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后爭取東北軍工作的回憶

○劉培植親歷“西安事變”，並親受周恩來等指派，作為紅軍代表和中央聯絡員做爭取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為了爭取東北軍，中央專門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副主席親兼主任，李克農、朱理治等同志協助工作。

○毛澤東同志在講課中講了黨的優待俘虜的政策，指出：“拿著槍是敵人，放下槍就是朋友。”

○劉翰東師是東北軍和紅軍建立友好關系的第一個師，不僅不主動進攻我們，我們出入白區還給予方便。

○國民黨蔣介石對東北軍越來越不信任，一直想暗算它，搞垮它，消滅它，這一險惡目的部分地實現了。

“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我神聖的中華國土，東北三省淪陷。國民黨蔣介石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對內繼續瘋狂“圍剿”我工農紅軍，頑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

一九三五年秋，蔣介石調動幾十萬軍隊對陝甘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這時，高雙城的二十二軍、高桂滋的十七軍、鄧寶珊的新一軍、傅作義的三十五軍從北面來﹔馬家軍從西面來﹔閻錫山所屬陳長捷的六十一軍，王定國的十九軍，孫楚的三十三軍和趙承綬的騎兵軍從東面來﹔西北軍從西南面來，形成包圍圈。當時的東北軍是奉命參加圍剿的主力軍，在第一線直接參戰的就有七個師，分兩路進攻，氣焰囂張。我紅十五軍團聲東擊西，突然圍攻甘泉守敵，調動延安的東北軍出來增援，使援敵在勞山中我埋伏，一舉全殲一一○師，擊斃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俘敵三千七百多人，繳獲大批武器。我軍乘勝擴大戰果，強攻甘泉境內的榆林橋，又消滅了一○七師的四個營，團長高福源被俘。這個團是一○七師的主力，團長高福源曾當過張學良警衛營的營長。打了這兩次勝仗后不久，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與十五軍團會師，聯合作戰，又在直羅鎮和黑水寺消滅了東北軍的一○九師，打死師長牛元峰，並擊潰了一○六師。軍事上的接連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為鞏固陝甘蘇區奠定了基礎，使東北軍得到了應有的教訓，逐步認識到“剿共”是沒有出路的。

東北軍雖然在政治上有過反動的歷史，在鄂豫皖蘇區“圍剿”過紅軍，之后又尾追北上紅軍，充當蔣介石對陝北紅軍實行第三次“圍剿”的急先鋒。但是，東北軍是“雜牌軍”，深受歧視，同蔣介石的矛盾由來已久。更主要的是東北軍的官兵多系東北人，“九一八”以后流亡關內，懷念故土，厭煩內戰，要求抗日，因而有爭取東北軍和我們共同抗日的可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黨中央瓦窯堡會議決定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挫敗蔣介石消滅紅軍的陰謀，我們黨決定爭取東北軍共同抗日。

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

為了爭取東北軍，中央專門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副主席親兼主任，李克農、朱理治等同志協助工作。

周副主席對於爭取東北軍的工作非常重視，在他的親自指導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訓練班，培訓做東北軍工作的干部。與此同時，把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戰役中所俘虜的東北軍三個師的中下級軍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窯堡，成立“解放軍官學習班”（即“白軍軍官連”）。中央領導同志親自講課。毛澤東同志在講課中講了黨的優待俘虜的政策，指出：“拿著槍是敵人，放下槍就是朋友。”博古同志講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和抗日的形勢。鄧穎超同志在講課中，駁斥了國民黨誣蔑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謠言。彭德懷同志在講課中，揭露了蔣介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賣國陰謀。學習期間讓他們觀看了紅軍和赤衛隊的閱兵式。我們黨不僅在政治上不歧視他們，在生活上也給予優待，在吃的穿的方面他們都比紅軍官兵要好。通過教育，俘虜軍官的思想和政治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對我黨我軍有了較正確的認識。他們表示：再不能打共產黨了，隻有聯合才是出路，並紛紛加入“抗日同盟會”，個別人還加入了共產黨。組織上給他們發了路費，讓他們回到東北軍去。東北軍騎兵六師十七團被我紅軍全殲，經教育后，將該團人馬槍支全部送還給東北軍。對此，蔣介石十分恐懼。被俘團長董道源回到西安后，蔣迫令張學良把董槍殺了。但這也消除不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周副主席、彭總還親自找高福源（被俘后已成為我黨黨員）談話，交給任務，派回東北軍，向張學良、王以哲等重要將領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與此同時，周副主席又指示在黨的活動分子中，挑選政治可靠、勇敢堅定的同志，以紅軍代表名義，秘密派往東北軍的所屬部隊，做中、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和秘密建黨工作。當時中央和蘇區地方黨政軍都十分重視爭取東北軍工作，加強了對這一工作的領導。據我所知，蘇區直接間接參加這一工作的有李克農、朱理治、歐陽欽、曹力如、肖勁光、朱瑞、白堅、聶洪鈞、潘振武、肖向榮、周桓等領導同志。同時，白區黨包括上海黨組織、北方局、東工委都作了大量工作，劉瀾波、劉鼎、宋黎、苗渤然、高崇民、孫達生、郭維城等同志，都為爭取東北軍作出了重要貢獻。我當時任陝甘晉蘇維埃政府和省委白區工作部副部長兼紅二十九軍政治部工作，也被派去做爭取東北軍的工作。

