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改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敗

○吳玉章1905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經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討袁戰爭、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而成為跨世紀的革命老人，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稱為"延安五老"。

○對“以俄為師”一系列政策，當時國民黨內許多人都反對，中山先生憤然地說：“你們都反對，我就一個人去加入共產黨。”

○ 汪精衛於4月初到上海，向右派哭訴道：“我也是反共的。不過方法不同，我此次到武漢去必有所表現，我們是殊途同歸。”

○汪召集國民黨要人在他的寓所開討論分共會議。孫夫人宋慶齡聞此消息，痛哭得不堪。

一、國民黨改組以前

國民黨是在辛亥革命后，於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會所組成，目的是為爭國會選舉的多數。其成分非常復雜，許多官僚、軍閥、買辦都拉來入黨，甚至袁世凱最下流的走狗趙秉鈞也加入國民黨，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堆。因為主張政黨內閣，竟至把袁世凱派的閣員都加入國民黨以作國民黨的內閣，豈不滑稽！其政綱不僅把同盟會的平均地權取消，而且也把男女平權取消，以至唐群英毆打宋教仁。第一次國會選舉，國民黨固然佔了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但因袁世凱操縱收買，連國民黨想選一個議長都選不出來，不待二次革命、袁世凱解散，而國民黨早已破產了。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后，中山先生憤恨黨員不服從他的命令，堅決要改垃圾堆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以繼承同盟會的精神來繼續革命。這自然是他比黃興、宋教仁等高明，但他隻知道革命的黨要有統一的意志，嚴格的紀律，而不知道隻有思想的一致、目的的明確、行動的統一，黨員對黨任務的自覺態度作基礎，才能實行鐵的紀律。而且要有革命的理論，才能有革命的組織。革命的黨、戰斗的黨，必須有堅強的核心作領導，必須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中山先生隻要集中而不要民主，而且要黨員絕對服從他個人，並要舉行落后的會黨式的打手模，這就引起了許多新舊黨員的反對。至於革命理論方面，中華革命黨隻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目的在反對袁氏的專制，更無多的闡述，沒有說明革命的性質、動力和前途，至多也不過〔是〕歐洲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舊理論，對於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時代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的革命是不適合的。

中山先生在他數十年的革命斗爭中，是一個很堅決的革命實行家。我自他創立同盟會以來就和他共同奮斗，我是很佩服他的。但我們要“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歪曲事實，不阿其所好，才不至違背客觀的真理。中山先生固然意志很堅強，他是代表革命的左派，但他所反對的幾件事情，結果還是向黃興等右派讓步，甚至和他們合作。如右派妥協的行動，第一件是黃興在南京政府即開始與舊官僚及大紳士合作﹔第二件是包圍孫中山讓權袁世凱並政府北遷﹔第三件是孫、黃到北京和袁世凱籌商國是，協定什麼內閣大綱八條﹔第四件是解散同盟會與幾個非革命的政團合組國民黨﹔第五件是向袁世凱要求組織袁派閣員都臨時加入國民黨的國民黨內閣。這些妥協的責任，大部分固應歸之右派，而左派的領袖中山先生為什麼也盡量容納右派的主張與之合作呢？直到民國二年，國民黨完全失敗，中山先生才公開指責黨員不服從他的主張，才斷然與黃興派分裂，另組中華革命黨。到了一九一九年又改名中國國民黨，以別於從前的國民黨，以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

自民國成立以來，大家都認為革命沒有成功，還須進行革命，但革命的目標是隨時變換的。袁世凱專橫稱帝，則用“討袁”或“護國”的口號﹔段祺瑞專橫，國會解散，則用“護法”的口號，還有“討徐”、“討曹”、“討吳”、“反直”等口號。最奇怪的是段祺瑞一手造成的張勛復辟，而他又在馬廠誓師討伐張勛﹔官僚徐世昌等稱這一幕兒戲戰為“再造共和”，為“革命戰爭”，革命的意義混亂了。這一時期，始而是北洋軍閥為消滅南方革命勢力，以維持國家統一為名而戰，繼而是北洋軍閥與南方新興軍閥戰﹔隨后北與北戰，南與南戰，或以為統一法紀而戰，或以為省自治逐客軍而戰，演成軍閥混戰局面。而一般官僚政客、賣身議員，法統之戰、制憲之爭，鬧得一塌胡涂，一般民眾真不知何所為，不知如何才能找得一條中國的生路。

