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托洛茨基派在中國

○劉仁靜早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1929年曾專程到土耳其訪問托洛茨基。回國后進行托派組織活動，被開除黨籍。

○我從歐洲回國的原因，就是想去見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對誰都沒有講。

○我的俄語講得很一般，但托洛茨基很高興，說我的俄語講得很好，還說我是他認識的唯一的中國人。

○1935年，有兩個美國人在路過墨西哥時與托洛茨基談了話，托洛茨基對我仍有好感，還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是湖北省應城縣人，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家庭，生於一九○二年三月。曾經用過的名字和筆名有劉仁靜、劉敬雲、劉競人、劉一宇、劉亦宇、子雲、澄宇、劉鏡園等。

　　小時候，我在家鄉的應城小學讀書。大了一點就離開了家，到武昌進博文書院讀書。這是一所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由於這個學校的學費很貴，我隻讀了兩年，就作為插班生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附中三年級，在那裡讀了兩年畢業。

　　一九一八年七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最初在物理系預科學習。后來我感到學習物理有困難：第一、我的數學不好﹔第二、我不會做實驗，對物理系預科學習感到沒有多大興趣。因此，在預科學習了兩年之后，到了本科我就進了哲學系。北大那時是自由聽課的學校，學生聽課憑自己的興趣，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當時主要的時間是花在圖書館裡，閱讀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和克魯泡特金的書，還讀過考茨基的《倫理學與唯物史觀》，從中知道了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思想。那時我也讀了《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我讀的都是英文譯本，那時還沒有中文版本。

　　一九一九年，我作為北大學生，參加了五四運動。后經王光祈介紹，我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入會后，我還擔任過會計。后來，王光祈又介紹我去和胡適談過一次話。我對胡適說，我想看很多的書。胡適知道了我的思想，認為我好高騖遠，他說：“密斯特劉，你有野心！”以后我長時期沒有再去找他。

　　由於受了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一九二○年春，我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年十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經過鄧中夏、羅章龍的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一九二一年七月，我被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一大”。“一大”是在李漢俊家開的。有一次，我們快開會時，有一個人揭開門帘看了一下就走。有人認為是包打聽，我們應分散。后來，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到她的家鄉（嘉興）去開。我們便於次日分別去嘉興，在船上開完了這次會就閉幕。在這次大會上，我提出應確立隻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救中國的主張。這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馬克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時，其中談到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隻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據張國燾的回憶說，劉仁靜在“一大”前后逢人便談“無產階級專政”，“滔滔不絕”，那是我受了馬克思思想的影響。有人說我在會上反對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我不記得有這樣的話。

　　在召開黨的“一大”以前，我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四日出席了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黨的“一大”后，我回到北京，與鄧中夏同志等人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

　　一九二一年，我任華俄通訊社翻譯，把北京報上的重要新聞譯成英文，再由俄國人譯成俄文發到莫斯科各報刊登。那時每月可得薪水八十元。一九二二年，我和鄧中夏在北京創辦《先驅》周刊，這個刊物后來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我辦了三期。我在《先驅》上發表文章的筆名叫劉敬雲。這一刊物后來由施存統主編，有好幾期不得不改在上海出版。

　　一九二二年九月，陳獨秀從上海到北京。他對我說，共產國際要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黨中央決定他去參加，並由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派我作代表出席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鐵路工會派王俊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三個人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從北京動身，路經奉天、哈爾濱、滿洲裡、赤塔，於十月革命節之后到達莫斯科，隨即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由於陳獨秀不能說歐洲國家語言，就推我在大會上用英語作了中國共產黨活動情況的報告。在開會期間，我見到了列寧和托洛茨基，並聽了他們的講話。開完共產國際“四大”，我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會后，我留在莫斯科學習了幾個月俄文。一九二三年四月，與張國燾一起，從莫斯科經赤塔回國。

　　一九二三年六月，根據黨中央的通知，我從北京經上海到達廣州，列席黨的“三大”，向大會報告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情況。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被選進團中央，並被推選為團的總書記。我擔任了幾個月總書記，犯了錯誤，受到上海團市委彈劾。以后我以回京參加北大畢業考試為名，離開團中央，我的工作由任弼時接替。他比我能干得多，工作很有成績。

