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應如何規范

摘要：史學首先是史料學。中共黨史作為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更需要史料的准確、可靠。但目前黨史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不認真閱讀資料，鬧出了許多張冠李戴的笑話。這種現象警示我們，黨史研究需要：(1)嚴謹踏實，認真閱讀資料﹔(2)尊重史料，不割裂史料，更不能故意歪曲史料﹔(3)實事求是，誠實注釋﹔(4)正確解讀、應用資料。隻有這樣，黨史才能成為信史，黨史研究才會有真正的繁榮。

關鍵詞：黨史研究 學術規范 史料 信史

中國有個成語叫“張冠李戴”，意思是把姓張的帽子戴到姓李的頭上，比喻認錯了對象，弄錯了歸屬。筆者近來因為教學需要，在查閱相關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一段出自張昆弟之口的話，竟被不少學者安在毛澤東的頭上，而且用錯的人眾多。透過這種張冠李戴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到養成嚴謹踏實、實事求是的學風，充分尊重資料，認真研讀、辨析資料，正確解讀和運用資料，是黨史研究中必須遵守的重要學術規范，是黨史成為信史的前提。

一、一段不難讀懂的資料

昨日下午與毛君潤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時將黃昏，遂宿於此。夜談頗久。毛君潤芝雲，現在國民性情，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又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后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1]

這段話摘自張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記，它傳達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信息：(一)9月22日下午，毛澤東和張昆弟一起游泳，游泳后一起到居住在岳麓山的蔡和森家，當晚留宿在蔡家。(二)毛澤東和張昆弟在蔡家夜間長談。(三)毛澤東的談話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1.批評中國的國民性，希望中國能有像俄國托爾斯泰那樣的人物出現。2.批評中國晚近文化，“主張將唐宋以后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3.闡述自己的革命觀，“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四)張昆弟贊成毛澤東的第一個觀點，說“余甚然其言”，並回應毛澤東說：“中國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

二、令人詫異的誤讀率

如上所述，從“中國人沉郁固塞”到“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這一段話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出自張昆弟之口，而不是毛澤東之口，是張昆弟回應毛澤東的話語。這段資料不難讀懂，也就不應該弄錯。但在眾多學者的文章中，這一段話，特別是其中的“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一語，被當成了毛澤東或其他人的，並且還犯了一些其他錯誤。

筆者根據中國期刊網上的相關文獻，做了一個統計，從1979年到2013年，國內報紙雜志上引用張昆弟這段話或其中部分語句的論文共86篇，其中把這段資料錯讀成毛澤東之語的有67篇，錯成楊昌濟的有1篇，錯誤率在79％以上。詳見表1。

我們把1979—2013年這34年分成1979—1990年、1991—2001年、2002—2013年三個階段。①1979—1990年涉及這段文字的相關論文13篇，對資料使用錯誤的6篇﹔1991—2001年相關論文37篇，資料使用錯誤的30篇﹔2002—2013年相關論文36篇，資料使用錯誤的32篇。從整體上看，該段資料的正確使用率每況愈下。

期刊論文的情況不佳，碩、博士論文對這段資料的使用情況則更差。據筆者不完全檢索，近幾年來涉及這則資料的碩、博士論文7篇，無一使用正確。詳見表2。

三、黨史研究應該如何規范

一段並不難懂的資料，卻被如此多的作者誤用，原因何在？黨史研究該如何規范？筆者擬結合一些黨史資料，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嚴謹踏實，認真閱讀資料。如前所說，張昆弟的這一段日記不難讀懂，但眾多學者卻犯這種低級的錯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認真閱讀資料。不少作者可能根本沒有閱讀過自己所引資料的前后文，僅僅是看到別人使用了這則資料，然后找到相關的書籍，核對一下頁碼﹔有的甚至連這項工作也沒有做，完全是照搬他人的資料和說法。結果別人用錯了，自己也跟著錯。1991年以后的73篇期刊文章中，僅有11篇解讀、使用正確，這頗能反映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術浮躁之風。這種風氣一日不改，一日難有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

