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工業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金生官，男，漢族，1946年11月生，江蘇江陰人。196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8月參加工作。曾任北京礦務局門頭溝煤礦技術員、組織干部科副科長，北京市委工業部干部處副處長、處長，北京市東城區委副書記，北京市工藝美術總公司黨委副書記，北京市紡織工業總公司、紡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經理、副董事長，市工業黨校黨委書記。1997年7月至2003年2月任市委工業工作委員會書記。2000年1月任市經濟委員會主任、市國防科工辦主任。2003年1月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2010年退休。中共北京市八屆、九屆市委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0年8月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礦務局門頭溝煤礦工作，2003年1月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08年離開領導崗位。從1970年至2003年的30多年間，我一直工作在工業戰線，即便是在東城區擔任區委副書記的4年多時間裡，由於當時市委開展企業黨的關系屬地化試點，一大批工業企業黨組織移交東城區委管理，工作也沒有離開工業。我對北京工業很有感情，對北京工業改革發展歷程有一些切身的體會。

一、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工業的發展歷程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北京工業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發展道路，其中既取得了成功，也遇到過困難。這30多年，我認為大體可以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改革起步階段

談到改革，要從工業說起，特別是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的改革很具有代表性。20世紀80年代，北京工業搞得很紅火，改革走在全國前列。其中最典型的是首鋼的承包經營改革，還有一批中央試點企業改革搞得也不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主要的變化有三個：一是黨的工作重點的變化，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體制上的變化，從單一的計劃經濟，逐步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變﹔三是對外政策上的變化，從封閉、半封閉轉到全面開放。

這三個變化對於北京的企業，尤其是大中型骨干企業（大中型骨干企業主要集中在工業）的影響是顯著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企業面對的國內外環境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北京工業抓住機遇，積極應對，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第一步就是給企業鬆綁，給廠長下放權力。計劃經濟時期，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生產什麼、銷售什麼，一切都由政府說了算，自己沒有自主權，不能很好地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國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型，這第一步很重要。第二步是明確廠長負責制，把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引入到城市企業的改革當中，實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和經濟責任制。最典型的是“兩保一挂”，即保証上繳國家利潤和稅收，超收企業留用，欠收企業自補﹔保証實現合同規定的技術改造任務﹔企業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挂鉤。北京在這方面的改革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以首鋼為代表的幾個中央試點企業都搞得不錯。當時首鋼的企業承包經營改革在全國有很大影響，每年的利潤增長幅度、鋼產量增產幅度都很大，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

隨著改革的推進和企業的發展變化，黨的工作也發生變化：第一步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肅清“左”的流毒，批判“兩個凡是”，實現鄧小平同志倡導的以“四個堅持”為核心的撥亂反正﹔第二步是落實干部政策，把老干部解放出來，審查歷史，恢復名譽，恢復工作。1979年，胡耀邦同志提出調整領導班子的“三位一體”原則，即解放一批老干部、調整一批不稱職的干部、選拔一批年富力強的優秀年輕干部。1982年，中央提出“四化”方針，即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些都是與改革相配套的，是組織保証。這樣，通過把老干部請回來，把年輕干部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大中專畢業生提上來，工作很快開展起來。

當時在黨的工作方面，對廠長負責制爭論較大，也就是核心和中心的爭論。廠長負責制廠長是中心，那麼黨委怎麼辦，黨委的核心作用怎麼發揮。圍繞核心和中心的爭論，又出現了政治思想工作不適應形勢的問題，例如形式主義、“左”的干擾等。面對這些問題，時任市委工業部部長的王大明同志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其一是“明白人”，這在全國是有影響的。他認為企業改革怎麼搞，關鍵在人，人是主要問題。一個企業選了一兩個“明白人”，這個企業就變化了。這個“明白人”的觀點在當時工業界引起很大的反響，有人贊同，也有人反對。后來，經過鄧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肯定之后在全國推開了。其二是轉軌變型，轉軌就是從過去那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變型就是由過去的封閉變為開放。這在當時也引起過爭論。王大明同志的“明白人”、“轉軌變型”思想對北京工業的改革發展影響很大，在一定意義上講，為北京工業黨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順利開展提供了保証。