　　我回北京后，就主編《政治生活》。我隻辦了三期，后由范鴻劼、趙世炎、李鴻一等主編，一直辦到一九二六年。

      拜訪托洛茨基

　　一九二六年，黨派我第二次到蘇聯，進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學習。我到該院時，蔡和森已在那裡學習。不久，蔡被調回國，就剩下我一個人。后來，彭澤湘、吳玉章、董必武、王若飛都在那裡學習過。那時，吳玉章同志曾同我談過辛亥革命前四川反對鐵路國有運動。吳老親自參加了這個運動，所以講得有聲有色，娓娓動聽。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張國燾到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我向他宣傳過一些托洛茨基的思想。當時，他不表示贊成，也不表示反對。如果他當時對我的思想表示反對，並向共產國際告我的狀，我就不能從歐洲回國。因為從歐洲回國要經過共產國際批准，如果張國燾向共產國際透露我有托洛茨基思想，共產國際是不會讓我從歐洲回來的，而是要我從西伯利亞回國的。

　　我在莫斯科學習了兩年多以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幾號，得到共產國際的護照，離開莫斯科從歐洲回國。我從歐洲回國的原因，就是想去見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對誰都沒有講。我離開莫斯科后，先經過波蘭、捷克到了德國的柏林，住在一個德國皮匠家中。因為我在離開莫斯科時，有個叫廖煥星的，他的愛人是德國人。他知道我要經歐洲回國，說我到柏林后可住在他岳父家中。

　　在“五一”國際勞動節那天，柏林舉行了規模很大的示威游行。德國當局出動了好多警察，發生了流血事件，但我沒有參加“五一”節游行。

　　在柏林期間，我碰到了成仿吾。成仿吾是湖南人，是“創造社”的，他與郭沫若合作過。當時我同他談過幾次話，但不知道他那時在柏林做什麼。同時，我在柏林曾找過有托派思想的人談過一次話，這個人叫烏爾班斯，他當時在編托派的一個報紙，叫《民意報》。我那時太天真了，把從莫斯科准備帶到中國來的好多俄文書全放在他那裡，回到中國后，我寫信向他要書，但他不肯把這些書還給我。這個人在德國托洛茨基派中有點地位，《斯大林全集》中還提過他的名字。烏爾班斯后來與托洛茨基決裂了，主要是為了中東路的問題。因為托洛茨基反對把中東路還給中國，認為這是戰略鐵路，中國是親美的，把這條鐵路還給中國危及蘇聯的安全，而烏爾班斯贊成還給中國。此外，我在柏林還參觀了革命紀念聖地，參觀了波茨坦，並從德國同志那裡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島。

　　在柏林住了不到一個月，我就到羅馬尼亞、土耳其大使館簽証，隨后我離開柏林，在一天的傍晚到了羅馬尼亞的康斯坦察，在那裡住了一晚，次日乘渡輪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

　　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島上，這個島象太湖裡的島一樣。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門口，有土耳其警察一類的人守衛著。我到了那裡，把電鈴一按，就有人出來開門，把我帶了進去。托洛茨基見到我，便站起來和我握手。我同他談話用的是俄語。我的俄語講得很一般，但他很高興，說我的俄語講得很好，還說我是他認識的唯一的中國人。我把在蘇聯看到的情況向他談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這些情況。他對我說，斯大林消滅異己是一步一步來的，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對派搞掉的。

　　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門口有警衛，我不能在他家裡住，便住在附近的一個小旅館裡。那時，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愛人和大兒子。他愛人做家務事，他兒子幫他打字和採買東西。托洛茨基告訴我，他的生活來源是靠給報紙寫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銀行，作為他活動的經費。他平常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和菜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隻能吃個半飽。他的工作很忙，平時就在工作室寫東西。他的工作室陳設很簡單，桌上隻擺了一張列寧的二寸照片。他是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生的，一九二九年正是他誕生五十周年，他正在忙於寫自傳。他有一條船，休息的時候就到湖裡去劃船。當時，我每天吃了早飯就到他家裡去，多半在他家吃中飯。在我要回國前，連下午都在他那裡談。

