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罪行
○成仿吾1931年11月初到達鄂豫皖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及省蘇維埃文化委員會主席、教育委員會主任，后又兼任黃安中心縣委書記。
○張國燾便拼命吹捧四中全會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攏。
○吉鴻昌派人與紅軍聯系，張國燾竟拒絕與吉聯合，並將吉部來使殺害。
○“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同志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這是很正當的辦法。”
○新集是一個三千多人的鎮子，“肅反”搞得晚上沒有行人，白天不敢一個人走路。
一、鄂豫皖邊區黨和人民英勇奮斗創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鄂豫皖根據地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別山區，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面積僅次於中央根據地的第二塊大根據地。早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黨就先后在鄂、豫、皖三省邊界地區的黃陂、黃梅、孝感、麻城、黃安、商城、六安、霍邱等縣建立了黨的組織，並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領導廣大農民組織起來，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一九二七年五月，僅鄂東十縣，農民協會會員就達七十多萬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指引下，鄂、豫、皖三省邊界地區先后爆發了黃（安）麻（城）、商（城）南和六（安）霍（山）起義。由於大別山區統治階級的力量比較薄弱，地勢有利，特別是有黨的長期工作基礎和經過斗爭鍛煉的革命人民，因此在上述三次起義的基礎上，逐步行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它當時是一個模范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太批優秀的干部。
黃安、麻城在一九二七年春就分別成立了中共縣委，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並建立了縣的農民自衛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兩縣縣委與省委失去了聯系。九月初，黃安縣委派鄭位三等到武漢找到了長江局機關，羅亦農向他們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要他們立即回黃安組織武裝起義。十月間，省委先后派王志仁、吳光浩等一批政治、軍事干部到黃安，成立了以王志仁為書記的中共鄂東特委，統一領導黃麻兩縣的武裝起義。十一月三日，鄂東特委召開兩縣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決定以兩縣農民自衛軍和農民義勇隊為骨干，奪取黃安縣城。十一月十三日，黃麻兩縣起義部隊和數萬農民，一舉攻克黃安縣城，消滅了反動武裝，活捉偽縣長，建立了黃安農民政府，曹學楷當選為政府主席，這是三省邊界地區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工農政權。起義后建立起來的中國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由潘忠汝、吳光浩任正副總指揮，戴克敏為黨代表，是三省邊界建立起來的第一支紅軍正規部隊。十二月五日夜，國民黨反動派派一個師突擊黃安縣城。由於敵眾我寡，四百多人的鄂東軍突出重圍后，隻剩下七十二人、五十多枝長短槍，縣委書記王志仁、總指揮潘忠汝等壯烈犧牲。這支紅色武裝從挫折中開始懂得了必須依靠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在吳光浩、曹學楷、戴克敏的領導下，部隊轉移到黃陂木蘭山，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軍。一九二八年春，在木蘭山和黃岡的大崎山等地開展游擊戰爭，粉碎了敵人的多次“清剿”、圍擊。四月間，工農革命軍重返黃麻地區，在流動游擊斗爭中，黨組織和部隊逐漸感到，如果沒有一個穩固的立足點，單憑流動游擊，是不能堅持長期武裝斗爭的，弱小的革命武裝，就有可能被優勢的敵人吃掉。經過對敵斗爭實踐中正反經驗的總結，摸索出了一條武裝割據的道路。在鄂豫兩省黃麻光（山）三縣邊界，敵人統治薄弱的柴山堡地區，依靠廣大群眾，利用有利地勢，開始實行武裝割據。為了適應紅軍和地方工作的發展，七月間，工農革命軍第七軍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十月間，重組鄂東特委，王秀鬆任書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黨中央派巡視員曹壯夫到鄂豫邊區傳達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六大”肯定了當時中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形勢處於兩個革命高潮之間，並對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進行了批判和發布了十大政治綱領，“六大”還提出黨在紅色區域的主要任務是擴大和鞏固革命根據地，最大限度地擴大紅軍，徹底實現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等等，這些對於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冬，鄂東特委根據半年多邊界割據斗爭的經驗和軍事上的需要，提出“學習江西井岡山的辦法”，准備創造東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勝關鄂豫邊界整個大別山脈的武裝割據，這使邊界斗爭有了明確的發展方向。
隨著軍事上的不斷勝利和地方工作的開展，到一九二九年五月間，鄂豫邊界割據發展到縱八十裡橫一百三十裡的區域，邊界地區的武裝斗爭、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已結合起來，初步形成了鄂豫邊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為了加強根據地的建設，進一步貫徹“六大”的決議，五月三十日鄂東北特委(四月間由鄂東特委改組，徐朋人任書記）召開黃安、麻城、黃陂、孝感四縣縣委及三十一師師委第二次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臨時土地政綱》和形勢任務、擴大游擊戰爭、政權問題等決議，把鄂豫邊的紅軍游擊戰爭同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實行土地革命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正當鄂豫邊根據地日益鞏固和擴大的時候，一九二九年五月九日立夏節在豫東南爆發了商南起義。
商城在一九二六年就有了黨的縣委，在國民黨叛變革命后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二八年春，商城縣委整頓恢復了商南的黨組織，並召開了黨團員會議，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選舉產生了南邑區委。八月，南邑區委召開干部會議，討論了武裝起義的計劃和土地革命等問題。會議決定由詹谷堂、廖業琪等負責發動群眾的工作，派周維炯、漆德偉等乘偽縣區擴大反動武裝的機會，打入民團內部開展士兵運動，伺機奪取敵人武裝。從此，農運、兵運同時並進。一九二九年，黨的“六大”決議傳達到商南，當地黨組織隨即根據“六大”決議進一步發動群眾，積極培養起義骨干力量，革命主觀力量在不斷增強。當時的客觀形勢也很有利。自一九二八年秋馮系軍閥侵入豫東南后，苛捐雜稅更加繁重，加上一九二八年大旱，秋收僅二、三成﹔商固一帶呈現嚴重春荒，群眾對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馮系軍閥在豫南兵力薄弱，且與流竄商固一帶的土匪李老末時有沖突。
由於商城縣委遭敵破壞，一九二九年二月，豫南特委同鄂東特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商南黨組織由鄂東特委領導。鄂東特委曾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虛等到商城幫助工作，這時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特別區委，由徐子清任書記，積極領導起義的准備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反動政府派出“清鄉委員”，督導各地加緊“清鄉”，同時在民團內部清查所謂可疑分子，黨組織和起義計劃時有暴露危險。鑒於這一緊張形勢，鄂豫皖特別區委於五月初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先發制人，在五月六日立夏節發動武裝起義，趁敵人忙於過節，打它個措手不及。計劃由周維炯等在丁家埠、李家集民團內部發動革命兵變，結合廣大群眾，消滅樂、和兩區反動民團，奪取敵人武器建立革命軍隊，實行武裝割據。並成立了指揮部，由徐子清、肖方任正副指揮，周維炯負責軍事，廖炳國負責各處聯絡。這次起義由於經過了較長時期的秘密斗爭積蓄力量，建立了深厚的群眾基礎，而且計劃周密，時機得當，因而迅速取得了勝利。周維炯等在立夏節晚上，酒席筵間奪取了樂區民團團總楊晉階部的武裝，其他地方行動也很順利，士兵起義和農民起義作到了緊密配合，一夜之間，起義武裝便控制了樂、和兩區。起義武裝於五月九日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師，周維炯任師長，漆德偉任副師長，徐其虛任黨代表，並隨即開展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到八月，在豫東南地區初步形成了一塊縱橫六、七十裡的根據地。