企業黨的工作還有一個大的變化就是實行屬地領導試點。1986年8月到1990年11月，我在東城區任區委副書記，分管黨群工作。1988年4月市委在東城區進行“一區多行業”和電子行業“一行業多區”的黨組織屬地領導試點。在東城區，把所有東城區應實行屬地領導的市屬工業、城建、商貿、物資等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分批移交到東城區領導。電子行業方面，全市100多家市屬電子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分別移交到包括東城區在內的8個城近郊區委和昌平縣委領導。通過企業黨的工作一系列改革探索，進一步理順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在這一階段，北京工業系統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膽改革創新，企業改革和黨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同時，改革實踐也培養鍛煉了干部，促進了干部的成長。當時工業系統認真貫徹干部“四化”方針，大力調整領導班子、建設第三梯隊、完善后備干部隊伍，重點調整配備了大中型骨干企業的領導班子，培養選拔了大批優秀干部。在此期間，工業系統還向市裡和中央輸送了一大批優秀中青年干部，后來走上省部級領導崗位的就有近百人。

第二階段 攻堅克難階段

進入20世紀90年代，北京工業遇到了很大困難。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對企業的影響比較大。1997年的金融危機，對北京工業的影響也很大。在這些變化中，北京的比較優勢在下降，過去工業效益最好的是紡織和食品兩個行業，一個是吃，一個是穿。尤其是穿的方面，對全國的貢獻一直挺大，特別是在用布票的時候。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這兩類企業在成本方面缺乏比較優勢，技術又跟不上，直接導致了后來的種種困難。

在這一時期，我先后在兩個企業工作。第一個是北京工藝美術總公司，我從1990年到1993年擔任黨委副書記。工美總公司是出口創匯企業，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后，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出口大幅度下降。第二個企業是北京紡織集團，1993年12月我擔任紡織工業總公司（后改為紡織集團）黨委書記。當時紡織集團十多萬職工，連續三年虧損，連工資都發不出來。北京工業由於市場競爭導致虧損的情況比較普遍，這兩個企業很具有代表性。市場競爭導致優勝劣汰，北京的許多企業由於缺乏競爭力，逐漸被外省市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所取代。江浙一帶的企業過去是北京的學生，如今都是老大了。現在全國毛紡的70%都被我老家江陰的“三毛”、“陽光”集團所壟斷。許多企業當年都到北京學習過，是北京毛紡的徒弟，北京也給了很多無償的支援。現在他們都起來了，北京的毛紡卻沒有了。

為什麼北京許多曾經的名牌產品消失了，曾經的優勢產業被淘汰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北京工業改革調整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先是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再到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這些產品都逐漸失去了優勢。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產業結構必然要進行調整，產業必然要進行轉移。現在，有好多人埋怨，北京的牡丹、雪花等許多工業品牌都沒了。你不能說這個牌子丟了，那個牌子沒了，它實際上是獲得了新生，是換一個名字、換一個地方去生長了。有市場就會有競爭，就會優勝劣汰，隨著某些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的逐步下降，勢必就要到成本更適合的地方去生長，這是必然趨勢。

現在回想那個困難時期，我感觸最深的是我們擁有一支很好的工人隊伍，工業改革中最了不起的是工人。我在紡織集團遇到過壓錠、減人、限產等各方面的問題和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是人。當時有兩句話：“錢從哪裡來，人往哪裡去”，集中反映了當時的問題所在。改革中最難的不是企業破產，而是工人下崗。紡織集團由十幾萬人要減到幾萬人，途徑隻有一個，就是工人下崗，沒有其他辦法，而且當時的補償又很少。工人下崗后失去經濟來源，年輕的可以自謀出路，歲數大的就很難了。尤其是四五十歲的工人處境是最難的，他們什麼都趕上了。先是“文化大革命”沒怎麼上學﹔然后又是上山下鄉、到邊疆兵團﹔回城后好不容易到工廠上班，現在又下崗。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難以為繼。所以，改革中最對不起的是我們的工人，他們實實在在作了貢獻，作出了犧牲，他們確實偉大。每次說起這個我都挺難受。但是又不能不這樣去做，不這樣做我們的工業就完了，就不可能有整個經濟的發展。