　　我和托洛茨基談話的內容是關於國共合作問題和反對派的任務。他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和資產階級合作，而應單獨干革命，我看這一點他是很堅持的。那時，所謂資產階級政黨是指國民黨和改組派。國民黨是以蔣介石為頭子，改組派是以汪精衛為頭子。在我臨走前，由他口授，他兒子打字，寫了一篇文章給我，題目是《中國目前政治形勢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叫我帶回。他的這篇文章，是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在這篇文章中，他把中國過去的革命總結了一下，並提出了今后的任務。具體內容是：第一，提出了蘇維埃問題，認為蘇維埃不是隨便可以組織起來的，要到革命處於高潮、快奪取政權的時候才能組織起來﹔第二，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對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同樣地反對﹔第三，中國革命現在是處於低潮時期，不能馬上進行起義活動。現在不應盲目的活動，而要積聚力量﹔第四，作為過渡時期的口號，應提出以直接、平等、不記名投票產生國民會議，以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少數民族自決，八小時工作日，土地歸貧農等目標。托洛茨基認為，中國托派這樣宣傳一下，中國革命就會比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處境好得多，因為中國黨不象西歐社會民主黨在戰爭問題上有很多分歧。

　　我在土耳其住了一個多月，托洛茨基建議我早一點回國，不應該在他那裡停留太久。開始，他上午同我談話，下午不談。在他催我回國的時候，下午也跟我談話。臨別時，他問我有沒有路費，我說有，因此沒有要他幫助。在我離開土耳其時，托洛茨基給我取了個名字叫“聶裡奚”。因為他認為中國的單姓太簡單，所以就起了這個名字，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后來我和他通信時，就用這個名字。

　　和托洛茨基分別后，我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搭貨輪到了馬賽，又由馬賽到了巴黎。在巴黎期間，我碰到了章伯鈞的弟弟章伯濤以及廖承志等人。那時大概是一九二九年的七月份。章伯濤問我：你從柏林到巴黎為什麼走了一個多月？你到哪裡去了？我心裡有點虛，就支吾過去了。碰到廖承志時，他告訴我，鄧演達也在柏林，但他的思想一點沒有進步。在巴黎，我還參觀了一些名勝古跡，由於錢不夠，就從馬賽坐輪船回國了。

      回國以后

　　我在回國途中走了一個多月，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見過兩個人。一個是惲代英，他是代表黨組織通知我到一個小旅館中見面的﹔另一個是何孟雄，是無意中碰到的，他和我在黃浦公園談過話。在談到何孟雄的妻子繆伯英犧牲一事時，何孟雄還流了眼淚。對惲代英和何孟雄我都沒有談見到托洛茨基的事。所以，我會見托洛茨基的事不是我自己透露的，而是他們查出來的。至於托洛茨基口授的那篇文章，我回到上海后，鄭超麟和我一起譯出來了。

　　我訪問托洛茨基的事，共產國際知道了，黨中央也知道了。黨中央知道這件事后，很憤怒。我回上海后，首先是黨辦的《紅旗日報》上登出一封給劉仁靜的公開信，責問我說：你在土耳其訪問過托洛茨基，你要交代出來，限你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你訪問托洛茨基的情況。我當時沒有覺悟到自己做得不對，就沒有在報紙上公開交代問題。共產黨組織見我不交代問題，就把我開除了，所以從那時起我就不是共產黨員。后來，托派組織有人說我是“議會迷”，也把我開除了。

　　回國后，我曾與托洛茨基通過信。我給托洛茨基的第一封信，內容是辯論國民議會的問題，托洛茨基作了些修改，把它摘登在《反對派》通訊上。托洛茨基收到我的信后，也回了信。他給我的信是很熱情的。記得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我應直率的告訴您，您的方法是不對的，您的這些方法我是不贊成的，這些方法不能使托派運動在中國發展。他的落款是：“緊緊握手，您的謝爾梯•托洛茨基。”我先后一共收到托洛茨基五封回信。這五封信交給了一九三一年成立的統一的托派組織。托派組織把我開除后，我就不再寫信給托洛茨基了。有一次，我在托派刊物上還見到這樣一篇報道：一九三五年，有兩個美國人在路過墨西哥時與托洛茨基談了話，托洛茨基對我仍有好感，還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除了給托洛茨基寫過信外，還寫過一篇文章投到美國托派組織《戰士周刊》，報道了一些中國托派情況，這封信在《戰士周刊》上發表過。這說明托派的刊物很需要中國通訊。

　　一九三○年，托洛茨基已寫成自傳（上、下冊），並寄了一套俄文本給我。我們還組織人進行翻譯。王文元拿了這本書不還我了，我和幾個人隻好從英文版譯出上冊，交神州國光社出版。

