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中共黨史學科理論的重建與進步

新時期以來，中共黨史研究取得了眾多成就，學科理論建設的發展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方面。回顧30余年來中共黨史學科發展所取得的理論成就，我們會發現其中是有著內在的學術發展理路的，其進步並非雜亂無章地盲目推進，而是理論更新的漸滋漸長。對這個問題的考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共黨史研究在理論上取得了何種突破，目前處於何種發展階段，這也是對一代代黨史學人不斷努力的肯定和追記。

一、20世紀70年代后期黨史學科理論的重建

新時期以來中共黨史學科理論的發展是以“文化大革命”后學科理論的重建為前提的，這種重建持續了兩三年的時間。較早可以追溯到粉碎“四人幫”后的1977年10月，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號召研究黨史﹔胡耀邦也於是年12月提出黨校工作要重點研究黨史，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此后，黨史研究中的撥亂反正逐漸展開，“重評”史學的興起以及對“四人幫”組織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的批判，有效地推動了這項工作的進行，黨史研究的學術化也初現端倪。[1]而這幾年中黨史研究學科理論的重建實際是圍繞對黨史教研工作的探討展開的，這體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關於編寫黨史正本的呼聲日益強烈，如前述葉劍英的講話中就指出：“現在不知有多少黨史，就是沒有個正本”，“在我們面前擺著一個重大任務，就是研究和編寫黨史”。[2]1978年以后，這種呼聲就更多了。

其次，學科建設會議不斷召開。1978年底杭州大學舉辦“中共黨史教學和講義編寫座談會”，全國8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29名黨史工作者參會，探討了黨史教研工作如何堅持實事求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問題。1979年3月，中國歷史科學規劃會議圍繞全國性的黨史編寫機構、黨史專題和人物研究、黨史資料的整理和開放、黨史研究的理論和學術探討等問題展開了討論並提交建議。

再次，相關理論問題的爭鳴成為熱點。胡華《關於黨史教學的若干問題》和岳平《當前黨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前者強調黨史教學要實事求是，以實踐檢驗真理的科學態度進行，如實地編寫黨史﹔探討了中共黨史的研究方向、目的、意義，將黨史視為黨性和科學性統一的學科，還歷史本來面目﹔對領袖、干部、群眾的關系，人物評價等黨史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都有涉及，盡管沒有完全突破舊的著史體系的框架（黨史分期問題最為明顯），但許多論斷都是較為客觀、公允的。[3]后者對黨史正本編寫，黨史教研的主要對象、內容，貫徹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等問題的論述都可圈可點。尤其是在否定舊有黨史著史體系上，作者旗幟鮮明地指出：過去搞黨史要“以歷史為線索，以兩條路線斗爭為綱，以毛主席著作為教材”的口號，“顛倒了主體與非主體的關系，把黨領導的偉大斗爭實踐放到次要和陪襯的地位”，這種“突出個人作用，夸大路線斗爭”的研究方式是不妥當的，“我們應該解放思想，肅清現代迷信的流毒，把黨的活動放到黨史教學和研究的首位”﹔在研究態度上主張解放思想，勇於探索，強調“科學無禁區，黨的歷史問題的研究也不應有禁區”，“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該通過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和實踐的檢驗去解決”，“黨史工作者也要解放思想，無所畏懼，發揚敢於秉筆直書的傳統史德”。[4]

黨史工作者懷著巨大勇氣所提出的這些理論性認識，突破了“文化大革命”中極端僵化的黨史學科理論體系，力圖把黨史理論恢復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科學”水平，實際是對黨史學科基礎理論的重建。而這種理論重建與黨史專業和黨史科研機構的恢復、新建，黨史講義的重新編寫，黨史課程的重新開設等學科建設實踐並行，共同推動了黨史學科理論在80年代的巨大發展。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共黨史學科理論的三大進步

1980年以后，中共黨史研究的春天到來了。中央黨史委員會、黨史編審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先后成立，《黨史研究》也創刊了，表明中共黨史的專門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共產黨歷史教學大綱》出版，宣告黨史學科體系的恢復。[5]圍繞黨史撰述體系的爭鳴也開始了，如馬齊彬對黨史研究任務、對象、原則的全面闡述[6]，廖蓋隆對黨史分期的新論述[7]，都體現了黨史學界在舊的黨史撰述體系基礎上的創新。張靜如先生也於此時起意要搞一部中共黨史學史。[8]伴隨著對黨史學科理論的重建，新的問題又在黨史工作者的頭腦中縈繞，將來的黨史學科應當如何建設？以往的中共黨史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怎樣的經驗教訓？圍繞著對這些問題的不斷探索，黨史研究學科理論最終實現三個方面的進步：