無論中華革命黨或中國國民黨，中山先生在改組以前的政策，都是以軍事行動為主，輕視民眾的力量，因為注重軍事，故不惜與失意的軍閥、官僚、政客聯盟，不僅南方的陸榮廷、唐繼堯、岑春煊等，就是北洋軍閥段祺瑞、盧永祥、張作霖等也都曾合作過。而結果不但受他們侮弄欺騙，甚至自己培植起來的陳炯明都直接叛變﹔就是他最親信的陳英士，也不過是軍閥而兼有流氓政客的才能罷了。因為輕視民眾力量，不僅不作民眾宣傳，不援助罷工工人，甚至他的敵人吳佩孚屠殺京漢鐵路工人，也未曾發過宣言來聲罪致討o〔對〕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未曾表示擁護的意見，盡管這是打擊他的敵人段祺瑞。相反的，對於當時的北京學生會派來的代表，初拒絕接見，及見后反大加批評，這就模糊了革命的面目，失掉了革命階級的立場，即不為人痛恨（因為未得過地盤和政權），也已為人輕視。尤其是對於新文化運動及白話文的反對，違反了新時代的潮流，失掉了青年的信仰，國民黨已為人所鄙棄厭惡。因此，當時的內政外交如此混亂，軍閥混戰如此頻仍，已無人想寄托革命之重任於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這並不是偶然的，是因為中山先生這時的三民主義，對於民族則隻在推翻滿清（所以中華革命黨不要民族主義），而不許蒙古獨立，還是大漢族主義，而且有由家族發展到國族的糊涂思想。對於民權主義則要經過軍政、訓政時期才能實行憲政。把民眾當阿斗而自己作諸葛亮，看不起民眾，主張愚民政策的“行易知難”的唯心論。對於民生主義則反對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而以馬克思為社會病理學家而他是社會生理學家的武斷“學說”，而且常要鄭重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履行條約義務等，甚至還要聯美或聯日來革命，使人幾乎不能認識是一革命的人而是反動的人了。這是由於他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o”（《改造我們的學習》）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用馬列主義的方法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包含對內對外兩個方面，是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或稱民族革命），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基本事實是：（甲）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國主義的財政經濟的統治﹔（乙）因軍閥和官僚的壓迫而加重的封建殘余的壓迫﹔（丙）千百萬工農群眾日益發展的反封建官僚壓迫、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丁）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它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性，它對革命運動規模的恐懼﹔（戊）無產階級日益增長的革命積極性，無產階級在千百萬勞動群眾中的威信的增長﹔（己）中國鄰邦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斯大林）因此，我黨就提出革命的目標是打倒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革命的領導要有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堅強的階級先鋒的黨來作核心，與各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隻有這樣才能獲得勝利。這樣一來，就為中國革命開一新紀元，革命青年生氣勃勃，尤其工人運動高潮，如火如荼的罷工威力，震動了全國。

中山先生畢竟是一個革命家，看見了共產黨這個新生的蓬勃的革命力量，就想得其援助以一新他的腐朽的國民黨。我黨也以為國民黨有革命的傳統，而且可以結成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也願意與國民黨合作。經過我黨代表和林伯渠同志與中山先生接洽，同時蘇俄的代表馬林、越飛先后到桂林、上海，與中山先生聯絡。中山先生遂毅然“以俄為師”，並依靠工農廣大的力量來進行革命，遂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以適合現狀之要求來解釋三民主義，以列寧的共產黨的組織方式來改組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內許多人都反對，中山先生憤然地說：“你們都反對，我就一個人去加入共產黨。”可見中山先生真有革命的精神，值得大家的尊敬。幸而這時有廖仲愷先生是真正認識了改組的意義，為誠心誠意贊助中山先生改組的一人。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與越飛共同發表宣言后，因越飛赴日養病，遂派仲愷先生與之同行，在日本熱海花了一個月工夫，擬定了改組的一切計劃。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后第一次代表大會於廣州舉行，發表了有名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從此，就給了國民黨以新的生命。

