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記者：筆尖上的屠城血証
斯提爾是第一個向西方報道南京大屠殺真相的記者。他用“地獄中的四天”來形容日軍攻佔南京后的經歷。“屠殺猶如屠宰羔羊。很難估計有多少軍人受困,遭屠殺……今天經此城門過,發現要在積有5英尺高的尸體堆上開車才能通過城門。已有數百輛日軍卡車、大炮在尸體堆上開過。”
1937年12月1日,日軍華中方面軍下達攻佔南京的作戰命令。因遭日機接連數月無差別轟炸而變得千瘡百孔的南京城,岌岌可危。
中國媒體在南京淪陷前已經全部奉命撤退,西方記者因為當時特殊的中立者身份,得以留在南京城中,以“第三者”的視角真實地報道了日軍南京屠城的種種難以形諸筆墨的悲情慘景。
逆著逃難人流前進
當南京陷入危情中時,34歲的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阿契包德•斯提爾正奔波在從濟南到南京的旅途中。他在12月2日從南京發往《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報道中感慨:“在中國的鐵路線上,戰爭的影響以一種最惡劣的方式得以表現。傷員、貧民以及逃難的富人,所有的人都在躲避日軍的炮火而涌向列車。”
在濟南,當他正准備乘上預定的列車時,難民們蜂擁而至。已經習慣在擁擠、推搡的人群中奮勇前進的斯提爾,這次還是輸給了難民。“丟盔棄甲的我最后不得不退了下來。當幾小時后下一班列車到來時,我終於沖在前面,在有頂貨車裡搶到了一個特別的位置,當然,這輛貨車也在轉眼間就擠滿了各種各樣的富人和窮人,以及他們的財產。”
然而,在擁擠不堪的狀態下到達徐州后,情況完全發生了改變。換乘開往南京的列車,斯提爾發現,列車幾乎是空的,“因為沒有人想去已經注定要完蛋的南京。我是豪華的一等臥鋪車廂中唯一付了車費的乘客。這輛車原本用於將南京的官僚們運往漢口,但現在卻開往首都,去裝運新的貨物。”
抵達南京對岸的浦口,令斯提爾應接不暇的依舊是成千上萬等待搭乘火車的人們和堆積成山的貨物。從江岸到南京北門再到市中心約3英裡的路上,他一直逆著川流不息的逃難人流前進。雖然關於多少人離開了南京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但斯提爾認為,留下的大概最多隻有南京100萬人口的三分之一。
到達南京后,斯提爾了解了南京的戰事:“雖然南京面臨著孤立、覆滅的現實危險,但政府領導者似乎已決定了要死守南京。大多數軍隊已經撤離,然而為了要讓日軍在佔領首都時付出最大的犧牲,必要的守軍還是留了下來,一些中國軍隊已經開始構筑城門的防守工程。”
與慌亂無助、急於逃難的南京老百姓相比,有機會撤離的美國人顯得要鎮定得多。斯提爾12月7日發往《太陽報》的專電中表示,住在首都的29名美國人之中,僅有8人聽從了撤離的警告,並有至少14名美國人打算在南京被包圍期也一直留在城內,除非發生萬不得已的情況。“這些留守者大多數是傳教士。在決定留下時,他們沒有表露出絲毫的英雄氣概,他們只是認為這是義務。他們說,必須留下來守護教會的財產,給予中國同僚們信心,幫助現在仍在計劃中的安全區——這關系到成千上萬中國人的生命。”
觀察戰事遇險情
日軍一步步逼近,針對外國人的撤離警告一遍又一遍,出於職業道德,斯提爾還是決定留在南京。與他一起留守下來的還有他的四位同行:美聯社記者葉茲•麥克丹尼爾、《紐約時報》記者提爾曼•德丁、派拉蒙新聞攝影社記者阿瑟•門肯以及英國路透社記者史密斯。
相對於留守安全區的護衛者傳教士來說,為獲得第一手的資料而四處奔走的西方記者要承擔更大的風險。
出生於蘇州的麥克丹尼爾,取得北卡羅來納大學碩士學位后,1935年成為美聯社的記者。由於敵我雙方的戰事報道相互矛盾,12月5日,他開車到南京城以東地區採訪戰事的發展。不巧,一發炮彈在車前方200碼處爆炸,並將他的車子掀了起來。這次遇險經歷並沒有令麥克丹尼爾畏懼,反而令他欣喜,他不僅尋獲了戰爭的進程,而且發現了離南京城28英裡遠的日軍防線。
