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摘要]抗日戰爭初期，黨內有過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現過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從 1937年十二月會議開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后半年多時間。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路線的本質：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它在黨內產生過一定影響。如果沿著這條錯路走下去，中國革命又會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國共產黨此時畢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傾錯誤終究只是局部性問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從根本上給予糾正，避免對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從此以后，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推動各項工作迅速開展。

[關鍵詞 ]十二月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王明﹔共產國際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今天的成就，確實太不容易。無論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曾走過曲折的道路。這不奇怪，因為那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在前進中遇到許多以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情況、新問題，不少人有時會感到困惑、甚至作出錯誤的判斷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共產黨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摸索出一條正確的新路來，勝利前進，這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精神遺產。

抗日戰爭初期，黨內有過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現過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從 1937年十二月會議開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后半年多時間。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路線的本質：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它在黨內不少人中產生過一定影響。如果沿著這條錯路走下去，中國革命又會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國共產黨此時畢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傾錯誤終究只是局部性的問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從根本上給予了糾正，避免對革命造成嚴重損失。

對於這場斗爭，黨史著作已經談得很多，但仍有進一步探討之處。比較重要的問題有兩個：第一，遵義會議后已經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黨內不少領導人對王明原來也有所了解，為什麼他在十二月會議上的主張一時還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二，共產國際當時的看法到底是怎樣的？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是否都是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什麼共產國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會支持毛澤東而沒有支持王明？本文准備著重就這些問題做一些探討。

中共中央在抗戰爆發初期的決策

中國全民族抗戰到來的大趨勢雖然早在中共中央的預料之中，但 1937年 7月 7日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仍有突然性。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號召全國一切力量團結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可是事變將如何發展，是以前曾多次發生過的那種局部性事件，還是全民族大規模抗戰的開始？這個問題還不明朗。中國共產黨必須很快作出准確的判斷，才能制定相應的應對方針。

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 8月 9日召開政治局會議。由於局勢發展還有不少未知數和變數，討論中的看法並不一致。會議主持人比較謹慎，認為：全國抗戰已經起來，這樣說還早了點，應該說接近全國抗戰，把事變的曲折性包含在內是有好處的。毛澤東卻斬釘截鐵地指出：“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 7月 7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准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在這樣大轉折面前，中國共產黨應該怎麼辦？毛澤東對一些原則性問題，特別是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問題和軍事問題，提出了明確意見。他先從軍事談起，說：“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展紅軍的長處。”“國共合作大體成功，徹底完成是以后任務。”“反傾向問題，一是急躁病，一是適合國民黨的適合主義。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9日。）

要實行國共合作，又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面對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國民黨是全國范圍的執政黨，有幾百萬軍隊和國際承認的外交地位。沒有它的參加，難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但是，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他既需要國共合作來抵抗日本侵略，又總想在抗戰過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滅共產黨。如果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中放鬆甚至放棄了獨立自主，聽任別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滅的危險，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一開始就清醒地提出堅持獨立自主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這對以后局勢的發展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國共合作的談判最初並不順利，但抗戰的形勢卻發展得很快。8月 13日，日本侵略軍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戰火燃燒到南京政府統治的心臟地區。蔣介石看到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再難避免，更迫切需要紅軍開赴抗日前線，共同作戰。於是，國共談判中長期拖延不決的一些問題急轉直下地得到解決。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提出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經過反復磋商，蔣介石、何應欽最后同意：八路軍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隻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共中央又在 8月 22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洛川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在會上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戰略問題，一個是兩黨關系問題。他談到這兩個問題時，都強調了要在國共合作中保持相對的獨立自主。對前一個問題，他說：“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a，在統一戰略下，是相對的獨立自主（在總的戰略上），但一定要爭取戰略方針的共同商量——指揮原則。b，游擊戰爭——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了就跑——作戰原則。c，山地戰——要達到創造根據地及便於游擊戰爭——小游擊隊去發達平原。”對后一個問題，他說：“現在統一戰線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黨的階級的獨立性問題，應提起全體黨員注意。”“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隻有組織的獨立性，而無政治的獨立性，做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現在在政治上，我們有大革命教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 8月 22日。）

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怎樣才是正確的領導者？那就需要有清醒的頭腦、深遠的戰略眼光、果斷的膽略，不是被動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能敏銳地抓住全局中的關鍵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應對方針。事實表明：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剛一個多月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保証局勢能循著正確的軌道發展。