認真閱讀是學術研究少犯錯誤的前提，而不認真閱讀恰恰是犯錯誤、甚至犯張冠李戴這種低級錯誤的根源。

毛澤東曾經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不認真閱讀，不僅導致了我們前面所列舉的“張冠毛戴”的錯誤，還在毛澤東研究中制造過“楊冠毛戴”的笑話：

對於中國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楊(昌濟)先生下了許多的功夫。譬如對儒家三綱之說的非難，他除推崇王船山“忠孝非以奉君親，而但自踐其身心之則”的重個人獨立精神以外，特別看重譚嗣同《仁學》對這方面的批判。他提倡人人要有獨立奮斗的精神，即父子兄弟之間也不可互相倚賴。因此在一個時候，研讀《仁學》和船山學說，成為學生中的一種風氣，毛澤東等尤為用功，他們的日記和筆記中，常常有“譚瀏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一類的議論。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頁

毛澤東青年時代讀《仁學》，是受楊昌濟的影響。楊昌濟特別看重譚嗣同的《仁學》，提倡人人要有獨立奮斗，發動心力的精神。他時常給學生講讀《仁學》，一個時候，研談《仁學》成為學生中的一種風氣。毛澤東等尤為用功，他們的日記和筆記中，常常有“譚瀏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一類的議論。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

“譚瀏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這段話，出自楊昌濟的《論語類鈔》[2]，這是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范教授修身科的講義②。無論是李銳還是陳晉的著作，都沒有對這段引文加以注釋。但仔細讀這兩段文字，不難發現，他們都沒有說這段話出自毛澤東之口，而是根據毛澤東等人當時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楊昌濟恰好給他們講修身一科，講《仁學》的相關思想，而推論毛澤東等學生的筆記和日記中應該“常常有‘譚瀏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一類的議論”。這種推論雖然稍嫌大膽，但還在情理之中。

李銳、陳晉的這種推論，被一些學者不慎誤讀，在他們的著述中直接把這段話安在了毛澤東的頭上。表3是“楊冠毛戴”的部分文章和書目。

認真閱讀資料，還要認真分析資料，尊重資料的差異性，不能採取“趨利避害”、為我所用的態度。

比如關於1922年8月的杭州西湖會議，因為缺乏直接的文獻記錄，所以研究這次會議隻能根據當事人事后的一些回憶錄。出席該會議的有馬林、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張太雷7人，對這次會議留有回憶的有陳獨秀、蔡和森、馬林、張國燾。依時間順序，回憶的基本情況如下：

1.在上屆代表會議上，我們同意遠東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隻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在上屆黨代表會議以后，我們不能很快地再召開代表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所以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一起討論了這個問題。

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的人，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3]169－170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1923年6月)

2.第三，一九二二年九月西湖會議。會議討論加入國民黨的問題。

在此會議以前曾討論過此問題，一九二二年C. P. 第二次全國大會時，國際代表主張馬上加入國民黨，而有一部分不贊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論上贊成，但關於具體方法，會議的結果要中央解決之，所以我們決定用C. P. 中央執行委員會寫信致國民黨，請求聯席會議，但中國政治問題而實際上做不到，因為孫中山不承認有C. P. 的黨，故因此未作。

……西湖會議的經過，結果一方面兩黨聯合，另一方面設法個人加入國民黨，經過數月后才加入(和森、秀鬆)。

……此次會議討論的問題是(1)﹝小﹞組織問題﹔(2)對國民黨的態度。

……在西湖會議上已經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守常亦在)。[3]485－493

——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1926)

3.大會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后，國際代表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為言，於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3]521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

4.這時，我們安排在杭州西湖召開一次會議。這是一九二二年初，主要參加者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我記得還有瞿秋白，另外還有一個多半是湖南人的學生，他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