二、國民黨改組以后，革命路線與反革命路線的斗爭

自從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國共合作成立，革命的動力集中了﹔以反帝反封建軍閥為對象，革命的目標確定了﹔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為革命的原則，革命的理論正確的了，這樣就推動了革命大踏步前進。

中共加入國民黨時，就有“左”右傾的兩種錯誤思想。陳獨秀領導的右傾思想，贊成加入國民黨，同時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應該有什麼獨立的工作。甚至說：“中國共產黨早生了五年”，這無疑是取消主義的思想。同時有張國燾一派“左”傾的思想，則“反對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他們起初反對加入國民黨，后來贊成，但要保留產業工人不要加入。這是一樣的不了解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

這兩派主張的根本思想，都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的理論。前一派認為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應該幫助資產階級，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等到將來再說，所以甚至覺得共產黨都可以取消。后一派則認為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固然應該參加，可是我們的任務是准備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產業工人決不應該加入國民黨中去受資產階級思想的洗染。這兩種思想都是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有一座萬裡長城的隔離，而不知從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馬列主義的路線。

因有這種機會主義路線，對資產階級採取讓步，要避包辦國民黨之嫌。

一九二五年冬發生西山會議派，同時民族資產階級已有反動端倪，已經開始反對工人階級斗爭，極力控制共產黨，而陳的路線乃認代表半封建勢力的西山會議派為右派，而以戴季陶思想為中心的資產階級為中派，採取向中派讓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實際上對右派也一樣讓步。當時廣東的黨，一方面反映著階級斗爭的發展，另方面在廣東的國際代表鮑羅廷在那時還能相當執行國際的指示，於廣東黨與中央在許多問題上發生過爭論。當時廣東黨的路線，一方面發展群眾的組織與斗爭，另一方面在國民黨內採取不斷地向右派進攻的政策。一般人叫它為“剝筍政策”。征服了商團事變之后，馬上肅清東江，削平劉、楊，繼續又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左派與共產黨的勢力一天天地發展起來，機會主義的中央卻天天斥責廣東太激進了，叫廣東的黨破壞了中國民族革命聯合戰線。最值得記憶的一次爭論，就是在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以前，廣東黨堅主反對右派，把當時九個著名的右派領袖，如戴季陶、孫科等都驅逐出廣東，並且准備在這次會議上把國民黨造成左派與共產黨聯合的中央。可是當時中央的主張，卻確實與廣東相反，認為當時革命形勢（郭鬆齡反奉失敗后）在全國各處都受到了打擊，因此必須向右派讓步，以保持聯合戰線。於是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孫科、葉楚傖、邵元沖等到了上海，中央卻馬上與他們實行“談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並訂立了極可恥的條件：（一）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指導機關中不得佔過三分之一的人數﹔（二）由共產黨中央命令廣東黨部延遲二次大會，等候這些右派領袖回到廣東以后再開，於是這些右派領袖又回到廣東參加二次大會。

二次大會勝利地完成了許多任務，但以中央的讓步路線與張國燾的不正確領導，沒有達到共產黨佔中央委員三分之一，及左派佔三分之一多和不要右派的目的，反而使右派佔了三分之一以上（十五人），左派反而比右派少了，這就使左派勢孤而右派得勢了。孫科、戴季陶等都為中委，而蔣介石更為他們利用來打擊左派，戴、葉、張靜江等與蔣勾結，孫文主義學會陰謀百出，於是三•二○事變發生了。

三•二○事變完全是蔣的陰謀，竟設一圈套把中山軍艦騙到黃埔，逮捕艦長李之龍，大捕共產黨的黨代表，監視蘇聯軍事教官等（當李之龍因中山艦案被捕消息傳到此間時，我們因為李最近曾受留黨察看的處分，以為他已加入反動派了。后來見報載中山艦案乃是李之龍受命於共產黨的倒蔣陰謀，我們更覺得離奇，最后接恩來來信，才知道李之龍上了反動派的圈套）。蔣是極陰險狡詐的右派，而我們誤認他為中派。這一事變的意義是資產階級要先打擊無產階級的力量，取得國民黨的領導權，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結果完全符合他們一個階級的利益。