這些是王明從莫斯科歸國前的事情。

王明歸國和十二月會議

共產國際此時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怎麼樣，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周恩來在 1960年作過一個綜合的分析。他說：“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 ”他又說：“1935年七八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國內問題，共產國際由季米特洛夫領導。當時通過了一個決議，說國際執委會要把工作重心轉到規定國際工人運動基本政治路線及策略路線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當時，共產國際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中國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合。”（《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300、311頁。)這是一個基本評價。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共產國際認為它將對世界力量對比的全局產生重大影響。7月 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發表決議說：“中國人民的勝利，將是對所有法西斯侵略者的征服計劃的沉重打擊。”(﹝英﹞珍妮?德格拉斯選編《共產國際文件（1929—1943）》，東方出版社 1986年版，第 536頁。)8月 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舉行特別會議，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會上說：“中國黨面臨的問題異常復雜，而黨的處境十分特殊。請想想看，近兩年發生了多少事情。曾作為中國紅軍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重要轉折。你們找不到共產國際的任何一個支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面臨如此復雜的局面，並在幾年之內於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轉折。”“在反對南京政府的武裝斗爭中，培養了干部，優秀的干部成長起來了，一批政治活動家也成長起來了。”他由此得出結論：“還是這些干部，不是別的政黨，不是新換的人，還是這些黨員，這些群眾，卻要去執行另外一種政策。”“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同志和中國黨就會遇到很大的艱難險阻，因為蔣介石及其親信會耍弄種種手腕。不難想像，我們黨面臨的是何等嚴重的險象環生的局面。這就必須給予幫助，派人去幫助，從內部加強中國的干部隊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 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年版，第17、18頁。)

可見，在季米特洛夫看來，當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嚴重的險象環生的局面”是“蔣介石及其親信會耍弄種種手腕”。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認識是清醒的。他肯定中國黨在如此復雜的局面下“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轉折”，顯然並沒有認為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什麼原則性的錯誤，更不是因此而決定派王明等回國。派人回去，只是為了加強些力量。1937年 10月，去蘇聯療傷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國的前一天，11月 13日，他們和王稼祥一起去見季米特洛夫，進行臨行前的談話。王稼祥在延安整風時回憶道：“季米特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王稼祥又說：“對於中國黨的路線，我的印象沒有聽過國際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1年 10月 8日。）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總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對任弼時也說過在王明回國前，他特地提醒王明：雖然你在國際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執委會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但你並不代表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國后，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1頁。）這裡說得很明白：“你並不代表國際”。可見共產國際派王明等在這時回國，並沒有要他們以“欽差大臣”身份去糾正中國共產黨“路線不正確”的意思。

王明和康生在 11月 14日動身，29日到達延安。12月 9日至 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常稱為十二月會議。

會議一開始，先由張聞天作政治報告。他說：“這個會議是轉變關頭的會議。 ”“現在說來，中國的抗戰還只是政府片面的抗戰。”對國共關系，他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是：“抓住抗日為中心，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我們不能因為民主與民生等問題而放鬆抗日這一中心問題。”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我們在統一戰線中需要保持我們的獨立自主性。”“不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淹沒在浪潮中，而是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保持獨立性，使我們在大海中不會淹死。”（張聞天在十二月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記錄，1937年12月9日。）這正是重申洛川會議的方針。

接著，由王明作報告。他一直講到第二天下午，唱的調子卻是著重批評洛川會議提出的在國共合作中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的方針，實際上是提出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他在報告中重申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的重要性，這本來並不成問題，而他強調的卻是：“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是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

所謂“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指的是什麼？前面說到，洛川會議主要討論國共兩黨關系和軍事戰略問題，都談了必須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王明的報告正是針鋒相對地直指這個問題。

對國共兩黨的關系，他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隻有嚇走同盟軍。”“我們的斗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義的。”

他提出一個口號：“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這是記錄的原文，也沒有說這是共產國際的意見。）他舉例說：“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區不能建立與﹝陝甘寧﹞特區同樣的政策，要同樣用舊縣政府、縣長，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寫的小冊子提得太多。”

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那麼，他所說的“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顯然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他所強調的“服從”，也隻能是一切“服從”蔣介石。

對軍事問題，他也強調要實現“統一”，說：“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要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分裂軍隊的統一。過去提國民黨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抗戰，不要提這樣尖銳。”“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制，而是我們的方法不好。人民擁護八路軍，許多同志過於高興，也是不好的。”（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7年 12月9日。）