繼商南起義勝利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又爆發了皖西的六、霍地區的總起義。
早在一九二五年，六安就建立了黨的組織，領導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黨派舒傳賢等一批在外地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員相繼回到六、霍，同在當地活動的黨員周狷之等匯聚一起，積極開展農民運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安徽臨時省委派員到六安，召開黨員大會，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及臨時省委的決議：整頓、發展黨的組織，建立秘密農會和工農武裝，准備武裝起義。一九二八年元月，六安、霍山兩縣合並，成立六霍縣委，立即開展了組織整頓工作，又抓住六霍地區大旱的時機，領導農民進行抗租抗債的斗爭。縣委還採取了爭取團結大刀會下層的策略，使大刀會內部很快起了分化，會眾日益傾向革命。一九二九年四月，共產黨員打進並掌握領導的諸佛庵民團起義，編為縣委直接掌握的游擊大隊。七月，六霍縣委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專門研究了武裝起義的問題，並決定報請中央，成立中共六安中心縣委（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壽縣、合肥六縣），並成立六霍暴動總指揮部。十月六日，召開六縣黨代表大會，傳達黨的“六大”決議，討論和檢查武裝起義的准備工作。大會正式選舉了六安中心縣委，舒傳賢任書記。
十一月八日，獨山起義取得了勝利。六安中心縣委九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區及鄰近各縣迅速組織武裝起義。在一個多月時間裡，連續爆發了西鎮起義、七鄰灣與流波<img=T00152_00AA>起義、徐集民團起義以及桃源河起義。一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起義的游擊隊勝利會師，中心縣委召開縣委常委和游擊隊黨團聯席會議，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三師。徐百川任師長，姜鏡堂任政治部主任。紅三十三師、三十二師結合赤衛隊及廣大群眾，積極擴大游擊戰爭，不斷獲得勝利，形成了縱一百八十余裡，橫約百裡，人口三十余萬的皖西根據地。
這樣，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三○年春的兩年半中，在黨的“八七”會議總方針和“六大”路線的指引下，在毛澤東創造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影響下，鄂豫皖邊區黨組織領導人民在舉行了黃麻、商南、六霍武裝起義的基礎上，在這個地區創建了三支紅軍和三塊革命根據地。“當時，這三個地區還是分散的，沒有聯成一片﹔黨的組織相互雖有聯系，尚未統一起來﹔紅軍雖有統一建制番號，並沒有統一的領導和指揮。但卻為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基礎。”（郭述申同志談鄂豫皖蘇區的概況，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年初，在鄂東北、豫東南巡視工作的中央巡視員郭述申，到上海向周恩來“匯報了三省邊界地區的情況”（同上）。不久，周恩來召集郭述申、許繼慎和熊受暄開會。“周恩來同志講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談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邊界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宣布了中央的決定：統一鄂豫皖三省邊區黨的領導，建立鄂豫皖邊區特委﹔統一鄂豫皖三省邊區紅軍的軍事指揮，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軍部。宣布了對我們三人和沒有到會的曹大駿同志的任命（我任特委書記，許繼慎任紅一軍軍長，曹大駿任政治委員，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同上）四月，郭述申等到黃安后，在黃安北部的箭廠河召開了鄂豫邊區特委和紅軍領導干部會議，根據中央決定，宣布建立鄂豫皖邊區特委，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九人組成，郭述申任書記，統一了三塊根據地的領導。紅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紅軍合編為紅一軍，許繼慎任軍長，徐向前任副軍長，曹大駿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並組成了紅軍前敵委員會。當時黨和軍隊還不是一元化領導，重大行動由特委和紅一軍前敵委員會開聯席會議決定。六月召開的鄂豫皖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邊區工農民主政府，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鄂豫皖特委的建立和紅一軍的組成，使鄂東北、豫西南、皖西北三塊革命根據地，包括二十多個縣的革命斗爭的領導統一了起來，使雖有統一建制、番號，而實際上沒有統一指揮的三支紅軍部隊，組成了一支集中統一領導的正規紅軍。這對於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年五月，蔣、馮、閻軍閥大混戰爆發了，根據地周圍敵人的兵力因而大為減少。紅一軍乘這一統治階級內部破裂的時機大舉出擊，在京漢路連戰連捷，在皖西作戰也取得了勝利。從六月到八月三個月中，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羅田、雲夢、花園等城鎮，殲敵七千余人，擴大了根據地，紅軍到十月間也發展到五千余人，並以繳獲的大量敵人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裝備，在軍事、政治、后勤工作上，也都有進一步的加強。
這段期間，鄂豫皖區也受到了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影響，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迅速地停止了這一“左”傾路線。十月十八日，黨中央向鄂豫皖特委發出《關於黨務、政治、軍事綜合指示》，把第二次“左”傾路線在這裡的主要錯誤基本糾正了。十一月，中央派曾中生到鄂豫皖任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統一了黨和軍隊的領導。曾中生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一九二七年夏他從武漢到南昌和蔣介石辯論，文武雙全，很有才能”（郭述申同志談鄂豫皖蘇區的概況）。他在中央軍委工作過一段，對毛澤東領導中央根據地的情況很了解。這時，正值敵人對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攻，他於是召開了原鄂豫皖邊區特委和臨近各縣縣委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在會上撤銷了行動委員會，建立了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軍委，統一領導反圍攻斗爭，並決定了反圍攻的正確方針。一九三一年二月初，鄂豫皖臨時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正式成立了鄂豫皖特委和軍委，曾中生任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會議進一步糾正了第二次“左”傾路線的錯誤，總結了經驗，制定了新的斗爭方針。
敵人在一九三○年冬和一九三一年三月先后開始的對鄂豫皖邊區的一、二次圍攻，雖然每次都使用了十個師左右的兵力，但由於以曾中生為首的鄂豫皖特委加強了黨的領導，制定了對敵斗爭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大大發揮了紅軍和根據地人民英勇斗爭的精神和光榮傳統，廣泛地發動了群眾性的游擊戰爭，軍民的共同奮斗，終於粉碎了敵人的第一和第二次圍攻。
第一次圍攻勝利后，紅一軍與蔡申熙領導的紅十五軍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在長竹園會合，合編為紅四軍，鄺繼勛任軍長，余篤山任政治委員，徐向前任參謀長，曹大駿任政治部主任，轄兩師一個獨立團，第十師師長蔡申熙，第十一師師長許繼慎。這支紅軍的情況，鄺繼勛在四月十五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全軍官兵夫共一萬二千人，戰斗員九千人以上，質量比較健全。“黨員一千六百人，……成份大多數都是翻身的農民，……黨能起核心作用，意志統一，政治上黨員能相當的動員。中下級干部都是由斗爭中產生的”（鄺繼勛：《關於部隊合編后的情況與行動方針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可見，紅四軍是黨領導的由人民革命斗爭中產生的人民軍隊。革命形勢也一派大好，“三個赤區都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政權，創建並擴大了工農紅軍，都在擴大與發展，而且正在企圖打通著相互的聯絡。赤區的政治影響，特別是紅軍的政治影響，的確使特區周圍幾十裡都有望風響應之概。赤區的工農生活確實改善了，肅清了苛捐雜稅，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都確定了。他們熱烈起來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精神上物質上農民都能自願的來幫助紅軍與政權。圍繞著赤區的工農群眾，都望著紅軍來，過去參加過紅槍會、大刀會、聯庄會、剿共會的都自動一批批的解散，連反動的民團也說紅軍來了我們就繳槍。”（曾中生：《關於反“圍剿”作戰及部隊合編等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在第二次敵人圍攻前，紅四軍曾正確地組織了進攻作戰，特別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的奔襲雙橋鎮，全殲了敵人的一個整師，俘敵師長岳維峻以下五千余人，取得了空前大捷。