在爭取東北軍的過程中，周副主席總是不斷地鼓勵和指導我們，使我們在環境險惡，斗爭復雜的情況下充滿信心和勇氣。一九三六年春，陝甘晉省委派我到瓦窯堡向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除總書記洛甫同志接談外，周副主席在軍委辦公室接見了我，張雲逸同志也在座。當時軍情緊急，敵人包圍蘇區，蔣介石命令東北軍佔領我中央所在地——瓦窯堡。我們黨為了爭取東北軍，准備有計劃地讓出一些地方（包括黨中央所在地的瓦窯堡在內），讓東北軍來佔領（后來佔領瓦窯堡的不是東北軍，而是被高雙成的二十二軍搶佔去了），給東北軍“立功”留面子的機會，使其好向蔣介石交差。這對於我們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是有利的。敵人已經逼近瓦窯堡，中央正准備撤離，周副主席的馬也備好鞍，鄧大姐在門口等著。周副主席仍然鎮定自若，取出地圖來挂在牆上，面對地圖給我分析敵我形勢，親自給我部署了三項任務。第一，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洛河川撤退不算退卻逃跑（因洛河川撤退曾引起省委內部分歧，有的同志認為是逃跑，向中央告狀），但仍要堅持洛河川的游擊戰爭。第二，省委內部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第三，要堅定不移地把二十萬東北軍爭取過來，克服動搖思想，不要以為敵人一進攻，東北軍就不可能爭取過來了。當時，確實有人因敵軍的不斷進攻而動搖了爭取東北軍的信心。周副主席的指示給我們撥開疑雲，堅定了信心。周副主席還就如何進一步爭取東北軍的問題，作了具體指示：要我們在蘇區周圍設立二十個辦事處，動員蘇區地方的力量和紅軍的力量，廣泛接觸東北軍官兵，積極主動地有計劃地做工作。如：不失時機地組織火線喊話，與東北軍交朋友、認老鄉，建立感情。

我曾與紅軍指戰員一起在兩軍對峙的戰場上，通過喊話，使局部地區的東北軍部隊停止了向我們的進攻。利用東北軍的俘虜喊話，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周副主席派我去甘泉城內，做東北軍一○七師劉翰東師長的工作，打通了關系，獲得了成功。該師在榆林橋被紅軍消滅一個團另一個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軍心渙散，不敢再輕舉妄動。廣大官兵響應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由下而上地推動上層人物轉變思想，改變了對我的敵對態度。劉翰東師是東北軍和紅軍建立友好關系的第一個師，不僅不主動進攻我們，我們出入白區還給予方便。我幾次都從甘泉師部和哨兵陣地穿過，並經常使用他們的汽車送人和運送大批軍用物資。

接著，我被派到鄜縣東北軍一二九師做周福成師長的工作。此人頑固不化，扣押我一個星期，沒做出有效成果。緊接著，我又被派去洛川做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中將和一○五師（軍的編制，后改為四十九軍）師長劉多荃中將的工作。劉多荃代表王以哲在洛川縣飛機場秘密接見我，答應了我們提出的三個條件：一是停止對紅軍進攻，萬一進攻槍口朝天上放﹔二是萬一蔣介石命令要進攻時，進攻前要先通消息﹔三是互派代表來往，建立聯系，蘇區被封鎖，物資困難，設法替紅軍從西安購買補給一批軍用物資。條件談妥后，劉多荃當夜派特務連長用大卡車從洛川護送我回蘇區。我立即向陝甘省委和周副主席作了匯報，因完成了任務他很高興。我回到蘇區后不久，王以哲、劉多荃信守諾言，在敵人封鎖特嚴的情況下，從西安給我軍買運了四十輛大卡車的軍用物資，為我紅軍解決了全軍冬裝困難問題。我深深感到，周副主席對東北軍兵運工作的指導既能統觀全局，高瞻遠矚，掌握斗爭大方向，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膽略，同時又能洞察入微，細致周到，令人驚嘆不已！