在這一事變中，廣東黨與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見。第一討論這事變的原因，廣東黨認為是“當進攻而沒有進攻”的結果，中央則反是，認為是“當退步而沒有退讓”的結果。第二個爭論是對於三•二○事變的策略，廣東黨認為“退出國黨就等於放棄群眾，放棄革命的國黨旗幟給資產階級，這就是莫大的損失。這時應採取暫時讓步，以保留在國黨內，同時積極准備新的進攻，以奪取領導權。”另外上海有少數同志，認為〔是〕莫大恥辱，應即退出國黨。當時陳（獨秀）卻有第三種意見，就是有名的“辦而不包，退而不出”，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三•二○事變是共黨的激進政策，是想包辦國民黨的事逼出來的，所以以后隻應“辦而不包”，馬上退出國黨是錯的，但一定要向右派退讓，所以隻要“退而不出”——這是奴服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精神。

三•二○事變已經在事實上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的動搖與反革命的必然性。共產黨經過這一事變的教訓，應該更堅決地在政治上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積極爭取小資產階級群眾，尤其要爭取農民與士兵群眾，使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並切實批評資產階級的動搖，積極領導群眾斗爭，准備自己的力量，以鎮壓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到來，以奪取這一革命聯盟到自己領導之下。廣東省委當時對於與國民黨關系的策略，雖然比中央的投降路線要正確些，但是對於擴大群眾基礎的工作也不十分堅決。北伐開始的時候，曾向中央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北伐過程中，到底准備推翻蔣呢？還是擁護蔣？”廣東是主張前者，可是中央答復得妙：“不是推翻蔣，也不是擁護蔣。”總之，這是“既然要聯合戰線，就應當自己讓步”的機會主義原則在作怪，絕不懂得“要聯合又要斗爭”的原則。這次我們與國民黨二次合作，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要團結又要斗爭”而實行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那就不會有今天我們的勝利！

三•二○事變，這時聯共中央認為：“必須使右派退出，或開除他們出國民黨。”（然而），左派自己認錯，讓右派氣焰更高，汪精衛出走，蔣更得勢。五月十五日，國黨二中全會，蔣主持，提出“黨務整理案”，並議決選舉中央主席（原來國民黨改組是仿效聯共的民主集中制。中山在眾推他為總理時固辭。他在列寧逝世時很沉痛地說：“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他因列寧之死而觸情感懷，似乎是預知他不能久領導黨員，而望能實行民主集中制。現又設主席，違反中山先生之意了），西山會議的精神，一部分實現了，反動派還並不因此而驟然得勢。孫科提禁止國黨有左右派之分的案，遭否決。事前有共產謠言，軍事暴動謠言，銀行擠兌，但這時左派與共派聯盟很固，民眾贊成左派，單此一案還不足以決定國民黨中央之右傾，還有“團結革命分子與反動派等戰斗”之宣言。這是表明蔣之勢力未充，還想借革命勢力達他的願望。他是上海交易所的老板，最富於投機權術。所以北方軍閥“反共”“反赤”，蔣介石先生當時也是大罵他們的呀！

三、北伐勝利與革命階級的分化

一九二六年正月，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剛開，廣西就擁護國民政府，兩廣統一了。隨后貴州黔軍兩軍參加國民革命軍，湖南唐生智率軍來歸，這是革命軍事力量的發展。

自“五卅”上海慘案發生以來，罷工風潮愈趨激烈，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成了國民政府的支柱，各地工人運動蓬勃發展。一九二六年五一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有組織的工人已經有一百二十四萬一千余人，這是革命的骨干。〔這是〕工人運動的大發展。

廣東農民協會成立，聲勢已大振。湖南農民運動雖還在秘密時期，卻使農民大大的革命化。這是農民運動的發展。

一年以來革命聲勢的擴大，勝於十年二十年，而且革命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口號，一針見血，大為全國人民所歡迎，大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勢。