經過兩次反圍攻斗爭，主力紅軍發展到四個師，成為有兩萬多人的正規兵團，地方武裝也有很大的發展，根據地也擴大為東西長三百余裡，南北寬一百五十余裡的廣大地區，已擁有人口二百五十萬，紅軍的戰斗素質愈來愈提高，根據地愈來愈鞏固，作戰、建軍、根據地建設等各項工作，也都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到處都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二、張國燾其人和他是怎樣爬上鄂豫皖根據地的領導地位的？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早年就學於北京大學。他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也是黨內一個著名的老機會主義分子。他在參加黨的初期曾為黨做過一些工作，但他是一個野心家、兩面派、陰謀家，因此后來墮落成為叛徒和國民黨的特務並不奇怪。黨內出現張國燾、王明、林彪、江青這類野心家、陰謀家，給黨的事業帶來嚴重危害，是沉痛的教訓。這些野心家的罪惡行徑，同無產階級革命家犯錯誤，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們研究揭發這些野心家，是為了取得歷史的教訓。
張國燾開始曾做過工人運動，在工作中即進行無原則的小組織活動。在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他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路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當時機會主義領導者陳獨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敗后，他曾阻撓南昌起義，並對革命表示極大的動搖，同情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進行小組織活動，反對中央。
張國燾不僅是一個犯錯誤最多的老機會主義分子，而且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在北京被捕后，就曾可恥地出賣了黨組織，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叛徒。據解放后查獲的北洋軍閥政府內部檔案〔1001〕3499，張國燾供出了李大釗是共產黨在北方的領袖，並供出張昆弟、黃日葵、高君宇、范鴻劼、陳佩蘭、繆伯英等多人為共產黨員。北京政變后，黨乘機救出了京津等地獄中的工會領導人。張國燾被營救出獄后，一直對黨隱瞞其叛徒面目和可恥的叛賣罪行。他在《我的回憶》中，甚至還把自己打扮成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的英雄，說他在受刑時“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敵人審問他時，“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復他”，使“他們一無所得”。張國燾的無恥謊言，決不能掩蓋鐵的歷史事實，只是更暴露了其丑惡的靈魂而已。
張國燾在莫斯科住了三年多，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回到上海時，正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后。在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依仗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強行奪取了中央的領導。為了貫徹他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在所謂“反右傾”的綱領下，提拔“左”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干部到中央的領導崗位，並有系統地派遣代表，逐級奪權，在黨內實行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發展了機械過火的斗爭。張國燾在莫斯科時，和王明等人有過矛盾和沖突。據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說，由於共產國際的干預，張國燾“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徹底失敗”。張國燾回國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者把持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又有共產國際米夫作后台，他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費盡心機來彌合他們間以往的裂痕。於是，張國燾便拚命吹捧四中全會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攏。他急急忙忙於二月七日和三月五日，連續在《實話》上發表了《擁護四中全會與兩條路線上的斗爭》、《執行黨的路線與加緊兩條路線上的斗爭》兩篇文章，宣揚“四中全會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國際路線”，“它徹底批評了立三路線，……反對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革新了黨的領導機關，指出了黨的當前任務，要求全黨在實際工作中揭發立三路線和在實際工作中執行國際路線”。吹捧王明“是堅決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最好的同志”。為了取悅王明等人，他還大肆叫嚷：“反對四中全會便是反黨反國際的”，他攻擊反王明路線的人，是“企圖利用派別觀點來掩蓋他們反黨反國際的行為”，“就是借所謂反陳紹禹派為名，反對黨和國際卻是實”。他還給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傾分子”和“立三路線殘余分子”的帽子，主張對他們進行“嚴重打擊”和“深入的肅清”。張國燾大肆宣揚“隻有堅決的擁護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四中全會革新了的黨的指導下努力工作，……才是真正擁護國際路線，才能把國際路線執行出來，使中國革命得到新的勝利”。他竭力向王明等表白他願意充當他們的小伙計。王明等人對張國燾這種“虔誠”的態度很賞識，並認為他雖然犯過不少錯誤，但他是中國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在黨內仍有一定的影響，可以拉他到小宗派裡來，作為推行他們極左路線的得力工具。因此，王明等把持的中央，任命張國燾為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權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據地去奪權。在五月六日發出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局的負責人應當是中央在當地的直接的代表，他有權否認黨委的決議，甚至有權力解散黨委，……領導黨委幫助黨委工作。中央局應指定鄂豫皖區域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此區的一切武裝力量。（《中央關於成立鄂豫皖分局、省委及根據地與紅軍建設等問題的指示》）就這樣，張國燾就成了王明等在鄂豫皖的“欽差大臣”，他積極地在鄂豫皖根據地推行王明路線的各種過左政策，以罪惡的“肅反”亂殺革命同志，以及在軍事上的軍閥主義和退卻逃跑主義。結果，喪失了黨和人民英勇斗爭所創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但是，張國燾卻在《我的回憶》中無恥地吹噓：他是“披荊斬棘，艱難締造”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的“園丁”，並把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說成是由於他“推行新政策”、“整肅”等“種種努力的結果”，而對第四次反圍攻的失敗，則說成是“領導政權和軍隊”、“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蘇維埃運動”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他把鄂豫皖根據地的喪失歸罪於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是不值得一駁的，因為中國革命就是沿著這條正確道路取得勝利的。但是，為了徹底揭穿張國燾的上述種種謊言，除了在前面已簡述了一下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是怎樣在黨的“八七”會議總方針和“六大”路線的指引下，在毛澤東井岡山斗爭的影響下，在當地起義后又接著實行了武裝割據而發展起來的外，還有必要把張國燾的種種錯誤和罪行（即他所謂的“種種努力”）及其惡果加以揭露，以還他老機會主義者、野心家和反革命兩面派的本來面目。
三、張國燾的積極貫徹第三次“左”傾路線和在軍事行動方針上的錯誤
