因此，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選拔標准必須權威、全面和嚴肅。領導集體的選拔標准有：1. 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中表現好的，也就是同林彪、“四人幫”集團作過堅決斗爭的同志。2. 政治歷史上沒有什麼大問題的同志。3. 黨性、組織紀律性較強，能堅持原則，作風正派， 辦事公道，看問題比較全面，黨內信得過的同志。4. 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同志。5. 要包括一些中年同志，少數民族同志和女同志。6. 專職委員要佔總數的一半以上。（參見中央組織部：《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組成問題的第三次報告》，1978 年12 月16 日。）

從當選的領導集體來看，組成人員的選拔還受以下因素影響：一是要借鑒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紀委、中央監委的人員組成，並吸取其中的經驗教訓﹔二是要根據中央紀委的主要職能來確定候選人，特別是要考慮到當時黨風渙散、黨內問題成堆的現實﹔三是要根據黨和國家面臨的整體形勢和任務來統籌考慮人選，比如當時撥亂反正、老干部大規模復出的形勢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的任務等等。

從當選的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名單來看，主要有以下來源（這些來源之間有交叉）：

一是“文革”前曾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專任或兼任）的一些同志。這些同志（常委及以上）包括：黃克誠、王從吾、帥孟奇、李士英、王維綱、李楚離、馬國瑞、袁任遠、郭述申、張子意、王鶴壽、馬輝之和周仲英等。黃克誠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任湖南省紀委書記﹔王從吾是1949 年中央紀委成立時的副書記，后來擔任中央監委副書記﹔帥孟奇是1955 年中央監委成立時的候補常委﹔李士英、王維綱是1955 年中央監委的候補委員﹔ 李楚離是1956 年中央監委委員﹔馬國瑞、袁任遠是1962 年中央監委常委﹔郭述申、張子意是1962 年中央監委委員﹔王鶴壽和周仲英是1962 年中央監委候補委員﹔馬輝之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東北人民政府監委副主任、東北局紀委副書記。這些同志的入選，有利於紀檢監察工作的繼承、延續和新時期紀檢監察工作的開展，也是當時撥亂反正的應有之義。這一屆中央紀委委員（常委以下）中也有一些“文革”前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的，還有一些地方紀檢、監察系統的干部以及中央監委派駐相關部委和地方監察部門的干部。這些同志包括：安建平、李堅、李振海、蹇先任、范儒生、楊長春、劉英、浦安修、何善遠和毛鐸等。安建平曾任中央監委監察員，后任中央監委派駐紡織工業部監察組副組長﹔李堅曾任中央紀委農村處副處長， 后任中央監委華北監察組組長﹔李振海曾任中央監委文教監察處處長﹔蹇先任曾任武漢監察委副主任﹔范儒生曾任北京市紀委書記﹔ 楊長春曾任煤炭工業部監察局局長﹔劉英曾任外交部監委書記﹔浦安修曾任輕工業部監察室主任﹔何善遠曾任中央監委駐地質部監察組組長﹔毛鐸曾任中南局監委副書記，后任中央監委派駐中南局監察組組長。這些同志大多曾經工作在紀檢監察工作的一線，熟悉紀檢監察的日常工作，他們的入選對於紀檢監察工作的貫徹執行以及紀檢監察隊伍的職業化意義重大。

二是因各種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文革”結束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安排成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個任務由中組部來承擔，並主要採取了回原單位安置的措施。但也有一些老干部因為各種原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紀委成為中組部的安排對象之一。同時中組部考慮到過去中央監委兼職委員太多的弊端，也有意安排一些老干部到中央紀委出任專職委員。中組部在對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上屆中央監委委員共60 人。現在提出的中央紀委候選人名單（草案）是99 人。……同時考慮到目前還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沒有分配實職工作，我們認為，中紀委候選人的總名額九十九人是適宜的。”（中央組織部：《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組成問題的第三次報告》，1978 年12 月16 日。） 這些同志包括：黃克誠、王鶴壽、王從吾、劉順元、張啟龍、袁任遠、章蘊、郭述申、馬國瑞、李一氓、張策、馬輝之、王鶴峰、孔祥禎、帥孟奇、曹瑛和趙毅敏等。1963 年， 郭述申被免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書記后，一直沒有安排工作。曹瑛“文革”前擔任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文革”中單位被撤銷。趙毅敏“文革”前擔任中聯部副部長， “文革”后期被疏散到陝西乾縣監護勞動。1978 年秋，趙毅敏接到中組部的通知，回北京體檢，等待落實政策。