北方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並想用什麼約法、憲法之名來把持中國政權（他們以恢復所謂“國法”以與民眾及中山所要的國民會議對抗。吳佩孚稱護憲，使曹錕辭職，還有國會自動召集之說﹔這種賄選國會，軍閥與英帝走狗居然想復活！張作霖另有企圖，主張護法以與曹憲抗衡。他主張約法，依法召集新國會）。今天時局變了，反革命與帝國主義就要用反共之名來把持政權。這時北方局勢是吳佩孚、張作霖、段祺瑞奉日帝國主義等之命，聯合向北京馮玉祥的國民軍進攻，不但在“三•一八”發生屠殺學生慘案，而且以聯軍力量戰勝了國民軍。吳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奪取完全政權，遂轉而向南方發展。他向南發展之第一步，是以實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軍隊，驅逐唐生智出湖南。第二步便是聯合湘、鄂、川、滇、黔、豫、贛、閩八省反動軍隊圍攻兩廣，也說要四面圍剿以根絕“赤禍”呢！

民眾有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要求，軍閥又有圍攻革命根據地之危險，國民政府遂於七月初出師北伐，以蔣介石先生為總司令。他在出師宣言中說：“吳賊所資為號召者，厥為‘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者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陣線之口號也！”蔣之贊成北伐，是想利用革命達到他的企圖，即向外取得地盤，並以軍事力量限制革命的發展。

民眾革命的力量是無堅不破的。尤其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部隊，有共產黨員葉挺等作先鋒，軍中大半為共產黨員，與人民打成—片，成為人民的軍隊，往往兵未至而民眾已蜂起，因而第四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於十月初即克服武漢。如此迅速，完全是由於軍隊革命的犧牲精神，工農廣大群眾的援助的結果。革命浪潮極端迅速地使群眾革命化了，成千成萬工農卷入革命斗爭，團結成突擊的隊伍。肅清中國封建殘余的斗爭，反對帝國主義奴役的斗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日益帶有極端殘酷的性質。在一九二七年夏天，便達到最高程度。

當北伐初期，民族資產階級還與革命工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同道前進，這是全民聯合戰線的革命。因為資產階級企圖利用革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國民黨內右派反對左派激烈斗爭的原因。當時我黨也有廣東路線與機會主義陳獨秀的上海路線的斗爭，廣東路線是要我黨黨員與國民黨左派親密合作，以黨的紀律打擊右派向反革命走的道路，上海路線則向右派妥協投降。

中國大革命最激烈、最復雜的斗爭時期，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候。雖然很久以來中央就發展了機會主義與宗法家長制的領導，工人運動中都沒有提拔工人同志來領導，而都是知識分子在干，但是客觀上勞動群眾的斗爭卻依然急烈的發展。赤色工會發展到將近三百萬會員，吸收極多的店員、手工工人參加，農民協會隻以湘鄂贛粵計算，發展將近一千萬會員，國民黨左派運動有極大的發展，軍隊中也有力量，雖然這些發展大半屬於自發的，可是前一階段中，共黨加入國黨的政策，以及客觀上革命勢力的發展，使“取得國民黨，取得國民革命，取得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事實上部分實現，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勢力。共產黨以工農團體中的領導權之取得，而成為革命的先鋒與主干。當時的任務，就在一面認清“五卅”以來“中國無產階級暫時還沒有革命的領導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雜志社論），一方面堅決地進—步而取得政權與軍權的領導權。這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形勢，中共中央便放在這種形勢之前。

這時北方反革命的勢力已不能阻止革命，帝國主義看見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於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勢力找尋它的同盟者，因此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與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勾結。反動分子又起而破壞革命聯合戰線，欲使革命轉入反革命。蔣介石要黨政機關設南昌，就是想指導機關盡入其軍事獨裁之掌握。蔣企圖分裂國民黨，在南昌成立新中央，並於二月在廬山召集軍事會議，拉攏許多初加入國民黨的舊式軍人，和他們拜把換帖，結為兄弟。武漢革命的國民黨在三中全會上打擊了他這個企圖，執行了正確的廣東路線，於是黨和國民政府有了一番新氣象，革命勢力又為之一振。

