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暨國史研究的新視角與新進展”學術研討會綜述

2014年10月25日，由中共黨史研究雜志社、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黨史暨國史研究的新視角與新進展”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來自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理工大學、南京大學、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浙江省社科院、安徽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單位的30余名專家學者與會。

一

與會學者報告了各自近期的學術論文或研究計劃，其研究選題較為廣泛，涵擴了從民主革命時期到改革開放時期、從高層決策到社會變遷等諸多課題。

（一）民主革命時期的左翼文化問題。1927年至1937年左翼文化在上海的興起和傳播，是現代政治史、社會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課題。有學者認為史學界對此的研究遠遠不夠。以唯物辯証法和社會科學為主題的思想資源大量引入和傳播，書刊類評論和報刊讀者信箱的有意引導，社會問題著作的廣泛興盛和由此引發的廣泛討論，以及當局對左翼書刊和報紙的查禁和反彈，都孕育和刺激了左翼文化的產生，而左翼文化的強勁傳播則為青年人在心態和行動上轉向激進准備了思想資源和價值信念。有學者借助統計的方法，對1920年至1937年的151位上海中共出版人的年齡、性別、來源地、受教育程度以及從事紅色傳播活動做了分析，論述了早期紅色出版的歷史圖景和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

（二）地方史研究持續熱絡。近年來，地方史研究成為黨史與國史研究的新方向，研究理念也相應從宏觀研究轉向微觀個案研究。有研究者透過對河北省1953年糧食統購工作的描述，縱向考察這一制度建構過程中不同層級政府的決策和調適。有學者以解放戰爭初期的膠東解放區為重點，研究中共的糧食征發政策與農民負擔情況，反映出從抗戰到內戰的轉變過程中對農村資源汲取所面臨的困境。還有學者以上海為個案，討論了地方貫徹執行中央人口、戶籍政策的過程，揭示出地方貫徹上級政策時對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地方與中央的互動。

當代底層群體的歷史也是近些年來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有學者專門研究了工廠裡的青年工人問題，發現工廠裡自然形成的群體具備獨特的社會內涵，既享受“祖國未來”和“領導階級”的贊譽，又被視為工人階級的“異類”，在“階級”形成的過程中可能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研究者梳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京滬兩地的干部子弟風潮，認為作為紅衛兵先鋒的干部子弟的起事早於1966年，且並非限於北京。還有研究者以某工廠為案例，討論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組織與派性政治產生的關系，認為群眾組織的產生既受到上層政治之影響，又與其自身利益訴求有關。

（三）社會史的研究取向日益凸顯。將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引入黨史與國史研究，與學界研究理念的變化有關，也與地方檔案的利用和民間史料的搜集有關。尤其在民間史料中，大量關於底層社會的生動記錄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礎。再加上人類學田野調查等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借鑒，黨史與國史研究中的社會史取向愈發明顯。有研究者利用地方檔案，對20世紀50年代浙江省的血吸虫病治療工作做了考察，認為在政治的主導下，治療工作愈來愈體現出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特征，又存在難以避免的雙重矛盾。有研究者從空間與政治之視角，以江南王家祠堂為個案，考察了祠堂在1949年前后的功能變遷，反映出江南農村宗族勢力在1949年之后的消失與價值觀念的瓦解。

（四）研究中國際視角的深化。黨史與國史研究的國際視角，不僅應將黨史與國史問題置於國際視野下研究，而且應該關注國際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更要關注海外有關黨史與國史的檔案資料。有學者介紹了緬甸國家檔案館的情況，其所藏檔案包括大量關涉中緬關系的檔案，但迄今為止未曾被中國學者所利用。中國革命的國際背景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有研究者以東北地區背靠蘇聯的特殊地緣為背景，考察了中共滿洲省委的黨務工作，分析了其間面臨的國際主義和地方利益的兩難困境。還有學者考察了50年代初期工業企業對越援助問題，這樣的選題以往很少有人研究。

二

與會專家學者還就黨史和國史研究以及論文寫作遇到的普遍問題進行了討論，交流了各自的看法，達成了以下共識。

關於史料的選擇和利用問題。與會學者認為，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但在利用史料時，應當注意以下問題：（1）任何史料都需要鑒別。史學研究非常強調史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不是所有史料都是對歷史的真實記錄。史料本身不是歷史，需要研究者對史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2）史料的多元化取向，即盡量使用各種類型的史料。檔案的研究價值固然很高，但在研究中隻用檔案，忽視對報刊、口述、私人資料等其他類型史料的利用，會遺漏檔案裡失記的史實信息。史料的多元化有助於從不同角度、層面還原和認識歷史，對歷史作出比較客觀全面的評價。（3）學會取舍史料。史料的直接引用應當謹慎，長篇引用會使文章顯得冗長，甚至湮沒文章的主題和主線。凡是直接引用史料，應具有必要性、重要性、無可替代性，能對文章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關於個案研究與宏觀背景的關系。個案研究可以突出對歷史細部的考察，但應置於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彰顯個案研究的宏觀意義。目前有些個案研究存在兩個問題：（1）脫離整體歷史背景，隻追究歷史進程中的某些細小點，使歷史知識變得支離破碎﹔（2）舊瓶裝新酒，以新史料填充舊有研究框架。這樣的研究利用了一些地方檔案或民間史料，但研究框架和敘事邏輯沒有擺脫舊有的模式和觀點，不過重復了已被宏觀研究無數次証明了的結論。

關於歷史敘述與問題意識的關系。好的史學論文一般要具備兩點：敘述要有史感，問題意識要突出。所謂史感就是對歷史進行歷時性分析，突出對歷史發展過程的敘述，關注歷史發展的演進。不論是個案研究還是宏觀研究，史學研究都要有問題意識。問題與議題不同，議題可以是一個具體的個案或具體的討論對象﹔問題則要超越議題，是隱含在議題深處的歷史邏輯，具有貫通性。一些研究者因為缺乏問題意識，堆積大量史料，羅列繁復史實，卻很難對歷史產生深入的分析與提煉。歷史是個多面體，既要求研究者對史料進行梳理，理清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又要超脫史料，站在一定的思想和理論高度，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關於論文寫作的結構問題。研究者在行文中易出現“格式化”問題，即把歷史分成若干部分，割斷歷史發展的脈絡與內在邏輯，以寫公文的方式敘述歷史。高水准的論文應有清晰的邏輯結構，主線清楚，環環相扣。史學論文寫作應做到“三多三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常識﹔多歸納，少羅列﹔多分析，少描述。即使描述，亦應深描。

關於學術態度問題。學術研究是一項神聖、嚴肅而冷峻的工作，研究者必須秉持嚴謹的學術態度。一些論文盡管選題、材料和方法都很好，但寫作不規范，概念缺乏界定，表述不清楚，文字和文法錯誤不少，標點和注釋格式不規范，“披頭散發”甚至“蓬頭垢面”，這歸根結底是學術態度問題。研究者不僅要將自己的學術論文看作智慧和心血的結晶，更應將其視為一種“藝術品”加以精心修飾和打磨。

（本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