　　關於我到歐洲的情況，一九三○年我寫過一篇《歐游回憶錄》，在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志》（月刊）上刊載過。神州國光社原來出版美術、碑帖書籍，后來由陳銘樞接盤，派其親信王禮錫擔任主編，把它變成政治、經濟、文學出版社，我曾在該社翻譯出版過一部《法國大革命史》。

      中國的托派組織

　　我回國后，中國已有了托派組織。中國托派組織，大約是在一九二八年或一九二九年初組織的，參加的成員多數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的中國留學生。

　　在一九二九年中國成立過四個托派組織：

　　第一個組織叫“我們的話”派。“我們的話”原是托洛茨基在土耳其辦的一個刊物的名稱。這個組織的負責人有區芳（男，廣東人，中山大學學生，由於貧病，在一九三○年去世）、陳亦謀（廣東人，中山大學學生）、史唐（中山大學學生，浙江人）、張特（又叫張威，廣西人，中山大學學生，一九三一年他到我家說，他要回廣西，后即投奔桂系）、李血淚（大約是廣西人，沒有多久即病故）、梁干橋（廣東梅縣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出席過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召開的托派“一大”會議，沒有幾天，覺得托派都是知識分子，沒有前途，就去南京當了南京憲兵司令部政訓處處長，一九三九年他被調到西安任國民黨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還有陸淵，是上海人。這個組織出一周刊叫《我們的話》，是油印的，后改為石印，大約出了十多期。我看過幾期，寫得很生動，批評了斯大林。據說他們還與紗廠工人有些聯系，但人數不多。

　　再一個組織叫“十月社”。一九二九年我回國后，隨即進行了托派的組織活動，與一些從“我們的話”裡分裂出來的留俄學生組織了“十月社”，負責人有王文元、董汝誠（即董建平）、宋逢春、段紫亮、陸夢衣和我，都是中山大學學生。我們這個組織辦了個《十月》月刊，是鉛印的，隻出過一期。另外還翻譯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論文集《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

　　還有個托派組織叫“無產者”。這個組織由陳獨秀、彭述之、馬玉夫（湖北人，工人）等人組成，共有八十一人（根據他們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上簽名的人數）。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陳獨秀與我一起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時，在火車上他就對我說過：現在隻有列寧、托洛茨基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他還說朱執信也是很革命的。到了一九二九年，陳獨秀看了托洛茨基寫的批評斯大林的文章，對托洛茨基很佩服，認為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是沒有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見進行工作。他們出了個《無產者》月刊，並以“無產者”命名自己的組織。這個刊物是鉛印的，大約出了幾期就停刊了。“無產者”這個組織的特點是，它本身沒有宣布是托派組織，但在思想上是贊成托派觀點的。這個組織成立了幾個月，馬玉夫就叛變了，他把“無產者”派組織的情況向國民黨告密，所以國民黨就逮捕了一些人。被捕的有：王文元、宋逢春（“十月社”）、何資深（“無產者”）、鄭超麟（“無產者”）、劉靜真（鄭超麟的愛人、“無產者”）、尹寬、彭述之。

　　另外一個托派組織叫“戰斗”。這個組織是由去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回來的學生於一九二九年成立的，負責人有王平一、劉胤、趙濟、徐乃達。他們出的刊物叫《戰斗》，隻出了一期。

　　一九二九年，我把上述情況寫了一封信告訴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給我回了一封信，他說：應把這幾個組織統一起來，不然對運動不利。我把托洛茨基的意見轉告給這四個組織的負責人，經過醞釀，大約在一九三一年，這四個組織同意成立統一的組織，由陳獨秀當負責人，但沒有統一的名稱。托派組織統一沒多久，因國民黨逮捕了一些人，就停頓了。

　　中國托派組織的內部刊物叫《火花》，主要刊登托派內部爭論的文章。我曾在上面寫文章批駁過陳獨秀的觀點。陳獨秀寫過一篇叫《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的文章。他說，紅軍是游民無產者組成的，沒有什麼發展前途，不會取得勝利。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城市，中國革命隻有靠無產階級領導才能發展和勝利，利用窮鄉僻壤的農民搞革命是不會成功的。他斷章取義地引了恩格斯的話，把紅軍和游擊隊的活動完全加以否定。他站在自由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根本反對農民，反對蘇維埃。他還提出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我寫文章駁他，說資產階級已經叛變革命，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沒有可能。我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了解不多，所以我對蘇區既沒有表示贊成，也沒有表示反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陳獨秀到我家，說要辦一個刊物，我當即表示贊成。這個刊物的名字叫《熱潮》周刊，辦了十幾期，由陳獨秀、彭述之和我主編。那時我看出陳獨秀和彭述之的意見不一致，陳獨秀瞧不起彭述之寫的文章，他說，彭述之的文字象清朝人寫的文章，平庸無奇，沒有思想內容，隻有他和我的文章還可以看。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以后，我與陳獨秀失掉了聯系，接著陳獨秀就因叛徒告密而被國民黨逮捕，這個刊物就停辦了。