12月7日,麥克丹尼爾又一次到南京城郊觀察戰事。他開車15英裡,穿越被撤退的中國軍隊放火燒掉的村庄。駛經湯山溫泉時,麥克丹尼爾突然發現自己處於無人的區域,雙方的炮彈在頭頂上呼嘯。他迅速把車倒出來,這才發現,當時離日軍炮兵陣地隻有300碼遠。
喜歡近距離觀察前線戰斗的德丁,不僅在採訪中直接遭遇了戰斗,還曾徒步走過地雷橋。他在12月7日發給《紐約時報》的特電中詳細記錄了自己的經歷:
“戰戰兢兢地步行過了橋,來到了那座士兵指過的山丘腳下的村庄裡。從左側斷斷續續傳來炮轟聲,越往前行,機關槍噠噠噠連發的聲音就越大。”
“繞過山腳,我們來到一個可以將戰線一覽無遺的地方。在前方一英裡遠的地方,中國和日本的軍隊隔著狹窄的山谷正在進行激烈的槍戰。在左側,雙方的炮兵隊越過三角形的山頂進行交火,在右側遙遠的地方,我們可以聽見日軍大炮正在炮轟湯山附近陣地的中國軍隊。”
斯提爾則記錄了日軍圍攻南京戰爭的恐怖,他在12月10日發往《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報道中說:“今天我在一個易於眺望的地方觀察到炮彈一個接一個地落在南京的中央以及南部地區,繼而紛紛爆炸,平均一分鐘四回這樣的頻率。整個城市都彌漫著濃重的煙霧,很難判斷戰況。”
“日本的炮擊飛機又來了,在距離美國大使館僅有600碼的小山上丟下炸彈的時候,美國大使館劇烈地搖動了起來。在那個小山上,中國軍隊的一門高射炮對著每一架飛來的飛機進行猛烈地攻擊,但是光是打出炮彈,卻沒有效果。”
當南京最艱難的時刻即將來臨之時,斯提爾也感受到恐懼來襲的滋味。“夜幕低垂時,充滿持續不斷的轟炸、機槍掃射的一天終於降下了帷幕。一天的轟炸、掃射,將數以百計血肉模糊、肢體破碎的人送進醫院,其他殘缺不全、失去生命的軀體奇形怪狀地散落在彈坑四周。”
“晚上,幾次雷霆般的爆炸向我們揭示了明天雙方開始炮戰時將會出現的情況,那將比轟炸更加難以捉摸,驚心動魄。”
和被圍困在城牆內的人一樣,希望能盡快沒有痛苦地度過這艱難時刻的斯提爾,難以如願。
瘋狂的南京景象
12月13日,令人心驚膽寒的轟炸聲終於停息。南京城的艱難時刻沒有遠去,而是進入到更加恐怖的時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讓親眼目睹一幕幕慘狀的西方記者震驚、憤怒。
斯提爾是第一個向西方報道南京大屠殺真相的記者。1937年12月15日,他經由“瓦胡”號軍艦發出的特訊刊登在《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頭版。
文章中,他用“地獄中的四天”來形容日軍攻佔南京后的經歷。“屠殺猶如屠宰羔羊。很難估計有多少軍人受困,遭屠殺,也許在5000-20000人之間。由於陸路已切斷,中國軍人通過挹江門涌向江邊,挹江門迅速堵塞。今天經此城門過,發現要在積有5英尺高的尸體堆上開車才能通過城門。已有數百輛日軍卡車、大炮在尸體堆上開過。”
“日軍闖入外國人的房屋,其中包括美國大使尼爾鬆•約翰遜的府邸。劫掠過后,看上去猶如星期日教會學校的野餐,一片狼藉。”
“在美國人開辦的金陵大學醫院,他們搶去手表、錢財。至少偷走兩輛美國人的汽車,撕掉美國國旗。他們甚至闖進難民營,許多窮人僅有的幾個銅板亦遭洗劫。”
12月15日當天,斯提爾及其他日軍攻城開始后第一批離開首都的外國人登上“瓦胡”號軍艦。離開南京之際,他們見到的場面是“一群300名中國人在臨江的城牆前井然有序地遭處決,那兒的尸體已有膝蓋高”。斯提爾將其稱之為“近幾天瘋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寫照”。
門肯和德丁兩位美國記者也與斯提爾一起登艦。