對蔣介石的政治態度應該怎樣估量？這是決定如何對待他的政策的依據。應該說，蔣介石此時決心進行並積極投入抗戰是值得肯定的，同共產黨的關系也確有改善，堅持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十分重要的﹔但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了，始終想在抗戰過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機消滅共產黨。進入 1937年 12月時，上海已經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戰局異常緊急。他在日記的“本月大事預定表”中“考慮長期抗戰之最惡場合”，第二項就是防止“共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他還在“對共黨對軍閥政客之方針”中規定：“未至潰決，當以苦心維持忍耐處之。若果一旦崩潰則無此顧忌，惟以非常手段處理。”（ 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1日。）這裡早已透露出殺機來了。12月 10日，也就是十二月會議的第二天，蔣在日記中寫道：“以全局設計，應暫使能與共黨合作共同抗倭，似為相宜。”“應與共黨從速談判開始。”（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10日。）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暫”字，可見在蔣介石看來國共合作不過是權宜之計。11日，他在日記的注意事項中寫道：“控制共黨，勿使搗亂。”（ 蔣介石日記，1947年 12月 11日。）13日又寫道：要注意“共黨陰謀與反動派”，“如一旦潰決，隻有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也”。（ 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13日。）

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剛開始時，就在盤算如何“控制共黨”，並且准備在需要時以“快刀斬亂麻”的斷然手段對付共產黨。他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一點。若是沿著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備，甚至連“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那樣，蔣介石什麼時候一旦翻臉，勢必會葬送黨葬送革命。

討論中，毛澤東接著林伯渠后第二個發言，對王明的報告作出回答，他說：“團結御侮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執行這個方針是內外一致、切實執行的。”對王明所談的統一戰線和軍事問題，毛澤東說：“統一戰線問題——總的方針要適合於團結御侮。在統一戰線中，要了解‘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目前應該是和為貴。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在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來做，向國民黨建議。”“紅軍問題：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戰，游擊戰是我們的特長。”“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 12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講到十二月會議說：“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 11月 13日。）這時，毛澤東同從蘇聯歸來的王明剛剛相識，而且對共產國際的態度還不是很清楚，他的發言是慎重的，講話口氣是和緩的，但實際上已經態度鮮明地回答了王明對洛川會議的批評。

由於王明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他還曾起草並發表了影響很大的“八一宣言”，雖然他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沒有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但許多人把王明的話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意見。國共兩黨經過十年內戰后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經驗的新問題。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讓步，有的是重大的讓步。怎樣恰當地處理合作和保持獨立自主的關系，如何准確把握其中的“度”，許多人心中還不那麼有數。所以，不少重要領導人聽王明報告后檢查過去的統一戰線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評。如說：“抗戰以來對國民黨本質上的轉變估計不足”，“我們強調獨立自主，便走到與統一戰線對立起來”﹔“把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對立起來”，“對抗日問題沒有抓住這一基本問題，常常拿民主、民生與抗日問題並列起來，甚至強調起來”，“隻著重批評國民黨片面抗戰一定要失敗”﹔“在黨方面，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獨立自主發展到各方面，妨礙統一戰線，如自立軍區，自行罰款，聶﹝榮臻﹞沒有得閻﹝錫山﹞合法承認”，等等。兩位以往與王明關系比較密切的政治局成員還說：“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為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沒有提出”﹔“群眾運動，一切要為了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十二月會議記錄，1937年 12月10、11日。）

盡管如此，會議並沒有形成決議案，中共中央的常委成員也沒有變更，因此依然能繼續實行洛川會議決定的政治路線。會議確定：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

還有一點不能忽視：王明回到延安時，揚言“說他跟斯大林談過話”（《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11頁。）。那時斯大林在中國共產黨內有非常高的威信。王明這樣說給人一個錯覺，仿佛他那些主張是斯大林的意見，這也是許多人受他影響的重要原因。那時候，斯大林擔心蘇聯受到日、德從東、西兩面的夾擊，確曾過於看重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想用它來牽制日本從東面向蘇聯進攻。但不能把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那些主張看成就是斯大林的意見。在王明、康生歸國前三天的 11月 11日，他們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一起到克裡姆林宮聽取過斯大林的意見。這是斯大林表明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一次最重要的談話。好在季米特洛夫日記中對這次談話要點作了詳細記錄。斯大林說：“對於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基本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他說的是要“取得領導地位”，而不是如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所說的“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更不是要中國共產黨“一切經過”和“一切服從”蔣介石。斯大林又說：“口號就是一個：‘爭取中國人民獨立的勝利戰爭’、‘爭取自由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他沒有再提什麼別的口號。斯大林還談了軍事問題，說：“八路軍必須要有 30個師，而不是 3個師。 ”“在八路軍還沒有炮兵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后方打擊他們。”（《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0頁。）也就是說：八路軍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應該發展游擊戰爭，這當然不能“統一受蔣指揮”。薄一波還回憶過，1938年，曾聽和王明等一起見斯大林的王稼祥傳達過斯大林的一句很重要的話，大意是：“你們中國現在搞統一戰線，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統走。要有決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張聞天在十二月會議開始時也引用了這句話。這自然不是“一切經過”和“一切服從”，而是提醒在統一戰線工作中要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薄一波說：“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當時在跟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搞統一戰線工作。這句話用得著。”（薄一波在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第十次辦公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 2月 11日。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88頁。）