正當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的時候，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的臨時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了鄂豫皖。他們到達前，紅四軍打開了新集，使鄂豫皖根據地有了一個中心點（后來是鄂豫皖分局的所在地），這是紅軍的功績。張國燾卻作威作福，坐著轎子到新集，在歡迎會上，他和陳昌浩坐在台上，搖晃著身子，神氣十足。五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以張國燾為書記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這標志著張國燾積極貫徹第三次“左”傾路線，並陰謀建立他對鄂豫皖黨和紅軍的軍閥主義的個人統治的開始。面對一派大好形勢，他雖然不得不說幾句“好話”，如說：“這一蘇區是有了相當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已產生了強有力的紅軍”。“群眾對紅軍是非常擁護的”。第二次反圍攻的勝利，就是由於“紅軍、蘇維埃已經具備一些基本條件，並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當地同志和紅軍將士英勇的奮斗，由奮斗已獲得偉大的成績”。（張國燾：《關於第二次反“圍剿”及其他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他承認曾中生等到后“有了相當的轉變”（同上），說曾中生“努力對付敵人之‘包圍會剿’獲得一些成績”，“糾正了一些立三路線最明顯的錯誤”，“團結了整個干部而得到當地同志一些信任”等等。但張國燾說這些是為否定鄂豫皖根據地的黨和紅軍打掩護，他說上面的那些成績“不能証明黨內路線已經是正確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同上）。甚至說：“這一蘇區整個說來，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路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張國燾給中央的報告）。這樣，就完全否定了鄂豫皖根據地過去的成績。因此，他強調“當前的任務是加緊兩條戰線的斗爭，在實際中作徹底的轉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張國燾給中央的報告）他積極貫徹王明路線的過“左”土地政策和其他過“左”的政策。
鄂豫皖根據地的黃安部分地區，一九二八年冬就開始了土地革命，一九二九年六月的鄂東北《臨時土地政綱》，和十二月的《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土地政綱實施細則》，這兩個早期的土地革命的文件，基本上是正確的，是根據“六大”決議的精神結合當地的土地革命經驗制定的，對沒收土地的范圍和各階級的政策和“六大”決議的有關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九三○年春，根據地在后一文件指導下，全面開展了土地革命，后來雖曾受過立三路線反富農斗爭和辦集體農場等“左”傾政策的影響，但曾中生到根據地主持工作后，就糾正了“左”的偏向，進一步開展了土地革命，正是土地革命的勝利，為鄂豫革命根據地的擴大和鞏固、紅軍的發展和壯大、反圍攻斗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張國燾卻對鄂豫皖土地革命的成果視而不見，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召開的鄂豫皖區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決議。接著便開展了一個貫徹王明路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重新分配土地的運動。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鄂豫皖軍委政治部發布的怎樣分配土地問答提綱中，全盤否定了過去的土地革命的成果，說“因過去路線上的錯誤（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紳地主和富農竊去了，雇農、貧農、中農、工人（要土地耕種的）沒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因此，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富農土地包括在內），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是黨目前領導廣大農民深入土地革命的緊急任務”。這個提綱還極力宣傳“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說：“地主階級的土地被沒收后，不能取得絲毫的任何土地﹔富農如果要種田地，可以給以較壞的勞動份地，但必須自己勞動去耕種”。張國燾還在九月一日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總結中提出：“對反動家屬可以罰他做苦工，否則驅逐出境，不得分土地”。不給地主以生活出路，就會使他們流離失所或上山為匪，破壞社會秩序，影響根據地的安定，而在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政策，就會影響中農的生產積極性，對農業生產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在重新分配土地中還嚴重地侵犯了中農的利益，這首先表現在實行打亂平分，侵犯了一部分中農的土地。其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七號規定：“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分別，主要的是在是否有剝削性”。按照這一規定，就把一些有輕微剝削的富裕中農劃為富農。這樣作的結果必然會影響對中農的團結。
在經濟政策方面，實行過“左”的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在“把捐稅的負擔移至有財產的剝削階級身上”的政策下，對民族工商業課以重稅。規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青工六小時，童工四小時﹔工人每星期休息三十六小時，每年休息四星期，工資照發等等過“左”的勞動政策。這些政策實行的結果，造成工商業店鋪的倒閉，使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發生極大的困難。
在統一戰線政策方面，張國燾認為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不可能存在第三派或中間營壘，他的這種形而上學觀點，看不到國民黨的中央軍和西北軍之間的矛盾，對蔣介石和西北軍的矛盾也未加以利用。例如西北軍的吉鴻昌被蔣介石派到鄂豫皖地區“剿共”，因受紅軍影響不願與紅軍作戰，被蔣介石勒令“解甲歸田”。當時，吉鴻昌曾化裝到過鄂豫皖根據地，聽到群眾反映紅軍好。因此，吉鴻昌派人與紅軍聯系，張國燾竟拒絕與吉聯合，並將吉部來使殺害。知識分子是革命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83頁）而張國燾卻對知識分子採取歧視的態度，他說：“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同志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這是很正當的辦法。”（《張國燾在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總結》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
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攻后，張國燾在軍事行動方針問題上，時而右傾保守，時而“左”傾冒險，對他的錯誤方針，紅四軍的領導人進行了抵制。
當時，蔣介石正積極准備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攻，對鄂豫皖區暫時取守勢，這正是紅四軍轉入進攻，積極向外發展的良好時機。在這種情況下，紅四軍領導人曾中生建議：以一部分力量留在“親區”〔注〕做發動群眾工作，肅清“親區”的反動武裝，大部兵力要迅速向外發展，南下出擊黃梅、廣濟，恢復原十五軍所在地區，進而威逼長江，牽制敵人，配合中央蘇區反圍攻斗爭，同時解決經濟和糧食困難，以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但是張國燾卻借口所謂“鞏固蘇區”，拒絕了這一正確建議，命令紅四軍主力到“親區”剿匪。結果，在“親區”方圓數十裡的山區，反動地主武裝分散打游擊，“全軍大軍雲集，已無用武之地，給養更成問題，加以兩次‘圍剿’以來，全軍不僅沒有發過一個零用錢，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難的地步。”（《徐向前、曾中生關於紅四軍情況及行動方向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因此，紅四軍的負責同志一致向中央分局建議，主張兩團兵力留在“親區”，繼續工作，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圻水，鞏固陣地發展，以配合中央蘇區。張國燾不僅再次拒絕接受這一正確建議，而且還指責這是“揭開了立三路線的面具而來一個實際工作的機會主義”。（同上）直到七月間，周圍敵人仍無〔注〕親區，稱“清區”，位於河南省商城縣南部一個方圓數十裡的山區，當時為顧敬之團匪盤踞，阻礙鄂豫邊的新集和皖西金家寨之間的聯系。進攻跡象，同時由於援助中央蘇區反圍攻任務所迫和紅四軍領導同志的一再堅持，張國燾才同意向外發展的意見，而由於他的阻撓，貽誤了五十多天的南下向外發展的時間。張國燾在軍事上一竅不通，又不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專橫跋扈，因此，在軍事行動方針問題上，這時他雖然同意了向外發展的意見，卻又從右傾保守轉向“左”傾冒險，竟限令紅四軍在一個月內下英山，出潛（山）太（湖），威逼安慶，震動南京。