兵運工作是在敵人眼皮底下開展工作，眾目睽睽，極其艱苦困難，甚至有犧牲的危險。我在五十一軍做黨的秘密工作時，公開的身份是該軍一一○師六二九團的傳令兵。因軍官身份不便掩護，傳令兵很自由，可以到處與黨組織聯系，並且安全。我隨身挂著“小黃包”，黨的文件也裝在裡邊，坐火車不要票，過關口不受檢查。有一次，我去開黨的會，兩天未回來，傳達長得知后很憤怒，以不請假外出問罪，罰我下跪，當著官兵的面，狠狠打我五十軍棍，打得我疼痛難忍，皮開肉綻。團長賈陶（黨員）看到我遭毒打，又不便阻止，十分難過。事后，他含著眼淚對我說：“你受苦了，我無能，對不起你”。我安慰他說：“這不怨你，不要難過，挨打也是為了黨的事業，為了革命”！公開場合賈陶是我的上級，背地裡我是他的上級。

一九三六年春，周副主席派我去洛川進一步做王以哲軍長、劉多荃師長和幾個旅長的工作。臨行前，我化裝成軍官，換上東北軍軍服，佩上“67A”臂章“107D”胸章，去到一○五師（張學良的衛隊師）。我持周副主席的信到師部，一位副官長接見了我。我當時不熟悉國民黨軍隊裡下級見長官的禮節，見副官長沒有立正，引起懷疑。他那一雙賊溜溜的眼睛從頭到腳打量我，並當即撕開信一看，大聲吼叫說：“你是共匪代表。”我亮明身份。敵副官長暗中通知政訓處主任密報蔣介石。這時王以哲、劉多荃不敢接見我。我被看押起來。先關在洛川城的一家布店裡，后轉移到飛機場附近，情況緊張，我下決心同他們作斗爭。在扣壓期間（二十一天），幾個敵旅長威脅我，放肆地攻擊蘇聯和我們黨，我嚴詞反駁。敵旅長高雲鵬說：“你們共產黨人殺人放火，共產共妻！”我說：“這是你們的老調！蘇區的房子被燒，軍民被殺，殺人放火的不正是你們嗎？共產黨人實行一夫一妻制，你們刮民黨實行多妻制，蔣鼎文不就有九個小老婆嗎？”他們的舌戰失敗了，進而以死相威脅：“槍斃你怕不怕？”我說：“來者不怕，怕者不來。來得光明正大，死了光榮。”他們無可奈何，隻好秘密關押。這時也有秘密來看我，表示同情我黨主張的人，如王甲昌。敵連長武文祥、排長唐玉峰、葛宜芳、丁毅等四人負責看守著我，防我逃跑和別人接近。三個排長朝夕看守，正是我做工作的好機會，我給他們宣傳黨的抗日政策，贏得了他們的同情。一天夜裡，三個排長悄悄地要保護我逃跑，我謝絕說：“來得光明，去得正大，死了光榮，我不能逃走，我不能給紅軍丟臉。萬一我在這裡犧牲了，請你們給紅軍捎個信。”不料，這幾句話使這三位排長大受感動，他們向我鄭重地提出入黨要求（以后經過培養考察，這三位排長經周恩來同志批准加入了我們的黨）。一天半夜三更，看守連長突然叫起我來，說是要請我吃飯。按照舊社會的習慣，殺人前吃一頓“祿糧”是斷頭的信號。我氣憤地說：“要殺便殺，別來這一套，不要糟塌人民的糧食。”連長笑道：“你別介意，沒別的意思，今夜師長要見你。”原來如此！師長總算知道我在這裡。劉多荃師長來到飛機場看押我的地方，一見面就歉然道：“劉老弟，對不起你……。”后來我才知道，這次我被扣，不是王以哲和劉多荃的本意，因為副官長被國民黨收買了，他通知政訓處主任，並密告蔣介石。蔣下令槍斃我。張學良知道后，一面對上級說已把我槍斃了，一面暗中營救，給王以哲、劉多荃打電報說：“最好秘密放回去，否則因小失大。”我當夜脫離虎口，到甘泉見到了敵一○七師師長劉翰東，他很友好地對我說：“你在洛川遇難，消息不好打聽，現在回來了就放心了，我好向紅軍交代。”

深入作東北軍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夏秋間，正當我東征紅軍勝利回師，西進甘、寧，准備迎接紅二、四方面軍會合之計，賣國賊蔣介石飛抵西安，下了消滅我軍的反動命令，並要把東北軍全部從陝北蘇區南撤，開往甘、寧省境以南，阻攔我紅一、二、四方面軍的大會合。由於形勢的變化，周副主席指令我隨東北軍六十七軍和一○五師南下，然后再去紅一方面軍彭德懷同志身邊工作，當中央的聯絡員。