了解了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共產國際進一步了解中國實際情況后，沒有給王明以支持，而是明確表示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下解決。這不是偶然的。

當然，如周恩來后來所說：“第二次王明路線與共產國際不無關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關系也好。后來我去莫斯科對季米特洛夫談王明的錯誤，季米特洛夫聽了還表示驚訝。”（《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11頁。）周恩來這段評論，在用詞的分寸把握上是很慎重和准確的，沒有縮小，也沒有夸大。

建立長江局和三月會議

十二月會議開始時，南京還沒有陷落。會議最初規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並指定他回來后主管統一戰線部。因為南京隨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漢。那時，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重慶，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主要黨軍政機關都移到武漢。全國各界各派愛國民主人士、社會名流和外國外交官、記者也大多集中在這裡。王明不願留在延安而急於去武漢，顯然在他看來，隻有武漢才是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來后來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閣”。毛澤東說他“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也是這個意思。

12月 1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等到達武漢。21日，同蔣介石會談。同天，他們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說：蔣要王明“在漢相助”。（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致洛甫、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37年 12月 21日。）這樣，他就在武漢留了下來。但蔣介石這天日記中隻淡淡地寫了一句：“與共黨代表談組織事，此時對共黨應放寬，使之盡其所能也。”（ 蔣介石日記，1937年 12月 21日。）這裡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他說“此時對共黨要放寬”，同十一天前日記中所說“當暫使能與共黨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軍大舉進攻時“盡其所能”的權宜之計。第二，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見，但日記中連王明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可見他對王明並不那麼看重。周恩來以后也說：“當時蔣介石也不要王明，連個部長都沒給他當。毛澤東同志說，要是給他一個部長當，也許情形更壞。”（《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11—312頁。）周恩來還說過：王明沒有被蔣介石選中的一個原因是：腳跟輕，腹中空，未為人所重視也。

兩天后，也就是 12月 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在武漢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會議作出決議：“A.因代表團與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見，決定合為一個組織，對外為中央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B.中共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的項英、博古、恩來、劍英、王明、必武、伯渠組織之。C.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以上 A、B、C三項呈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第一次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 12月 23日。）

長江中央局成立后，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做了許多開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時，國民黨對抗戰比較努力，與共產黨的關系有所改善。中國共產黨以各種形式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提出種種建議，同他們進行周旋。1938年 1月，國民黨代表在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上提出“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主張。2月 10日，周恩來見蔣介石，說明宣揚“一黨運動”的嚴重后果。蔣介石說：“對各黨派並無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願溶成一體。”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其意仍在一黨。”並當場答復蔣介石：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隻有“聯合中找出路”。（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致毛澤東、張聞天意見，1938年 2月 10日。）武漢當時又是各方人士相當集中的地方。以前，共產黨處在遭受被“圍剿”和嚴密封鎖的條件下，無法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活動，社會上不少人對共產黨缺乏了解。這時，長江局利用各種合法條件同他們廣泛交流，宣傳黨的主張，增進相互信任和友誼，還輸送大批進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據地去。經中共中央批准，周恩來兼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利用這個陣地，開展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愛國救亡活動。長江局還負責領導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河南等省及東南分局、新四軍的黨的工作。這些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在戰前由於“左”傾錯誤的惡果，受到極其嚴重的摧殘和破壞，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數地區還沒有恢復或建立起黨的組織。長江局在這些地區迅速重建各級組織，大量吸收積極分子入黨，還完成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當年在長江局工作的鄧穎超后來說：“關於抗戰初期長江局組織是否執行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否影響了武漢的工作問題，我們應該承認有一點影響。項英是長江局的委員，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響。但是影響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響，工作有缺點。當時長江局的民主與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劃線，各人管各人的工作。”（《鄧穎超談長江局及其婦女工作》，《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73頁。）這是實事求是的分析。長江局所做的這些工作，對以后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王明在長江局時期的錯誤，正如前引周恩來指出的那樣：“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短短的兩句話，都說到點子上，而到武漢后表現得更為突出。

長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 25日，王明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隨后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上公開發表。這樣一個用中國共產黨名義發表的《宣言》竟沒有報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強調鞏固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確的，但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原則上卻比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提出的目標后退了。《宣言》宣稱：“我國軍民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先生領導之下”，“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並且提出要“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的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做到“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群眾》周刊第 1卷第 4期，1938年 1月 1日。)