三是平反冤假錯案后復出的一些同志。與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相關的冤假錯案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劉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宣部閻王殿”、“陶鑄叛徒集團”、“新疆監獄叛徒集團”等。涉及的這屆中央紀委領導有：黃克誠、王鶴壽、王從吾、劉順元、張啟龍、章蘊、馬國瑞、李一氓、魏文伯、趙毅敏、馬輝之、周仲英、王鶴峰、李楚離、孔祥禎、帥孟奇、張子意、方志純、周揚、李士英和曹瑛等。1978 年這些同志當選為中央紀委領導時，有些已經平反，有些還沒有平反，比如黃克誠和帥孟奇等就是1979 年才徹底平反的。他們的當選從事實上宣布了他們的平反。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和陳正人的夫人彭儒之所以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同時，這些經受過冤假錯案考驗的領導干部， 在紀委案件處理時，也會更慎重和全面，對於預防紀委錯案的發生有重要意義。

四是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一些同志。紀檢監察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它需要多個部門的配合，為此，歷屆中央紀委、中央監委都有一些相關部門的領導出任兼職委員。這屆中央紀委委員也選任了組織、宣傳、公檢法和軍隊等部門的領導干部，其中有很多是兼任。這些同志包括：曹廣化、韓光、李士英、李一氓、呂劍人、魏文伯、武新宇、周揚、段雲、何廷一、胡德華、黃甘英、李華生、劉敬之、曾三、張凱、周鳳鳴、周太和、朱穆之、朱雲謙、平杰三、楊心培、何東昌、張中、張祺、張承先、黃民偉、盧仁燦、饒正錫、王若水、嚴東生、楊秀山等。其中， 韓光時任國家建委副主任，李士英時任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李一氓時任中聯部副部長， 周揚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段雲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何廷一時任空軍副司令員， 劉敬之時任新華社副社長，曾三時任國家檔案局局長，朱穆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何東昌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盧仁燦時任海軍副政委，饒正錫時任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等。

五是一些年富力強的中年同志及女同志和少數民族同志。這主要出於紀檢監察日常工作的需要以及代表性的考慮。這些同志包括：鄭愛平、何東昌、張兆美、徐少甫、汪文風、王蘇民、殷繼昌、章蘊、帥孟奇、劉英、劉麗英、安建平、張瑞華、胡德華、浦安修、黃甘英、彭儒、蹇先任、馬信（回族）、王朝文（苗族）、多吉才讓（藏族）、杰爾格勒（蒙古族）、阿木冬?尼牙孜（維吾爾族）、黃榮（壯族）等。鄭愛平時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46 歲。汪文風時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主任，49 歲。王蘇民時任大慶市委副書記，42 歲。殷繼昌時任開灤礦務局局長，44 歲。劉麗英時任沈陽市公安局副局長，46 歲。胡德華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53 歲。王朝文時任貴州革委會副主任， 48 歲。阿木冬?尼牙孜時任新疆自治區常委， 46 歲。多吉才讓時任西藏日喀則地委書記， 39 歲，是這屆中央紀委委員中年齡最小的。從這些少數民族同志的情況來看，基本上是五個民族自治區各出一個名額。同時在選拔女同志和少數民族同志時，也考慮了年輕化方面的要求。

六是同林彪、“四人幫”集團作過堅決斗爭的一些同志。在考慮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整體格局時，陳雲指出，應該選一些同林彪、“四人幫”作過堅決斗爭的同志到中央紀委來。劉麗英和汪文風就是作為他們的代表而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的。劉麗英在“文革”中慘遭迫害，丈夫李文彬被迫害致死， 她同林彪、“四人幫”集團進行了不屈的斗爭。1978 年，《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報道了她的事跡。 （參見《人民日報》1978 年9 月17 日。）汪文風是1976 年悼念周恩來《天安門革命詩抄》的集體作者“童懷周” 的主要負責人。對於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 汪文風回憶說：“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我被選為一百名中央紀委委員之一，是陳雲同志建議的，他說要從反對‘四人幫’的群眾中選一個人到中央機關來工作。”（七大之前，分散在全國的大批干部匯聚延安， 參加中央的整風學習，七大后奔赴各個戰場和地方， 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干部基礎。）當時兩人對於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一無所知，直到報紙公布名單后才知道。