我剛出蘇區，在甘泉縣的城門附近，碰上叛徒李金堂。李表面上應付我，然后狗一樣尾隨著我，一同進城時，叛徒給城門口的衛兵使了個眼色，通風報信去了。進城后，找不到躲藏的地方，我就藏在一位老媽媽家的磨盤后面，銷毀了我帶的黨內文件。入夜，全城戒嚴。半夜，敵營長武敬三帶許多敵兵破門而入，當即把我捆綁，問我是干什麼的，我說是一○五師情報隊的。敵人不信，咬定我是“共匪”。我要求打電話給劉師長，問一問有沒有我這個人，敵人撒謊說：“電話線斷了”。我說：“電話線斷了，我的命也斷了，隨你們的便吧！”隨后搜身，搜出我在日記本上寫的兩句罵蔣介石的話：“要抗日必須反蔣，不反蔣抗日不能勝利。”敵人審問，我堅持不招認真情，說這是我去蘇區偵察時用的護身符，萬一抓住了好脫身。敵人不信，因為叛徒李金堂在身邊，我的身份暴露了。敵人把我關在一間小屋子裡，以死來威脅。一直關了十幾天也未從我嘴裡掏出什麼口供。

一天，敵旅長高鵬雲出現了。他和三旅從延安開拔路過甘泉縣來見我，此人與我打過交道。一見面就開玩笑說：“小共匪又來了！你什麼任務？”我說：“東北軍、西北軍、紅軍要實現西北大聯合，一起抗日，望你認清形勢。”高鵬雲搖搖頭，將信將疑，不表什麼態，最后說：“劉老弟，給你一匹馬，一同行軍到洛川縣軍部再向甘、寧進軍！”我飛馬去洛川見王以哲軍長和劉多荃師長。但王軍長當時有些屈服於蔣介石的壓力，以為紅軍真的不行了，可能被“一網打盡”，所以態度動搖，對建立統一戰線信心不足。對此，我給他做工作，要他們相信紅軍是有力量的，不可戰勝的，要堅定西北大聯合的信心，不要上蔣介石的當。盡管王以哲動搖不定，但對紅軍仍持友好態度。他和劉多荃認為有人已知道我是紅軍，和他們一起行軍不便，目標太大，先派車送我去西安他們的辦事處，等他們到平涼駐防后再電告我去。

在西安，我住在西安市南廣濟街門牌45號一○五師的印刷所。這時，我常和所裡的印刷工人接觸談心，宣傳抗日。印刷所負責人是個軍需官，叫顏廣漢。他發覺我常和工人接觸，對我很反感，於是，我轉移到遠東大旅社住，因為找不到組織關系，又沒錢，兩天多沒吃一頓飯，幸好在西安街頭巧遇朱理治同志。我們秘密地去珍珠泉洗澡吃飯，朱理治把他身上僅有的三塊錢給了我，我用它度日，每天隻吃一塊“鍋盔”。好不容易才盼到劉多荃來電報，要我去平涼他們的軍、師部，並安排我坐政訓處的車。車過彬州，突然車翻人傷，許多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趁此機會從地上拾到一枚政訓員的証章，以備不時之需。

到平涼后，我住在恆順成大布店，見到了劉多荃，向他宣傳西北大聯合的趨勢，勸他識時務。第二天，我去七團團部見王甲昌，此人原是一○五師的一個營長，我在洛川被捕時他來看過我，表示進步。在西安時朱理治同志說王甲昌表現不錯，可以入黨，因此我去找他，作他的工作。見面時，王開始還應付我，桌上擺著鮮桃要我吃。我試探性地和他談話：“王團長，祝賀你高升了！我在洛川被扣押時感謝你的同情關切。”不料我的話引起他的恐慌，馬上翻臉，嚴聲厲色地說：“劉先生，你來干什麼？你來對我的地位有影響。”我也馬上改變態度：“我來看看你，沒有別的意思，又不搶你團長的飯碗。”王甲昌翻臉嚷道：“你是共匪！”我鎮定而嚴厲地回敬他說：“現在紅軍三個方面軍幾十萬人要大會合，東北軍和我們關系很好，你不要破壞團結。”他繼續狂叫。我說：“別嚇唬人。”王甲昌想拿我請功，叫來兩個政訓員和一個排長帶兩個士兵將我捆綁，進行搜身，搜出政訓處的証章。政訓員厲害起來：“你不是政訓處的人，証章是從那裡來的？你偷証章，要搞什麼鬼？”王甲昌立即要把我解往政訓處。從平涼東關一直走到西關，約五裡路，我以為要暗殺我，心裡著急，因為周副主席要我去彭總身邊工作，現在還未見到彭總怎麼就可以這樣犧牲呢！於是，急中生智，我站住不走，對押送的人說：“我是一○五師情報隊的，要去師部。”他不讓，我說恆順成大布店就是我們的機關，他信以為真。進大布店后，由情報班的負責人高某証明說：“劉先生是我們師長的朋友，你們要干什麼？”罵了押送的人。押送的人莫名其妙，隻好把我放了。后來，劉多荃責怪我說：“劉老弟，你怎麼隨便去活動我們的人呢？”我否認說：“我在洛川被扣押時他來看過我，今天在路上巧遇，一見面就把我扣起來。”劉多荃還打電話罵了王甲昌……。