同一天，王明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得恩時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力能勝任領導全國抗戰”，又說：“抗戰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已有相當進步，例如政府開始成立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同時，開始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的基礎，更有重大意義”。（《王明選集》第 5卷，﹝日本﹞汲古書院 1975年 11月發行，第77、80頁。)

兩天后，他又寫了一篇《挽救時局的關鍵》，在強調必須更加鞏固和擴大國共兩黨合作時寫道：國共兩黨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參見《群眾》周刊第 1卷第 4期，1938年 1月1日。）

當國民黨方面狂熱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時，1938年 2月 10日和 22日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上，先后發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澤東的《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它的主要內容雖然是駁斥那種鼓吹“現在國民黨應該實行‘一黨專政’”的言論（ 《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新華日報》1938年 2月 10日。），但它不僅沒有報經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沒有征得毛澤東本人的同意。在發稿當天，才致電中央書記處稱：“此稿所以用澤東名義發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負責同志立即與國民黨起正面沖突，不過因時間倉猝及文長約萬字，不及事先征求澤東及書記處審閱，請原諒。 ”（中共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抗日戰爭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史》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13頁。）這樣目無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見。在王明看來，十二月會議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張國燾外，在延安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康生、陳雲四人，在長江局的有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四人，他認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為所欲為了。

就在這些日子裡，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聯席會議在 2月 6日決議：“建議中央召集政治局會議，日期二月廿二號。 ”（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第九次聯席會議記錄，1938年2月6日。）第二天，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央書記處，提出“最近時局中發生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建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抗日戰爭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史》上冊，第396頁。）次日，中央書記處復電同意。

那麼，時局到底發生了哪些“新的嚴重問題”呢？主要是指兩點：第一，日本侵華戰爭的作戰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鐵路，奪取徐州，然后截斷隴海鐵路，造成包圍武漢的形勢，奪取武漢。戰局日趨嚴重。第二，國民黨方面一再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在 1月 17日發生新華日報館被搗事件，政治局勢日趨惡化。

中央政治局會議於 2月 27日至 3月 1日在延安舉行，通常稱為“三月政治局會議”。

王明在會上作政治報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會議，說：“我感覺前次政治局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但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在黨內的教育不夠，沒有許多新的論文解釋。其次是前次政治局會議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同時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也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

對國共關系，王明說：“現在蔣介石等國民黨不承認國共合作，不許新華日報登國共合作，不許登共產主義、共產黨等。即陳立夫也認為隻有共產黨投降國民黨。國民黨認為軍令統一，隻有服從國民黨軍委的命令。所謂軍政統一，便是人事的統一，八路軍干部要由他們調動。”怎麼辦？他卻說：“我們認為統一軍令是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供給（山西軍隊：八路軍四塊﹝元﹞半，山西軍六元半，中央軍是九元二角，供給是不統一的）、統一武器。”“國民黨現在提出隻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現在大公報認為國家要有超黨派的國家軍隊。關於統一軍隊問題，需在黨內外進行教育。”

對“關於統一政府與擁護中央政府問題”，王明說：“現在邊區要開放黨禁，允許國民黨的公開活動，現在特區不允許國民黨活動是不好的。”“八路軍新佔領的區域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還是服從中央政府的。”（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記錄，1938年 2月 27日。）

毛澤東在次日發言。他說：“我隻講軍事問題，先說軍事的長期性。 ”他指出：“中國抗戰最后是必然勝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勝利是沒有解答的，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問題。”（毛澤東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2月28日。）軍事問題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分析，實際上就是不久后發表的《論持久戰》的初步論述。

會議的最后一天，王明作結論后，毛澤東再次發言說：“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這時，他已明白不能再讓王明離開延安到武漢去了，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會議付表決，以五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定：“政治局決定王明同志同凱豐同志去武漢。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如估計武漢、西安交通有斷絕之時則提前），凱豐同志留長江局工作。”（ 三月政治局會議記錄，1938年 3月 1日。）

王明回武漢后，對“留一個月即回來”的決定置之不顧，留在武漢不走。他一到武漢，就在 3月 11日寫成一篇沒有報經中央同意而用他個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群眾》周刊上公開發表。

《總結》一開始就宣稱出席這次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對目前時局和黨的工作問題完全一致”。

在回答“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時，王明寫道：“須要建立統一的國家軍隊。”它的基本條件有七點：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怎樣作戰？他要求“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他用了“普遍地”幾個字，也就是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得以運動戰為主，那就推翻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