杭州會議上大多數人接受了這些看法。有一兩個反對者，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反對最力的是張國燾。這些反對者的論據，圍繞著國民黨的價值問題，它變成群眾運動的可能性，來自國民黨領袖的可以預料的反對的問題等等。陳獨秀同意了我所提出的觀點。沒有一條要求作補充說明的明確的反對意見。

(問到他關於這次會議的敘述與陳獨秀的有出入時，馬林回答說：)

如果陳獨秀的敘述是真實的，那麼，第一，在杭州會議后一個時期，這問題曾經有許多機會可以在莫斯科討論。中國同志也可能與越飛一起提出這個問題，他是在同年稍后來華的。事實上並沒有發生這種周章。第二，這兒不會有什麼“服從紀律”的問題。我一向深惡痛絕這類措施。何況，我並沒有從共產國際得專門指示。我手上沒有任何文件。[3]547－549

——伊羅生採訪馬林的記錄(1935年8月)

5.馬林在這次會議中是主要的發言者。他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大概是為了減少反對，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犯了左傾幼稚病。……

我和蔡和森發言反對馬林這種主張。……

陳獨秀先生也反對馬林的主張，而且發言甚多。……但他聲言，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至多隻能申述我們不贊同的意見。

李大釗先生卻採取一個調和的立場。他雖同情我們的某些看法，也稱許陳先生所提出條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馬林的。……

李大釗先生根據他的這種看法，向我們疏通，認為有條件的加入國民黨和中共少數領導人加入國民黨去為兩黨合作的橋梁，是實現第二次大會既定政策，同時避免與馬林乃至共產國際發生嚴重爭執的兩全辦法。③

——張國燾：《我的回憶》(1971年)

從研究的角度，如何看待這些內容互有差異的回憶錄呢？

首先，人對親歷事件的記憶，是一個隨歲月的流逝而逐漸模糊的過程。所以，通常情況下，所有回憶錄都是離事件的發生時間越近，真實性越大，反之，可信度越小。也就是說，以上這些回憶的可靠程度按時間順序來排列是：陳獨秀(1923)、蔡和森(1926)、陳獨秀(1929)、馬林(1935)、張國燾(1971年版)④，除非有日記等材料的幫助，否則，張國燾的回憶錄最靠不住。

其次，要探究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對同一事件回憶不同的原因。比如陳獨秀1929年的回憶與1923年的回憶有明顯的差別，如何看待這種差別，哪一年的更可靠呢？陳獨秀的第一次回憶是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三大”的主要任務就是討論國共合作問題，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的決議，“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國，使全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3]182。當時陳獨秀的身份是中共的最高負責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馬林又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三大”，如果陳獨秀和盤托出西湖會議的真相——中共中央集體反對國共合作，接受國共合作完全是因為尊重國際紀律——肯定會對正在召開的中共“三大”產生不良影響。陳獨秀的第二次回憶是在1929年12月，此時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已經徹底失敗，陳獨秀先是被共產國際解除職務，接著在1929年11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黨籍，所有的顧慮都沒有了，再也用不著避諱遮掩了。所以，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第二次的回憶更可靠一些。

第三，可以利用一些相關資料，發現一些回憶中的錯誤和不實之處。比如馬林的回憶，從時間上看，應該有可信度，但從他對與會人物的回憶看⑤，顯然他把西湖會議和中共“三大”混在一起了。從《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的通知》和《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3]121－122可以看出，馬林在回答伊羅生關於他與陳獨秀的回憶相矛盾的話語有許多不實之處，也就是說，馬林在回憶中撒了謊。馬林之所以這樣回答，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此時大革命已經失敗，如果中共是在馬林以“是否服從國際決議為言”的脅迫下，“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勉強同意加入國民黨的，那麼馬林對大革命的失敗就應該負重大責任，而這顯然是他不願意也不能接受的。