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門肯游歷極廣,曾開車穿越阿拉伯沙漠,去南美探險,還曾採訪過西班牙內戰。在南京,他拍攝了日軍攻陷南京城的情景。離開南京后,他在12月17日刊登在《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的文稿中揭露,“中國男子隻要被發現有在軍隊服役的痕跡,即被押到一起,遭處決。”
德丁撰寫的大篇幅報道則刊登在12月18日的《紐約時報》上,他也記錄下自己的所聞所見:“屠殺平民的暴行普遍存在。周三,走遍全城的外國人發現每一條大街上都有死難的平民。他們中間有老人,有婦女,還有兒童。”
“警察和消防隊員成了日軍專門襲擊的目標。很多人都是被刺刀捅死的,從傷口處可以看出,有的死者是被極其野蠻、極端殘忍地殺害的。”
“許多中國人向外國人報告自己的妻子和女兒被劫走,遭強奸。他們乞求幫助,但外國人通常對此愛莫能助。”
英國路透社記者史密斯也是12月15日乘坐英艦“瓢虫”號離開南京的。在12月13日激烈的南京保衛戰結束后,史密斯曾判斷,“隨著日本人的出現,中國的平民百姓似乎有一絲輕鬆的感覺。”但很快,他就改變了觀點。12月17日,史密斯抵達上海后,於第二天向倫敦的《泰晤士報》發出一篇報道,指出日軍佔領南京后實施了有組織的大屠殺,暴行甚至波及了南京安全區。
無力救人的“中立者”
最后一個離開南京的西方記者,是麥克丹尼爾。12月16日,他乘坐日本艦“津賀”號由南京去上海。12月18日,他所寫的戰爭日記得以刊登於《芝加哥每日論壇報》,他在南京那些危險、動蕩不定的日子也為讀者所知。
“12月13日,在城北面的城牆附近,突然看到日軍從城牆的缺口爬上來。日本兵舉著槍向我沖來時,我舉雙手,從車子出來。”經日軍同意,他爬過殘破的城門,穿行在堆滿中國軍人尸體的街上。路上到處是日軍的惡作劇——“被砍下的頭顱平放在路障上,嘴裡放了塊餅干,另一個嘴裡插了支長長的中國煙斗。”
回程的路上,麥克丹尼爾邊走邊協助留守南京的外國人幫中國軍人解除武裝,四處轉悠著把機槍、手榴彈、手槍裝進汽車,催促士兵脫掉軍裝,以免被日軍處死。
12月14日,麥克丹尼爾目睹日軍洗劫全城。他看見一個日本兵在安全區用刺刀威逼老百姓,共勒索了3000塊錢。“沿著橫陳著人、馬尸體的街道走到北門,見到第一輛日本車子駛進城門,車輪在碾碎的尸體上打滑。”
12月15日,麥克丹尼爾陪同大使館的一位仆役去看她的母親,在溝裡發現了她的尸體。下午,看見幾位協助他解除武裝的士兵被拉出去槍斃。夜裡,又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裝的軍人手被捆綁著,由手持中國大刀的日本兵從安全區押出去。沒有人活著回來。
發現使館裡的工作人員已孤立無援,沒有水,也不敢步出門外,麥克丹尼爾花了一個小時,到街上的井裡打了幾桶水拎回使館去。
12月16日,麥克丹尼爾啟程去上海之前,日本領事館拿來“不得入內”的告示,貼在使館的房屋上。“去江邊的路上,見到街上的尸體又多了許多。路上遇到一長列中國人,手都被捆綁著。一個人跑出來,到我跟前雙膝跪下,求我救他一命。我無能為力。我對南京最后的記憶是:死難的中國人,死難的中國人,還是死難的中國人。”
無法推翻的大屠殺鐵証
西方記者撤離南京之后,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卻並沒有由此中斷。他們與美國《紐約時報》駐上海記者阿本德、《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鮑威爾等南京大屠殺期間不在南京的新聞媒體人一起,繼續通過各種途徑對這一事件保持關注。而美國《時代周刊》《讀者文摘》、英國《泰晤士報》《每日郵報》《衛報》、西班牙《洪水報》、意大利《晚郵報》也利用在南京的外國人士的日記和書信,編寫相關報道,使外界有機會了解南京大屠殺的事實。