王明在《總結》中還寫道：“國民黨現在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陝甘寧邊區政府是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之一，服從統一的中央國民政府”﹔各地的群眾團體也“應向政府機關登記，並接受政府的領導”，“以達到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的統一”。（參見《群眾》周刊第 19期，1938年 4月 23日。）

不知什麼原因，這篇東西寫成后擱了近一個半月，才在《群眾》第 19期上刊出。這時早已超過了三月政治局會議對王明留武漢一個月就回的決定，但他仍不返回延安。

5月 26日至 6月 3日，毛澤東在延安作了《論持久戰》的講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這是科學地指導全國抗戰的軍事理論綱領，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中散播的種種錯誤論點。7月上旬，中共中央電示長江局在《新華日報》上刊發這篇文章。王明卻借口文章太長加以拒絕。中央又要求可以連載，王明仍拒不執行。以后，周恩來等以《新群叢書》名義印成單行本，隨新華日報附送並正式銷售，在大后方產生巨大反響。

王明這類目無中央、自作主張的事情很多。8月 6日，毛澤東致電王明、凱豐：“致參政會賀電，《新華日報》改易了一些文句，與我發致該會的及在解放報發表的不符，對外顯示了一點分歧，似不甚妥。爾后諸兄如有意見，請先告后方，以便發時一致。”（毛澤東致陳紹禹、凱豐電，1938年 8月 6日。）

王明始終把工作重點放在大城市和同國民黨上層的關系上，把武漢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將自己置身於中央書記處之上。中共中央准備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時，他又提出全會在武漢或西安舉行。回國后這些日子，他儼然以領袖自居，言論行動處處自行其是，已令人忍無可忍。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王明路線的特點是：（1）以速勝論反對持久戰﹔（2）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獨立自主﹔（3）軍事上反對游擊戰主張運動戰﹔（4）有了上面三個基本問題的不同，因此就要在組織上鬧獨立性，不服從中央，鬧宗派主義。”（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上的報告記錄，1943年10月 14日。）

王明的問題已到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在共產國際的討論

要解決王明的問題，需要取得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三月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派遣了解十二月會議以來王明種種表現和中國共產黨實際情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匯報，並代替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任弼時這次去莫斯科解決這些問題並沒有受到大的阻礙，甚至可以說很順利。這不奇怪，因為主要分歧本來並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之間存在。

1938年 3月底，任弼時到達莫斯科。4月 14日，他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

這份手寫的報告大綱長達 15000字。它首先分析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中國人民、政府與軍隊開始了保衛民族生存的自衛斗爭，給了日寇以相當打擊，造成中國從未有過的內部團結統一的局勢。同時也指出：“國民黨和政府對群眾運動，還是害怕而未能充分動員民眾”﹔“在軍事上要取單純正面防御作戰方針”。

報告大綱接著談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狀，說國共兩黨的合作在西安事變后逐漸具體化，抗戰爆發后這一合作日益進步。同時又說：“在統一戰線中黨應保持組織上的獨立與批評的自由，但批評應當善意的，反對投降主義與關門主義。”接著指出：“蔣介石希望中國隻有一個黨，企圖引誘共產黨成為這個黨中的一個派別。復興社（國民黨內的一個派別）中的頑固分子乃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軍隊’、‘一個政府’等口號，並勾結和利用托匪分子，對共產黨與八路軍作種種的進攻。”

報告大綱用不少篇幅來談八路軍在抗戰中的作用，說：“八路軍有著紅軍時代與工農群眾親密合作關系的優良傳統，在抗日戰爭中與地方人民建立了極親密的關系。”“由於八路軍在平型關、廣陽和在敵人側后取得許多勝利，提高了一切軍隊與人民對抗日戰爭的勝利信心。”“八路軍在敵人佔領的后方地區，開展著廣大的游擊戰爭，創造了持久的根據地區——晉察冀三省交界邊區。”它的結論很醒目：“八路軍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仍然保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

報告大綱特別強調：“鞏固共產黨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的絕對領導，保持和發揮過去十年來紅軍的優良傳統，提高一般指戰員政治上、軍事上和技術上的水平，阻止外界惡劣影響的侵入。”（任弼時：《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報告大綱），手稿，1938年 4月 14日，第3、8、9、12、13、14、21頁。）

一個月后，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就報告大綱作了詳細的說明和補充。在討論時，王稼祥也發了言。他著重補充說明：這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一次統一戰線的不同點，“即是同國民黨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國共兩黨現在都有武裝”。（徐則浩：《王稼祥傳》，第 294頁。）

共產國際原來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以來的實際情況了解並不多，聽取任弼時的報告后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對它作了很高的評價。王稼祥回國后傳達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138頁。）

6月 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討論結果通過兩個文件：一個是內部的《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另一個是公開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