七月中旬，紅四軍軍部（此時徐向前調任軍長，鄺繼勛調任十三師師長）率領六個團南下，八月一日一舉攻克英山，全殲守敵一個團。根據當時的情況，徐向前、曾中生等紅四軍領導人認為：紅軍應在鞏固陣地，發展上緊迫的配合中央蘇區的行動，佔據敵人要點，尤其是要打擊敵人的主力，分散和牽制去江西的軍力。可是執行這種任務的時候不能不鄭重估計敵人的力量與布置行軍的地利與群眾的基礎，和自方力量之大小與敵方之對比。（九月五日曾中生給中央分局的信）。從這些原則出發，紅四軍領導同志還詳細研究和比較了潛山、太湖、安慶地區和圻、黃、廣地區的情況，估計敵情與地勢，特別是群眾的革命基礎和配合中央蘇區之敏捷，均不如轉到出擊圻（春）、黃（梅）、廣（濟），直搗武穴為好。（徐向前、曾中生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報告）而且這一地區的根據地恢復以后，可以和黃麻、皖西根據地連成一片，便於鞏固。因此，紅四軍乃一面報告分局，一面舉兵南下。
由於堅持了正確行動方針，紅四軍“從八月一日英山之戰到九月一日止，共計一月，行動中獲得的結果：在軍事上，佔領英山、浠水、廣濟、羅田及沿江之一帶，消滅敵人七團以上的兵力，尤其是（消滅）徐源泉兩旅以上兵力為更有意義，繳步槍在四千以上，迫擊炮二十八門，機關槍二十六挺，偵信機（無線電）一架，子彈炸藥刺刀無算，俘虜官兵五千以上。”（九月五日曾中生給中央分局的信）同時牽制了敵人原擬調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根據地的反圍攻斗爭，並直接與江南湘鄂贛紅軍配合中央根據地的行動聯系了起來。在地方工作方面，黃、廣、英地區的工作，得到了相當的恢復，組織了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裝，農民紛紛起來斗爭，分配土地、肅清反動勢力，大力支援紅軍作戰，在經濟方面，繳獲和籌集了銀元七萬元，黃金二十余斤，白銀一千六百余斤，以及南下部隊的全部軍裝，解決了部隊的經濟困難，大大減輕了老根據地人民的負擔。
正當紅四軍大力開辟當地工作，尋找機會再行殲敵的時候，張國燾卻處心積慮地要排除異己，對紅四軍的領導進行宗派主義的“改造”。他雖然不得不承認“紅四軍在英山、圻水、廣濟一帶行動，在軍事上獲得了大的勝利，相當地發動了這一帶的群眾工作與游擊戰爭，部分的進行了分配土地的工作”。（張國燾在黃安縣委及軍區黨委聯席擴大會議上作的結論）但又指責紅四軍領導“在政治上重復已經破產的立三路線”，“放棄援助中央蘇區”，“違抗分局命令”，強令北返。紅四軍除執行分局指示外，對南下和東進的是非曲直向黨中央和中央分局作了申訴。徐向前、曾中生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在長期斗爭中深深感到了紅軍如果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有廣大的工農政權維系著，則如此艱苦困難的生活任何人也受不了的，因此紅軍的根本問題還是政治的堅定問題，一切英雄的個人單純軍事觀點的領導，在此要完全失掉作用，同時在戰略上如果想脫離根據地幾百裡的陣地，如果我們由英山直取安慶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發生許多不能解決的困難，如果勉強行之，必然成為單純軍事行動，根本上都忘卻了鞏固根據地發展的任務了。我們深深認識到中央根據地勝利偉大，就是有了強度的群眾基礎的陣地所致，自然這與主力軍縮在根據地范圍來防御敵人計劃是根本不同的”。在曾中生九月五日給中央分局的信中，針對張國燾指責紅四軍“放棄援助中央蘇區”說：配合中央蘇區的行動，是要以佔領敵人的要點打擊敵人主力兩者並重，而且在今日技術拙劣的紅軍，其戰略目的應后者越過於前者，同時要能真正鞏固自己的陣地，向敵人作有把握有准備的進攻，尤其是要整個蘇區有全盤的計劃與准備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發展，而更有全盤部署進攻有力陣地，如此才不致因局部的問題而傷全部的計劃，這樣與那絕對沒有准備而發命令去佔大城市，和高喊進攻安慶，威脅南京的主張絲毫不相同的。信中還批評打安慶的錯誤說：安慶之取是不能離開全國形勢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處之要鎮沒有工作，城市駐兵沒有工作，城市及近郊黨的力量是根本沒有關系，英山到安慶四百裡的非蘇區是山地、又有清（民）團匪軍，而后方運輸、使役、偵探、干部又無多少的准備，隻有一月為限，命令合近代編制一師不足的紅軍去取安慶威逼南京，這恐近於夸大狂了。我們真不懂責限一月必佔安慶之命令與李立三路線責限兩星期必佔安慶之命令有什麼分別了！但是，張國燾卻完全不顧紅四軍南下的正確方針和勝利的事實，竟以紅四軍改變了他的東進計劃，“違抗分局命令”，將軍政治委員曾中生撤職。接著又借口肅反，排除異己，以便在黨和紅軍內建立他的軍閥主義的個人統治。
四、張國燾排除異己，亂殺革命同志的罪惡“肅反”
張國燾為了在鄂豫皖根據地推行王明“左”傾路線和建立軍閥主義的個人統治，“下車伊始”就全盤否定過去工作的成績，胡說鄂豫皖紅軍在第二次“左”傾路線時期遭到了完全的失敗，紅軍中沒有真正的黨。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誣蔑鄂豫皖根據地“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商人、高利貸者，特別是在領導干部中”。把黃麻地區黨領導的武裝斗爭，說成是“土匪行為”﹔說商城黨是“打著共產黨的旗幟‘腳踏兩隻船’的國民黨”，而且“土匪流氓都被納入黨”﹔皖西“六、霍、壽縣等處的黨組織，始終是地主富農分子佔絕對優勢”等等，以此來為他的“路線轉變”、別有用心的“改造”和排除異己的“肅反”制造輿論。他踐踏黨的民主集中制，竟宣稱：黨委之間發生意見分歧以書記意見為准，為其獨斷專行制造理論。他專橫跋扈，肆意打擊敢於抵制錯誤路線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余篤三反對王明“左”傾路線，被撤銷紅四軍政委的職務﹔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陳定侯寫文章反對在根據地內過分提高工人工資影響工農聯盟，被扣上不可救藥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加以批判和撤職﹔鄂豫皖特委委員徐朋人反對富農分壞田和春耕大忙時期反復平分土地影響生產，被戴上不可救藥的右派小組織分子帽子開除出黨﹔中央分局委員曾中生、舒傳賢，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曹大峻、紅十二師師長許繼慎、政委龐永駿、原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等，也都因抵制了張國燾全盤否定鄂豫皖黨和紅軍的工作成績，推行王明路線的過“左”政策，和在軍事行動上的錯誤方針，而受到圍攻和打擊。黃麻地區的八個縣委書記，也被撤換了七個。
我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抵鄂豫皖根據地的。黨中央派我到鄂豫皖省委任宣傳部長。當時，張國燾為了獨攬大權於一身，把蘇維埃政府完全搞成一個空架子。省蘇維埃主席兼黃梅縣委書記、代主席是一個不識字的婦女，新集的蘇維埃主席也是一個不識字的婦女。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便於他操縱政權，使蘇維埃政權成為他個人專政的工具。
張國燾特別急於爭得他個人的兵權，紅四軍北返途中，他迫不及待地派陳昌浩趕去接替曾中生的政治委員職務。陳昌浩九月十三日到麻埠接任后，就堅決貫徹張國燾“改造”紅四軍的指示，開始進行“肅反”。本來，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是革命斗爭中一個重要的任務，鄂豫皖邊區各地的黨組織，一開始就把肅反鋤奸工作當作一項重要任務，並在斗爭中取得了成績，保証了黨和紅軍的鞏固與純潔。但是張國燾卻是要把“肅反”作為宗派主義的排除異己的手段，以便建立他在黨和軍隊內的軍閥主義的個人統治。八月，政治保衛局在后方醫院中破獲了一個所謂“AB團”的組織，張國燾就借此硬說鄂豫皖革命隊伍中“必然有一個反革命大組織”，於是保衛局濫行捕人，嚴刑逼供。敵人施行反間計離間紅軍干部，更成為張國燾在紅四軍中開展大肅反的根據。
英山解放后，國民黨特務頭子曾擴情，以黃埔軍校同學的舊關系，派了兩個小特務到英山找紅十二師師長許繼慎，並帶有詭稱許繼慎已和敵人勾結，表示歡迎許投奔蔣介石的信件。兩個特務到后，許繼慎馬上將他們逮捕起來送交軍部，軍長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及時對來人進行審問，並根據許繼慎的一貫表現，認為“許不會有什麼問題”，“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遂將特務和偽造信件以及軍部意見送分局處理。
許繼慎是北伐戰爭中葉挺獨立團的智勇雙全的名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的組建者和領導人，是一個才華出眾，屢建戰功的優秀紅軍將領。他一九○一年出身於安徽省六安縣土門店的一個中農家庭。他在省立第一師范學習時，就積極投身五四運動，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是安徽學生界的領袖。一九二一年初，他首批加入安慶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三年秋，他遭反動派通緝而逃亡上海，入上海大學旁聽。一九二四年春，考入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當時黃埔軍校黨所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中的骨干，堅持與國民黨右派作斗爭。黃埔軍校畢業后，他在國民革命軍中歷任排長、連長、葉挺獨立團的營長、參謀長，第二十四師七十二團團長，參加過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英勇善戰，屢立戰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他到上海黨中央工作。一九三○年春，他受黨中央委派到鄂豫皖根據地組建紅一軍，擔任軍長和鄂豫皖特委委員，他對紅一軍的組建和發展、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均有突出的貢獻。在粉碎蔣介石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兩次反革命圍攻中，他屢出奇兵，克敵制勝，常使敵人聞風喪膽。一九三一年五月，許繼慎任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皖西分會主席兼十二師師長。在軍事行動方針問題上，他反對張國燾的錯誤意見，主張紅四軍主力南下，他還經常批評張國燾的機會主義錯誤，因此為張所懷恨，特別是張國燾要奪取兵權，所以當時正要尋機對許繼慎等進行打擊和迫害。張國燾接到送來的特務頭子曾擴情的信件后，根本不問事實真象，主觀主義地把許繼慎等主張紅四軍主力南下的正確主張與特務的信聯系起來，在后方逮捕了紅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之妻和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用刑審、逼供、誘供等惡劣手段，逼出許繼慎、熊受暄等人“確有准備把部隊拉到長江邊准備投降蔣介石”的所謂全盤反革命計劃，誣蔑說“紅四軍的南下是曾中生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慫恿和蒙蔽”。這樣，張國燾就把軍事行動的爭論問題和反革命問題混在一起，以便借此來打擊大批持正確意見的同志。