當北伐出師時，蔣為總司令，並親率其第一軍出江西，以為黃埔學生及精銳武器都在這一軍，前此打了許多勝仗，這次一定也是所向無敵。殊不知前此之所以打勝仗，一面是共產黨員英勇奮斗作了模范，一面是與工農群眾結合，成了不可抗的軍隊。自三•二○事變后，共產黨員被驅逐或陷害了，所謂蔣的心腹大都是驕奢淫逸，腐敗不堪，並與工農為敵，因而處處打敗戰。江西久攻不下。而第四軍張發奎部有葉挺等共產黨員作骨干，與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八等軍一樣，不僅有共產黨員，還保存革命作風，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所向無敵。去年十月張發奎等即攻下武漢，現在二、六兩軍又攻下南京。蔣於遲遲攻下南昌后，見武漢政府勢力完全統治了長江流域，三中全會又取消了他的黨政軍總攬大權，遂決心背叛革命。中國革命狂風般地發展而引起了階級力量之分化。蔣到了上海，帝國主義懾於革命勢力的可怕，知道蔣對革命路線不滿，正好利用他在革命內部來分化革命力量，遂勾結蔣以圖打倒革命。果然蔣借口開赴前線，下命令調二十六師離開上海，卻於上海附近把忠於革命的軍官換成自己的親信，又重新開回上海來舉行對工人的大屠殺。蔣之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政府，是表明資產階級畏懼工人運動，退出了革命，產生了民族反革命的中心，國民黨右派與帝國主義互相妥協來反對革命，投入到世界帝國主義所領導與組織的反動營壘中去了。中國革命分裂為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革命的中心與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汪精衛於四月初到上海，向右派哭訴道：“我也是反共的。不過方法不同，我此次到武漢去必有所表現，我們是殊途同歸。”汪奉了自告奮勇的秘密使命於四月十日到了武漢，我黨機會主義的陳獨秀也同時到了武漢，這就便利了他們危害革命。當時武漢革命的國民黨也作了很多錯誤〔的事〕：第一是四月三、四兩日，張發奎出發到南京去鞏固革命的軍隊，既上船又調回，理由是不要太迫近上海，以免與帝國主義直接沖突，革命須向西北發展，以實行所謂“西北路線”。如果第四軍到了南京，或者南京不至為叛徒所據，成為反革命的中心，革命發展的前途當又是另一種形勢﹔革命或不至失敗。第二是〔應〕不為汪精衛左的內奸的面目所欺騙，及毅然反抗陳獨秀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線，而實行更向前發展工農的革命運動，鞏固工農群眾組織，作為工農革命民主政權的堅實基礎，來進行更堅決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生死斗爭。共產黨應與革命的國民黨親密合作，肅清國民黨右派，把國家的一切政權集中在革命的沒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手裡，以保持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革命聯盟。共產黨在和革命的國民黨員在一個隊伍中斗爭的時候，必須比任何時候更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不隨他們動搖，或者作他們的尾巴。但是當時恰恰違反了這個革命路線，更不知汪精衛的內奸政策而迷惑於他的革命詞句，把一切政權都交與他，他在討蔣和第二次誓師北伐的演詞中都表現他“左”的面目，麻痺了一般人（共產黨也在內）的警惕性。但事實是很顯然的，這就是武漢一面下令討蔣，一方便已下令“討共”。討蔣和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為的特別委員會組織的決議，差不多是同日同時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討蔣，四月下旬即組織特委以“制裁違反本黨（國民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