第四，可以利用一些相關資料，印証某人回憶的可靠性。比如蔡和森，根據各種資料印証，他參加了西湖會議，且1926年在其所著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及了這次會議。1930年年底或1931年年初，他專門撰寫長文《論陳獨秀主義》，批判陳獨秀的錯誤，卻對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有關西湖會議的敘述未置一詞。1929年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時，張國燾在中共中央任要職，但當時他對陳獨秀的相關敘述一言未發，他在1971年出版的回憶錄也從某個側面証實了陳獨秀敘述的准確性和馬林談話的不可靠性。這些都可以作為陳獨秀第二次回憶比較可靠的証據。

如上所言，在對1922年8月杭州西湖會議的幾個回憶版本中，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中的敘述最可靠，其可信度遠遠超過馬林和張國燾的回憶，但長期以來，在黨史研究中，特別是在李大釗研究中，這則資料被極端忽視。不少學者根據張國燾《我的回憶》中的片言隻語，稱“在李大釗的勸解和疏導下，西湖會議終於通過了共產黨員有條件加入國民黨的決定”[4]，“西湖會議的決定，成為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轉折點﹔在這個轉折中，李大釗發揮了重要作用”[5]。熟悉黨史的人都知道，類似的說法很多，筆者不再多加列舉，也不想談論這些說法合理與否，但顯然，它們對陳獨秀的回憶都採取了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採取這種態度，黨史就很難跳出紀念史學和譴責史學的泥淖，擺脫過去那種為革命偉人臉上貼金、向壞人頭上澆糞的套路。黨史研究如果不把學術化作為自己的正軌，黨史就不可能成為信史。

(二)尊重史料，避免割裂史料，更不能故意歪曲。史學首先是史料學。對於歷史資料，我們要抱著尊重、尊敬的態度，不能隨意割裂。黨史是一門很嚴肅的學科，這種嚴肅不是指它的意識形態性，而是指它的客觀性、科學性。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黨史要成為信史，成為科學，就一定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屈從某一時段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要求，人為地歪曲歷史，斷章取義地對待歷史資料。換句話說，黨史研究如果不能尊重史料、實事求是，黨史也就不可能正確地為政治和意識形態服務。新中國的前30年，“左”的錯誤不斷，甚至釀成了“反右”和“文革”那樣巨大的歷史悲劇，這與當時國內的學術、文化“過分政治化”，缺少相對獨立性，是有一定關系的。“文化的獨立或自主使得文化又成為影響社會甚至政治的重要力量，這是現代社會所共有的，也是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所共有的。隻有獲得自主，文化才可能與政治建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而不僅僅是隻接受政治的影響。”[6]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史界許多重大問題都有和過去不一樣的說法，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顛覆。這種現象顯然是和新中國的前30年黨史研究在政治過分的干預下，沒有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成為直接為意識形態作注釋的工具聯系著的。撫今追昔，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實事求是、尊重資料、尊重客觀事實，是黨史研究少犯、不犯錯誤的前提。

在檢索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些作者割裂資料、弄錯資料是由於沒有閱讀原始資料、轉引自他文，或由於水平有限、人雲亦雲等，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失誤，但有些作者則是有意地裝糊涂，譬如王子今在《青年毛澤東的自由意識——以〈倫理學原理批注〉為中心》(《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7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一字不錯地引用了張昆弟日記中從“毛君潤芝雲”到“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這一段文字，但專門用省略號把“余甚然其言”這5個字省略。“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省略號表明，作者顯然懂得，從“中國人沉郁固塞”到“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是張昆弟所言，而不是毛澤東所言。這種故意的錯用比他人的無意誤讀更不可原諒。

(三)實事求是，誠實注釋。根據查証，較早使用張昆弟這則日記的是李銳。李銳是建國以后較早研究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的專家，在《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頁)、《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方向》(《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和《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頁)，作者都引用了1917年9月23日的張昆弟日記，但文字上與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中的有不少出入。