（一）黨史編撰中創造出新的著史體系

在舊的著史體系的弊病已經顯露的情況下，中共黨史學界開始了對新的著史體系的探索。首先是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的歷史與毛澤東思想作出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因為總體“立得住”，因此對后來的中共黨史研究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其后，李新、陳鐵健主編的《偉大的開端》（1983年）在體裁上創造性地採用“紀事本末體”撰寫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打破了此前黨史撰述中的編年史體裁。而鄭德榮、郭彬蔚主編的《中共黨史教程》（1989年）則在黨史分期、史料取舍、歷史評價等問題上“對傳統綱目和教材體系作了必要的調整和充實”，因而其編撰體例是富有新意的。胡繩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91年）以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在吸收黨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共黨史上許多問題的認識上升到了理論高度，實事求是地提出許多新觀點和論斷，作為官方黨史撰述的正本，在黨史研究的史識上獨具慧眼。沙健孫等編著的《中國共產黨通史》（1996—2000年陸續出版）作為黨史研究的第一部以“中國共產黨通史”命名的著作，以5卷304萬字的篇幅貫通黨史的方方面面，“向讀者提供一部內容比較翔實的黨史著作”，史料的豐富是該著的重要特色。

以上這些著作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版較早的富有代表性的黨史編撰成果，也是黨史工作者不斷創新黨史著史體系的結晶。此后，新的編撰形式不斷出現，成果眾多，茲舉兩例。谷安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二十八講》（2006年），運用了近些年出版界流行的講談錄形式編排黨史，寫教材而富於通俗性，簡明輕鬆，令人易讀﹔於幼軍的《社會主義在中國（1919—1965）》（2011年），如其簡介所言，“採用中國傳統文學章回演義的體裁，將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史、社會主義運動史、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有關內容熔於一爐”，作史書而富於文學性，新穎生動，令人喜讀。以上所舉固然不能代表黨史著史體系上的所有進步，但在體裁上的創新卻是有目共睹的。總之，這些著作以豐富多彩的體裁、體例形式，或者從整體，或者從局部敘述了中共歷史進程。它們的出版，創新了中共黨史的著史體系，表明黨史撰述中新的理論和實踐正不斷得到深化。

（二）黨史學科基礎理論的系統構建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幾年中，黨史學科理論進展較為緩慢，究其原因，一是在黨史學科理論得到重建后，人們把注意力放在對這些理論的運用上，所以有關黨史教學問題的探討成為這個時期人們關注的重點﹔二是對新的理論體系構建處於探索當中。到了1985年，作為高校政治理論課的中共黨史課程一律改為中國革命史，僅有各級黨校和部分學校保留該課程。中共黨史政治理論色彩的減輕，推進了黨史學界關於學科理論問題的爭鳴，《黨史研究》編輯部於1986年召開了關於中共黨史學理論的學術討論會，此后相關的學術會議持續不斷。體現在學術成果上，1985年和1986年，系子和馬齊彬分別發文探討中共黨史的學科性質，強調它既是歷史學科，也是理論學科。[9]作為回應，周振剛、張靜如、王朝美等在1987年紛紛撰文指出，中共黨史應當是歷史學科。[10]在這種熱烈的學術爭鳴中，對中共黨史學科特點、價值功能、研究任務、研究對象、主要內容、歷史分期，黨史學體系構成、理論、方法等問題的探討逐漸展開，成果眾多。[11]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仲清的《中共黨史學概論》（1991年），全書分為上下編，上編對以上所提到的中共黨史宏觀研究中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探討，下編就具體操作問題進行了論述，涉及到中共黨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史料、人物年譜和傳記的編寫、史學批評、地方史研究、史學工作者的素養等問題。這部吸收了眾多成果的開創之作，是新的中共黨史學體系構建中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標志著系統的黨史學科理論的建立。此后，黨史學科理論體系不斷完善，在黨史史料學、文獻學、史學史、史學批評等領域也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進入90年代，關於中共黨史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與80年代后期相比盡管稍顯冷清，但也此起彼伏，並未完全沉寂，如在黨史分期問題上，就有相當多的討論。[12]到90年代末，更有像曹軍的《中共黨史學研究》（1999年）、盧聳崗的《黨史研究概論》（2000年）等著作出現。進入21世紀以后，圍繞中共黨史學科理論的探討仍在持續，有關黨史研究的指導理論、研究方法、歷史分期、功能、特性、史料、研究內容和對象等問題皆有探討，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受到格外關注，較典型的如《黨史理論縱橫談》（2001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學勤的《中共黨史學概論》（2012年），該書在總結和吸收諸多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共黨史研究進行了反思，除了論述黨史學基本理論之外，在歷史觀、新史學方法、史料和論著編撰等問題上均有新創，可謂中共黨史學科理論建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體現。正是由於新時期以來中共黨史學界諸多學者的共同努力，才創新並夯實了該學科的理論基礎，使得其學科基礎理論不斷走向完善和系統化。