《決議案》用明確的語言寫道：“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 ”“共產黨的鞏固，它的獨立性及它的統一，正是繼續向前發展民族統一戰線和繼續同日寇作勝利的斗爭的基本保証。”（《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 4期。）

公開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刊登在《國際月刊》（俄文版）1938年 8月號上。1938年 9月 8日，《新華日報》發表了它的中譯文。《決定》宣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聲明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並聲明共產國際與中華民族反對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爭是團結一致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新華日報》1938年9月8日。）這個《決定》，以簡明的語言在國際范圍內宣布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王稼祥到蘇聯原本是為了治傷。任弼時到莫斯科接替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后，他便在 1938年 7月初動身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談話。王稼祥回憶道：“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時同志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他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我的履歷》（1968年），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傳》，第 296頁。）

王稼祥回國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王稼祥帶回的共產國際書面指示中說：“要保持統一戰線中各黨派的獨立性，說不要在統一中束縛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綱領是不能讓步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 11月 13日。）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傳達季米特洛夫的話：“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選集》，第 141頁。）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的《決議案》和《決定》、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傳達后，對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起了重大作用。陸定一回憶道：“這樣，就把王明路線所以能夠存在的第一個原因——共產國際的支持——取消了。”（《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8頁。）中共中央“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的地位，雖然遵義會議后已在實際上解決，而這是第一次由共產國際正式加以肯定，它的意義自然非同小可。

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態度也高度肯定。他后來在中共七大會議上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31頁。）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解決王明問題的條件，無論在中共黨內還是共產國際方面，都已漸趨成熟。中共中央決定從 1938年 9月 14日至 27日舉行政治局會議，為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作准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開得十分隆重。第一個議程是由王稼祥作關於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這在某種意義上確定了會議的基調﹔接著，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博古、項英、高崗分別代表八路軍、北方局、中共代表團、長江局、新四軍、邊區作工作報告，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分別作專題發言﹔9月24日，由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經常委討論過的題為《抗日戰爭與民族戰線的新階段新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

毛澤東先講了這次會議的意義，強調共產國際指示不僅是政治局會議成功的保証，而且是六中全會以至七大的指導原則。他接著說，我們的責任是要向全國人民解釋三個問題：“第一，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第三，怎樣進行持久戰與爭取最后勝利。”對抗日戰爭的形勢，他說：“在武漢淪陷后將開始進入新階段”，“軍事意義上是相持階段。政治的情況特點有兩方面，更進步，也更困難”。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斗爭性”問題，說：“統一戰線下，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斗爭的原則，因為斗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斗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必要斗爭是須要的，對付頑固分子，推動他們進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項任務，指出這是“黨的任務，也是全民族的任務，即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任務”。（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8年 9月 24日。）

十個報告、發言和毛澤東長篇報告后，政治局展開了討論。周恩來在發言中說：“我完全同意國際指示與澤東等同志的報告。”“我們擁蔣抗日、擁護三民主義是鞏固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但我們必須在保持黨的獨立性的原則之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 9月 25日。）9月 26日是會議的最后一天，通過了六屆六中全會的議程。

9月 29日至 11月 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17人，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領導干部 30來人，這是黨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張聞天在 9月 29日致全會開幕詞，他說：“在我們今天開會的時候，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都是非常緊張的。國際上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進行著激烈的斗爭，國內武漢的抗戰正處在最緊急的關頭。我們是處在抗戰的新階段前面。如何使我們在中國民族抗戰中發揮先鋒作用，堅持已經進行了一年三個月的抗戰，並增強我們的力量，這是這次全會要討論的問題。”（《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4頁。）

王稼祥在全會上再次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與會的中央委員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16頁。）

10月 12日至 14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他系統地談了從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八個問題。

在《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中，他說：“戰爭的長期性決定合作的長期性。”“這裡就發生了各黨之間互助互讓的問題。”“統一戰線中有什麼互讓呢？有的。我們曾經在政治上作過一些讓步。那就是停止沒收土地，改編紅軍，改變蘇區制度，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讓步，這是為了建立統一戰線團結全民共同對敵的必要步驟。”“互助就不是互害。損人利己，在個人道德是不對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對。因此，無理的摩擦甚至捉人殺人等事，無論如何是要不得的。共產黨是絕不應該以此對待友黨。而如若友黨以此對待我們時，我們也決不容置之不理。”

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他說：“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並須是長期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獨立性或自由權，也同樣將破壞團結對敵，破壞統一戰線”。他還著重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623、630、631、632、646、658、659頁。）