時近黃昏，遂宿於此，夜談頗久。毛君潤芝雲：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破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君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⑥

將李銳的這段引文與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中的張昆弟日記相比對，依次看來，可以發現，李銳的引文在“現在國民”后面缺了“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這10個字，在“開發”后面缺了一個“其”字，“網羅”錯成了“羅網”，在“魄力”后面少了一個“頗”，還缺少了“又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后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這一段文字。

周溯源編著的《毛澤東評點古今人物》是一本風格別致的通俗學術著作，讀者頗多，影響頗大。該書由紅旗出版社1998年出版。但在該書中，李銳這段引文中的錯誤不僅沒有被糾正，反而更進一步，被錯寫成下文：

毛君潤之雲：“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7]

該書的作者在著作中對這段引文的標注是“摘自張昆弟1917年9月23日日記，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39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但考察該段文字，可以推斷，引文的直接來源仍是李銳的著作，作者根本沒有閱讀《毛澤東早期文稿》中的相關內容，所以不僅絲毫沒有糾正李銳的錯誤，反而把李銳引文中的“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這一大段漏掉，導致這段資料嚴重失真。

2012年，由張明林主編的《毛澤東評點古今人物》出版，在該書中，周溯源等人的錯誤被照搬不誤。[8]不同的作者，同樣的書名，一模一樣的錯誤，這種巧合真是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種悲哀！

翻檢上面提及引用張昆弟日記的一些文章，從不少文章的引文中有“現在國民思想狹隘”的字句看，作者的資料來源顯然是李銳的著作，有的作者全文照搬了《毛澤東評點古今人物》中的錯誤引文，但大多數人都注釋為張昆弟日記或《毛澤東早期文稿》，以表明自己的資料是第一手的，是嚴肅的。

這裡涉及一個如何作注釋的學術規范問題。史學是史料學，史學的可靠性來自史料的可靠性，所以史學非常強調第一手資料，非常強調資料的准確無誤。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有時我們看不到第一手資料，不得不採用二手資料，這也是學術研究中允許的。比如“張昆弟日記”，由於它沒有出版過，能夠看到的人很少，所以在1990年《毛澤東早期文稿》出版以前，絕大多數作者使用的隻能是來自李銳相關文章或書籍中的資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第二手資料。隻要誠實注明，這本身並不是什麼錯事，更不是什麼丟人的事。遺憾的是，大多數作者都沒有這樣做，僅簡單地注釋為張昆弟日記，這就違背了學術研究中的實事求是原則。1990年《毛澤東早期文稿》出版后，可以注釋為《毛澤東早期文稿》，也可以注釋為“張昆弟1917年9月23日日記，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頁”。無論是引自《毛澤東早期文稿》還是轉引自李銳的作品，都應該認真核對引文，並且不應自作聰明，擅自改動引文。有不少作者把“毛君潤芝”改成了“毛君潤之”﹔有的作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把張昆弟9月23日日記改成9月22日。凡此種種，都是背離學術規范要求的，都是錯誤產生的根源。

誠實是學術的生命。有的作者是二次轉引或三次轉引，但仍注釋為張昆弟日記、李銳的作品或《毛澤東早期文稿》。1990年楊金鑫在《試論青年毛澤東的學術淵源》(《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第5期)一文中，把“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錯成“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魄力宏大，誠非今之俗學所可比擬”，此后。有好幾個研究者的引文錯得一模一樣，顯然他們都是照抄了這段錯誤的引文，但沒有一個注明是來自楊金鑫或其他人的文章。這種不誠實的學風比轉引第二手或第三手資料的危害更大。