三、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歷史淵源

中國革命是從幾個革命中心興起，經過瑞金時期，再經長征形成延安時期，然后經過經營東北，從北向南，直至解放全中國， 走過了一條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樣的革命進程，使得黨的很多高級干部革命生涯相互匯合，歷史性地形成一些淵源。特別是延安經歷（七大之前，分散在全國的大批干部匯聚延安， 參加中央的整風學習，七大后奔赴各個戰場和地方， 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干部基礎。）和東北經歷 （抗戰勝利后，黨中央派了10 多萬軍隊，2 萬多名干部，其中包括七大77 名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的21 名進入東北，進行具有戰略意義的“經營東北”。），更是許多高級干部共同的革命生涯特征。從總體來看，高級干部的革命生涯具有隨革命進程而呈現分散—集中—擴散的特點。（分散指革命生涯初期的地方化﹔集中指瑞金、延安經歷以及后來的東北經歷等﹔擴散指隨著解放戰爭而擴散到全國。）同時，黨管干部原則使得干部工作具有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很多高級干部相互之間合作共事的機會和頻率大大增加。

從這屆中央紀委常委以上領導干部的革命生涯來看，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經歷。從解放戰爭的經歷來看，主要是東北局、華北局的干部，同時也有部分西北局、華東局的干部。東北局的干部有：陳雲、黃克誠、王鶴壽、劉順元、趙毅敏、張啟龍、袁任遠、郭述申、李一氓、張策、劉型、劉瀾波、唐天際、曹瑛、曹廣化和韓光等。解放戰爭時期，陳雲曾任北滿和南滿分局書記，東北局副書記﹔黃克誠曾任西滿分局副書記，1947 年后曾任冀察熱遼分局書記﹔王鶴壽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劉順元曾任遼東省委副書記﹔ 趙毅敏曾任冀察熱遼分局組織部長﹔張啟龍曾任吉林省委書記﹔袁任遠曾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郭述申曾任遼北省委書記﹔張策曾任東蒙工委書記﹔劉瀾波曾任安東省委書記﹔ 唐天際曾任吉東省委書記﹔曹瑛曾任吉林省委城工部部長﹔韓光曾任大連市委書記等。華北局的干部有：胡耀邦、周揚、王從吾、馬國瑞、劉建章、馬輝之、孔祥禎、王維綱、王鶴峰、周仲英、李楚離和曾涌泉等。解放戰爭時期，胡耀邦曾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代主任，晉察冀軍區縱隊政委﹔周揚曾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長﹔王從吾曾任冀南區黨委書記，華北局組織部長﹔馬國瑞曾任冀南區黨委副書記﹔劉建章曾任冀南行署副主任﹔ 馬輝之曾任晉察冀中央局民運部長﹔孔祥禎曾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城工部部長﹔王維綱曾任太行區委副書記﹔王鶴峰曾任太岳區委書記﹔周仲英曾任太岳區委城工部部長﹔李楚離曾任冀東區委書記﹔曾涌泉曾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西北局的干部有：張子意、武新宇、閻秀峰和呂劍人等。解放戰爭時期， 張子意曾任晉綏分局書記﹔武新宇曾任晉南行署主任﹔閻秀峰曾任晉南行署副主任﹔呂劍人曾任陝西省工委統戰部長。華東局的干部有：魏文伯、劉順元、李士英和傅秋濤等。解放戰爭時期，魏文伯曾任華東局秘書長﹔ 劉順元曾任華東局宣傳部長﹔李士英曾任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傅秋濤曾任華東局華東支前委員會主任。

下面更具體地考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成員之間的歷史淵源。

早在東北時期，黃克誠曾經和陳雲並肩戰斗。1957 年，中央成立了以陳雲為組長、黃克誠為成員之一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1976 年11 月，陳雲轉交黃克誠夫人關於請求允許黃回京治眼疾給華國鋒、葉劍英的信，並指出：黃克誠在擔任總參謀長時參加中央財經小組與我接觸較多，曾有幾次應我要求調動軍隊汽車支援河北農田基本建設，感到他是照顧全局的，為人是克己朴素的。（參見《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版，第205 頁。） 此后不久，黃克誠回京治病，生活狀況得到改善。