五月中，北伐軍正在艱苦戰斗的時候，許克祥在長沙就舉行馬日政變，大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同時夏斗寅、楊森叛軍自宜昌向武漢進攻，夏斗寅已到武昌三十裡的紙坊，楊森到漢口附近的蔡甸，情勢危殆，反革命以為可以扑滅革命了。但葉挺率中央軍校的子弟兵一擊，就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正要乘勝進攻長沙，而汪精衛嚴厲制止，說夏部已歸唐生智收編，長沙事變要和平解決。而陳獨秀也隨汪之后極力壓迫革命，汪說農民運動過火，陳也說農民運動過火﹔汪說工人不應該佔領工廠，陳也說工人不應該佔領工廠﹔汪說童子團胡鬧，陳也照樣說，甚至解散糾察隊，自動繳械。何鍵在漢陽兵工廠發表反共宣言，反革命分子鬧得烏煙瘴氣。而一方面則革命怒潮空前高漲，有組織的工人已有三百五十萬，有組織的農民已有一千萬。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最有力量，農民協會成了農村的政權機關，打倒土豪劣紳，有些地方農民自動插標，分配土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鄉間治安從來沒有這樣有秩序，這樣平靜過，不僅沒有乞丐、流氓，而且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現象。人民安居樂業，無不勞動之人，這如何不引廣大人民來擁護革命呢？被驅逐的土豪劣紳都跑到武漢來訴苦、造謠、誣蔑，汪精衛就作為資本，大罵革命破壞統一，破壞政府法令。陳獨秀則發出許多制止工農運動的命令，大罵過火。唯恐不能傾長江之水淹息這革命熊熊之焰！帝國主義則盡力封鎖，使武漢經濟恐慌，並造什麼裸體跳舞，禁穿長衣等等謠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十分尖銳。幸而五月底北伐軍攻下鄭州，革命勢力已發展到黃河流域，革命將由第二階段發展到第三階段，殊不知反革命已經准備好了埋葬革命。鄭州攻下不幾天，六月五、六日，汪精衛和幾個黨政要人就到鄭州，與馮玉祥開會。這個會議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反共，但他們秘而不宣。十九日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到馮玉祥密電，說已完成了到徐州與蔣會面的使命。我質問汪精衛，他還堅決地說：“誰派他去？他造謠。”

分共的謠言一天比一天厲害，到了七月十五日分共的前一夜，汪召集國民黨要人在他的寓所開討論分共會議。孫夫人宋慶齡聞此消息，痛哭得不堪，且不願出席，托陳友仁代述她的意見，堅決要國民黨繼續總理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絕對反對執行與三大政策相反的政策，力言總理對於這政策的決心與臨終諄諄的告誡及遺囑，如果違反這個政策，稱不得是總理的信徒。陳友仁也代為爭論，斗爭得很激烈。在一般人的幻想以為汪精衛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一定不主張分共。那知道，在這會上汪主張分共最力。誰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誰是中山先生的叛徒，這時才揭曉了。但汪於十五日正式決議分共后，還要掩蓋他的內奸面目，大呼反共同時還要反蔣。胡漢民作文譏諷他說：“反共猶須反蔣，則聯共尚須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寧有過於此耶？”胡先生太老實，太落后了，怎能了解新時代流氓和戲子所玩的新花樣呢？汪偽裝反蔣的最后一幕，不久也就收拾起來，與南京反革命的政府合流。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就這樣告失敗了。

汪精衛的叛變是表明上層小資產階級又退出了革命。這時共產黨還想同左派的革命的國民黨用革命的武裝力量以維持革命的勝利，於八月一日，以葉挺、賀龍兩軍在南昌起義，這是一個英勇的繼續革命的企圖。可惜在機會主義（者）譚平山不正確的政治指導之下，僅僅成了一個軍事行動。沒有用力組織群眾，武裝農民。柔和的政綱特別是柔和的土地政綱，不能動員群眾。隻在汕頭、湯坑軍事一失利，就完全失敗了。這又一次的給革命以教訓。所殘余的工農武裝戰士編為工農紅軍，就是我們紅軍的基礎。這以后，國民黨已完全成了反革命的旗幟，中國大革命時期從此完結，中國革命轉到工農聯合更深入的土地革命的蘇維埃階段。

【編后】

這篇文章是《吳玉章傳》編寫組楊世元根據吳玉章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時的手稿殘頁整理的。吳老手稿是寫在一種馬蘭紙的長卷上。“文化大革命”中，吳老寓所曾被“查抄”，這部分手稿不僅被扯凌亂了，且有所散失。整理時一律據原稿直錄，僅對少數簡稱或明顯筆誤作了補正。小標題為吳老手稿提綱所原有，全文標題是整理者加的。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