(四)正確解讀、應用資料。正確解讀資料，除了我們上文已經提及的不要張冠李戴以外，還要注意，對於資料不要過多地附加自己的猜想，特別不能因為資料涉及的人物名氣的大小而對資料的解讀作變更。比如張昆弟日記中的這則資料，從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張昆弟、毛澤東9月22日均夜宿於蔡和森家，兩人在蔡家夜談頗久，這是張昆弟的日記直接告訴我們的。但蔡和森是否參加了這次夜談，我們不得而知。從張昆弟的日記中，我們不能直接得出，要推斷，必須有其他的資料作印証。從張昆弟的日記中我們隻能知道蔡和森在家，他有可能參加了這次夜談。至於他是否真的參加了這次夜談，隻能是3個字——“不一定”。所以，有的作者在運用這則資料時謂“毛澤東對蔡和森、張昆弟”說，這已經是超出史料的推論了﹔有的作者連張昆弟的名字都不提，直接謂“毛澤東對蔡和森說”，更是不尊重資料的胡說了。筆者猜想，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蔡和森名氣比張昆弟大。

除了正確解讀資料外，正確應用資料也是十分重要的。正確運用資料，首先要認真研讀資料，准確理解資料，不誤解、曲解資料。比如張昆弟日記中的那則資料，首先要弄懂，哪些話是毛澤東的話，哪些話是張昆弟的話，絕不能“張冠毛戴”﹔其次要注意資料的時間，不能不顧時間先后，隨意放置。比如毛澤東和張昆弟的這則談話，時間是1917年9月22日，但有些研究者在使用時，卻把它挪到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之后和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之后，謂：“(新文化運動期間)正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的青年毛澤東，也於1918年‘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學會’，極力推崇陳獨秀。他說：‘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俗學之可比擬。’”[9]“陳獨秀的被捕，使得青年毛澤東認為，陳獨秀不僅是一個坐而論道的人，也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人，具有沖決網羅而不惜犧牲的奮斗精神。他說：‘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10]“1919年陳獨秀被捕后，他在《陳獨秀之被捕與營救》一文中寫道：‘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11]“毛澤東年輕時，曾入京遍訪‘五四’名師，對陳獨秀觀感尤佳。返湘和蔡和森談起時，感慨：‘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說可比擬’”[12]這些說法除了犯有張冠李戴的錯誤外，還犯了不顧時間背景、隨意運用資料的錯誤。這種不遵守學術規范的做法，最容易導致黨史研究的失信和式微。

(五)認真核對注釋中的相關信息。李銳的文章《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方向》發表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不少作者錯成了第2期﹔《毛澤東早期文稿》先后出過3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第二個版本是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第三個版本則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有些作者把1990年版錯成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個別作者把印刷時間錯成了版本時間。這些都是學術工作中應該注意的地方。

【作者簡介】楊宏雨(1965—)，江蘇淮安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

注釋：

①選擇1990年作為一個分界點，是因為《毛澤東早期文稿》於這一年出版，張昆弟日記中的這一段文字，從此更容易查找。此外，從時間段上看，三個時期長短大致相等。

②參閱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頁腳注。

③張國燾的回憶頗詳細，為節省篇幅，這裡僅作簡單的節錄。參閱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4頁。

④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寫作於20世紀60年代，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開始連載，1971年由該社結集出版。

⑤從瞿秋白的年譜看，他1922年2月才經張太雷介紹入黨，不是中央委員，且當年一直在蘇聯，不可能參加西湖會議。馬林說的湖南學生可能是蔡和森，如果是指毛澤東，則根本不對。迄今為止，無論是從毛澤東自己的回憶還是他人的回憶，都沒有他參加西湖會議的資料。毛澤東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故也沒有出席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毛澤東都參加了“三大”，且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共“三大”對國共合作問題有激烈的爭論，但大多數人是贊成的，這也與馬林的回憶一致。

⑥這是李銳《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方向》和《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中使用的引文。他的另一部作品《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中的引文與這段引文大同小異，但“開發”后未漏掉“其”字，“網羅”未錯成“羅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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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江淮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