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圍繞中央提出的三年“脫困”目標，北京工業花了很大精力搞兼並破產、下崗分流。要想死而后生，就要解決兩大難題：一是下崗分流的職工數量巨大，二是兼並破產的企業很多。北京工業系統100多萬職工，要分流五分之二，40多萬人。當時我經常接到職工堵馬路、上訪之類的電話。記得有一次晚上下大雪，我接到電話，說一個破產企業的很多職工在工廠把廠長圍了，原因說是廠長搞腐敗。我從夜裡12點開車用了兩個小時才到那個廠子。到了那裡，我給職工們說了幾條：“第一廠長有問題，我們負責查，查出問題向你們報告﹔第二職工的下崗分流補償，按最高的標准來補﹔第三有什麼問題再提出來，我們繼續解決。”之后查了，發現廠長也沒什麼大問題，之所以圍堵廠長其實就是工人要爭取補償自身的利益。第二個難題，需要兼並破產的企業數極多。北京兼並破產企業338戶，在全國來說是比較多的，沖減銀行准備金就要80億。這方面北京與其他地方相比還是有優勢的，有的地方銀行沒有相應的准備金，想破產都不行。我們的准備金相對比較充分，所以338戶企業兼並破產進展得比較順利。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也是比較艱難的，就是五環以內搬走了140多戶污染、擾民企業，這也是北京的特殊性。

所以，北京90年代的工業是最難、最慘的，誰當家都挺難的。但這也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沒有下崗分流，沒有破產、沒有兼並、沒有重組，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發展。

第三階段 快速發展階段

進入新世紀以后，北京工業實現了歷史上的第二次輝煌。從2000年開始，工業企業實現扭虧為盈目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兩件事，分別是建設汽車項目和TFT項目。

賈慶林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間十分重視工業發展。他認為美國虛擬經濟的破產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就是不能光搞虛擬經濟。“北京要搞實體經濟，要搞現代制造業”。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之后，賈慶林同志向朱镕基總理匯報工作，提出北京汽車還有160多億的存量資產，要搞汽車還是有可能的，請國務院相關部委辦領導到北京考察。后來我們就請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和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到北京考察，考察后他們對北京汽車項目都表示了支持。

2001年10月，賈慶林同志在北京飯店會見鄭夢九（韓國現代自動車株式會社會長），就合作達成一些共識。說實話，當時各方面認識還不夠統一，我們對北京搞汽車信心也不足。從2002年開始，這項工作正式進入軌道，3月12日是決定性的一天。當時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主持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北京汽車的發展問題，北京市作了匯報。在專題會上，邦國同志請剛剛到外經貿部擔任黨組書記的呂福源發表意見，他是這方面的專家，呂福源同志表示北京搞汽車可以，與現代汽車合資可行。這樣，國務院專題會議基本同意了北京的汽車發展項目。4月29日，北汽與韓國現代汽車集團在北京簽訂合資合作協議，5月28日劉淇同志去韓國考察，推動了協議的落實。9月17日國務院批准了這個合資項目。

接下來進入實施階段。在短時間裡做一個汽車項目不是件容易的事，過去一般汽車項目都需要兩三年。那時我們全力以赴，有關汽車發展的報告，每天早上報上去，經過副市長劉海燕、市委常委孟學農、市長劉淇、市委書記賈慶林審閱，晚上就返回來了，效率極高。僅用一天時間差不多完成所有批示，這是破天荒的。可以說，像抓汽車這樣抓工業沒有不成的。2003年，北京汽車項目投資18.2億，年底實現利潤21.6億。現在北京現代汽車銷售已近3000億，已經成為北京經濟的重要支撐。可以說，汽車是新世紀北京工業的突破。