紅一方面軍的司令部設在豫旺、固原兩縣交界處七營子對面的一個土圍子裡。彭總住在一個窯洞裡，土炕上放著門板，這就是彭總睡覺的地方。我來到彭總身邊，就象到了自己的家，親親熱熱。彭總說：“小劉，你就住在我這裡！”他親自為我搭床，讓我讀中央文件，傳達中央如何爭取和聯絡東北軍的指示，分配我在政治部工作。我在彭總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除繼續做王以哲軍長和劉多荃師長的工作外，還去做敵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騎六師師長白鳳翔的工作，並和這些部隊中的一些黨員同志周澤民、王敏球、丁毅等取得聯系。

奉彭總指示，我曾去平涼市約請王以哲、劉多荃與固原縣騎兵軍部的何柱國，同車到豫旺縣七營子唐君堯二旅旅部，商量停戰事宜。因為馬鴻逵的白團兩個步兵營被我軍團團圍困在豫旺堡，馬家騎兵也遭到我紅軍的不斷打擊，損兵折將。馬家兄弟跪在蔣介石面前哭訴，懇求營救解圍。蔣介石令東北軍（劉多荃指揮）解救，借以考驗東北軍的行動。當然，東北軍感到左右為難，解救麼，要與紅軍打仗，心裡不願意，也打不贏，要損兵折將﹔不解救麼，又不好向蔣介石交代。抓住這個矛盾心理，我對劉多荃和唐君堯說：“白團我們圍住了，但不准備打，馬家軍我們也要爭取，我們圍而不打，你們也打不進去。為了給你們留面子，好交差，我們准備讓開一條路，你們去把白團接走。”舉棋不定的東北軍當然高興，雙方達成了東北軍與紅軍打假仗的君子協定。劉任指揮，我作為紅軍督戰代表在圍子上面觀戰。打仗那天，劉瀾波同志也從西安趕來觀戰。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東北軍官兵從上到下都知道是打假仗。我方主動讓開去豫旺堡的大路，放敵人出來，讓東北軍把白團接走。我看見敵炮向右前方彭總住的寨子上射擊，立即要劉多荃制止。劉命令轉移目標向正前方射擊，避實就虛，后來炮彈都落在空地上，當時，還有敵機五架向空地上猛烈掃射。白團走了以后，我們在大路兩旁貼標語，送開水，唱歌演戲，夾道歡迎東北軍，對東北軍表示友好，進行廣泛的政治宣傳和爭取工作。事后，西安國民黨報瞎吹他們的“戰功”，說是消滅了“共匪”多少人，勝利突圍，真令人好笑。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坐鎮西安，調兵遣將，分五路向我進攻，妄圖把紅軍“一網打盡”。打頭的是東北軍。我紅軍總部未及撤退被敵包圍，彭總急令我設法阻止敵軍前進。我衣服也來不及換就出發了。跑不多遠碰上敵人的尖兵，將我抓住，說我是紅軍探子，亂打耳光。我說不是探子，是一○五師情報隊的。敵人說：“你不是紅軍的探子，為什麼穿紅軍服？”我說：“紅軍服是我的護身符，我不穿紅軍服怎麼到紅軍那邊去探聽情報？我剛從蘇區刺探軍情回來，紅軍滿山遍野都設下了埋伏，趕快往后轉，不要冒進”。敵人多次中過紅軍的埋伏，信以為真，不敢再前進一步。於是停滯了兩個多小時，我紅軍總部得以安全轉移。

以后，我回到平涼，住在一○五師。一天，張學良來電報讓劉多荃和騎六師師長白鳳翔急赴西安，我預料要出什麼事情。果然，當天晚上，東北軍、西北軍發動了西安事變，在臨潼華清池把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抓起來了。消息傳到平涼，軍民奔走相告，開慶祝大會。事變的第二天我就趕到西安。但是，匆忙而至，一時找不到組織，餓了好幾天肚子，最后隻好去到劉多荃的公館。劉告訴我說，周副主席來西安了，我高興得跳起來，多想見到周副主席啊！劉陪我到金家巷張學良公館，由張學良的秘書應德田帶我見了周副主席。當周副主席知道我在餓飯時，便親切地慰問我，並指示我參加西安東工委工作。臨分手時，他對我說：“沒時間細談，留下地址，晚上有人找你！”當晚，我在遠東大旅社靜候。十點以后，周副主席派羅瑞卿同志給我送來三十元生活費，並給我介紹組織關系，要我移住西板坊門牌15號黃顯聲副軍長的公館，同東望小學一位女教師以姐弟關系住機關。我當時的任務是分管總部通訊大隊、輜重大隊、兵工團、總部電台、軍官差遣隊等直屬單位以及一一五師、一○五師、抗日先鋒隊、騎二軍、六十七軍等單位中黨的工作。以后，周副主席和朱理治、劉瀾波同志還來看我，並在我住的地方開會。事情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每當我回憶這一段不尋常的斗爭生活，周副主席對我關懷備至的情景歷歷在目，心情總是難以平靜。