陳昌浩趕到麻埠紅四軍軍部后，首先逮捕了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當夜嚴刑拷打追問，沒有得到什麼口供，這說明逼供出來的所謂許繼慎等准備把隊伍拉到長江邊投敵的全盤反革命計劃是毫無根據的。但陳昌浩卻在部隊西進中，邊戰斗邊捕人，把許繼慎、周維炯等部隊領導人逮捕了起來。九月底，部隊移住白雀園地區，張國燾亦由新集來到白雀園親自主持大肅反，幾乎把參加領導黃麻、商南、六霍起義，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的、有豐富斗爭經驗的、同敵人血戰中久經考驗的干部，以所謂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罪名，都無辜地加以殺害。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不僅極力掩蓋他的罪行，說：“這次的肅反案，被捕者約六百人，……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而且還把自己打扮成為制止了肅反擴大化的正確領導者。他說：“其時軍中彌漫著肅反的狂熱”，他“立即設法制止”，下令“不得擅自捕人”，“禁止用刑逼供”，“才抑制了這股狂熱的泛濫”﹔還說什麼“切不可任意株連”，“已被捕的嫌疑人犯，……多數均須按照情節，予以較輕的處罰或無罪釋放”。但是，謊言決不能掩蓋歷史的真實，張國燾的幾句謊言也決改變不了他的這一段罪惡的歷史。據陳昌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鄂豫皖蘇區彭楊軍事政治學校的講話（這個講話張國燾當時曾多次的介紹）中所說的，這次肅反中被他們戴上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帽子，作為反革命分子殺害的，僅在紅四軍中，就“有兩個師長（許繼慎、周維炯），一個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八個團長，五個團政治委員（團長潘皈佛、吳雲三、高建斗、王則先、肖方、王明、魏孟賢、曹光南，團政委封俊、江子英、袁皋甫、吳精赤、劉性成）兩個師政治部主任，十二個團政治部主任，各級經理處、參謀處副官亦有許多，連排長亦有一部分。”“這次共計肅清‘叛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百人”。這就是說有二千五百多排以上干部先后被逮捕和被殺害了。
關於地方機關的“肅反”情況，據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英山中心縣委給中央的報告，各級領導機關成員幾乎都成了反革命，“皖西北整個特委隻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務員，少共特委，軍事委員會分會幾乎完全是的﹔英山黨團中委會隻剩下黨團書記、婦委書記及交通，其余全是的。各縣如六安、霍山、商城隻剩下少數同志其余全盤都是。英山的蘇區八個區委隻剩下一個區委書記，非蘇區的三個區委完全皆是，黨的團的同志加入第三黨的幾乎有三分之一。”郭述申在回憶中說：“白雀園‘肅反’以后，張國燾又把軍隊中的那套‘肅反’搬到地方上，又殺了很多在地方工作的領導干部。我在陂孝北任縣委書記時，縣蘇維埃主席魏祖聖同志（大革命時是孝感縣農民協會委員長，是當地的農民領袖，一九二七年配合黃麻起義破擊京漢鐵路就是他帶領農民協會會員干的），我在陂安南工作時，第二任縣蘇維埃主席陳金台同志（第一任縣蘇主席是李先念同志，李帶領陂安南參軍的大隊到紅軍中工作去了），都是被張國燾搞‘肅反’殺掉了。張國燾是通過‘肅反’，達到他排除異己的目的。”（郭述申同志談鄂豫皖蘇區的概況，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這次“肅反”是在張國燾直接控制的保衛局系統進行的，別人是管不了的。我當時是新集縣委書記，但根本管不了，我的秘書也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被抓走，給肅掉了。新集是一個三千多人的鎮子，“肅反”搞得晚上沒有行人，白天不敢一個人走路。我去鄂豫皖時同行的有六個人，其中三人被張國燾殺掉了。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寫的《豫鄂皖蘇區紅軍歷史》中，對這次大肅反寫道：“四軍移白雀園后，張國燾亦由新集親來白雀園主持肅反，……在這一主觀主義的逼供信的肅反中，紅四軍中的各級干部除少數幸免者外，幾乎都一網打盡了。以前逮人還在上級，這時捕人已深入下層了。在這一大肅反中，……主力四個師共十二團的干部中今天屈指可數者隻剩下倪志亮、王樹聲二人，其他都被捕殺了。據程世才個人回憶，在肅反過程中，三十團換過三次團長，政委主任也換過二三次，……有的換過四次。這大批撤換的各級干部，都是以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名義逮捕了，有的送到后方保衛局，有的就在前方槍斃，或用石頭打死。如以三十團在大肅反中被殘殺的班以上干部，估計起來大約有五百人上下，其他各團，並不少於三十團，這些被逮捕的各級干部，除少數幾個放出來未殺，或仍回軍隊工作外，一般都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殺害了。又如徐琛吉同志回憶，在六安獨立團的肅反中，有一次班長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這說明當時在地方武裝中肅反，逮人殺人也是很厲害的，究竟有多少人，當時很少人知道的”。當時“在蘇維埃政權中，黨的各級機關中、工會中與群眾中逮人殺人的現象也和在軍隊內一樣，例如羅山群眾領袖鄭新民、麻城群眾領袖王宏學，縣委書記雷紹全，孝感縣委委員劉紀雲，過去特委書記徐朋人，黃安農民政府主席曹學楷，鄂東革命軍黨代表戴克敏，紅三十一師政治部主任陳定侯，黃安黨的發起者王秀鬆、戴季倫，商城縣委書記李悌雲及皖西道委書記方英，……至於群眾中被捕殺的人更難於計算”。“由這一大肅反的結果，紅軍中有戰斗經驗的老干部幾乎被殺完了，鄂豫皖蘇區與紅軍的創造者幾乎被殺完了，外來的黨的知識分子軍政干部被殺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領導者也捕殺了。這一肅反的危害，不僅捕殺了大批大批的軍政黨群眾的領袖，而且在黨內、蘇維埃政權內、軍隊內與地方群眾中造成了極端嚴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肅反的同志終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之何時將至。由於這一大肅反，使紅軍的戰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隊中知識分子有軍事知識，有戰斗經驗，勇敢而機智的大批干部被肅掉后，使紅四軍在軍事理論上與作戰指揮上大大削弱了，部隊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隊中造成極端反知識分子，反對戴眼鏡的惡劣傾向，幾使紅軍成為一支愚蠢的軍隊了”。“捕殺紅軍中的優秀的有戰斗經驗的大批干部后，一方面在軍事指揮上戰斗上削弱了紅軍的戰斗力，另一方面在紅軍干部中由於對肅反的恐懼，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緒。比如反四次“圍剿”已經開始，還在逮捕人，如逮捕徐向前的老婆，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這怎能不造成紅軍干部中的恐懼呢？……的確，在大肅反中，在紅軍和地方上的黨政民中捕殺了不少的優秀干部，造成恐怖情緒，損傷了自己的元氣，也是反四次“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
張國燾的罪惡“肅反”，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把肅反和王明路線的宗派主義相結合，採取主觀主義的逼供信的方法，以排除異己，實現其軍閥主義統治。廣大紅四軍指戰員是忠於革命事業，忠於黨的，在張國燾大量殺人捕人的情況下，紅四軍仍然前仆后繼、英勇不屈地和敵人戰斗，不斷取得勝利﹔在不知道明天是否把自己當做改組派捕去殺掉的恐怖情緒下，甚至明明知道要被逮捕，逮捕后一定要被殺頭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動搖逃跑﹔當被捕的指戰員被暫時放出來編成突擊隊時，則毅然沖鋒陷陣、奮不顧身地打擊敵人。如果張國燾不是從個人野心出發，爭個人的兵權，不是搞排斥異己的宗派主義，為什麼上述情況竟沒引起他們的一點反省與注意呢？張國燾的罪惡“肅反”，還強調要“到處從發展的兩條路線斗爭中去尋找反動線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鄂豫皖分局給鄂豫邊特委的信），提出“從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中”、“從日常生活的表現中”去發現反革命，別有用心地將日常生活問題、思想意識問題、一般政治問題和反革命問題混淆在一起，實行嚴刑逼、供、信。“由於這一肅反的結果，把許許多多蘇維埃紅軍的創造者，有豐富斗爭經驗的與敵人血戰中久經考驗過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罪名——改組派、AB團、第三黨——而肅掉了，使這些優秀的共產黨員的骨干含冤地下久而莫伸，其慘痛直令人不能卒書，其罪惡也令人難以筆墨形容。”（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這就是張國燾當時所吹噓的“可以為全黨教訓，特別是各個蘇區可以利用”的肅反“經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張國燾給中央的報告）。這段駭人聽聞的悲慘的歷史事實，是張國燾的幾句謊言絕對掩蓋不了的！