《洪水報》1937年12月13日引用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消息,報道了兩名日本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斬競賽的殘忍行徑。並用“清洗”一詞來描述日軍進入南京城后的大屠殺行為。
《時代周刊》1938年4月18日報道的《竹筐慘案》事件,是從美國傳教士威爾遜醫生那裡得知的。“典型而令人驚駭的一樁慘案主人公是1月26日被人用竹筐抬到南京教會醫院的一位年輕中國姑娘。她說丈夫是名警察,日軍將她從安全區的一間棚屋劫持到城南的同一天,她的丈夫被日軍行刑隊抓走,在城南,她被關了38天,每天被日軍強奸5至10次。經教會醫院檢查,她已感染上3種最常見的性病,最終由於陰道潰爛對日軍失去使用價值。”
《視野》雜志1938年6月2日報道稱:“腐爛膨脹的尸體隨處可見,在街上,在屋子裡,填滿城內每座池塘,高高地堆積在城外江邊,野狗穿行於尸骨之間,惡臭難聞到極點,躲都沒法躲,穿的衣服裡都滲透了臭味。……幾十名身穿規定制服的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亦遭屠殺。他們的身軀倒在他們剛才搬運的尸體之上。”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教授接受採訪時介紹,隨著死亡數字的不斷上升,美國媒體使用“南京大屠殺”一詞,來描述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當時,美國記者很注意強調一個事實:即日本當局當年實際上對南京大屠殺是知情的,但他們總辯解說大屠殺是在上海統帥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反而說明日本對其軍隊失去了控制,日本是一個“污點”國家。
揭露日本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掩蓋,也是美國媒體關心的事,《視野》雜志1938年6月報道說:“在大規模集體屠殺毫無間歇地進行之際,日軍飛機在空中撒下傳單:‘所有回到家園的善良中國人,你們的朋友日本皇軍都會供吃、給穿。’‘對於那些沒有被蔣介石軍隊的惡魔愚弄的中國人,日本希望成為良善的鄰邦。’傳單上用彩色畫了位英俊的日本兵,像基督般抱著一個中國孩子在他懷裡。在他腳下,一位中國母親拜謝他賜予的幾袋米。……聖誕節后第三天,一艘日本商船由上海駛抵南京,船上擠滿了日本的觀光客,他們中有許多婦女,穿著鮮艷的和服,五顏六色的腰帶在焦黑的廢墟中顯出極為怪異的不協調。她們被小心翼翼地領到已清理掉惡臭尸體的幾條街道。她們親切禮貌地給中國孩子發糖,輕輕地拍拍他們驚恐異常的腦殼。”
此外,中國媒體雖已撤離,但他們一方面收集了不少逃出南京的目擊者記述,一方面從外國媒體和記者的報道中匯集了不少資料,國共兩黨的媒體均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報道。
“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的西方新聞記者,親歷古城南京這場浩劫,目睹日軍在南京實施各種暴行和破壞活動后,以其良知真實報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詳盡地記錄下南京人民那段苦難歷程,勇敢地向世界發出來自死城南京的呼聲。”張憲文表示,作為“第三者”的親歷史料,這些新聞報道與在國際安全區實施救助工作外國傳教士、教師的日記、書信及各種文字材料一樣,非常珍貴,是日本右翼無法推翻的大屠殺鐵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