周恩來在中央代表團報告中，敘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剖析了國民黨在抗戰中表現出來的復雜的兩重性，指出統一戰線工作的原則應該是堅持抗戰高於一切，堅持黨的政治上的獨立性。張聞天在關於組織工作的報告中說：“兩條戰線斗爭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們怕犯錯誤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們能夠正確的執行黨的路線與運用策略”，“但這一切決不能放鬆對真正機會主義傾向與機會主義者的斗爭，這種斗爭是鞏固黨的必要條件”。（《張聞天文集》第 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3版，第455、456頁。）

會議進行過程中，廣州、武漢在 10月21日和 27日相繼淪陷。

11月 5日、6日兩天，毛澤東在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戰爭和戰略這兩個根本問題。

對前一個問題，他再一次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他沒有點誰的名而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說：“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對后一個問題，他從中國的國情和歷史發展進行分析，指出：“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佔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537、539—540、543、552頁。）

這兩個問題，正是近一年來同王明爭論的焦點所在。

由於這些問題上的是非已經分清，毛澤東對王明的錯誤，用正面說理的方式來進行總結﹔對王明本人採取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以后，他曾這樣說明：“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163頁。）

確實，毛澤東從抗戰開始以來一直堅持的那些正確主張，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已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在這次全會上的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彭德懷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 10月 23日。）

全會除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政治決議案》外，還通過《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定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和其他一些文件。文件中規定：“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各中央委員如果沒有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黨外發表言論與文件。”“中央委員如有違犯紀律及有重大錯誤發生，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給以適當處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760、761頁。）這顯然也是總結王明在黨內向中央鬧獨立性的嚴重教訓后提出來的，並且作出有關紀律處分的嚴格決定，以儆效尤。這在黨的建設歷史上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全會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周恩來為書記）和中原局（劉少奇為書記），將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項英仍為書記）﹔對北方局作了調整，以楊尚昆為書記。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擔任中央統一戰線部部長，對中共中央的實際工作不再發生重大影響。

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進入新階段后的任務，並作出全面的規劃。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因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絲毫不是夸張。

結 語

中國共產黨內的這場風波，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后發生的。國共兩黨從十年內戰到合作抗日，是很多人原來沒有想到的大轉折。隨著客觀局勢的急遽變化，許多問題擺在人們面前，需要相應地作出新的考慮。

這是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它同大革命時期的第一次合作相比，有著顯然不同的特點：第一，它是在中日的民族矛盾處於壓倒一切地位時形成的。一個民族遭到敵人侵略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隻有合作抗日，才能挽救中華民族。這就決定了這次合作能夠比較長時間地保持下去。第二，它是在兩黨經歷了十年內戰的生死搏斗后重新合作的。十年裡，共產黨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這種傷痕難以很快消除。合作抗日期間，國民黨仍力圖限制以至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不能不時刻保持著戒備。這就給第二次國共合作帶來很大的復雜性，包括嚴重的斗爭。第三，它是在國共雙方都有自己的軍隊和政權的情況下合作的。國民黨有著全國性的政權和強大的軍隊，所以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共產黨也有自己的軍隊和政權，並且在敵后迅速壯大，這是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因此，在軍隊和政權問題上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一直成為兩黨矛盾的焦點。

這些特點，使中國共產黨面對許多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一些問題相當棘手，需要在實踐中探索並闖出一條路子來。

要合作，而且是相當長時間的合作，正如毛澤東所說：“互助互讓是必需的。”停止沒收土地，改編紅軍、改變蘇區制度，這些對共產黨來說都是非常大的讓步。它是必要的，不這樣做就不可能換得停止內戰，合作抗日，也就不可能在生死存亡關頭挽救中華民族。問題在於：讓步的底線是什麼？在合作的同時是不是有斗爭？哪些讓步是容許的，哪些讓步是不容許的？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些是缺少足夠經驗和沒有把握的新問題。在抗戰開始不久、蔣介石表面上還作出一些友好表示時，尤其如此。事后看來很清楚的事情，在當時卻不易作出判斷。這是王明打著共產國際旗號、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能在黨內產生不小影響的根本原因。

但中國共產黨此時畢竟已走向成熟，並沒有重復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時的慘痛經歷。抗戰開始才一個多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就明確提出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問題，告誡人們不要忘了“大革命教訓”。在十二月會議上，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以后，在爭論中又恰當地把握住斗爭的方式和火候，始終用事實來教育人們，最后使問題水到渠成地得到解決。

不僅如此。由於在這場斗爭中有了不同意見的比較，促使人們更深入地去思考，對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必須堅持以游擊戰為主這些根本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自覺地堅持這些原則。

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這樣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或大或小的思想斗爭，辨明是非，逐步深化對客觀實際的認識，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而走向勝利的。

﹝作者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