隨東北軍東調

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停止內戰。當時紅軍、東北軍、西北軍實現了三位一體的大聯合，形勢很好。但是，蔣介石被釋放后，將伴送他回去的張學良將軍囚禁起來，並對西北的三位一體採取了軍事壓迫和政治分化雙管齊下的方針。漢奸、托派乘機挑撥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的關系，造謠說紅軍出賣了東北軍。東北軍內部，以孫銘久、應德田為首的一批少壯派中下級軍官，認為當時代理張學良負責領導東北軍的中將軍長王以哲等人懷有異心，不積極設法營救張學良而將他們殺死，造成東北軍內部的分裂。這時，守潼關的西北軍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投向國民黨中央軍，引中央軍開進潼關，入駐西安。東北軍、西北軍內部一片混亂。中央軍從東門進，我乘馬佔山將軍的汽車從西門出，隨總部撤到彬州一帶，在黨的東北軍工委領導下加緊進行工作，應付突然事變。一九三七年三月間，東北軍東調河南、安徽、江蘇等地，蔣介石對東北軍進行限制、歧視、虐待，企圖借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來消滅東北軍。三位一體被拆散，西北大聯合遭到破壞。形勢驟然變壞，對我極為不利。

東北軍東調后，我黨爭取東北軍的工作又不得不從公開轉入秘密。過去設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撤銷了，重新以軍為單位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獨立作戰。工作重點是進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團結友軍，抗戰到底的教育，改造舊軍隊，壯大抗戰力量。這是西安事變后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一九三七年三月間，我和歐陽欽同志到三源縣雲陽鎮紅軍辦事處，向葉劍英同志匯報請示陝西省委和東北軍工作，我把地方黨（宜君縣委）和東北軍黨的組織關系交給了劍英同志。他指示我暫時離開紅軍部隊，隨東北軍東調去安徽、河南、江蘇、山東，參加由抗日先鋒隊改編的一一○師和五十一軍黨的工作。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伍石甫、賈陶、解方、王西萍、汪洋、張崗、王再天、徐瑞林等同志。我們遵照組織的指示，積極創造條件開展爭取東北軍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在東北軍中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這項工作從一九三六年就開始了，如五十一軍上自軍、師、旅、團，下至營、連，逐級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系統。當時，國民黨、蔣介石限制我黨活動甚嚴，特別是一九三八年國民黨五中全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實施后，我們開展工作更為困難。在蒙城時，國民黨特務瓦解由抗日先鋒隊改編的一一○師，拉走了一個連投向國民黨。敵人猖狂，許多人在政治上動搖不定，我們發展黨員就很不容易，唯恐找錯了對象而暴露黨的組織。我們派進去的黨員同志一般都是當兵的，或者職務很低。當兵的發展當官的，下級發展上級，就更困難。為選准發展對象，我們細心地與發展對象接觸，注意觀察、分析他平時的言論是否有進步性，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立場是否正確，是否傾向共產黨。經過反復觀察，確定好對象，再經組織批准，才去“捅窗戶紙”。有一次，我們七、八個黨員在麥地開黨委會，被連長劉明顯發現了，我們來不及躲避，雖然表面鎮定若常，但心裡有些緊張。我們當機立斷，決定要末把他突擊成黨員，要末槍斃了他。他走到我們面前，神色自然，問道：“你們在干什麼？”我說：“不干什麼，天熱，出來乘涼、散散步。”他笑笑說：“你們是共產黨開會。”從他的話音裡聽得出來對我們不懷惡意，便沒有對他採取武力手段，只是意味深長地對他說：“我們很了解你，你原來是抗日先鋒隊的，很有愛國思想。”說罷便讓他走了。事后，我們注意看他的動態，看他是否向上級告密。經我們調查，他沒有告密，這說明他是同情和支持共產黨的，后來經過教育培養，他被接納為黨員。