五、盲目輕敵到右傾逃跑，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在反四次圍攻中幾被斷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黃安七裡坪宣告成立，下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共有紅軍三萬人。
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旬，紅四方面軍在反對敵人第三次圍攻的口號下，利用“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的統治發生危機的有利形勢，舉行了黃安、杜付店、蘇家埠三次進攻戰役，殲敵正規軍約五萬余人，取得了鄂豫皖紅軍空前的大勝利。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三次圍攻計劃，因受到紅軍這一嚴重打擊而破滅。這一勝利也使紅軍和根據地在原有基礎上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紅軍發展到五萬人，根據地面積擴大到四萬平方公裡，人口達三百五十余萬。為什麼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大肆推行王明“左”傾路線並實行軍閥主義統治后，紅軍還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根據地還會有這樣大的發展呢？這是因為：
第一，當時客觀形勢極為有利，根據地和紅軍又有著良好的工作基礎。“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了全國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國民黨內部的不少地方派系，也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機反蔣。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攻，又遭到慘敗。蔣介石的統治發生了危機，客觀形勢十分有利，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在第一、二次反圍攻中取得勝利，形成了一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根據地在兩次反圍攻勝利后進一步擴大，能以巨大的力量支援紅軍作戰﹔紅軍發展到三萬人，戰斗素質有進一步的提高，已經能夠以較大規模的運動戰殲滅成旅成師的敵人。
第二，作戰指揮的正確。在進攻作戰中，總指揮徐向前沒有機械地執行鄂豫皖分局決定的“佔領一二中心城市”，准備短期內“造成湘、鄂、贛、閩和河南、安徽整片赤區的基礎”這一過高的，不可能達到的目標，而是從實際出發，充分運用和發展了“圍城打援”戰術，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第三，正如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者“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黨，“因為有廣大的干部、黨員群眾和廣大的軍民群眾在一起，進行了積極的工作和英勇的斗爭，因而在許多地區和許多部門的實際工作中，仍然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在戰爭中，在軍事建設中，在戰爭動員中，在政權建設中，在白區工作中）。正是由於這種成績，才能夠支持反對敵人進攻的戰爭至數年之久，給了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僅因錯誤路線的統治，這些成績才終於受到了破壞”。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三次反圍攻前，赤衛軍已發展到二十多萬，並掀起了參軍擁軍的熱潮，僅六到八月，就有七千四百六十人參軍，群眾支援的軍糧達四萬余石，現金十一萬元，鞋襪四萬余雙。在反圍攻中，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正確地組織了紅軍進攻作戰，在戰斗中干部黨員沖鋒在前，起著模范作用，人民群眾積極參戰支前，游擊隊地方武裝大肆襲擾敵人，充分發揮了根據地和紅軍的巨大威力。在廣大紅軍指戰員英勇奮戰和根據地人民全力支援配合下，終於取得了三次戰役的巨大勝利，使紅軍和根據地在原有的基礎上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從以上可以看出，這一段的進攻作戰，在王明“左”傾路線開始貫徹和張國燾軍閥主義個人統治開始建立以后之所以還能取得勝利，是由於客觀形勢十分有利，過去有良好的基礎，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的正確指揮，黨的廣大干部黨員和廣大軍民的努力奮斗。至於張國燾，由於他積極推行王明路線，大搞軍閥主義的個人統治，不僅對勝利無益，而且還影響了勝利的發展和鞏固，並且在鄂豫皖分局的決定中還包含了非常危險的冒險主義的要求，由於方面軍總指揮部實事求是的正確指揮，才避免了危險，取得了勝利。張國燾竟把這些勝利吹噓為他領導的結果，這完全是徒勞的。事實上，正是由於他在土地政策、肅反政策、統一戰線政策等方面的錯誤，他的軍閥主義的個人統治，他對形勢的“左”傾估計，和在軍事上極端片面地提出了所謂“堅決進攻”的戰略，不僅影響了第三次反圍攻的發展和鞏固，而且招致了第四次反圍攻的失敗。
一九三二年六月間，蔣介石在出賣了上海愛國軍民“一二八”抗戰后，又集中五十萬大軍向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四次圍攻，蔣介石坐鎮武漢親自指揮，組成了左、中、右三路軍，除左路軍專門對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外，中、右兩路的二十四個師另兩個旅全力圍攻鄂豫皖根據地。敵人這次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圍攻，不僅兵力龐大，而且進攻部隊中有三分之一是蔣介石的嫡系精銳部隊，並進行了充分准備﹔在戰術上採取穩扎穩打，並進長追，逐步壓縮，企圖“聚殲”紅四方面軍於長江北岸。雖然敵人這次圍攻情況比過去嚴重，但是，也存在著粉碎敵人圍攻的有利條件：紅四方面軍在取得第三次反圍攻勝利后，部隊更加壯大，士氣高昂，械彈充足﹔根據地猛烈地擴展，使紅軍作戰有更廣闊的回旋余地和更廣大的群眾支援﹔而敵人屢遭挫敗，心有余悸﹔因此，如果主觀指導正確，是有可能粉碎敵人的圍攻的。
但是，第三次反圍攻的節節勝利，張國燾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對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對反圍攻採取了極端錯誤的方針。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黃安戰役勝利的當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就在《為慶祝黃安大捷輸送新兵和糧食的緊急通告》中，把這一勝利說成是“完成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並提出了“奪取中心城市”的口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張國燾又在鄂豫皖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上宣揚說：“國民黨主力隻剩下了七個師，其余都是雜色部隊，紅軍現有這樣的力量，已是不論多少敵人都不怕了”。一月三十日，國民黨南京政府因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而被迫遷都洛陽后，張國燾的輕敵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二月十七日鄂豫皖省委的《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中，就提出了“偏師”說。決議說：“國民黨政府的遷都洛陽，一方面表示國民黨由於進攻蘇區與紅軍的失敗，已經成為帝國主義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寧可說是降了級的走狗。不過降級都是地主、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為從此在進攻蘇區與紅軍的戰場上主要的火線將由帝國主義者所直接擔負，而國民黨的洛陽政府和其他軍閥政府，隻擔任偏師的任務。……同時，日本的積極進攻武漢，將使鄂豫皖蘇區要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沖突。擺在各蘇區尤其在鄂豫皖蘇區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們快要和帝國主義直接戰爭”。“同時就向鄂豫皖蘇區黨提出了一個嚴重的任務，就是採取堅決進攻的策略，……消除蘇區向南方發展的障礙，奪取武漢門戶，與湘鄂西取得聯系，造成紅軍在長江邊與京漢路線行動自如與蘇區包圍武漢的形勢”，“以准備與帝國主義直接戰爭和准備奪取武漢，完成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個荒謬的“偏師”說，連王明路線統治的中央在三月六日給鄂豫皖分局的信中也批評說：“是不顧事實的胡說”。