另外一個有代表性的項目就是TFT，也就是京東方。當年上京東方這個項目爭議很大，曲折也很大。2001年，我和電子控股公司的幾位同志一起去韓國考察。當時現代電子的老董事長突然去世，現代內部解體，它的電子液晶顯示要拍賣，這是現代電子用了十多年時間、花費十億美元巨資搞的項目。考察后，我們覺得這個項目非常好，國內除了長春有一個黑白的低端TFT生產線，其他地方還沒有這樣的項目。市政府最初討論時認為項目雖然很好，但是風險太大。之后，市委又召開會議聽取匯報，最終認為這樣的好項目雖然有風險，但值得去做。

經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我們著手進行收購。韓國提出的轉讓價是3.6億美元，定金就需要1000萬美元。當時我們還要和一家台灣商人以及長春競爭。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大家加班加點，高效率工作，順利完成了收購。項目收購完成之后，在全國搞了一系列投資。先是在北京投資170多億建設了5代線，后來在合肥先后投資170億、280億建設6代線、8.5代線等，北京又建設了一條8.5代線，投資280億，其中政府投入85億，這是歷史上政府投資最多的一個項目。

現在，北京的TFT產業作為高科技產業和戰略性產業，已成為一個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所以，當年收購這個項目的結果是搞了一個行業，這個行業成為有競爭力的高技術產業，這是具有突破性的。

還有好多項目，比如中芯國際、北一大隈、有研硅股、北京奔馳、歐曼重卡，還有首鋼在順義的冷軋等。可以說，北京的這一批項目是有帶動性、有輻射力的，影響北京工業至少十年。另外，北京還抓了一批中關村的高科技企業，像北京聯想、北大方正、清華紫光等，還有小一點的企業像愛國者、中星微等也都很成功。

進入21世紀后，北京工業的快速發展，與當時北京市經委“三個不分”的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就是不分企業大小、不分企業隸屬關系、不分企業所有制，都是經委服務的對象。我們堅持無論是中央企業還是市屬企業、區縣企業，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小微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混合所有制企業，都要做好服務。這種大經委的工作思路對北京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對北京工業發展的幾點思考

回顧30多年北京工業發展的歷程，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同時，更重要的還是面向未來，推動下一步更好地發展。結合中央對北京工作的要求，我談一談對北京工業發展的一些思考，都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由於2008年就離開工作崗位了，對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我了解得不深，對中央和市委的精神學習得還不夠，認識上難免有一些局限性。

第一，北京要不要搞工業

解放初期，北京是一個消費城市，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剛解放的時候就那麼幾個廠子：五四一廠，是印鈔票的﹔清河制呢廠，過去是清朝海軍的一個制呢廠﹔燕京造紙廠﹔還有一個石景山鋼鐵廠，就是后來的首鋼。在彭真同志擔任市委書記的時候，提出要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到“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完整的工業體系基本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些原有的老廠子生產方面基本沒出現什麼問題，一些新建的廠子受到了一些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中央對北京工作提出要求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中央書記處關於首都建設方針的四項指示，指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我國進行國際交往的中心。此后，進一步提出北京要做好“四個服務”（為中央機關工作服務，為國家的國際交往服務，為科技和教育發展服務，為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服務）﹔第二次是2005年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提出要“突出首都的特點，發揮首都的優勢，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和用地布局，促進高新技術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等具體要求﹔第三次就是今年習總書記對北京工作的批示和視察北京工作時的講話，以及在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專題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三次重要指示給北京工業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北京作為首都，有首都的特點和優勢。中央對北京工作指導方針隨著時代變化有所調整，這關系到如何正確理解中央對北京工作的要求。對於北京要不要搞經濟、要不要搞工業這個問題，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存在爭議。第一次中央對北京工作提出“三個中心”、“四個服務”要求，這些指示精神都很明確，但是在理解上有很多的偏差，認識上有不同，這影響了北京工業將近20年。第二次國務院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引起很大爭議，對於北京要不要搞工業在領導層面上意見就不統一。在最初形成的國務院討論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會議紀要文稿裡面，就沒有提到工業。最后，這份紀要正式下發的時候才加了兩句：“適度發展現代制造業”、“加快北京經濟結構的調整”。這次，中央對北京工作提出“四個中心”（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以及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對北京工業的影響可能會更大。對習總書記的指示理解上不盡統一，這可能是一個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理解上認識上的不同，尤其對於北京工業而言，可能有的人就會猶豫觀望，有的人就會駐足停下。