在發展問題上，我們的方針是絕對隱蔽，長期埋伏，提倡黨員積極爭取掌握兵權。黨員和組織採取單線聯系，黨員間、組織間不發生橫的聯系。盡管發展工作很艱難，但由於我黨在全國人民中和廣大官兵中的威信很高，我們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在平時和戰時又能起模范作用，使一些發展對象願意暗中主動靠近我們，往往一拍即合。一一三師六七七團文書周怒濤同志職務並不高，他經常與團長王協一接近，以進步的思想誘導和影響自己的上司，結果王協一成了黨員。之后，王協一和另一位同志又把一一三師三十四旅旅長張炳南發展成黨員。除高級將領之外，還有一批營長、連長、排長都是相互發展或由戰士發展成黨員的。東北軍的五個軍都分別建立了黨的領導機構和組織，三個軍即五十一軍、五十七軍、四十九軍建立了工委。黨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在各軍搞建黨工作。我在五十一軍任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書記是王西萍。五十七軍黨的工作由谷牧、伍志剛、王振乾、郭維城、趙志剛同志負責。在六十七軍負責的是鄭裡堅同志。在四十九軍負責的是鄒魯風、楊西光、趙天野同志。在五十三軍工作的是呂正操同志。在騎兵二軍工作的是周北峰同志。由於全體同志的艱苦努力，在東北軍中發展黨員約近千人，其中五十一軍發展的黨員人數最多（數百名）。當年，五十一軍中建立了秘密的組織系統：軍一級成立了工委，師一級成立了特委，團一級成立總支，各營成立特支，各連成立支部。擔任各級黨組織的負責人還有：伍志剛、張崗、汪洋、李震、范離、曲徑、王學明、項鄂、李亞光、閻振興、孫毅、張和如、張炳南、王協一、韓林英、張玉璞、張彬、張緊、劉放、林千、楊國治、趙久春、李長漢、王琳英、苑金勛、方樹棟、於維哲、楊在田、蘇恩啟、叢芝發、叢樹人、張鄂、任永安、毛真、張樹華等同志。敵人監視嚴密，我們的地下工作小心翼翼。在五十七軍工作的伍石甫同志以文書身份掩護自己，我是傳令兵。我們經常接觸，通過各種暗號在傳達室、廁所、飯館、麥地裡接頭，有時在野地裡和海島（青島的薛家島）上開會。

一九三七年十月，工委的幾位同志（王西萍、王學明、敖北風、伍石甫等）在濟南的一家旅館被捕。我當時在青島法海寺五十一軍一一四師三四二旅旅部掩護，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採取緊急措施，通知各級黨組織隱蔽轉移，互相調動，改名換姓，准備口供，進行保衛黨的教育。我把黨員名單改寫成新文字埋在法海寺和尚廟附近，脫下軍裝，換上平時准備好的一套便衣（長袍、禮帽、皮鞋），去軍部掩護，不幸在高密縣車站被軍警督察處抓住。敵人搜遍我的全身，把鞋底都撕開了。先是沒有搜出什麼把柄，后來從我的衣角裡搜出一個我黨中央迎接對日抗戰的指示，當即遭到毒打拷問。后來是二四二旅旅長李幣林（東北抗日將軍李杜的弟弟）出面，說了好話，才放了我。但是總的說來，由於我們有群眾基礎，由於東北軍官兵同情我們，耳目靈通，因而能化險為夷。五十一軍的參謀長解方同志和王再天同志被叛徒告密，國民黨要抓他們，軍長於學忠知道后，立即告訴他們撤退。一一四師營長於維哲更是熱心為我黨工作，多次主動為我軍送情報，並自己花錢買了十四間半房子，專門給我地下黨開會。一九三九年春，我回到延安，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長陳雲同志和我長時間談話，為我們總結這段工作時，肯定過這個成績。

二是爭取東北軍積極抗日，堅持抗戰。東北軍東調以后不到半年抗戰就開始了。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國民黨節節敗退，韓復榘不抵抗就丟掉了全山東，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黨爭取東北軍的工作，就是要把這支軍隊變成抗日的軍隊，使之在思想上願意抗日，在行動上英勇作戰，抗戰到底。為此，我們利用合法的形式，在廣大官兵中散發宣傳品和進步書刊，進行抗戰愛國的政治宣傳。由吳琨、劉放、黃玉齊等同志負責組織了戰地服務團，在連、營、團、旅成立抗戰室、救亡室和俱樂部。這些政治宣傳活動，大大激發了東北軍官兵的愛國熱忱，增強了他們的抗戰決心。表現最為活躍的是一一○師，這支隊伍是抗日先鋒總隊改編的新軍。師長張政坊同情共產黨，參謀長趙龍韜很進步，六二八團和六二九團的團長都是黨員。這支隊伍高舉抗日愛國的旗幟，官兵團結一致大唱救亡歌曲，走到那裡就宣傳到那裡，對淮河兩岸人民很有影響。國民黨蔣介石說這支軍隊“赤化”了，不給發餉。這也難不了他們，他們就自己打土豪，借錢借糧進行抗日。蔣介石恨之入骨，把這個師解散，分編到五十一軍其他各師。蔣介石弄巧成拙，反倒把愛國抗日的種子撒遍全軍，更有利於我們在全軍開展爭取工作。