但是，張國燾在三月給臨時中央的報告中，還一再重復他的機會主義觀點。三月二十六日，他在《關於紅軍在皖西作戰行動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四方面軍已率第四、第二十五軍共五師十二團之眾向六、霍行動，決心拿下六、霍，配合全國紅軍大舉向敵進攻，積極准備同帝國主義作戰，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三月三十一日，他和陳昌浩在《關於豫南、皖西戰況給中央的報告》中又說：“現在我們不但以打破敵人‘包剿’推翻國民黨統治為中心口號，並在三月前即提出與帝國主義作戰為中心口號”。蘇家埠大捷后，張國燾在六月十八日給中央的電報中，更認為“已根本消滅盡‘圍剿’”，轉變到與敵人“全局決勝負”的時候。他根本不承認中國革命戰爭中敵強我弱的這一基本特點，不相信圍攻與反圍攻長期反復的規律，因此，他對新的嚴重的圍攻到來毫無准備，仍然繼續其“堅決進攻的戰略”。由於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和錯誤的戰略方針，其結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鬆了反敵人第四次圍攻的准備工作，因而在軍事上、群眾動員上都沒有完成應有的准備。六月上旬已發覺敵人積極部署第四次圍攻，黨中央六月五日的軍事訓令，也已將蔣介石親任鄂豫皖“圍剿”總司令，大軍雲集漢口等地，准備向鄂豫皖根據地大舉圍攻的情況作了通知。張國燾不是適時地轉入反圍攻的准備，而是繼續向京漢路出擊。七月初，分局開會討論軍事行動方針，徐向前又在會上提出暫時停止進攻作戰，將連續作戰七個月的、十分疲勞的紅軍主力在適當地區集結休整待機，並肅清根據地內小塊白色區域的反動武裝，進行反圍攻的准備。張國燾拒絕了這一正確建議，要紅軍南下奪取麻城，以實現其威逼武漢的計劃，這就使敵主力得以從容展開，向根據地內推進。張國燾又無視已十分嚴重的敵情，反而進一步提出“打下麻城、宋埠、歧亭、黃陂、……打到武漢去，實現數省政權的首先勝利，完成同帝國主義作戰的先決條件”，“很快把武漢拿到手裡來”等“左”傾口號，並又命令四方面軍主力二次圍攻麻城。八月上旬，敵陳繼承、衛立煌兩縱隊，全力向黃安七裡坪猛扑，張國燾才被迫決定撤麻城之圍。這時他又不實行誘敵深入、待機破敵的方針，卻命令紅軍主力倉猝迎擊進犯的敵人主力，他以為這樣就可以給敵人以迎頭痛擊，一舉而粉碎敵人的圍攻，事實上，他的這種錯誤的戰略思想指導，使紅軍更陷於被動地位。這樣，從六月上旬到八月上旬兩個月的反圍攻准備的時間，也就被張國燾白白地浪費掉了，使紅軍、根據地人民，甚至黨員和黨的領導機關對敵人的嚴重圍攻，在精神上、組織上、物質上完全處於毫無准備的狀態。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深刻地批判這種“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復這一規律。在鄂豫皖邊區根據地則有所謂“偏師”說，那裡的一些領導同志認為第三次“圍剿”失敗后的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得由帝國主義親身出馬擔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進行使各根據地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為“反對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等等，是在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邊區反對第四次“圍剿”、江西中央區反對第五次“圍剿”斗爭中的錯誤路線的根苗，使紅軍在敵人的嚴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位，給了中國革命以很大的損失。
張國燾的“偏師說”和“堅決進攻”的錯誤戰略方針，是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張國燾推行王明“左”傾路線，大搞軍閥主義和進行罪惡的“肅反”，嚴重地挫傷了廣大群眾和紅軍指戰員的革命積極性，也是反圍攻失敗的重要因素。張國燾把紅軍看成是他個人的，以我劃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干部戰士不進行政治教育，大搞懲辦主義，不僅士兵，就是師一級的指揮員，稍有冒犯，也是一頓毒打﹔吞並地方武裝，在敵人進攻時，使主力紅軍由於地方武裝削弱而缺乏必要的配合﹔主張和優勢的敵人硬拚，一次在七裡坪他對我說：“我們的軍隊一往無前，整整齊齊地前進，把敵人打退了。”這種錯誤方針，使紅軍指戰員雖然英勇奮戰，並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卻不能獲得應有的效果，隻能打得不償失的消耗戰。張國燾不愛護、不關心紅軍官兵。例如，由於不注意衛生，有九十個連，九千多人發生了爛腳病，而張國燾為了行動方便，竟將爛腳的紅軍鎖在房子裡，他自己帶著隊伍走了，把同志送給了敵人。有一個叫金仁的朝鮮女同志，在莫斯科留學時反對王明路線，在新集對張國燾有意見，也被張國燾在燕子河丟下不管而犧牲了。張國燾忽視群眾利益，破壞軍民關系，特別是他的罪惡的“肅反”政策，“捕殺了大批地方黨、政、民兵干部，造成地方上的恐怖情緒和蘇區群眾對蘇維埃的懷疑與不信任，……對軍隊的消極，如敵人打到河口一直進逼黃安外圍，黃安縣政府與軍隊還不知道，如果是過去群眾對革命負責積極，早已自動來報告了”。（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
撤麻城之圍后，紅四方面軍八月中旬在馮壽二、七裡坪與敵人進行了兩次激戰，發揮了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指戰員前仆后繼，奮勇沖殺，浴血苦戰，反復與敵展開肉搏，給敵以慘痛打擊，共斃傷敵官兵五千余名。但是，當面敵人恃重固守，戰局形成對峙。張國燾再次對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在二十九日給中央關於黃安戰斗的報告中說：“進攻黃安之敵……兩次被我擊潰……敵被擊潰后，已無斗志，軍閥又起沖突，敵經濟恐慌急劇，全國群眾革命情緒更為高漲，我全國紅軍應趁此時機起來消滅‘圍剿’，迅速完成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正是由於對形勢的這一錯誤估計，未能使紅軍避開敵人主力，實行有效的機動作戰。紅四方面軍雖多次擊潰敵人，但因張國燾戰略指導上的錯誤，未能扭轉戰局。在敵人大軍壓境，前堵后追的嚴重情況下，張國燾由盲目輕敵、狂妄自大一變而為右傾恐敵。他認為“今天打出一個厲害的敵人來了。……紅軍隻有打一仗，沒有打二仗的力氣”。九月十三、十四兩日，他連連電中央告急，要求“緊急動員各區紅軍及工農群眾急起策應”。中央根據地在接到黨中央轉去的張國燾的十三日的電報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作了對紅四方面軍沖破敵人第四次圍攻的指示，指出：“紅十六軍在通山、咸寧兩次勝利，一方面軍北向發展勝利的開始，均是對鄂豫皖的配合策應行動”﹔敵人對鄂豫皖區的第四次圍攻，“整個形勢已不同於去年，但其戰略戰術頗似去年三次‘圍剿’對付中央區之並進長追，並益以堅守據點，穩扎穩打”﹔中央根據地第三次反圍攻的戰略與戰術經驗，“可以根據目前形勢與紅四方面軍的優點，靈活運用”﹔並“建議紅四方面軍目前應採取誘敵深入到有群眾工作基礎的、地形便於我們的地方，掩護我主力目標，嚴格地執行群眾的堅壁清野、運用廣大游擊隊實行四面八方之擾敵、截敵、襲敵與斷絕交通等等動作，以疲勞與分散敵人力量，而不宜死守一點，以便利敵之分進合擊。這樣，在運動中選擇敵人薄弱部分，猛烈打擊與消滅敵人一點，迅速轉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機動求得各個擊破敵人，以完全粉碎敵人‘圍剿’”。當時，張國燾已失去了打破敵人圍攻的信心，他沒有貫徹這一指示來挽救危局，在燕子河召集會議，提出“出潛（山）、太（湖）打游擊”的計劃，正迎合了敵人包圍壓迫紅軍於英山以南長江岸加以消滅的戰略目的，這一錯誤主張，幸而由於多數同志的反對而被否決了。張國燾驚慌失措，右傾逃跑，帶著紅軍主力部隊從鄂東北、繞過豫東南、皖西北又轉回鄂東北（有人諷刺說，這是張國燾搞的一次“武裝游行”）。到十月初，鄂豫皖根據地已損失了六分之五，這時張國燾完全喪失了粉碎敵人進攻，堅持鄂豫皖根據地斗爭的信心，產生了向四川逃跑的心理。他認為，鄂豫皖根據地處於津浦、平漢路之中、瀕大江之側，是敵人必爭之地，是站不住腳的，不如四川天府之國可以割據。十月十四日，張國燾在河口以北的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沈澤民同張國燾作了面對面的斗爭。張威脅說：我是分局書記，我能解決你的問題。傅鐘當時說：好好說，不要用威脅口吻。這時張國燾雖然已決心西逃四川，但為了掩人耳目，他大耍兩面派，說紅軍向外線轉移，只是讓主力跳出包圍圈，打擊敵人，保衛根據地，再三聲明他決不走，決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十月十五日，紅四方面軍主力四個師越過京漢路轉至外線。正如徐向前所指出的：“這時如有照顧全局的戰略計劃，打破圍攻仍有可能”（《鄂豫皖紅軍的反圍攻斗爭》）。但張國燾只是張皇失措，率四方面軍主力向西逃跑，他把四方面軍的四部電台全部帶走，完全置鄂豫皖根據地於不顧，這就終於造成了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攻的失敗，使根據地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災難，使革命事業受到了嚴重的損失。
張國燾倉皇西逃，敵人侵入鄂豫皖根據地后，提出了“血洗大別山、七紫兩區”的反動口號，實行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據一九三三年的上海報紙統計，僅黃安一縣就有十余萬人被屠殺或餓死。但敵人的血腥屠殺，並沒有嚇倒鄂豫皖根據地的革命人民，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繼續英勇戰斗，直到全國解放，革命的紅旗一直在大別山上飄揚。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