1978 年1 月，陳雲向華國鋒並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轉交胡耀邦關於王鶴壽“歷史問題”的來信，建議由中央組織部把王鶴壽的材料再審查一次，並把他調到北京治病。早在延安時期，王鶴壽曾經做過陳雲的政治秘書，后來又多次在陳雲領導下工作。對此，王鶴壽回憶說：“在將近60 年的時間裡，無論我在延安中央組織部工作， 還是后來做地方黨委工作、工業戰線方面的工作，以及最后在中央紀委工作，陳雲同志都是我的直接或間接的領導者。”（《緬懷陳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版，第45 頁。）因此， 對於王鶴壽的情況，陳雲非常清楚。在醞釀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時，陳雲推薦王鶴壽主持中央紀委的日常工作。后來，中央紀委成立了由黃克誠、王鶴壽、王從吾、劉順元和張啟龍組成的五人核心小組，負責中央紀委的日常工作。

早在1926 年，王從吾、平杰三就在一起鬧革命。1939 年的冀南區黨委，王從吾是黨委委員兼豫北地委書記，馬國瑞是區黨委宣傳部長，張策是區黨委民運部長。1949 年， 王從吾任華北局組織部長，平杰三任華北局秘書長，周揚任華北局宣傳部長，張瑞華任華北局婦工委書記。

1930 年，趙毅敏任滿洲省委宣傳部長， 當時王鶴壽是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韓光是共青團滿洲省委秘書長。抗戰勝利之前，陶鑄、王鶴壽、劉順元、曹瑛等一批同志被黨從南京監獄救出，劉順元和王鶴壽是當時審查干部的小組成員。 （參見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 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年版，第122 頁﹔丁群：《劉順元傳》，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90 頁。） 1945 年華中分局成立后，李一氓、章蘊為分局委員，李士英為社會部副部長。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旅大地委書記是韓光，副書記是劉順元。而1949 年旅大區委副書記是韓光、李一氓和郭述申。1947 年，石家庄市委成立后，毛鐸為書記， 曾涌泉為常委。1948 年，黃克誠任晉察熱遼分局書記時，趙毅敏為分局委員、宣傳部長， 李楚離為分局委員、冀東區委副書記。1948 年濟南特別市委成立，劉順元為市委書記， 李士英為市委常委、社會部長。1949 年山東分局成立，傅秋濤為分局副書記，李士英為社會部長。1948 年華北軍區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為胡耀邦，周仲英為第一兵團第八縱隊副政治委員。1949 年華中局成立后，趙毅敏為宣傳部部長，孔祥禎為組織部副部長。

1949 年東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劉瀾波、韓光、王鶴壽和張啟龍為政府委員。1949 年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后，李士英、章蘊和傅秋濤為軍政委員。1949 年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后，趙毅敏、黃克誠、唐天際和孔祥禎為軍政委員。1949 年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后， 王維綱、胡耀邦、張子意為軍政委員。

新中國成立初期，湖南省委書記是黃克誠，省委常委有袁任遠和曹瑛，省委秘書長是劉型，省委委員、湖南省軍區副政委是唐天際。王從吾、帥孟奇、張啟龍和李楚離分別在“文革”前擔任中組部副部長，張策、孔祥禎和馬輝之分別擔任交通部副部長。武新宇、袁任遠是前后任的內務部副部長，后來又在1954—1958 年同任內務部副部長。1956—1957 年的中直機關第五屆委員會副書記有曾三、侯維煜、李之璉和安建平等。1962 年，劉順元和李士英同為江蘇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

從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歷史淵源來看，解放戰爭時期的交叉點是最密集的，革命生涯匯合的頻次也是最高的，這充分說明解放戰爭時期是干部調配最為頻繁的時期。隨著解放戰爭的進行，高級干部由集中到擴散，從北向南，依次遞進。與之相隨的則是蘇區干部和白區干部的交匯，南下干部與地方地下黨干部的交匯，由此也帶來干部的大調整和大流動。與這種干部的大流動相對應的是干部的大轉型，也就是從革命干部向執政干部、從軍事干部向管理干部、從地方干部向全國干部的轉變，這種干部轉型關系著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和地方的發展。而隨著全國的解放，黨的高級干部群體必然向全國擴散，由此帶來的是干部革命生涯交匯的稀疏和星散。

1978 年多名高級干部在中央紀委的匯合，是特殊形勢下的特殊形態，是老干部大規模復出的先聲，也是黨的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具體體現。在這一領導集體形成的過程中，知人善任和相互舉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這也是黨內民主和群眾路線的重要體現。

〔作者馮軍旗，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