（三）黨史學術史意識的生成與發展

中共黨史學科理論新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表現，便是黨史學術史意識的生成。這種意識最早是通過對國外黨史研究動態的考察體現出來的。1981年張注洪撰寫《關於國外研究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文獻史料及其利用》一文，描述了當時研究者的心態：“粉碎‘四人幫’以后，在解放思想、打破禁區、提倡扎扎實實的學風的可喜形勢下，利用國外資料也正日益引起較多研究者的重視。國外研究黨史、革命史的動態如何，提供了哪些有價值的史料，以及如何對待和利用這些史料，就成為黨史、革命史研究者以至學習愛好者關注的問題。”除了指出國外有哪些史料值得參考外，文章還就為什麼必須了解國外研究動態和有關文獻史料，以及怎樣利用的問題進行了探討。[13]同年，屈孟雄的《當前國內外研究中共黨史的一些情況》也就此進行了介紹。[14]胡華、林代昭於1982年發表的《台港和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對海外研究中共黨史的特點、錯誤傾向進行了詳盡分析，並探討了如何認識的問題。[15]此后，海外中共黨史研究便時常受到人們的關注。[16]

與此同時，人們的觀察視野也開始轉向國內，開始注意對國內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黨史研究歷程的梳理。較早的文章有1985年陶柏康的《毛澤東同志對黨史研究的貢獻》，認為毛澤東對中共黨史研究的貢獻主要在於指出了黨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和研究起點。[17]而周朝民也於次年開始撰文探討蔡和森的中共黨史研究和貢獻，指出作為黨史研究開創者，蔡和森“開科學的中共黨史研究之先河”。[18]此后，關於改革開放以前黨史研究的考察日漸成風，尤其是在1987年以后，端賴於張靜如等學人的大力推進，此前對黨史研究歷程的零星考察轉變為有系統、有目的的中共黨史學史研究。盡管黨史學界關於史學史研究的呼聲早就存在了，但真正開展則是在1987年，張靜如指導其學生王京生撰寫《中共黨史學史概說》及《黨史學初建狀況研究》[19]，對黨史學史的學科性質、研究任務、對象、分期等問題做了嘗試性界定。接著，唐曼珍也於次年發表《黨史學成型期狀況研究》[20]。這三篇論文被視為中共黨史史學史研究的開端。[21]而更具份量的則是1990年張靜如、唐曼珍主編的《中共黨史學史》的出版。該書接續了王京生的工作，將黨史學發展劃分為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復興五期，並對每期有關黨史研究的代表性觀點、學術著作、史學理論以及著述者對黨史學發展的貢獻進行了細致的評介。因為富於開創性，該書因此也被視為史學史研究規范初步確立的標志。[22]