　　陳獨秀曾給托洛茨基寫過信，托洛茨基也回信給陳獨秀。但陳獨秀卻對人說，他不是托派。一九三三年，我從報紙上看到陳獨秀被捕了，他是與彭述之一道被捕的，當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審判他時，他是反對國民黨的（見報紙上登載的消息）。“七七”事變后，國民黨釋放政治犯，一九三八年，把陳獨秀、彭述之也釋放了。彭述之出獄后，離開南京，到了上海。陳獨秀出獄后，從南京到了武漢。陶希聖隨即和他聯系，並送給他一百元，其實這些錢是汪精衛給的。后來，陶希聖在武昌出版《政論》，這個刊物是蔣介石出錢辦的，陳獨秀為這個刊物寫過文章，陶希聖每月送他一百元或二百元。

　　我原來是屬於“十月社”的，但“十月社”的多數人與我發生了沖突。王文元、宋逢春對我有意見，說我是“議會迷”，把我開除了。所以，幾個托派組織成立統一組織時，我哪一派都不是。我是站在他們之外的游離分子，但我並沒有放棄對托洛茨基的信仰。有的文章說我是托派組織的常委兼特務部長，其實不是。還有的文章說我是托派組織“無產者”的成員，其實我是“十月社”的成員。我被開除后，托派組織的發展情況就不知道了。據說，在全國解放前，中國托派組織搬到了香港，大概是王文元、彭述之在那裡負責。

　　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時，與國際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有了聯系，而且在工作上、思想上都沒有意見分歧。當時他是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大美晚報》英文編輯。他愛人也在那裡工作。那時我的工作很不安定，靠寫稿為生，想找個固定的工作。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去北京，因為他認識一個美國人叫伊羅生的在北京。伊羅生原來在中國共產黨辦的《中國論壇報》當過編輯，后來，他看到了托洛茨基寫的文章，就信仰托洛茨基，不滿意斯大林，因而離開了《中國論壇報》，同他的愛人到了北京，准備利用在中國搜集到的江西蘇區的材料寫書，他要找人作他的助手，把蘇區的材料翻譯成英文。於是，經格拿斯的介紹，我就帶家眷到了北京，替伊羅生當英文翻譯，伊羅生每月給我八十元。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替伊羅生把材料翻譯完后，准備帶家屬回湖北應城去。臨走前，伊羅生對我說，你不要帶煽動性的東西，他們要搜查的。我離開住所去火車站時，前后左右已有很多自行車跟著我們。因為我在伊羅生家工作，警察是知道的，但沒有驚動我。一到西站，他們就對我進行檢查，看到我的東西裡面有一張打過英文的紙，就以此為理由，說我不能走。隨即把我們幾個人帶到王府井，關在派出所，后來，又把我送到警察廳。到了警察廳，他們要留俄學生認我的照片，認出我的真實姓名。他們認為，象我這樣的案子他們不能解決，就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把我送到南京國民黨警備司令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對我進行軍法會審，判我兩年半徒刑，送到蘇州反省院。蘇州反省院裡比較自由，成立了“自治會”，所有的犯人都參加。反省院院長叫劉雲，指定我擔任“自治會”主席。“自治會”主席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有時同一些犯人散散步，放放風，有時組織犯人搞些娛樂活動。我在蘇州反省院還給他們寫過幾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題為《節制資本芻議》，登在反省院半月刊上。當時，陳獨秀在南京坐牢，他在反省院半月刊上看到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引起了托洛茨基派的憤怒，他們說我反對托洛茨基，放棄了原來的立場，是叛徒，尤其是陳獨秀對這件事很惱火。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被江蘇反省院釋放出來，到了上海。一九三八年到武昌找到了陳獨秀。陳獨秀開始對我很客氣，說，你怎麼離開上海的？我說，在那裡找不到工作。他說，啊，沒有吃的。第二天我去見他，他就不見我了，還給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是表示和我絕交，劃清界限。