東北軍中有個學兵隊，共二百余人。他們是“一二九”運動后，平津地區南下請願的流亡學生，多系進步愛國的青年。西安事變后，學兵隊的大部分成員被發展成共產黨員。他們隨東北軍東調，被分配到各軍、師、旅、團、營和連裡，由於他們有文化，能說會寫，在改造東北軍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為了對付政訓處的特務，我們派一些同志分別打進去，掌握敵人的活動，使其陰謀破產。張樹華同志（五十一軍工委的秘密交通）打進政訓處后，做了很多工作。他多才多藝，彈拉吹唱樣樣都會，又善於接近群眾。他利用自己公開的身份與合法的手段，在敵人內部也組織了抗戰室，進行政治宣傳，並隨時送回情報。軍中擔任一定職務的地下黨員則利用職務之便，提出各種積極的建議或方案，影響軍中的當權者，使之作出有利於革命的決定。

東北軍在淮河大戰、保衛武漢的大別山戰斗、台兒庄會戰中獲勝后，向蘇魯敵后挺進。歷次戰斗中，我們的黨員同志都表現得很勇敢。一九三八年四月，徐州大突圍時，國民黨指揮無能，部隊潰不成軍，秩序一片混亂，國民黨軍官扔下部隊不管，自己化裝穿便衣跑了。在兵敗如山倒的情況下，我們的地下黨員挺身而出，一一四師的副旅長賈陶同志、一一三師的旅長張炳南同志出來收容殘部約萬人，然后集中到河南整訓，准備了向敵后挺進的力量。我們在大別山召開了軍工委擴大會議，決定向蘇魯敵后挺進，到山東和一一五師會合。我們的黨員英勇抗戰，以身作則，深得東北軍廣大官兵的信任。在黨的影響下，一般說來東北軍的抗戰是英勇的，不少官兵在戰斗中壯烈犧牲。向蘇魯敵后挺進時，由我黨力量強的一個營掩護全軍挺進。日本鬼子兩個旅團包圍了我們的駐地——大店鎮，房子被打平了。日本鬼子密集成環形沖殺過來，該營營長、共產黨員張玉璞面對強敵，英勇戰斗，直至壯烈犧牲。在這次戰斗中，我負重傷，突圍而出，和起義部隊取得了聯系。

國民黨蔣介石對東北軍越來越不信任，一直想暗算它，搞垮它，消滅它，這一險惡目的部分地實現了。一九三七年冬天，六十七軍（西安事變時和紅軍關系最好的一個軍）在上海抗戰失利。蔣介石借機要搞垮這個軍，不補給、不增援。該軍由於戰場上損失慘重，剩余部隊過江時不幸全軍覆沒。四十九軍被東調西調，在江西會編縮編后也被吞滅了。在國民黨頑固地推行消滅東北軍的反動方針和我黨正確政策的影響下，五十七軍的一一一師於一九四三年八月三日起義。師長常恩多把他的部隊交給八路軍，成立了我山東濱海軍區（解放戰爭初期改為一縱隊）。五十三軍的一部分人，在呂正操等同志的領導下，后來成立了冀中軍區，堅持了平原抗戰。

在爭取東北軍的同時，我們黨還派出一些同志去開展地方工作，爭取其他友軍和地方武裝，壯大抗日隊伍。例如，范離同志去西北軍二十六路軍開辟工作﹔張何如同志去微山湖開辟根據地﹔伍志剛、王再天、鄒魯風等同志去高密縣爭取地方武裝頭子蔡晉原﹔我在東北軍掩護下建立了宜君縣委，並劫獄救出縣蘇維埃主席，我曾九次被捕被扣，虎口余生，險些喪命。

一九三九年，由於形勢的變化，中央決定凡是在友軍中的黨組織撤出，不再發展。這時，我已回到延安，在各友軍中做工作的同志，潘紀文、韓立中、陳友三、鄒大鵬、栗又文、李士原、謝仁杰等同志也陸續回到延安。回延安后通過總結工作，我們與總參謀部會編寫出《中國軍隊概況》、《友軍與友軍工作》、《兵要地理》，還編寫出國民黨一百○二個軍和二百四十個師的系統材料，供中央和軍委對敵斗爭參考。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我黨為爭取東北軍進行了極其艱苦的工作。爭取東北軍的成功，對於推動全民族一致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具有很大的作用，這是我們黨的統一戰線策略的偉大勝利，也是我黨兵運工作史上光輝的一頁。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