進入90年代，對中共黨史學術史進行梳理的成果更為眾多，周一平是從事這項工作的重要代表，其總論方面的著作有《中共黨史研究七十年》（1991年）、與翟作君等合作的《中共黨史史學史辭典》（1993年）﹔人物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毛澤東生平研究七十年》（1991年）、《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創者——蔡和森》（1993年）、《毛澤東思想研究史稿》（1996年）。而相關論文之多更是難以一一列舉。此外，唐曼珍的《毛澤東與中共黨史學》（1993年）、王子今的《毛澤東與中國史學》（1993年）、李文林主編的《毛澤東研究著作提要》（1993年）、葉衛平的《西方“毛澤東學”研究》（1993年）、侯且岸的《毛澤東研究史論》（1995年）、鄒兆辰的《毛澤東對歷史的考察》（1995年），等等，都是有關毛澤東研究的學術史成果。而有關鄧小平、張聞天、蔡和森等中共領導人的黨史學思想的研究成果也為數不少。但不論怎樣，這種由總論式研究向人物式研究的轉變說明，在黨史學術史研究得到深化的同時，對改革開放以前黨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即將告一段落。這樣，到90年代末，人們開始了對改革開放以來黨史研究學術史的回顧。[23]1998年，時值改革開放20年，總結新時期以來中共黨史研究歷程的文章集中出現[24]，肯定了20年來中共黨史研究在史實研究、史料整理、史學學科建設上的長足進步。此后的1999年到2001年，回顧性的文章不斷出現，持續了兩三年的熱度。如1999年楊奎鬆撰寫的《50年來的中共黨史研究》一文，從“學術研究”的立場，對1949年以后中共黨史研究的趨勢、特點進行了分析，試圖通過對基本史實研究中成就與不足的考察，反映“此一研究不同於其他歷史學研究的關鍵所在，和它走向學術化的那種不為一般人所知的艱辛”。[25]周一平和王庭科則注重從黨史學科理論和研究模式轉換等角度考察中共黨史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前者試圖撰文說明50年中共黨史研究雖經歷了曲折坎坷，卻終於走上了陽光大道﹔后者撰文則要闡明黨史研究在經歷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后，走上科學軌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6]

事實上，進入21世紀后，黨史研究中的學術史意識發展得更為成熟了，存在以下幾種取向：1.要求以“學術”為標尺對中共黨史研究進行學術史考察。如郭若平對黨史研究中學術史分析和新方法引入的吁求，吳志軍對新時期以來黨史研究學術化歷程的梳理，都是這種呼聲的代表。2.要求在傳統的黨史史學史路徑上尋求深化、創新。以周一平對黨史史學史和黨史學批評的持續主張，於文善對黨史史學史的再考察為典型趨向。尤其是周一平在2001年推出的《中共黨史史學史》，試圖從研究實踐上貫徹自己1991年提出的建設“中共黨史史學史”學科的主張，這無疑是黨史學術史研究的力作。3.研究對象上，從對黨的領袖（如毛澤東、鄧小平、張聞天、蔡和森等）黨史思想的研究逐步轉向對黨史專家（如陳伯達、何干之、胡喬木、胡繩、胡華、龔育之、張靜如、郭德宏等）黨史思想的研究，這從近30余年發表的相關論文和博士、碩士論文選題中即可看出。4.黨史研究述評從每逢十年開展一次的紀念性學術史回顧發展到每年皆有的研究述評，如劉晶芳、曹普、劉振清、沈傳亮等從2001年起每年不斷的黨史研究述評，陳鶴、翟亞柳、喬軍等從2007年起每年不斷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皆是如此。5.在數量上，根據筆者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的統計，從1980年迄今，以2001年為界，在前后兩個時期所發表的與中共黨史相關的論文數量存在巨大差異，2001年以后發表的相關文章數量明顯增多了。[27]

三、學術反思與中共黨史研究的史學化

中共黨史研究中著史體系的創新、學科基礎理論的系統構建、學術史意識的生成與發展，表明中共黨史學科理論在新時期以后取得了重大發展，學術體系的構建更加完善和精准了。這種趨勢的出現在根本上是由於學術大環境的改變造成的，而直接的學理原因則是黨史研究學術反思的加強，以及黨史研究史學化趨勢的出現。

中共黨史作為影射史學的重災區，“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是最早進行撥亂反正的史學領域之一，配合解放思想潮流，中共黨史學科基礎理論得以重建，學術反思也在這個過程中悄然進行，由此推動了學科理論走向成熟。在原有的黨史學科基礎理論中，對研究對象、方法、分期等問題的認識已陳舊不堪，明顯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如何實現理論上的新突破？人們越反思，越會發現原有體系的不足，並致力於新理論的求索。分期問題是較早取得反思成就的領域之一，廖蓋隆在1980年便主張將60年黨史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兩大段，並將黨的成立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獨立成章，對不同時期的斷限提出了調整意見。[28]這種黨史分期法明顯異於原有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四段分期法，豐富了人們的研究視角，代表了人們對黨史學科理論的新思考。