第二，北京要發展現代制造業和高端制造業

我認為工業在一定程度上是為滿足群眾生活需求、消費需求而存在的。譬如說，在“文化大革命”后期，20世紀70年代主要是發展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所謂“三大件”，但時間不長，很快就變化了。到80年代主要是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群眾需求的檔次也逐步上升了，9吋電視機變成20吋，洗衣機從單缸手動到雙缸、全自動，冰箱從單開門到雙開門、三開門﹔20世紀90年代主要是手機、計算機和顯示器﹔進入新世紀以后，主要是汽車、房地產、網絡等方面的需要。多年來是這些需求拉動了北京工業發展。汽車拉動了石油、石化行業發展﹔房地產拉動了鋼鐵、水泥、材料產業發展﹔網絡使現在的通訊設備、移動終端等快速發展起來。所以，工業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老百姓不斷升級的生活需求而產生的。

北京作為首都，也要有自己的經濟。世界上的首都，像華盛頓、巴西利亞等首都都是特區，由中央財政給錢，其他地方像東京、倫敦等，都有自己的經濟。北京不發展經濟行嗎？從消費城市發展到生產城市，生產不要了，是不可能的。現在有個問題就是北京的污染太嚴重了，這是事實。但生產、生活都會有污染，只是污染多少的問題。北京現在的工業污染與過去相比好多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北京工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很大，興起一批電子、醫藥、汽車等新型產業。這些產業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污染，如京東方用水，基本上走循環淨化，實際上消耗的量很小﹔汽車工業，就是噴漆有點污染，一般都是封閉的，其他沒什麼污染。另外，在三次產業格局中第三產業也不是越高越好，而應該和其他產業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相互協調，共同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如果片面強調第三產業的作用，不切實際地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就可能出現“泡沫”經濟現象，難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大體上北京第二產業比例為20%-25%、第三產業為70%-75%比較合適。總的來說，北京還是要從京津冀一體化的戰略高度，認真研究，與河北、天津協調一致，推動現代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的發展。

第三，北京工業發展要做好幾個結合

一個國家、地區沒有工業化是不可能有發展的，要在大的背景下看中國工業和北京工業發展。現在中國最擔心的是經濟能不能繼續保持增長、房地產會不會下來、刺激消費行不行。要說刺激消費很重要，真正要刺激消費還要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不了，單純的刺激消費是沒用的，刺激不了經濟增長。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靠投資。一是中國的產業結構落后於世界水平，產業結構的改變和提升需要很大的投資﹔二是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是很完善。盡管這幾年高鐵、高速公路、電網、機場發展很快，但總體上來說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還需要很大的投資進行完善﹔三是中國目前城市化水平達到53%，與發達國家70%的標准相比較，還差十幾個百分點。城市化率的提高可能是今后20年到30年拉動經濟增長最大潛力所在。所以，房地產也不可能下來，但可能會擠掉泡沫。因為房地產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收入提高是成正比的。無論怎樣，從工業的角度講，中國的經濟還是很樂觀的。

從全國來看，工業化還很不完善，發展也不平衡。沿海個別地區是后工業化的階段，但中西部地區還是工業化的初級和中級階段。北京發展也不平衡，四環五環以內可以說是后工業時代，有的郊區最多處於工業化初期。所以，北京工業發展還有很多事需要做，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對於北京工業發展，要做好幾個結合：首先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融合發展。就當前工業發展形勢來看，這很重要，要好好研究這方面問題﹔其次就是研究電子信息產業和工業化的結合，用電子信息產業來武裝改造工業，提高科學技術含量，降低工業生產成本，提高工業生產效率﹔第三就是研究電子信息產業和金融行業的結合，也被稱為第四產業，北京金融業發展的優勢也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