　　我在武漢生活沒有著落，很苦悶。那時日本人已經打到九江，我在武昌不能再待下去了，就去找三民主義青年團，要他們協助我離開武漢。我通過黃季陸、康澤的關系，進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機關，並隨他們租的船到了長沙。后來，又由長沙坐汽車到湘潭、衡陽、再坐湘桂路火車到桂林。在桂林停了一個多月，三民主義青年團又找汽車把我從桂林經貴陽送到重慶。到重慶后，我在三青團中央宣傳處當科員，宣傳處的處長是黃季陸。但那時我並沒有履行入團手續，還不是三青團員。康澤知道我還沒有加入三青團，就派人找我，問我為什麼不入團？我說，很快就履行入團手續。其實，我心裡不願意加入三青團，就去找譚平山，他說，你不願意加入三青團就離開吧！（我過去曾替譚平山寫過文章，寫出來后用他的名義在雜志上發表，他對我在經濟上有所幫助。）於是，我就在重慶家裡住了一、兩個月。這時，三青團中央宣傳處處長黃季陸已任四川大學校長，他寄來一百元錢接濟我。

　　我一家有五口人（夫妻、兩個孩子、父親）吃飯，生活仍很困難，還是想找工作。因此，我就寫信給西安的梁干喬，問他是否可到西安工作？梁干喬是廣東梅縣人，原來是托派分子，后來他感到托派沒有什麼前途，參加了幾天就溜了。由於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到南京找黃埔軍校的同學，做了南京憲兵司令部的政訓處長。抗戰后他擔任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胡宗南是第十戰區司令長官）。他給我寫回信說，到西安可以找到工作。這樣，我們就到了西安。后來，第十戰區政治部撤銷，梁干喬為了照顧我的生活，把我介紹到西安西門外戰干四團工作了一年多。最初在戰干團任俄語教官，后來改為上校教官，在那裡教歷史。過了一個時候，戰干四團教育長葛武棨免了我的職。我又經陝西省教育廳長王友直介紹，任教育廳編審室編審，並在西安《正報》當主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

　　在這以前，即一九四○年八月，我得到父親逝世的消息，同時又得到托洛茨基被害的消息，使我受到了雙重的打擊，心裡很難過。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胡宗南部下有個秘書叫徐先麟，他在軍隊中募集到一筆款子，要在上海辦個刊物，叫我去當這個刊物的總編輯，我表示願意去，他們就把我家從西安遷到上海。到上海后，徐先麟給編輯的待遇不高。因此，我在那裡隻呆了一個短時間，就離開了，靠寫稿和翻譯維持生活。

　　到上海后，我還在上海的特務刊物《民主與統一》當過主編，但隻辦了幾期就停辦了。《民主與統一》是“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的半月刊，主編原是鄭學稼（福州人，托派分子，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見到他，他見我沒有工作，就把這個刊物交給我辦。“中國文化服務社”的社長和總經理叫劉伯閔，是國民黨中央委員。

　　在上海我還在顧祝同辦的《前線日報》和孔祥熙（當時他在美國）辦的《時事新報晚刊》當過主筆。《前線日報》的總主筆是錢納水，《時事新報晚刊》的總主筆是胡鄂公。胡鄂公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朋友。

　　正在這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南京《中央日報》的總主筆陶希聖寫信給我，要我去南京給他幫忙。陶希聖是我在北大時的同學，他知道我是托派。我接到他的信，就借這個機會把《前線日報》、《時事新報晚刊》的工作辭掉了。一九四八年七月來到南京，陶希聖把我安排在南京國民黨政治研究室當研究員。當時，陶想讓我寫反共文章，我在那裡呆了好幾個月，心裡很苦悶，因為寫托派觀點的文章，他們不能接受，要寫他們能接受的，我也寫不出來，所以剛去時，我沒有寫什麼文章。后來，我寫了四篇反共文章，陶希聖認為我有所表現，把我介紹到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那裡。鄧文儀把我派到鎮江國防部教導所，不久辭職回到上海，靠親友的幫助維持生活，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

　〔編者按：劉仁靜早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六年以后在蘇聯學習期間信奉托洛茨基主義，一九二九年曾專程到土耳其訪問托洛茨基。回國后進行托派組織活動，被開除黨籍。此后即長期在國民黨反動組織中任職，現在是人民出版社的編外人員。此文是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間訪問劉仁靜的記錄稿。〕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