當理論反思不再滿足於更新一隅，而著意於構建新的黨史學體系之時，縱向的學術史與橫向的學科概論自然也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所以早在1980年張靜如先生才會構思黨史學史，而1983年在廣州擬定中共黨史教學大綱時，黨史學理論與方法以及作為其一部分的黨史學史才會成為人們討論的對象。一旦認識到黨史研究處於滯后狀態，人們就傾向於從其他領域借法，於是，系統科學的、比較的、社會心理的、科學假說的、實証的等等新理論、新方法充斥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黨史史壇，而心理史學、社會史學、口述史學、比較史學、計量史學的呼聲則成為21世紀黨史研究方法的新期待。[29]正如有學者所說：“中共黨史學概論就是對中共黨史研究進行反省、反思的理論產物。”[30]這裡的概論既包括黨史編纂理論，也包括學科基礎理論，還包括黨史學術史，它們的發展得益於黨史工作者對自己學術研究的不斷省思，而這種省思則夯實了黨史學科理論大廈的基礎。

當著中共黨史從過度政治化的思想理論教育課程中剝離，歷史學的學科性質得到彰顯，把黨史研究當做歷史研究來看待成為眾多研究者的共同追求，黨史研究的史學化趨勢因之出現，而學科理論則在這種趨勢中得到發展。無論是1985年以后的黨史學屬於歷史學科還是政治理論學科的爭論，或是今天人們對黨史學術史、黨史史學史、黨史史學批評的吁求，黨史研究往史學化的方向每走一步，學科理論的發展就跟進一步。90年代以后，“由於中共黨史不屬於政治理論，而屬於歷史學的大局已定，中共黨史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開始大量接觸史學研究的方法與規范，因此不少論著的寫法明顯地減少了許多武斷的定論，而多了幾分依據史實的分析。”[31]黨史研究的進步反映著黨史學科的史學化，黨史理論的發展也是如此。通過1991年和2012年兩部《中共黨史學概論》的比較即可發現，王著《中共黨史學概論》上編將中共黨史研究的性質、特點、對象、內容與“中共黨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列論述，並將中共黨史學理論分成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和中共黨史學理論兩大部分予以闡述，下編論述了多個關聯不大的主題，這種體例吸收了當時學科理論建設的最新成果，是在中共黨史剛剛被納入歷史學領域后，學者們努力將原有黨史學科體系與時興的歷史學發展潮流進行整合的嘗試，而其中整合的痕跡還較明顯。宋著《中共黨史學概論》則將學科性質、特點等統統納入黨史學基本理論問題之中，再依次談史觀、史法、史料、史著編撰等問題，堅持唯物史觀的同時，又探討新史學方法的應用，層次清晰。這是歷史學意識在黨史研究中不斷深化的結果，這種體例的編排說明了中共黨史研究者已能較自然地將黨史研究當做歷史研究來看待，也體現了研究者在吸收、消化國內史學理論發展成果並將其運用於黨史學體系構建的同時，還在積極探索國外興起的新史學方法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的運用。以上兩本黨史學科概論性著作所體現的差異恰恰反映了黨史研究中歷史學特征在不斷增強。

中共黨史學科的獨立固然促進了黨史研究的史學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熱潮的興起對該趨勢的影響也不容忽視。20世紀80年代末，正當國內史學界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黨史學界非常重視吸收該領域的最新成果。如1987年6月，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的召開，就特請史學理論專家蔣大椿介紹國內史學理論的研究狀況，而蔣先生作為中共黨史學研究的積極支持者，恰是社科院近代史所史學概論專業研究生，師從著名史家黎澍先生。同樣，張靜如先生在北師大也多少受過史學理論思潮興起的影響，他在編輯出版《中共黨史學史》時還征詢過歷史系史學理論方面相關研究專家的意見。周一平先生則師從華東師大吳澤先生，也是史學史專業畢業生。此外，侯且岸為張靜如先生學生，鄒兆辰則師出北師大，都或多或少受到過史學史研究的熏陶。至於黨史理論研究的新輩學人，許多都有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習或研究的相關背景。

這種情況的出現推動了中共黨史學科理論的發展。如侯且岸1988年發表的《略論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的運用》（《黨校教學》1988年第1期）一文就是典型例証，而王仲清的《中共黨史學概論》，開篇即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及其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應用”的導論，書中所探討的中共黨史史學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共黨史學科中研究的具體運用，研究中共黨史學科的性質、特點和社會功能，研究中共黨史學科的對象和主要內容，研究中共黨史的體系和歷史分期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應用於中共黨史研究時需要注意的問題，等等”。[32]事實上，全書的布局也是按照這個思路來的。再如，拿1990年的《中共黨史學史》與2001年的《中共黨史史學史》相比較，從書名上即可看出史學史研究思潮所產生的影響﹔內容上，前者更多的是對中共黨史研究狀況的全面總結，后者則側重對中共黨史撰述中史家、史著、史學思想、史學成就、史學方法等的考察，體現了標准的史學史研究模式。

黨史研究史學化的趨勢本質上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無論是黨史研究中所主張的學科獨立，還是學術史意識的萌生，都是黨史研究要求脫離政治羈絆而轉向正常學術研究的訴求的外在表現。而在進入21世紀后，伴隨著史學化進程的發展，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吁求也從潛藏層面轉為公開主張。無論效果如何，這都將是推動黨史學科理論建設進一步發展的巨大助力。

[1]吳志軍：《一九七九年：中共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起步》，《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黨史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9期。

[2]《葉劍英主席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77年10月10日。

[3]胡華：《關於黨史教學的若干問題》，《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4期。

[4]岳平：《當前黨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人民日報》1979年9月10日。

[5][8]張靜如、唐曼珍：《中共黨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頁、序言。

[6]馬齊彬：《黨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1980年第1期。

[7][28]廖蓋隆：《關於黨史研究和教學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與教學》1980年第7期。

[9]系子：《黨史工作者要深入實際，研究現狀》，《黨史通訊》1985年第4期。馬齊彬：《中共黨史是黨員干部必修的一門學科》，《黨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0]周振剛：《中共黨史是理論學科嗎？——關於中共黨史性質的商榷》，《江漢論壇》1987年第5期。張靜如：《黨史學科建設的斷想》，《黨史研究》1987年第6期。王朝美：《略論中共黨史理論和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史研究》1987年第5期。

[11]田酉如：《中共黨史學基本理論問題研討會簡介》，《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於文善：《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黨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研究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1998年第4期。

[12]梅長冬、柳磊：《中共黨史分期新探》，《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2期。秦隴晟：《中共黨史分期新論》，《甘肅理論學刊》1995年第5期﹔《中共黨史如何分期》，《求實》1995年第4期。魏喜龍：《關於中共黨史歷史階段劃分的思考》，《學習論壇》1996年第3期。張志榮：《中共黨史分期之我見》，《上饒師專學報》1998年第5期。陳述：《論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歷史分期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學報》1999年第4期﹔《試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理論前沿》1999年第19期。

[13]張注洪：《關於國外研究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文獻史料及其利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4]屈孟雄：《當前國內外研究中共黨史的一些情況》，《青海社會科學》1981年紀念建黨六十周年專刊。

[15]胡華、林代昭：《台港和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6]據筆者調查，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除1983年、1988年外，每年都發表對海外中共黨史研究的介紹或評述性文章。

[17]陶柏康：《毛澤東同志對黨史研究的貢獻》，《上海黨校學報》1985年第1期。

[18]周朝民：《論蔡和森的中共黨史研究和貢獻》，《歷史教學問題》1986年第3期。

[19]王京生：《中共黨史學史概說》，《黨史通訊》1987年第1期﹔《黨史學初建狀況研究》，《黨史研究》1987年第6期。

[20]唐曼珍：《黨史學成型期狀況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1]費迅、李子白：《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加強黨史學科建設——中共黨史史學史暨中共黨史史學理論學術研討會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2008年第3期。

[22]吳志軍：《新時期中共黨史學術史研究的歷時性評述》，《北京黨史》2013年第5期。

[23]在此之前，對1978年以后黨史研究的回顧還是有的，但出於紀念性的原因，主要集中在1988年、1989年間，到了90年代后便又沉寂了。

[24]《中共黨史研究二十年的發展》，《北京黨史研究》1998年第5期。陳述：《真理標准討論與中共黨史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學報》1998年第2期。於文善：《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黨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研究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1998年第4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黨史研究的發展》，《廣西黨史》1998年第6期。

[25][31]楊奎鬆：《50年來的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6]周一平：《建國50年來中共黨史研究的發展》，《上海黨史研究》1999年增刊。王庭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史研究的新發展》，《四川黨史》1999年第4期。

[27]根據筆者在中國知網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14年5月1日，除去紀念年份論文數量會劇增外，篇名中包含“中共黨史研究”或“中共黨史”的文章數量，1980—1990年平均每年10-20篇左右，1991—2000年平均每年20-30篇左右，2001—2010年平均每年30-60篇左右，2011—2013年平均每年80-100篇左右。

[29]王仲清：《中共黨史學概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於文善：《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黨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研究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1998年第4期。宋學勤：《中共黨史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

[30]宋學勤：《中共黨史學概論》，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32]王仲清：《中共黨史學概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